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出版市场的“商战小说”方兴未艾。从王强的《圈子圈套》到郑涛的《破冰》，似乎都在努力打破经管书籍乏味的教条，另一方面，这类小说又处处宣传商业的可操作性。“商战小说”确实已成型为一个新的类别，还是确实承担起了“企培案例”的重任？

　　时代特征 商业社会的文学阅读

毫无疑问，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剧变。还没有一个词汇能够准确描述这种变化，所以我们只能笼统地说：精细化的文学阅读已然退出绝大部分人的阅读视野，它留下的巨大空间正由其他方式填充。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之中，阅读商业，阅读“商业小说”，已成精细文学在大众市场退场的必然。

从王强的《圈子圈套》到付遥的《输赢》，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新题材的小说所吸引，这是时代氛围使然。一方面，它们打破了经管书籍严肃乏味的理论教条式阅读观感；一方面，又给小说注入了“实用商战”的新鲜血液。从2006年到现在，虽然商战小说的派系被定位出来了，一波又一波商战小说成了畅销书的主角！从近三年畅销的《圈子圈套》系列，到新近出版的《破冰》，尽管诉求不同，但精神脉络是相承的，至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与心理起点：世界需要去理解，商业必须去学习。商业技术需要不断操练。从这个意义上讲，《破冰》中的“商场”不过是投影，真正的独门暗器，不是“小说”，而是“销售培训手册”。近两年，出版市场的“商战小说”方兴未艾。从王强的《圈子圈套》到郑涛的《破冰》，似乎都在努力打破经管书籍乏味的教条，另一方面，这类小说又处处宣传商业的可操作性。“商战小说”确实已成型为一个新的类别，还是确实承担起了“企培案例”的重任？

　　小说转型 从“揭黑”到“商战”

2000年前后，中国的现实主义重新从地摊回到了桌面上：各种揭黑类文学摇旗呐喊，迅速占据了现实主义的高地。当北京的学者开始高喊“腐败是中国经济的润滑剂”时，揭黑文学事实上迎来了它的末日。

揭黑文学家何去何从？理学硕士王晓方在写《少年本色》时曾羞涩地宣称“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作家是一条躲在水里的鱼，而文学是海”，而今，湿漉漉的他显然已经爬上了岸。继《市长秘书》、《驻京办主任》及其续集之后，王晓方迅速将目光投向“商业揭黑”。《大房地产商》巧妙地融合了2007年最引人注目的元素：钉子户、拆迁、无良地产商以及各类官员。同类小说还有乔萨的《原罪》、阳德鸿的《开发商》等，正如雷同的内容简介中所透露出来的：“地产为什么这么黑？人性为什么这么恶？留给对方的余地就是留给自己的墓地，懂得这个，你也就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创造自己的天空就会摧毁别人的梦想，你也就不会再有自欺欺人的善良。”

世界的复杂性不再被理解成单一的“官员”作恶，那么“揭黑文学”也就走到了尽头。“揭黑文学”的衰弱，开启的是“商业小说”的大门。

2006年之后，《圈子圈套》系列小说迅速在白领中流行，受惠于作者的资深商业背景，《圈子圈套》跟《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一样，最终被供进了中小企业主以及大大小小的经理们的书橱。《输赢》、《输赢之摧龙六式》、《破冰》则直接定位为“销售培训手册”，“商战”这一不入流的文学体例，终于装进了“文学”。

《圈子圈套》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职场必读指南”而走红，而《输赢》的阅读群体集中在做销售的人士当中。《输赢》作者付遥认为这本书是为“中国600万销售人员”写的。另一部商战小说，《灰商》时间跨度60年，像很多传奇故事一样，作者描述了一个商贾家族的三代传承的事业。《灰商》以祖辈的一场生意争夺开始，并且在家族内外埋伏下深重的恩怨，然后又以孙辈的一场生意争夺结束。在漫长宏大的故事背景，以及所有的生意争夺背后，潜伏的是数十年的一个阴谋和骗局，从而反思商场之上的人性演变，并且映射出他们各色各样的生意价值观。这本小说凝结着中国商贾阶层的“原罪”问题，并进行挖掘和反思。其担当的社会意义显然要深刻得多。

《商道》，作者崔仁浩。书中主角林尚沃，本是最卑微的小店员，他谋得政府允许，从而迅速走向成功，并由此奠定“天下第一商”的地位。书中充满了绝境求生的商战斗法，特别是与中国商人斗法的描写中，更是精彩无比。小说对商道与商术做了独特无比的诠释，被许多著名企业人士誉为“参悟商业最高境界”的第一书。

《基金经理》、《上市公司》等一系列小说的畅销走热，则不是写给销售员看的。持续两年的“疯牛”行情中，也促进了这一新类型小说的阅读受众。

　　叙事立场 没有调整的角度

在一部分小说传统中，“商业”是一种迫不得已。但武侠文学和造反文学中的主人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有花不完的钱。“拦路抢劫”之所以能成为古典文学中颇为诗意的桥段，原因就在于它让人看到了不再“叫卖”的希望。梁山乌托邦，事实上是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山外发达的资本主义，早已为山上的好汉们准备停当了按需分配的物质基础。遗憾的是，梁山模式失败了。梁山的失败是“和平演变”的结果吗？我看是的，当“叫卖”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伟大头领们也忍受不了无所事事的寡淡日子。因为的的确确，“卖”的本质在于“卖的意味”：丰饶，剩余，利他主义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走村串乡的货郎”这个文学意象总能激起人内心的一丝阳光，原因也正在于此。

除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之外，其余的古典英雄们似乎后来都发达了：卖米的拜了相；卖酒的招了亲；卖肉的入了将；卖刀的上了山；卖药的妻妾成群；卖炭的得了红绫；卖油的入了赘；卖柴的娶了媳；卖豆腐的偷到了汉；卖身葬父的葬了父；卖笑的升了职，当了老鸨。而现代的“商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个逻辑，商业时代的小人物通过无数的“实践”，通过一次次的“锻炼”，最后也成了商场上的红人。通俗文学满足人们幻想这一点，始终不变。

如果，还有新成分在其中的话，那么，我想，励志，不妨说，是特定“主题励志”。鼓励刚刚进入“职场、商场”的新人敢于进入这个语境去扑腾，鼓励老手们“飞得更高”！正如《士兵突击》的主题不是“一样”，商战小说的主题，也绝不仅仅是“商场”。

时代变了，故事发生的场景被置换了，叙事的手法更新了。但，作为一个类型文学的叙事立场，千年一贯。至于那个更恐慌性的问题，文学死了吗？更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