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手记
作者:少鸿 |
最漂亮的小洋楼
全乡十六个行政村,我已跑了十二个。
每个村都有数幢两到三层的小洋楼。小洋楼是新建的红砖楼的昵称。可见不少农民的生活有了相当的改善。不过,你瞅准村里最漂亮的小洋楼,问是谁家的,回答十有八九是村支书的。
有统计为证:我跑过的十二个村中,有八个村最漂亮的小洋楼是村支书或前任支书建的。另有两个村,支书和村长的楼房漂亮程度难分伯仲,所以没计在内。剩下的两个村是苏家铺和荷花村,苏家铺最好的小洋楼属于一个养鳖专业户(苏支书是最好的支书,似乎也由此得到一条证明,虽然他好赌),而在荷花村,则属于一家台属——那也是全乡最漂亮最气派最威武的别墅式洋楼,院子里半人高的狼狗就喂了两条。
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
教师节
岩板坡的教师节比城里更像教师节。
两座村小学校舍的落成典礼与乡助教奖励基金会的成立大会,都将在教师节这天举行。乡干部和各单位将在大会现场向助教奖励基金捐款。内部规定的捐款额为:党委书记与乡长800元,副书记500元,其他干部200元至300元。一些干部嘀嘀咕咕,私下说这是老板的政绩工程。余老板(我也认同了这个如今很流行的称呼)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及时许了愿,乡干部的捐款以后将以某种方式返还,主要是起个表率作用,造成全民办教育的良好气氛。干部们的心这才平静了些。
教师节的宣传报道工作交给我来抓。余老板说这些年岩板坡对教育投入的力度很大,但因宣传工作没到位,钱好像是扔到了水里,在县里泡泡都没鼓一个。他希望我能鼓出几个泡泡来。我当然要尽心尽力,不然就被人看瘪了。我与县电视台约好,请他们的记者来采访,并负责交市电视台播出。我还打算写篇扎实的通讯,找找市报的朋友,争取上头版,把岩板坡抓教育的事好好宣扬一下。
这日我去找乡联校罗校长了解情况,路过好望角,被周书记叫住,说邀我一起去玉皇村。我说我有事,要去采访罗校长呢。周书记鼻子里一哼:“这个罗某人,不是个好东西!”我心里吃了一惊。周书记平时温文尔雅,为人严谨,从不在人前乱议论的。事出肯定有因,我忙坐到她身边,问:“是不是有反映?”周书记说:“岂止是有反映,干部群众意见大得很,我那里检举信都有好多封。”我问:“调查没有?”周书记说:“许多事情是明摆的,不需要调查。再说,调查不调查,还得听老板的。”
话题有些敏感,我和周书记都沉默下来。
过了一阵,周书记说:“问题都是经济方面的,这年头,除了经济问题就没什么问题了……当然,这几年抓教育确实抓出了成绩,乡中学建起了新教室,盖起了实验楼,电脑都购置了几十台,可是教学水平并没有提高。再说,他乡联校的宿舍比校舍豪华得多!四室两厅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光装修就花了四五万!钱哪来的?”
我心里又吃了一惊,因为我的行政级别是科级,又有副高职称,我的住房也才五十三平米。
“我可以说,这几年乡联校是掉在钱眼里了!一年到头只知道找乡政府要钱,找学生要钱,找农民要钱!不给就是不重视教育。他们几个人,福利费发起来几百几千,从不知足。把学校也带坏了,收早稻,就要每个学生交五十斤稻谷;收了油茶籽,又要学生交五十斤油茶籽,而且规定要学生自已扛到学校去,不许家长送,也不许用车运。”
我不解:“这又为什么?”
“为什么?为了收现金!学生扛不起的,可以交现金。路又远,学生谁扛得起?亏他们想得出来,还为人师表呢!”周书记忿忿地说。
我问:“这些事,乡里都知道么?”
“有耳朵的都知道。”
“群众意见肯定大得很。”我说。
“大又能怎样?党委会上也议过好多次,但都不了了之。提意见可以民主,但最后还得由老板来集中,他说了算。”周书记舔舔嘴唇,似觉话有些不妥,交待说,“这些话你只在心里,千万莫到处说。你是外来人,还不晓得深浅。弄不好影响班子的团结。我的意思,对罗校长这种人你心里要有个底。”
我点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想去采访他了。”
周书记忙说:“去还是应当去的,工作是工作,你是报道乡党委如何抓教育,只要不把功劳记到他身上就行了。再说,乡联校的问题还不算最严重的。全乡十六个村,至少有十一个村财务混乱,多年都没有清理过,有些支书凭白条子收款支款,一年开销十几万,用村里的钱就跟用自已的一样!问题大得很呢!可是我们只处理像孟菊清那样鸡毛蒜皮的案子,还说是为了安定团结。唉。”
辞别周书记,我向乡联校方向走了一阵,又扭回头。我实在没有兴趣再去见那位罗校长了。干脆请报社的朋友来采访写篇文章吧,这样上头版更有把握些。我这位朋友在报社当着一个部主任,还有点小权力。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呀是作家呀!生活深入得怎样?有没有辅导年青女作者?还没发现?不要浪费了机会哟。什么?采访,抓教育?他妈的,教师节一来,大家都跑去抓教育了。这几天抓教育的稿子铺天盖地!不来不来,你那里又没女作者,我来干什么。什么,救你的驾?没那么严重吧?好好,我也来深入一天,先说好,没酒喝我可掉头就跑呵!”
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乡里的桑塔纳到报社把这位朋友接了来。余老板亲自作了详细介绍,又亲自陪他参观了两所新建的村小学,考察了乡中学的设施,忙了一整天。中午晚上两桌酒喝得昏天黑地,余老板都差不多要醉了。报社的朋友感动不已,连说余老板够朋友,回去后一定写篇够朋友的文章,争取发在一个够朋友的位置上。我一个人喝啤酒,但朋友也说我够朋友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我喝了一瓶啤酒。作家,你还是要挂职才能进步呀!朋友这样说,有点市委领导的派头了。
朋友走时,余老板一挥手,办公室的小李变戏法似的提出两桶茶籽油,又拿出两条“芙蓉后”烟。朋友一一笑纳。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见我这人办事还是不周全,不灵活,也不稳妥。
教师节这天,我在市报上看到了朋友的文章。无论是篇幅还是刊载的位置,果然都很够朋友,更够朋友的是,还署了我的名,让我成了作者之一。我把报纸拿给余老板看。我想他应该很满意很高兴的,便朝他脸上看。可是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半点的高兴与满意来。他嗯了一声,点点头就走开了。我马上就理解了他,这才是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老板的态度。我不理解的是我自已,我什么时候变得要看老板的脸色了呢?
教师节眨眨眼就过去了。这日杨会计又拿来一份表让我签字。说是给乡干部的捐款补贴。捐款就是捐款,既然捐了,还要什么补贴?我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也没想到老板真会兑现他的诺言。乡政府总说没钱没钱,工资拖欠几个月,这些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想管闲事,可是我也不好领这五百元钱。因为这笔钱原本是乡政府发的福利,是我不该拿的。变成捐款后又领回来,这不就像黑手党洗钱一样了么?杨会计递钱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推了一下。杨会计就说:
“陶书记,你让我为难呢。这五百元钱,你再捐也好,拿去找小姐也好,我们当兵的管不着,可你得把字签了。到乡里就按乡里的规矩办,陶书记你就莫格外一条筋了!”
我心里一怔,感到脸腾地红了起来。赶紧签了字,迅速地将那五张百元钞票塞进口袋里。我下乡已经好几个月,我一直尽量做到与大家打成一片,难道说直到如今,我还是格外一条筋?可是……我能不格外一条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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