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绍兴、杭州、上海，演讲、座谈、签售、游览，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忙碌的十日中国行结束了，帕慕克和追逐他的媒体也终于可以休息了。

“他只是个孩子！我们都得哄着他，其实他人很好！”帕慕克的陪同人员这样说。帕慕克，他会很适时地表达对地震的哀思；他可以在中国社科院为他倾力举办的研讨会上只露10分钟“小脸”就去逛街了；他流连于北京夜市乱糟糟的夜排档，啃着街头几块钱的玉米棒嘟囔太贵了；兴致高时他和小摊主砍价，急时也情愿做冲头300多元买一张sd记忆卡；逛灵隐寺兴头上被抓回去和官员吃饭，帕慕克就会在饭局上不给好脸色，然后一气之下独自跑到上海连西湖也不逛了；故宫逛了三次，上海博物馆去了两次，买了数万元的画册，就像一个有钱的小孩子买了一大堆玩具一样。提及他书中人物经常面临的两难——既想成为土耳其人中的一员，又不希望像其他人那样信仰宗教，帕慕克说：“这不是我的两难，而是书里人物的两难。我是个普通人，想得到生活的快乐。”

和帕慕克约定的采访时间是下午2点10分，帕慕克到酒店的时间是1点50分，先抱怨为了采访中断了在上海博物馆的游览，然后不高兴地说：“离采访时间还有几分钟，现在是我的时间，我得跑回房间休息几分钟去了。”一拿到记者为他整理的这两年有关他的报道，他像孩子一样笑着看报纸上他的模样。帕慕克不吃午饭，采访当日却点了一盘清炒虾仁和蚝油牛肉，“我不吃午饭的，但现在实在太饿了。”“你也一定要陪我吃，否则我会吃不下的。”于是，这位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在午餐上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不仅仅是保罗·奥斯特，还有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问: 听说你很喜欢颐和园里的绘画？

帕慕克: 是啊。不仅如此，我还去了故宫，故宫我前后去了三次，还是看不够。我刚刚去了上海博物馆，在那里我买了许多卷中国古画（复制品），还买了许多书。上海博物馆会把书直接寄到我家，全世界只有这家博物馆会这么做，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博物馆里买书。中国的绘画我非常喜欢。

问: 你的好几部小说名字中都带有色彩，如《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黑书》，这是有意的吗？

帕慕克: 我的书中确实有很多颜色，但那些颜色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在书中给了颜色很多笔墨，不仅仅是书名，还有小说内容中，但它们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在伊斯兰文化中倒是有不少对色彩的象征使用，但我并没有这样使用色彩。

我在小说中用了许多色彩，这是因为我是个喜欢视觉形象的人，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最初想成为画家。我书中的色彩和象征无关，吸引我的是色彩本身。我还觉得色彩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元素。我是个视觉型作者。你要是念一下我的小说，就会发现场景中的许多色彩。我就是这样写的。我喜欢形象，但并不会赋予它们第二层或第三层意义，我只是想让读者看见我想让他们看见的色彩。

问: 小说《黑书》和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风格似乎很像，你觉得呢？

帕慕克: 《黑书》可能是有点写得像奥斯特，奥斯特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和我相似的不仅仅是保罗·奥斯特，我还可以给你几个例子，比如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解读过英国19世纪著名侦探作家切斯特顿的小说。切斯特顿的书我念得不多，但我读过博尔赫斯对他的解读，因此也理解了他。博尔赫斯说，在切斯特顿小说里的每座烟囱、每棵树、每盏街灯都有某种神秘的特质。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切斯透顿、保罗·奥斯特，都有和我有相似的地方。

问: 你的小说《雪》似乎是目前土耳其世俗化现状的写照。

帕慕克: 政治题材我只写过《雪》这一部。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我通过绘画观察了土耳其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黑书》通过伊斯坦布尔的历史观察土耳其，而《雪》则是通过政治（观察土耳其）。为了写这本书，我去了土耳其小城卡尔斯。写书之前我对那个城市了解不多，我去那里住了一阵，对它做了些了解。我的目标是写一本关于土耳其现实问题的小说。

　　“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主要情绪”

问: 在《伊斯坦布尔》中，你提到了“呼愁”（Huzun，土耳其语，指一种集体的忧郁情绪）这样伊斯坦布尔独特的忧郁气质，这种情绪真的代表了伊斯坦布尔吗？

帕慕克: 我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主要情绪。我这样写的原因是，我觉得在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土耳其人失去了抱负，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成，与此相关的是一种“要矜持，不要冒险，不要赚钱”的道德观。这种情绪反映在伊斯坦布尔的诗歌和音乐当中。

问: 对伊斯坦布尔的文学描写在很长历史中成为传统。你认为它为什么激发西方的兴趣和想象？

帕慕克: 很多人写过伊斯坦布尔，比如福楼拜。因为那时候，伊斯坦布尔是最接近东方的城市。19世纪50年代，蒸汽船得到了发展，欧洲人坐船六个礼拜就能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前要走几个月。记者来到伊斯坦布尔，找的都是同一个向导，向导会说法语，把每个西方人都领到同一个地方参观，记者再回国写出报道。有趣的是，第一个记者来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在报纸上写下自己的见闻，读报纸的人感叹：“这么好玩！我要去！”于是他们去那里找了同一个向导、参观了同样的地方，又感叹说：“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见过！”描写伊斯坦布尔的东方文学多少就是这么回事：作者会注意自己的国家没有的东西。比如在伊斯坦布尔，每家后院都有墓地，死者埋在家人附近。

问: 但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这种想像力就中断了。

帕慕克: 因为奥斯曼帝国萎缩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共和国热衷于仿效欧洲，结果就变得不再有趣了。

问: 你很喜欢19世纪的文学传统，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但你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德特和他的儿子们》其实很有19世纪的风格。

帕慕克: 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在19世纪是个文学运动，但即便是实验性的、后现代的、超现实的写作中，也充满了现实主义。我想象不出完全超现实的小说是什么样的。阅读快感来自故事，故事则源自现实。有种叫科幻小说的东西，我不是很喜欢，它明显不是现实主义，但是其中有现实主义的形式。艺术如此深刻、复杂，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画画，至于我，非常想写现实，此外还有那些感动人心的故事，当然还想说我身处的生活和文化，再有就是我想叙述深刻的故事，而不是肤浅的故事，关于文化、人生的意义的故事。

　　“我要比我写的人物幸运”

问: 一年中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纽约居住、教书，那你将来有计划用英语写作吗？

帕慕克: 有人问我是不是用英文写，我说不是，我用土耳其文写，但我尝试过用英语写了几篇文章，来说明我的英文也不坏。我是个土耳其人，我当然只用土耳其文写作。

问: 你认为区分东、西方，区别不同文化，危险且没有必要，但许多民族和国家都坚持自己的文化，甚至因此而产生许多冲突，你觉得你在文化上是不是理想主义者？

帕慕克: 我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但同时也想要获取新东西。你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些新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可以是现代主义，也可以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可能有人会觉得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实际上你只是现实主义者而已，你觉得你的国家出了岔子，需要改革、革命或其他什么运动来加以纠正。我想强调这点：你觉得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许没错，但我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我是个普通人，想得到生活中的快乐。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是个政治人物，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写那方面的书。

问: 有人觉得你远离普通大众，因为土耳其还是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而你不信教。你会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感到困惑吗？

帕慕克: 我确实不信教，但土耳其人不仅仅关心宗教，他们还有经济、政治生活。这不是我的两难，而是书里人物的两难。他是个土耳其人，想成为土耳其人中的一员，但他又不希望像其他人那样信仰宗教。我要比我写的人物幸运，我生活快乐，没有像他那样被人射杀。

问: 有一段时期有人要暗杀你，你那时候害怕吗？

帕慕克:当然害怕，但警察和政府都给我派了保镖。如果有人要让我坐牢或杀死我，我会出去避避风头，但之后就会回来。我说了我有保镖。

问: 那是因为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吗？我想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可能会让你更安全些。

帕慕克: 你觉得诺贝尔奖有防弹功能？来射我的人看见奖章掉头就走？在土耳其，有些疯子不受政府控制，他们想射你就射你，才不管你有没有诺贝尔奖呢。

问:但有些土耳其人确实恨你，比如民族主义者。

帕慕克: 因为他们妒忌我，特别是男人。我也知道女人间相互妒忌，但那是另一种妒忌。男人想获得力量，想成为大人物，如果有人超过他们，他们就恨他。你提到了民族主义者，其实是种族主义者。

问: 尽管土耳其正努力成为欧盟一员，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欧盟还有分歧，你觉得失望吗？

帕慕克: 我感觉很失望，但这不是土耳其的错。向世界展示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可以很现代，并能加入欧盟，这是好事，但这至今还没有发生。

问:离开中国后，你会去哪里？纽约、伊斯坦布尔还是印度？

帕慕克:这是我的秘密，不会对你们媒体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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