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书中人物的两难,不是我的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08-06-03

北京、绍兴、杭州、上海,演讲、座谈、签售、游览,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忙碌的十日中国行结束了,帕慕克和追逐他的媒体也终于可以休息了。

“他只是个孩子!我们都得哄着他,其实他人很好!”帕慕克的陪同人员这样说。帕慕克,他会很适时地表达对地震的哀思;他可以在中国社科院为他倾力举办的研讨会上只露10分钟“小脸”就去逛街了;他流连于北京夜市乱糟糟的夜排档,啃着街头几块钱的玉米棒嘟囔太贵了;兴致高时他和小摊主砍价,急时也情愿做冲头300多元买一张sd记忆卡;逛灵隐寺兴头上被抓回去和官员吃饭,帕慕克就会在饭局上不给好脸色,然后一气之下独自跑到上海连西湖也不逛了;故宫逛了三次,上海博物馆去了两次,买了数万元的画册,就像一个有钱的小孩子买了一大堆玩具一样。提及他书中人物经常面临的两难——既想成为土耳其人中的一员,又不希望像其他人那样信仰宗教,帕慕克说:“这不是我的两难,而是书里人物的两难。我是个普通人,想得到生活的快乐。”

和帕慕克约定的采访时间是下午2点10分,帕慕克到酒店的时间是1点50分,先抱怨为了采访中断了在上海博物馆的游览,然后不高兴地说:“离采访时间还有几分钟,现在是我的时间,我得跑回房间休息几分钟去了。”一拿到记者为他整理的这两年有关他的报道,他像孩子一样笑着看报纸上他的模样。帕慕克不吃午饭,采访当日却点了一盘清炒虾仁和蚝油牛肉,“我不吃午饭的,但现在实在太饿了。”“你也一定要陪我吃,否则我会吃不下的。”于是,这位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在午餐上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不仅仅是保罗·奥斯特,还有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

问: 听说你很喜欢颐和园里的绘画?

帕慕克: 是啊。不仅如此,我还去了故宫,故宫我前后去了三次,还是看不够。我刚刚去了上海博物馆,在那里我买了许多卷中国古画(复制品),还买了许多书。上海博物馆会把书直接寄到我家,全世界只有这家博物馆会这么做,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博物馆里买书。中国的绘画我非常喜欢。

问: 你的好几部小说名字中都带有色彩,如《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黑书》,这是有意的吗?

帕慕克: 我的书中确实有很多颜色,但那些颜色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在书中给了颜色很多笔墨,不仅仅是书名,还有小说内容中,但它们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在伊斯兰文化中倒是有不少对色彩的象征使用,但我并没有这样使用色彩。

我在小说中用了许多色彩,这是因为我是个喜欢视觉形象的人,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最初想成为画家。我书中的色彩和象征无关,吸引我的是色彩本身。我还觉得色彩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元素。我是个视觉型作者。你要是念一下我的小说,就会发现场景中的许多色彩。我就是这样写的。我喜欢形象,但并不会赋予它们第二层或第三层意义,我只是想让读者看见我想让他们看见的色彩。

问: 小说《黑书》和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风格似乎很像,你觉得呢?

帕慕克: 《黑书》可能是有点写得像奥斯特,奥斯特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和我相似的不仅仅是保罗·奥斯特,我还可以给你几个例子,比如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解读过英国19世纪著名侦探作家切斯特顿的小说。切斯特顿的书我念得不多,但我读过博尔赫斯对他的解读,因此也理解了他。博尔赫斯说,在切斯特顿小说里的每座烟囱、每棵树、每盏街灯都有某种神秘的特质。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切斯透顿、保罗·奥斯特,都有和我有相似的地方。

问: 你的小说《雪》似乎是目前土耳其世俗化现状的写照。

帕慕克: 政治题材我只写过《雪》这一部。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我通过绘画观察了土耳其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黑书》通过伊斯坦布尔的历史观察土耳其,而《雪》则是通过政治(观察土耳其)。为了写这本书,我去了土耳其小城卡尔斯。写书之前我对那个城市了解不多,我去那里住了一阵,对它做了些了解。我的目标是写一本关于土耳其现实问题的小说。

  “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主要情绪”

问: 在《伊斯坦布尔》中,你提到了“呼愁”(Huzun,土耳其语,指一种集体的忧郁情绪)这样伊斯坦布尔独特的忧郁气质,这种情绪真的代表了伊斯坦布尔吗?

帕慕克: 我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主要情绪。我这样写的原因是,我觉得在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土耳其人失去了抱负,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成,与此相关的是一种“要矜持,不要冒险,不要赚钱”的道德观。这种情绪反映在伊斯坦布尔的诗歌和音乐当中。

问: 对伊斯坦布尔的文学描写在很长历史中成为传统。你认为它为什么激发西方的兴趣和想象?

帕慕克: 很多人写过伊斯坦布尔,比如福楼拜。因为那时候,伊斯坦布尔是最接近东方的城市。19世纪50年代,蒸汽船得到了发展,欧洲人坐船六个礼拜就能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前要走几个月。记者来到伊斯坦布尔,找的都是同一个向导,向导会说法语,把每个西方人都领到同一个地方参观,记者再回国写出报道。有趣的是,第一个记者来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在报纸上写下自己的见闻,读报纸的人感叹:“这么好玩!我要去!”于是他们去那里找了同一个向导、参观了同样的地方,又感叹说:“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见过!”描写伊斯坦布尔的东方文学多少就是这么回事:作者会注意自己的国家没有的东西。比如在伊斯坦布尔,每家后院都有墓地,死者埋在家人附近。

问: 但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这种想像力就中断了。

帕慕克: 因为奥斯曼帝国萎缩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共和国热衷于仿效欧洲,结果就变得不再有趣了。

问: 你很喜欢19世纪的文学传统,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但你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德特和他的儿子们》其实很有19世纪的风格。

帕慕克: 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在19世纪是个文学运动,但即便是实验性的、后现代的、超现实的写作中,也充满了现实主义。我想象不出完全超现实的小说是什么样的。阅读快感来自故事,故事则源自现实。有种叫科幻小说的东西,我不是很喜欢,它明显不是现实主义,但是其中有现实主义的形式。艺术如此深刻、复杂,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画画,至于我,非常想写现实,此外还有那些感动人心的故事,当然还想说我身处的生活和文化,再有就是我想叙述深刻的故事,而不是肤浅的故事,关于文化、人生的意义的故事。

  “我要比我写的人物幸运”

问: 一年中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纽约居住、教书,那你将来有计划用英语写作吗?

帕慕克: 有人问我是不是用英文写,我说不是,我用土耳其文写,但我尝试过用英语写了几篇文章,来说明我的英文也不坏。我是个土耳其人,我当然只用土耳其文写作。

问: 你认为区分东、西方,区别不同文化,危险且没有必要,但许多民族和国家都坚持自己的文化,甚至因此而产生许多冲突,你觉得你在文化上是不是理想主义者?

帕慕克: 我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但同时也想要获取新东西。你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些新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可以是现代主义,也可以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可能有人会觉得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实际上你只是现实主义者而已,你觉得你的国家出了岔子,需要改革、革命或其他什么运动来加以纠正。我想强调这点:你觉得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许没错,但我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我是个普通人,想得到生活中的快乐。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是个政治人物,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写那方面的书。

问: 有人觉得你远离普通大众,因为土耳其还是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而你不信教。你会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感到困惑吗?

帕慕克: 我确实不信教,但土耳其人不仅仅关心宗教,他们还有经济、政治生活。这不是我的两难,而是书里人物的两难。他是个土耳其人,想成为土耳其人中的一员,但他又不希望像其他人那样信仰宗教。我要比我写的人物幸运,我生活快乐,没有像他那样被人射杀。

问: 有一段时期有人要暗杀你,你那时候害怕吗?

帕慕克:当然害怕,但警察和政府都给我派了保镖。如果有人要让我坐牢或杀死我,我会出去避避风头,但之后就会回来。我说了我有保镖。

问: 那是因为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吗?我想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可能会让你更安全些。

帕慕克: 你觉得诺贝尔奖有防弹功能?来射我的人看见奖章掉头就走?在土耳其,有些疯子不受政府控制,他们想射你就射你,才不管你有没有诺贝尔奖呢。

问:但有些土耳其人确实恨你,比如民族主义者。

帕慕克: 因为他们妒忌我,特别是男人。我也知道女人间相互妒忌,但那是另一种妒忌。男人想获得力量,想成为大人物,如果有人超过他们,他们就恨他。你提到了民族主义者,其实是种族主义者。

问: 尽管土耳其正努力成为欧盟一员,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欧盟还有分歧,你觉得失望吗?

帕慕克: 我感觉很失望,但这不是土耳其的错。向世界展示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可以很现代,并能加入欧盟,这是好事,但这至今还没有发生。

问:离开中国后,你会去哪里?纽约、伊斯坦布尔还是印度?

帕慕克:这是我的秘密,不会对你们媒体说的。

上一篇:余秋雨重出《文化苦旅全书》 出错部分被删   下一篇:《暮光之城》作者简介及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