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里的秘密是他给我的一封信。信封依然是牛皮纸的，只不过这次的没有以往那么大，而是标准信件大小的。信封很特别，正面有一个邮票大小的石膏头像，长头发，大胡子，满脸皱纹（类似于马克思或者爱因斯坦那种脸），收信人和发信人处写着我和他的名字，中间用英文写着：Let’sbeLove！后面是一壶清茶，还冒着热气，下边印着一行字：ToBeInLoveWithEachOther；信封里没有照片，也没有画，那是两张同样牛皮纸的信纸，背面是放大的石膏头像，右上角印着四行小字：

多而乱的皱纹是岁月曾曾叠叠的刻度

大小深浅的斑点是过去的记忆

这就是平稳平淡的现实生活

创造出丰富的艺术生命

最下面是四个大字：

留驻记忆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X：

在一起时会兴风作浪。一旦分开，自己又时常忍受一种孤寂中的凄凉，在这落叶纷纷的秋季，这种感觉就更让自己惆怅。也许，这便是“天秤座”的我所必须承受的无奈吧！

自知很多地方做的不尽人意。让你——一个深爱自己的人一次次的失望和痛苦，自己也在责骂，怪罪着自己的良心，不该如此自私。可真的感到人活一世，有些东西就是命中注定的，人为的想去改变它，控制左右它是何等的难啊！“做梦”！

说起我，自己最近在工作上很不如意，太不顺心了，情绪也一直很低落。我想你也会猜到，发生那件可怕的事情，对我的触动和影响会很大。出来之后，下定决心，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所以，解散了乐队。虽然乐队成员和许多人都持反对意见，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因为，从我们出来以后，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与原来并无两样，还是。所以，从新开始吧！我知道，以后会有更大的困难和压力，可同时，相对来讲，我也会稍微轻松些，用不着在乐队的事物和人际关系上分散太多精力，至少可以专心创作。况且，这也是我的愿望和目的。

你怎么看？会理解和支持我吗？我现在真的渴望得到这些，因为，最近时常会感到以前很少有的一种可怕的孤独。

我很想念你（不会怀疑吧？），幸好梦里见过。回想我们的过去，前面说了，感受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失意。给你写这封信，就是想让你知道，你总会在我心里，那将是忘记你的任性，我的不好，我们的冲突，岁月的情感将包容这一切！你呢？至少，不管你在哪儿，和谁在一起，总有我在心中默默祝福你，为你的幸福和快乐而祈祷！

在我眼里，你一直都不是个很能在外闯荡的女孩子，所以出门在外，各方面一定要倍加谨慎小心才是，这是我所希望的！保重你自己！记住，好吗？答应我！

好吧，会再见到你的！

Miss，Kiss—Love

窦唯

93．10．30

我们在长春没能待到续约之日终止，离开是突然的，而且颇有些“惊心动魄”。当然，事情一旦过去，那个后来被我们一致的形容为“月黑风高”的午夜里一群“死里逃生”的北京孩子惊魂未定的“逃窜”上随便哪辆最短时间内发车的南下列车的“狼狈”经历转眼就被这帮当事人“歪曲”成也曾“刀光棒影”过的“英雄业绩”，可是凭心而论，如果那天晚上生活中真的存在“如果。”，那恐怕我们就真不是今天的我们了。

事情也可以说是由我引起的：那天晚上，我接到一首点歌，名字记不太清了，反正是一首关于老北京的歌，歌词我倒还知道一句：我爷爷小的时候曾在这里玩耍。那首歌我在出租车的电台广播中依稀听到过一两次，倒不是一丁点儿印象都没有，也没觉得它不好，只是我根本不会唱，何况那也要求演唱者具有一定的评弹基础，并不适合于我。于是我就对台下说：对不起这首歌我唱不了，可不可以换一首？常去歌厅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是时常有的，哪个歌手也不可能会唱所有的歌，一般都是换一首就了事了。可那天的那桌客人似乎有点儿成心较劲，死活要听那首歌，怎么解释都不行。既然换歌不行，那就只好换人了！乐队的贝司（就是回北京帮大家取衣服的那个）好心的放下琴过来帮我解围，说这首歌我会，要是你们实在想听，那我来行吗？没想到话音刚落，几个肉包子就飞上台来（他们那儿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听歌的，演出从晚餐开始，听高兴了再接着吃消夜。而一种类似于“狗不理”的小肉包子则是那儿巨受欢迎的“招牌”，每晚每张桌上都会摞着几大盘儿），还夹带着：“下去！谁看你呀？！”，“我们要看的是她，有你啥事儿？！”（看来是“锁定”我了）。

外边儿那帮人一直在摔东西（自己桌的扔完了就抄旁边儿桌的），叫骂着，幸亏被几个保安暂时挡住了才没冲进后台来，值班经理跑前跑后的实在处理不了了，只好派人把在外谈事儿的老板“请”了回来。那倒的确是个很讲哥们儿义气的人，冲着我是朋友的朋友（没想到Jeremy的话那么管用），不但没怪我影响了生意，还夸了句“有性格！”（本来我也没错儿）。由他“亲自”出面“调停”（当然他也说了其实用不着这么费劲儿的，打个电话叫辆警车来就全解决了。可是做生意是在名面儿上，所以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后最终达成了“圆满”的“协议”：可以不道歉，但是得出来唱两首歌，曲目可以商量，而且按照歌厅的规矩付点歌费。我觉得这是个骗局（怎么会这么轻易的“饶”了我？），可老板说了：“他们怎么说也得给我点儿面子！”，“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开的？”，“冲着我哥们儿我也不能让你在我这儿出啥事儿呀！甭怕！”。再次站到台上的时候，诺大的歌厅只剩下了闹事儿的那一桌（谁也不想盘子飞到自己头上），他们不但挪到了舞台前正中央的位置，人数也显然的增加了（打电话又叫了些人来）。我看着他们，心里充满了厌恶与憎恨，可是老板说了：“你也给大哥点儿面子。”，也只好暂且忍住，只希望赶快糊弄完那两首歌，就此了事从此永远不再见到他们。

事情没有就此了事，我和乐队（自然也是被老板劝上来的）忍耐着完成了“任务”（两段儿并一段儿，胡乱打发了），刚要收拾东西回后台，那帮人当中的一个（估计是“大哥”）忽然嚷嚷了一嗓子：“打发谁呐！大爷我还没听够呢！今儿什么时候听够了什么时候算！”（也不给老板面子了）。老板走了过来，说刚才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变卦了？“怎么着？怕不给钱呀？！”那个人从怀里掏出一捆钱，“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给我继续唱，来五十遍‘我不是个坏小孩儿’！”，“你这可就是不给我面子了！”老板当然不会示弱，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的说出这句话，一挥手，一帮保安站在了身后。台下双方剑拔弩张，台上也不含糊，乐队的小伙子本来就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又加上有了老板撑腰，冲我说了声“甭尿他们丫的！”，拎着乐器就奔后台了（打倒不怕，但琴可得先保住了——演高兴了动不动就摔琴的事儿咱可玩儿不起）。

台下看见台上要撤，说了声：“看你们谁敢动？！”，台上自然没人吃这套，这下那帮人急了，一掀桌子，双方就动起手来，混战中听到有人喊：“别让北京来的那帮跑了！”。我们撤回了楼上的宿舍，几个男孩儿放下琴就冲下去助阵了，没一会儿又急匆匆的跑了回来：“我操，事儿大了！他们丫抄刀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所有人都有点儿后怕了，也想不出什么更“高”的了，大家乱哄哄的把屋里能挪动的东西（包括床）都挪过去堵在了门口，然后关掉灯，心里“咚咚”跳着（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紧张得够呛），大气儿不敢出一声的留心着外边儿的动静。外边“噼哩哐啷”的，杂乱的脚步声，门被脚踹或刀劈开的声音，夹杂着“给我挨个屋搜！”，“看他们往哪儿躲！”。保安也都不知跑哪儿去了——大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谁都明白。眼看着声音越来越近了，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也许不止。反正当时的那种紧张程度是隔多年后很难准确体会的），男孩儿们开始卸床腿儿桌子腿儿了（准备拼了），忽然传来了警笛声，那些脚步声消失了。外边儿安静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虽然没开灯但也早适应了），一个胆儿大的说：“要不出去看看吧！”，另几个说：“先慎慎，别中了‘埋伏’！”。正说着，又传来了脚步声，大家立马又警觉起来，抄家伙的抄家伙，哆嗦的哆嗦。这一回脚步声准确的停在了门口，有人重重的捶门：“快出来！老板说怕出事儿，让你们今天晚上就回北京！”，急忙搬开东西打开门，一个保安气喘吁吁的接着说：“那帮人跑了。没抓住！临走还说饶不了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吧，车在下边儿等着呐！”。就这样，连夜收拾了东西，最后半个月的工资也不敢要了，我们被一辆警车送到了火车站。

之所以说“也可以说是由我引起的”是因为表面上看来事情的确是从我说出那句话之后开始“急转直下”的。可是难道我不该说吗？难道我不说他们就会“良心发现”吗？——如果是这样那大概事情就根本不会发生了。谁都明白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和我们——几个挺不容易大老远跑到外地去挣钱的孩子，不明白我怎么碍着他们的面子了，不明白他们所说的面子是个什么东西，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是根本无须探讨的，我也不是不明白这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为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算是逃过了那一劫，南下的火车上和同伴儿们挤坐在两节车厢中间通道的地板上的我，脸上的表情象极了现在我面前的那只玩具猫：一脸的惊恐，一肚子的委屈，两只眼睛里分别写着三个字：“为什么？！”而我们就这样在越来越多弄不明白是“为什么？”的事情里渐渐成长起来，直到有一天，眼睛里不再存在那个问号。

早就听说去东北“走穴”得多“忍”着点儿，那一回我们算是真正领教了。回到北京没多久，又听说另一家歌厅出了一件更大的事儿：两桌人因为一丁点儿的小事儿（点歌顺序，也就是谁点的歌先唱谁的后唱）叫起板来，一桌是当地著名的土流氓，一桌是有钱的高干子弟（据说是开着奔驰去的），两边为了面子互不相让动起手来，当场砍死一个砍伤两个（听着悬吧？可这是真的）。听说了那件事的我们也只有后脊梁骨发凉的再次庆幸：幸亏那天我们住的那层楼房间多了点儿，幸亏警察来得及时了点儿，幸亏，那以后很久，都不肯再去东北“走穴”了（当然人哪儿都有好有坏，希望偶然看到这段文字的东北朋友们不会介意）。

回到北京，就开始了我一直延续至今天的“租住时期”，回头想想，这些年来搬来搬去的，好象已经快把北京市内的这几个“区”全住遍了。很长一段儿时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挣到足够的一笔钱，买一个自己能够绝对做主的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思布置，也不用再看房东说话时那种总是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优越神情。开始自己开车后，忽然发现这倒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走到哪儿路都挺熟，而且，经过好多地方，都可以想起一些住在那一带的故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