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作品集

我是刚来美国不久后，在一家旧书店里碰到卡佛的书的，之后的几年中，断断续续地买到了他全部的小说集。翻译时手中用的１９８９年版的英文本《大教堂》，是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名叫“节俭的缪斯”的二手书店里淘到的。像卡佛中的人物一样，我是在租来的房间里，躺在捡来的床垫上，读卡佛的小说的。对卡佛的喜爱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床垫下面的地板，正在我的每一次辗转反侧时，生硬地硌在我的后背上。

１９８３年，就在卡佛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出版的那年，英国著名文学杂志Ｇｒａｎｔａ的编者按宣布“一种新的小说正在美国出现，一种罕见而慑人心魄的小说，不仅和现有的任何英国小说不同，也和我们惯常理解的美国文学不同。”两年后，美国本土的《密西西比评论》重复了英国评论家的话：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声势浩大。在这种被命名为“极简主义”（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文学或是“肮脏现实主义”（Ｄｉｒｔ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中，卡佛不仅是最重要的代表，而且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这种“新小说”的始创者。很快，已经有评论家不无兴奋地发现某大学竟出现了“‘模仿卡佛’小说竞赛”；很快，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资深评委已经抱怨起“卡佛式”小说过于泛滥了。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明威之后最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在１９８３年以前，还常常要担心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时刻都会有被别人拿走的危险。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像的。在多年的辗转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１９６１年就开始发表小说，１９６２年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后来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的改善都谈不到。１９６７年，就在他的名篇《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那年，他被迫正式宣告了经济破产，就在这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１９６８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１９７０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１９７２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１９７４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１９７６年３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能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就在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７０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８０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一个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的精装版到了１９８４年就已经卖出了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１９９３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九篇卡佛的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了电影《浮世男女》，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屁股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房东拿走”。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簸流离。但就是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自己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自己的四本小说集创作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Ｈｏｐｅｌｅｓｓ－ｖｉｌｌｅ）。

似乎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卡佛在他的小说中发展了被评论家标榜为“极简主义”的文体。就像生活把卡佛小说中的人物毫不吝惜地剥了个精光一样，卡佛把自己的文字削到瘦骨嶙峋。就像他和他的小说人物要在生活中省吃俭用一样，卡佛报复一般地成了文字的吝啬鬼，剔掉了修辞，反讽，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当评论家赫金格第一次用卡佛标榜“极简主义”小说时，她下的定义是“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小说家杰弗里·伍尔夫更干脆地把卡佛及他的追随者命名为“减法者”（ｔａｋｅｒ－ｏｕｔｅｒ）。在访谈中，卡佛经常提到，一篇小说，他往往要“削” 十五到二十遍，一个四十页的初稿定稿时可能只剩下一半。是他对文字毫不宽容的刀劈斧剁，让卡佛成了作家里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Ａｌｂｅｒｔｏ Ｇｉａｃｏｍｅｔｔｉ，１９０１—１９６６）。是他对沉默的尊重和对无言的理解，让卡佛成了小说家里的约翰·凯奇（Ｊｏｈｎ Ｃａｇｅ，１９１２—１９９２）。

一些评论家兴奋地指出，极简主义似乎终于带着美国叙事文学，走出了六七十年代以约翰·霍克斯、托马斯·品钦及约翰·巴斯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超小说的文字迷宫，而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与他们不同，卡佛不再沉溺在文本间的交叉互文，而重新回到了现实与文字的纠缠之中。评论家布鲁斯·韦伯准确地指出，与超小说作家不同，卡佛不再致力于表现文字本身的虚构和生活闹剧一般的武断，卡佛笔下的世界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的沉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卡佛和卡佛式作家对这种文体欲言又止的时候，恰恰是超小说大师，最有号召力的“加法者”（ｐｕｔｔｅｒ－ｉｎｎｅｒ）约翰·巴斯，以一种喜恨交加的语态，为“极简主义”文学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义：“极简主义美学的枢纽准则是：艺术手段的极端简约可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即回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即使这种节俭吝啬会威胁到其他的文艺价值，比如说完整性，或陈述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如果说人物和情节仍延续了卡佛早期作品的灰暗和无法自拔的话，在几篇篇幅较长的作品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卡佛把自己那扇一直尘封的天窗推开一条缝隙，洒下了一点点光亮。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一系列小人物在生活的泥潭里摸爬滚打：重逢恋人被轰出了刚刚借来的房间（《瑟夫的房间》）；生活就像坏掉的冰箱里的食物一样腐臭变质（《保鲜》）；奔波的人失望地离开，扔下了曾经挚爱的东西（《马笼头》）；父亲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下火车去见来接站的儿子（《软座包厢》），甚至因耳屎堵住了耳朵而带来的不便和恐惧（《小心》）。交流的匮乏和艰难，成了整部小说集凸显的主题，不管是在父子间、情人间、夫妇间，还是朋友间，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之间，语言和身体的交流成了所有灰暗中最苍白的角落。但在《好事一小件》、《电话来自何方》以及《大教堂》中，卡佛正在步履维艰地一点点“远离那威胁性的模糊，朝着希望而不是恐怖迈进”，不管这种希望是多么的微弱和渺茫。我们读到了一对刚刚失去儿子的夫妇和一个一直打来骚扰电话的面包师之间的和解；一个酒鬼鼓起勇气，准备拨通妻子的电话；一个男人放下了心理的抵触，在一个盲人的指触下，闭上眼感觉着大教堂。在访谈中，卡佛解释了自己的改变：“我想，现在的感觉更加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就在《大教堂》出版的五年后，也就是卡佛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和写作的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作是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可能没有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１９８８年８月２日要了他的命。那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在一次生前的访谈中，当被人问起他对学习写作的人有什么建议时，卡佛这样回答：

“我以前的写作教师曾经跟我说，‘你做好了忍饥挨饿十年的准备了吗，而且在十年当中，干各种做牛做马的工作，忍受各种回绝、遗弃和挫折了吗？如果这样过了十年，你还在写作，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会跟想写东西的人说这些，但我会跟他们说，他们必须坚持写，并诚实地写，写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重要的事。如果他们幸运的话，有一天，会有人读的。”

按照卡佛自己的标准，卡佛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