下乡手记

下村

终于要下村了。不下村，是不能叫作下乡体验生活的。余亦富曾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固定一个联系的村，跟其他乡干部一样。我说不用，随时随地跟某个乡干部下去最好，这样比较机动灵活。我想尽量多跑些地方，多掌握些情况。况且我还有一些创作活动，不可能天天在乡下，固定了难免受到制约。

出乡政府大院，往右五十米，是一个三叉路口，也是集市的中心。路口的“好望角食品店”是乡企业办雷主任的妻子开的。早餐后，乡干部们都喜欢聚在食品店门口聊天，交流各自听来的新闻。聊到九点多快十点了，就各自叫一辆三轮或者吉普或者摩托，拖一路黄尘往各自包干的村而去。租车费有的付现钱，有的则是在车主的小本子上签个名，年终时找乡政府结帐。付钱还是签字，由所任职务的重要性而定。据说每年乡干部下乡的租车费相当可观，可观到乡政府实在难以承受，只好作了规定，一律不予报销。但乡干部们照租不误，只是那车票另想办法报帐。一般说来他们都有办法，因为都分管着某个部门。即使乡里报不了，拿到村里去，村里也是要认这个帐的。

这日聊天聊得差不多了，几个乡干部同时热情地邀我下村去。我答应了周书记，因为周是位亲切随和的女同志。周书记是纪检书记，有人叫她大姐，有人叫她书记，根据个人喜好而定。她挥挥手招来一辆三轮车。上车后我要付车费，她把我的手打开了：“要你付，那还像话？你别管。”我以为她会签字，但车主没有拿出本子来，待我们一坐稳，一踩油门，三轮车突突突径直往玉皇村而去。

像所有乡下的机动车一样，三轮车全身抖得咣当作响，剧烈的颠簸不时让屁股弹离座位。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的兴致。暖风携带着泥土和新鲜牛粪的气息扑面而来，明亮的阳光在绿色的禾叶上闪耀。我大口地呼吸着曾经十分熟悉的气息，心中兴奋不已。

到玉皇村不过三公里地，三轮车跑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村长（村长是习惯性称呼，正规的叫法是村主任）孟菊清站在村委会门口，三轮刚停，他就抢先付了车钱，笑道：“周书记你们来得好巧，刚摘了一桶桃子在屋里，还没来得及尝味呢！”周书记说：“还是陶书记有口福，一来就尝鲜。以后呀，回回来我都邀陶书记！”说着就把我介绍给几位村干部。孟菊清连连点头：“听说了，陶书记是个写书的，以后把我们也写进去吧！屋里坐，乡下没什么招待的，让陶书记见笑了！”

进屋坐下后，孟菊清就每人扔一盒烟，白沙牌的，比乡上发的烟刚好低一个档次。我心里虽然还是有些犹豫，但收烟的动作已十分自然。扔完烟，孟菊清就忙着削桃子。我说自已来吧，去拿他手中的刀，他却不肯，有力地将我的手推开了。边削边说，支书跟着苗乡长到江苏张家港参观学习去了，村里是他在主持工作。他是个面目黧黑的中年人，双手十分粗糙，削好的桃子明显不干净，我接过来，心里直嘀咕，表面上却毫不犹豫地大口地吃。周书记询问村里近段的工作，孟菊清头头是道地作着汇报，我在一旁仔细地倾听。当听说他们为壮大村级经济，新栽了四亩黄栀子时，我很感兴趣地提出要去看看。

孟菊清带我到了村委会屋后的山坡上。黄栀子是一种中药材，我小时候在乡下时，常常上山采野生黄栀子，晒干了再卖给供销社，赚点零用钱。新栽的树苗刚刚回青，只有小拇指粗，翠绿的小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飘扬，十分生动。孟菊清说，如果培养得好，三年后便可开花挂果，五年后便可产生效益。我蹲下身子，把鼻尖凑到树叶上，深深地一吸，一缕辛冽的气息直透肺腑。温热的地气在身下蒸腾，无论是拂动的树叶还是爬到腿上来的蚂蚁，都让人感到与大自然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真实。我站在山坡上发着呆，若不是孟菊清叫我，不知会呆到什么时候。

回到屋里，发觉午饭已经作好。方桌上摆着回锅肉、炖鸡、红烧猪蹄三钵大菜，还有一碗皮蛋和一碟花生米。团支书抱来一箱啤酒，我赶紧声明我是不喝酒的。孟菊清根本不听，说陶书记你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基层干部。再说啤酒根本不能算酒，只是饮料嘛，杯子也不用了，每人吹一瓶。说着一咧嘴，咬掉一只瓶盖，把那瓶酒竖在我面前。其余的人都自觉地抓了一瓶酒在手里，周书记也不例外。大家互助碰了碰瓶子，便朝天喝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吹字用得很妙，那举瓶朝天的样子恰似吹喇叭。孟菊清时不时替我夹菜，躲也躲不掉。除了周书记，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吹”酒的样子很豪爽，一瓶啤酒吹不了几回就没了。而且在吹完一瓶酒前，那左手是抓着瓶颈一刻不松的。我只有半瓶啤酒的量，再怎么劝，也不多喝了。他们就说，喝这点酒，不知陶书记你的文章怎么写出来的，李白还斗酒诗百篇呢！我说，能者多劳，你们能吹就多吹嘛。他们毫不客气，很快都把自已吹得脸红脖子粗，一个个都像红虾公。周书记也只吹了半瓶，他们不说她，倒把我联系上了，说，陶书记你不是个男的呢，跟周书记一样呢。

吃完饭，桌子一抹，铺上几张报纸，就开始打跑符子。孟菊清拖我上桌，我忙说不会。孟菊清不信，说牌都不会打当什么作家，是老婆管得太狠了，荷包里没货吧？我解释说真不会打，打扑克我还会一点，你们打，我在旁边学吧。他们就把周书记请上桌，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周书记手气好，几把下来就赢了两张“兵”，她还玩教兼顾，边出牌边向我介绍玩跑符子的规则。无奈我提不起兴趣，看了一会就打起了瞌睡，于是坐到一旁，从包里掏出一本外国小说来看。

太阳落到对面山坳上的时候，收了牌局，孟菊清到公路上拦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回乡政府。上车时我问：“周书记，每回下村都这样吗？”话一出口，便觉问得很不慎重，很不妥当。正后悔着，周书记不在意地说：“那也不一定，今天没什么具体事，主要是来问问情况。”

她顿了顿，又说：“干农村工作，没什么巧，就是要红的黑的都看得，荤的素的都来得，横的竖的都干得。要不，基层干部不会服你，村民也不会听你的话。”

我深深地点头，信以为然。

任务

好久没见到余书记，听说他一直在县里跑。这日他从桑塔纳里出来，向我招了一下手：“陶书记，听说你跑了好几个村了，辛苦了呀。有收获吧？”

我连连点头：“有收获有收获！”

余书记想想说：“我们乡的宣传报道工作一直很薄弱，每年市报都上不了几篇，省报更是一个空白。你有这方面的长处，是不是请你把这方面的工作抓起来？”

其实新闻报道并不是我这个搞文学创作的长处，但我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行啊！”

余书记随即从他小巧的大哥大包里掏出几份材料给我。一份是他写的《岩板坡农业产业化构想》，一份是茅家岗村花木生产情况，还有一份是乡党委如何抓教育的汇报。

当天，我就让陈一安陪我去了一趟茅家岗，“吹”了半瓶啤酒，了解了一下花木生产情况。回到乡里，连夜写了一篇报道。

第二天，我回到市里，将报道给了报社里的朋友，余书记的文章则给了妻子。妻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办的一份叫《政策研究》的刊物当编辑，有这个便利。

数天后，关于茅家岗花木生产的报道发表在市报第二版的《经济生活》栏里；半月后，余书记的大作也在《政策研究》上刊载了。据我所知，许多县乡干部都热切希望在《政策研究》上发文章，展示才华，因为这是一本给领导看的刊物，若能给领导留下某种印象，说不定对仕途有良好的影响。所以，许多人又是送礼又是托人，千方百计想将自已的文字挤进这本刊物里去。我想把这消息告诉余书记，他一定会大为高兴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余书记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眼角眉间没有泄露一丝半点喜悦的痕迹，说：“好，很好，不过力度还不够，还要加大力度。”

我有些佩服起余书记来了。他虽然比我还小五岁，但显然在政治上比我要成熟得多，是块当官的料。他的话提醒我，还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还有省报的空白在等着我去填补。

任务尚未完成，我辈仍须努力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