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季娜伊达和鲍里涅维奇充分地尝到了爱情的欢乐。虽然爱情迟迟到来，但是极其热烈。他俩的感情已发生了变化。他俩对此觉得很有意思，并确信彼此都很满意。爱情使两人变得更聪慧，赋予他俩了解对方愿望的能力。爱情启开了他们的心灵之窗，使他俩感情有如急流奔涌。爱情使两人相信，言语、偶然的手势和动作都有互为对方理解的含义。他们温情脉脉，窃窃私语，柔情蜜意超出了想象。两人海誓山盟，心心相印。爱情从他们的记忆中挤走了前不久的追求、希望和幻想。季娜伊达不再想教研室、荣誉和支配别人的欲望了。漂亮而冷酷的女助教忘了自己的年龄和地位，忽然变得象娇滴滴的小姑娘似地用那挑逗男性的扭扭捏捏的举动和声调行事说话。她也忘了那一次自己曾经对“一心寻找家庭安宁幸福的可爱的小傻瓜们”的严厉训斥。她过去常说，“男人无论勇敢、力量还是性格都不能使她满足。这一切在自己身上都有。”

这对恋人在其他方面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俩都特别勤奋。和从前一样，女助教在狞猎中熟悉野兽的脾性、跟踪野兽的本领和知识使男朋友钦佩不已。她能根据树上蘑菇的分布、被破坏的鸟窝、树杆中储藏的松果准确地找到松鼠的巢穴。她懂得怎样引起野兽的好奇心，巧妙地引兽出洞。好奇而轻信的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咯嚓咯嚓地发出声响引起对自己的注意，直到一声枪响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谁教会您这些本领的？”他钦佩地问道。

“生活。”她因为不能对他讲出一切而感到难过。

她从小就养成了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和隐藏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习惯。生活——战争使她懂得，对付敌人要把武器隐蔽起来。应当让别人什么也不了解你：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一切都会对你不利。她从不外露自己的思想，希望把思想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里。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想让鲍里涅维奇窥视一下她内心的秘密。

“当把您和您的躯壳分开时，”她问他，“您会感觉到吗？万念丛生，象蜜蜂似地飞来飞去，心中感到无比舒轻松。一切看来都是可望可及的，没有任何限制。突然心中升起一种不祥之兆，昏迷一阵散开了。思想仍然又回到狭小的身体躯壳里。”

没有，他作梦也没有这种感觉。

“您曾有过一种无名的恐惧吗？家里寂静无声，没有个。突然听到一声响动，你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就说现在吧，您站在衣柜旁边，而我却看不见……”

鲍里涅维奇想谈别的。他觉得他自己无论是思想还是说话都很轻松。他讲起自己到远方的旅行，谈起自己成功地猎取熊和狼的事。还讲了他曾有几年闭门不出的事。

“您在野地里露宿过吗？”他幻想似地问道。他如同往日，深沉而远眺、冷淡而心不在焉的目光从她的脸上掠过：“你躺在温暖的草地上凝视着天空。天空一片漆黑，只有星星在对你眨眼睛。突然一朵红云从树林后面腾空而起，射出光芒，燃烧起熊熊大火，好象烟雾一般散开了，满天都亮了起来。那火光燃烧着弯曲了。一把通红的镰刀高高挂在天空……午夜你一觉醒来，月亮又好象不见了……黑暗、露水、寒冷……”

他不说了，陷入了沉思。脸上泛着红光，眼睛温柔湿润，无忧无虑。

爱情没有影响一对恋人的日常工作。鲍里涅维奇给大学生讲课，考查，写论文。季娜伊达潜心钻研自杀的规律，为鲍里涅维奇的理论寻找论据。她以细心和机敏不断发现新的论据。他对此非常高兴，好象是两人在共同完善着这篇科学论文。

“您想想那些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她举例说明新的看法，“河流上涨，淹没了城市乡村。忍饥挨饿和无法睡眠的人们在树上栖身。虚弱和生病的人们担心从树上摔下来，只好似自己捆在树上。但谁也想不到要自杀。面临危险的人的自卫本能不允许他们自杀。”

鲍里涅维奇同意这一正确的观点。接着她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有个国家鼠疫猖獗。老人儿童都死于这一瘟疫。每个人都自身难保。但没有人自杀。人有自己的目的——为生存而斗争时，是不会自动走向死亡的。”

鲍里涅维奇对这一论据也表示满意。

“战争爆发了，”受到鼓舞的季娜伊达继续说道，“人们处在精神和物质困扰中，有的人置身于敌人机枪扫射下的肮脏的堑壕里。周围是死亡和穷困，但没有人自杀。爱国者是不自杀的。崇高的理想加强了自卫本能，对痛苦也就不那么敏感了。即使面对敌人也不能阻止求生的欲望……”

爱情带来极大的欢乐，但也使季娜伊达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以前白天无论怎样忙得团团转，但一到晚上这一切就会结束。到了家，把自己的假面具和衣服都一起剥下来了，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前，她是真正的她。恋爱使她失去平静。她和鲍里涅维奇不论在教研室，还是在宿舍总是形影不离。疲惫不堪的季娜伊达心灵受到温暖，充满了对给予和唤起她这种欢乐的人的感激之情。她以狂热的希望冲刷着以往的阴影，在男朋友面前焕然一新。听他柔情的赞扬，接受温存，并给予回报，但这又不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太难了。想中止和抑制自己眷恋的想法是很不可靠的。她过去不允许自己有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总是时隐时现

在一次与鲍里涅维奇坦率的交谈中她不知怎么说出想把自己的著作献给一位职位高的人，哪怕此人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也好。鲍里涅维奇指出，不应当让这种人无功受禄。

“以前我也是这样想。”她以一种饱经风霜的人的口气讥讽地说道，“我原来的教授曾说过：‘明智的学者将自己的成就奉献给不学无术的人，是为了博得信任后反过来反对他们。’我曾反对过。我说，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这样干的。他回答说：‘因此桂冠常常是摆在这些学者的坟墓上，而不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戴在他们的头上。’”

鲍里涅维奇哈哈大笑，称她的老师是‘怪人’。

另一次，当他对自己的爱犬温存，喂它吃美食时，季娜伊达对他嘲讽地说：

“您对一条狗如此温情，好象除了它之外在您的生活中没有更亲近的人了。”

“瞧您多么能夸大其词啊，”他认为这是开玩笑，“我还有人民。如果您还想知道的话，全人类都是我的亲人。”

“人类对您又能怎样？”她轻蔑地说道。他把她的轻蔑当成是在挑逗他，“有这么一个人说过，狗是唯一爱我们胜过爱自己的生物。”

有一次，类似的谈话使鲍里涅维奇动了火，这是在季娜伊达的房间里。她患流行性感冒已五天了，尚未痊愈躺在床上。她两肘支着在枕头上休息，说话时没精打采。谈到了婚姻恋爱和家庭，后来突然又谈起了生活中严酷的规律。她说有多少活人包围着我们，这些人是如何地残酷。幸运者是稳坐在马鞍上的人。有些人生怕从马上摔下来被自己的坐骑踩死。这些人其实是不幸者。

“您应当承认事实如此。”她坚持道，“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如此。”

鲍里涅维奇哈哈大笑起来。

“您把互相仇视的哲学，人类的战争同工人阶级的斗争相提并沦吗？您怎么尽瞎扯一气？好一种哲理！但这种哲理既不公正又没有爱，这种邪说认为人与人是狼。这不是斗争，而是打架！”

他没把这种看法看得很严重，认为这种看法是种变态的胡言乱语。她连日发高烧说胡话，可能是不自觉地在胡扯。

季娜伊达对鲍里涅维奇的这种宽宏大量有自己的理解。“他和我一样，”她心中对自己说，“说的是一套，而心里是另一套。这更好，这就不会妨碍我们互相说真话。”

“您也不必装腔作势，装出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样子。”她毫不注意地继续说，“只有上帝能够从无到有创造出世界，我们只能卑鄙地为自己造福。”

“有可能，”他忍不住气愤地答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不要幸福。”

鲍里涅维奇认为她在嘲笑他今天说的话，生气地走了。女人由于固执什么话说不出来。

她因认为鲍里涅维奇心里同意她的看法而感到兴奋，就想对他撕下自己的伪装和两面派手法。她决定将自己过去和不久前的往事毫不保留地和盘托出。自己苦难的经历会引起他的同情，使爱情得到美满的结局，他会成为她的终身伴侣的。

先有难舍难分的眷恋和感情的交流才有真诚坦率的吐露。棋盘上卒子走动了，军官移位，那么……出现了意外的迟延——王，女王和几个侍从那天晚上却没有挪动。

接着是她长时间的自述。季娜伊达生于一九○○年。父亲斯捷潘-米哈伊洛维奇-普洛特尼科夫是哥萨克骑兵大尉。那时他指挥着守卫中东铁路的骑兵部队。这队骑兵打着剿灭红胡子匪徒的旗号主要是对付中国的和平居民。哥萨克遵照军方的命令对居民残忍无比。有关同“敌人”冲突的战报不断送往彼得堡。彼得堡向邻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派大军围剿。这位走红运的骑兵大尉受到嘉奖，士兵们也得到了半个银卢布的赏金。

骑兵大尉把白己十岁的女儿从首都接到部队。给她穿上男子的服装，教她射击。这成了这个女孩子生活中的大转折。在她的心目中男人服装是与女人趣味决裂的象征，说明她已加入了男人的行列，好象她已变成无愧于崇高使命的人。她学会了骑马，参加狩猎，亦翻山越岭行军。小姑娘接受了男人的生活方式。尽管讨厌，但也常常和男人们在一起喝酒，说假话，还经常打男孩子耳光。

有一天父亲把文书安德烈-雅宏托夫叫来抱怨上帝没有赐给他儿子，而是一个女儿。他为女儿学会喝酒感到后悔，要文书教她学文化。

这可是一件不讨好的差事。对军人生活更感兴趣的野丫头对读书和写字是格格不入的。使老师吃够了苦头。她不断地向父亲告状，她不择手段地说假话污蔑中伤老师。这种乖巧的告状闹得年轻文书无法再教下去了。但这位不久前的大学生又不敢提出不干。

后来母亲把小姑娘带到敖德萨，脱掉男人衣服换上了连衣裙。女儿为此大为不满，她把可恨的裙子撕成碎片。她瞧不起女孩子，仍然和男孩子在一起打闹。

父亲在白军中死去了。妻子为此伤心，但为时不久……

季娜伊达中断自己的故事不说了。她给自己和鲍里涅维奇倒上酒，一口喝完，又倒一杯。酒增加勇气，她说得更加自言，目光更加粗野，还处在回忆往事的兴奋之中。悔恨忧伤的口气消失了。骑兵大尉的女儿追求的不再是同情和怜悯了。而是在夸耀她的英豪气概。

那时那个大学生文书雅宏托夫帮了她的忙。是他把二十岁的季娜伊达带到了莫斯科，帮她找到了工作，并准备上大学。

“后来，”最后她说道，“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我的任何履历表上您都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段经历。”

她在他面前摆出几张照片。他看到一个身着戎装的孩子，旁边站者高大的父亲——骑兵大尉，还有一个扭扭捏捏的瘦小女人。再有一张是身穿时髦连衣裙的十六七岁的小姐。

“您爱怎么评论我就怎么评论好了。”她说道，“但不要忘了，我们的命运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并不是全部。在她的记忆中有很多暗淡失色的东西。往事使她感到害怕。她有很多事没有讲出来。

他俩分别时已过了午夜。由于谈起往事而心情激动，她久久没有入睡。

鲍里涅维奇从季娜伊达的悲伤叙述中得到了经常使他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他明白了她为什么把生活、社会看成是兽群。为什么她认为科学研究中只有弄虚作假才能站得住脚。悲惨的过去使她丧失了认清生活真谛的能力。她认为人的爱是不会使生活幸福。要获得幸福必须善于消除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她的谬误使她盲目。这将会残酷地惩罚她的。他有责任帮助她改正谬误，看到人生的真谛。

季娜伊达把鲍里涅维奇对她宽容的批评当作是宽恕她的罪过。他好象也承认是这样。他俩都有权有自己的信念：赞扬革命，为革命成果而欢欣鼓舞或是诅咒革命成果。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他俩的爱情。学者是能同不同见解的人相处的，有时其至还要抬高他们。

季娜伊达认为白己的盘算万无一失。她让早先的软弱和秘而不宣的思想纵情流露出来。他常常看到她酗酒，越来越放肆地表白自己的内心想法。

“两千年前，”有一天她说道，“罗马人——文化传播者也和我们处在一样的地位。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被自认为是近在咫尺的地上天国的无知想法所迷惘。我认为我是野蛮人中的罗马人。广场上、大街上人们粗野地推挤我。电车上、公共场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使我喘不过气来。”

最后几句话她说得凶相毕露，她的脸变得狰狞可怕。

鲍里涅维奇反对她的观点，尽管目前的社会形式还不尽善尽美，但不能求全责备。成为人类希望的社会变革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完成。最初几十年不可能令人一切都感到满意。

他的长篇大论和热情使她不悦，但又担心惹他生气。她装出很有兴趣地听他讲的样子，让他觉得他的说教很吸引她。否则，弄不好他会大发脾气，无法平息他的怒火。她没有忘了那一次他被激怒，头也不回地疯狂跑走的事。

鲍里涅维奇心中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仍然认为他爱她，和以前一样对她温存。他仍然幸福地憧憬未来；争论中他懂得了分寸；他默默地承受着怀疑和受屈的折磨。但是往日的信心被某种别的东西所取代了。他开始发现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东西。好象有人从内心里支使他的注意力转向过去从未注意过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总是在观察，想不这样可越来越难。有一次打猎时当她猎获一只野兔时，她那凶狠的目光和残酷的表情使他感到惊讶。暗藏在她黑暗的心灵深处的残忍本性流露出来了。她同样冷漠地用枪托把山鹑的脑袋砸烂，把一只离开母兔的小野兔的头也砸得稀烂。

“别这样，”鲍里涅维奇推开她的手求她，转过身去不忍目睹这种残忍的举动。

“您作为一名法医也太有点伤感主义了，”她讥讽地笑笑，“您尽给飞鸟和昆虫唱赞美诗，喜欢天真可爱的生物。可您看长尾山雀，它把粉红色蝴蝶连翅膀都一起给吃了。”

她脸上轻蔑和幸灾乐祸的表情伴随着蔑视的说话口气。只有当偶尔什么龌龊不祥之物落到脚底时人们才这样说话。

在一次考试期间，一个女大学生向鲍里涅维奇抱怨季娜伊达老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说她不喜欢学生。她讲起一次考试的情形。“您为什么给我打不及格？”女学生问助教。“这是因为男生太喜欢您了。”女助教回答说，“您不配有这样的幸福。象您这样的女孩子不会成为一位有才能的学者，也不会成为一位正派的医生。”

类似这样的话以前就有人对他说过，但他没有重视。她是善良的，爱孩子，爱老人和病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不可能会这样冷酷无情。女学生的抱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听人们怎样谈论女助教了。大家说她心肠不好，不关心他人的疾苦，而且还很厌烦。鲍里涅维奇企图为此寻找辩解，但这是徒劳。他的疑心加重了，他感到痛苦和烦闷。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而且来得如此突然。

鲍里涅维奇在法院遇到一位年轻的法医，他们谈起一起难以侦破的棘手案件。他查不清楚是挥金如土的出纳员开枪自杀，还是盗匪把他打死的。年轻法医请鲍里涅维奇帮助他。

“您去找我们的季娜伊达吧，”鲍里涅维奇说道，“她有一篇关于火药药灰痕迹的著名论文。她自己对各种武器也很在行。”

“谢谢，正派人是不应当同她这种人打交道的，”法医突然这样回答道，“请原谅我粗直的言词。是她害了我的父亲达里涅茨基教授的。父亲临死前写信告诉我的。”

鲍里涅维奇本想保持沉默，他觉得过于好奇是不应该的。但良心早就是他的严厉的审判法官，他不能沉默。

“我认识您的父亲，”鲍里涅维奇满怀同情地说道，“他的不幸真可惜。我们都坚信他是无罪的。请问，季娜伊达与您父亲的死有何关系？”

“不清楚。”年轻法医不说了。

偶然交谈引起鲍里涅维奇极大的不安。这是真的还是诽谤，或是企图使他俩闹翻的挑拨？但愿不是真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天季娜伊达回到家非常高兴和得意。她去找一天没有看到的鲍里涅维奇，并邀他一起去看歌剧。她有两张票，应当赶快动身。

他要她坐下，说道：

“您对我并不很坦白，您的过去没有全告诉我。我要您想一下有关达里涅茨基教授的事。我很想知道。”

他话语简短，声音不高，举止安祥平静，丝毫没有歹意。她妩媚地一笑说道：

“我一时很难想起来，咱们在幕间休息时谈吧。快穿衣服，时间不多啦！”

“晚不了。”他仍然平静地说道，“我想知道您上大学时出过什么事？您同达里涅茨基教授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是我的情人。“她戏谑地说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七十岁的老头子。怎么样，满意了吧？现在快走吧。”

爱情是天真轻信的无穷的根源。季娜伊达没有想到，她是多么的不谨慎。

“我跟您说过了，”她越来越不耐烦地说，“咱们在幕间休息时再谈。得啦，您就让步吧，别和我争了。”

“我不去了，”接着是不友好的回答，“您说说您和达里涅茨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最后一次问您。”

季娜伊达气极了，粗暴地问道：

“您干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干么要这样贬低我呢？谁灌输给您这种诽谤的，您说，说呀！”她越说越气，“您怎么不说话啦？”

她觉得再说一句不好的话，他就会火冒三丈，急风暴雨地向她劈头盖脑而来。“一生气我就把握不住自己！”她想起他的话，“为了不让自己发脾气我费了多么大的劲啊。”灾祸已临头，可她也无法自己了。

“达里涅茨基教授是告密的牺牲品。我没有必要对您讲这些。”

“谁告密的？”鲍里涅维奇紧迫不放，他已不再隐瞒他对她的不信任了。

她装出再没有什么可谈的样子打算回到歌剧的话题上。但他警告道：

“您还没有说是谁告密的。”

“安德烈-雅宏托夫。就是那个文书。”她装出冷静的样子。

“为什么？”

“我没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

“您有责任！”鲍里涅维奇大吼一声。根难相信这可怕的吼声竟是不久前对她还那样温柔可亲的人喊出来的。

她充满了恐惧和厌恶说道：

“好吧，我告诉您。是他包庇了我。达里涅茨基教授要我把隐瞒多年的情况填表。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情况？”他仍然激动地问道，“您说得明白一些。”

和盘托出她是做不到的。这代价太高了。不论是鲍里涅维奇，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应当让他息怒，她只好向他吐露一部分！

“德国人占领时期我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好象是从牙缝里往外挤似的……

“德国人占领时期？”他打断她问道。

“是的。是德国人。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被俘的医生不是也在为人家看病吗？在我国不是也医治德国俘虏吗？”

他猜出在这半真半假的招认中还隐藏着某种更严重的事实。他仍穷追不放，继续问道：

“为什么您不同意把这一情况填进表里？”

“您干吗什么都要知道？”她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就说这是因有某种隐私之故罢了……我有这种权利吧？……找时间再和您谈。现在不谈……同意吗？”

“我在等着您的回答。”他迫不及待，又大声说道，“您是在考验我的耐心！”

她明白了，如果不把问题谈得一清二楚，他是不会冷静的。还是由她自己谈出为好，达里涅茨基的儿子是说不出好话的。

“达里涅茨基不满意我的解释。他暗示我与德国军官来往的事。”

“他暗示过您？”

“我和一个慕尼黑的年轻军官认识这是真的。我下班后他经常送我回家。他叫阿尔弗莱德，会讲俄语。我们常常一起交谈。”

“达里涅茨基怀疑您什么？”

没有马上回答。季娜伊达耸耸肩膀，扬起头，好象回想教授想给她加的罪名，看来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没有把握地说道：

“具体的说不上来……看来他是怪罪我和一个盖世太保交往甚密。”

“您知道他是盖世太保吗？”鲍里涅维奇继续问道。

“这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阿尔弗莱德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步兵连连长。”

接着是长时间的停顿。鲍里涅维奇向门口走去，没有回身，默默地站在那里。

“您可为祖国帮了大忙。”他仍然避免看她，说了一句。

季娜伊达这时已丧失理智，对对方仇恨地瞥了一眼，恶毒地冷笑一声道：

“您知道祖国对我帮了多么大的忙吗？当我还不到十九岁，我的父亲不经审判和调查就被枪毙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饶恕！”

仇恨使她变了形：缩小了的瞳孔射出凶光，嘴巴歪斜。紧攥着拳头威胁地在挥动。鲍里涅维奇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看她这个样，鲍里涅维奇的火气反而平息了一些，便平心静气地继续严厉地问她。

“那么后来雅宏托夫怎么样啦？”

“不知道。”她回避答。

“后来雅宏托夫怎么样啦？”他重复了一遍。

“他好象后来被判了刑，”她回答道，“在流放地死去了。”

她本应当再补充说：“他乖乖地按我的意志行事：诬陷了达里涅茨基……我用不着他了。”

“怎么样，满意了吧，您这样审问自己未来的妻子，不觉得可耻吗？”她妩媚地微微一笑，和刚才判若两人。

“您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妻子！”他坚决地回答道。

那天晚上他俩哪里都没有去。季娜伊达回到自己的房间，鲍里涅维奇阴郁地陷入了沉思。难以忍受的屈辱和痛苦在折磨着他，他突然感到孤独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幸的预感。他真的爱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吗？他真的不能缺少她吗？没有她就不能决定什么事，这是怎么回事？她从哪儿来的这种魔力？他视为宝贵的形象原来不过是卑鄙的伪装，而在这形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另一种灵魂。天真无邪的少女就是这样爱上舞台上的演员的。演员头发稀疏的秃顶用华丽的假发盖住了。凹陷的胸部和干瘦的胳膊里上了缀满金线的衣服。扁平的脸上流着油彩。直到王子脱下戏装，抹去脸上的油彩酗酒时，少女的爱情也已够了。所有的人都戴着假面具——季娜伊达就是这样认为的。也可能是这样，但完全取决于使用的分寸。他将永远记住这个伪装巧妙的季娜伊达。一个人爱上一个幽灵，还对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人表示温存，这是多么可怕呀。尽管他的爱超出了理智，但他们是不会幸福的。“我把感情给了您，”他心中对她说道，“可是这感情是属于我的真正朋友的——我的一切希望之友的。你不是我真正的朋友。我们观点不同，那就各走各的路好了。我们分道扬镖就好。但还可能相遇。那怎么办，只好和您战斗，是吗？我的祖国有很多的敌人，我把其中的一个引进了自己的家。”

他象个傻瓜似的，被骗得好苦。他无法再去追求幸福，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孤独。无人可怀念，也无人可谈心里话……

季娜伊达一下子没有明白，他俩的爱情和她沽名钓誉的幻想一起破灭了。达里涅茨基的事早已忘却，可怎么会使鲍里涅维奇如此震惊？要知道不是她，而是别的人结果了老教授的。永远对过去的事负责是多么不幸啊……难道要让她永远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吗？

争吵不能再拖下去。她觉得只要她对他表示温存、忏悔，就会和好如初。但她又怀疑，这会长久吗？

第二天一早，季娜伊达敲鲍里涅维奇的门，还没有等他答应，她己走了进来。他象平时一样缩着头站在窗前。

“我们需要讨论一件重要的事，”她说道，“但首先应当讲和。您还生气吗？”

他没有转身，说道：

“是的。”

“您可以听我说吗？”

他没有拒绝她。她走近他，站在他的背后，低声说道：

“请原谅，别生气，别这样，亲爱的，您转过身来说一声：‘我都忘了，原谅你了，’好吗？”

每个字都很有分寸，都是仔细推敲过的。她叫他亲爱的肯定是想唤起他亲切的回忆，说话的口气也寄托着希望，再加上祈求的手势。鲍里涅维奇回过头来。她立刻发现他的变化。他脸色苍白，嘴唇发青，说明他的心灵受着残酷的折磨。

“我们俩不一样，”他说道，“完全不同。和好又有什么用？我俩的感觉和理解都不同。没有什么能使我俩接近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委屈、痛苦和悲伤充满了他的话语。她可能还是第一次意识到他俩之间的分歧如此之深，如此之大。

“我不想听您说这些，”她用手捂住他的嘴，柔情地说道，“和好应当是彻底的……听见了吗？彻底的……过去的永远结束了。”

“我们应当分手了。”他坚定地说道。

“别说傻话。”她妩媚地说，“我没有必要离开您。”她两手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说道：“别想这些了。我求求您。”

临走前她在门口回过头，微微一笑说道：

“再见。”

她本来是找他谈一件重要的事的，但什么也没有说。

季娜伊达明白了，鲍里涅维奇不会原谅她，他也不会改变主意，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她希望重温旧情，不惜一切追回失去的爱情，但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他已铁了心，绝不再爱，也不可能爱她这样的女人。

“您埋葬了我的感情，”有一次他对她说，“您还想要我失去精神上的平静。”

他的言词越厉害，她越感到难过；攻击越尖刻，她越爱他。她祈求他可怜她。

“我很不幸。”曾几何时还是不可一世的季娜伊达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您就是我的一切。”

对自己一向要求严格的鲍里涅维奇没有可怜她。以前的爱他不去想了，昔日的欢乐也忘却了，对她那不久前还令他向往的形象现在很厌烦，曾对他放射过美好光彩的灰蓝色大眼睛现在也成了呆滞的蓝眼睛。在他的思想和感情中，一切都变了。那思想和感情曾经是爱情的源泉，现在成了压在心上的一块仇恨的石头。

侦察员两次传讯她，她都没有去。今天他对她发出第三次传讯通知。在公用信笺上他亲笔写上官方通知：“如传讯不到，您将被拘留。”到了十二点钟。传讯的时间已过了。他决定审讯她，并对她起诉。她的请求和威胁都没有用，她是不会使他满意的。他一直没有在自己这里见到她。

季娜伊达把传讯通知单撕了，她没有脱衣服就躺到床上。钟敲过三点，窗外冬天的阳光还照耀着。

过去的几天使她极端痛苦。她的行动不再象以前那样坚定和自信。她一直巧妙地戴着的牢不可破的假面具消失了。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嘴角边有着深深皱纹，脸颊和下巴上象蒙着一层灰色薄膜的垂老女人。挺直的身躯笨重而呆板，好象一具僵尸。

近来她很不好过，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鲍里涅维奇一个劲地在她身上发泄不满。他原来的温情和文质彬彬的劲头哪里去了。他动不动就贬低她。她打定主意，不管怎样，都要默默地对待。

“您的灵魂中只有一种坏东西，”他对她说，“您把这些坏东西都当成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了。您想错了。还有一种更有意义和更强大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思维方法。”

她实在无法忍受，但仍然温情地责备他道：

“我对您哪一点不好？您好象看到我流血就满意啦。”

“毒蛇的血也是有毒的，”他讥讽地笑笑，这种笑使她感到特别不快，“对这种血也不必怜惜。”

季娜伊达按探不住了。她听到这粗暴的侮辱再也受不了啦。

“您真卑鄙！您懂得女人的心，懂得女人的智慧和感情吗！您这个粗野的家伙，只不过是不学无术，肮脏愚昧的无赖。永远也改不了本性，蹩脚的谋士。”她一下子骂了起来，还威胁道，“您可要自己保重！”

鲍里涅维奇两手一拍哈哈大笑起来。

“好样的，季娜伊达！嘿，原来您是这个样的……以前您把这种本事藏到哪里去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您这个样子！好样的！”

她本应清醒过来控制住自己，因为对手已看见她的假面具撕了下来。但她更加把握不住自己了。

“有人说您看上了我们的女打字员了。”她自己都不信，但还是说道，“祝贺您有个美妙的妻子！她会给您生下一堆蠢货。这些蠢货也会给您造出下流和腐败的新货色……女打字员的可敬的丈夫一定会成为三等庸才的父亲和祖父的……您要知道，”她又一字一句地说道，“您激起了我多么凶恶的感情！我真想杀死您！”

“象杀山鹑一样地杀死吗？”他嘲讽地问道，“用枪托将头砸烂？”

她的这种表白使他觉得只不过是一时气极之言。但这是她早已算计好了的。在她放肆威胁的同时，她在想，他或者能醒悟过来，或者带着这一威胁进入坟墓。

就是在那天，他找帕霍姆帮他换房。

季娜伊达仍然指望鲍里涅维奇不会离开她，争吵和相骂以后又重归于好。她抑制住感情，好象他俩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为了了解鲍里涅维奇与她的交恶走得多远。她对他说道：

“您曾答应我说要理智，我寄希望于您……聪明人是不应该记仇的。”

自以为解剖室没有别人，她说话的声音很高，也很随便。

“这我听过了。”他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女助教问道。

“我不能保证。”他答道。

又有一次，他对她说：

“按公民的天职我没有权利沉默……我对祖国不能隐瞒。”

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们两人中有一个人应当从生活中离去。这对她来说是痛苦的，因为她从未有过幸福。但他威胁着她，而他又不能依她的准则行事宽恕她。

后来她作了虚假的化验，从寻找肺部组织进行初步作假直到杀死他，一切都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她与值班侦查员关系很好，并已博得他的好感，很多事都要取决于他。他有权使案件平息，就说鲍里涅维奇自杀，或者相反，排除这种说法。

她很快就与侦查员交上了朋友。女助教知道了他值班的时间和日期。可以在这个时间按自己的计划行事。鲍里涅维奇认为这个侦查员是她的新欢，看来他想错了。那时她是顾不上这个的……

有一次，在她舒适的小房间里，她和侦查员在一起喝茶时谈起了手枪，哪种类型的枪要比哪种类型的枪好。侦查员从皮包中掏出一支“那干”式手枪。这支枪是一起案件的物证。他对这支枪称赞不已。当时她就决定偷这支枪。让侦查员充当一名不自觉的帮凶要比他志愿充当的好，因为能否让他自愿充当这个帮凶还不是很有把握的。

第二天一早，她好象是偶然进了鲍里涅维奇的房间。当时他正在伏案备课。她默默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床铺已整理好，到处都很整洁。鲍里涅维奇坐在桌前写东西。看来他是在赶写讲稿，不时地放下笔喝一口茶、咬一口面包。季娜伊达发现棋盘上的一局棋尚未下完。看得出黑子占先。过去鲍里涅维奇就喜欢独自下棋，自从他们争吵以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爱好。

季娜伊达在鲍里涅维奇背后一会儿走近，一会儿走开。她在考虑，怎样能猛一下接近他时，不使他感到突然。一只野兽虽然上过一次当而能保持警惕，但由于质朴和轻信，注意力也会分散。季娜伊达一只手上带着胶皮手套紧握着“那干”式手枪插在衣服的右边口袋里。她两眼盯着目标，应当在他站起来之前就开枪。

她突然走到他身边，鲍里涅维奇没有回头，仍在伏案疾书。她拿枪的手滑到背后连衣裙的一个褶子里。鲍里涅维奇放下笔站起来抽烟。他好象感到不对劲，起了疑心，也可能完全是偶然看见季娜伊达的右肘。她连忙在背后把枪换到左手，但戴手套己来不及了。这时鲍里涅维奇站起来想回头看看。她突然疾步上前把枪对准他的左太阳穴。就在这时他俩的目光相遇了。他抬起左手自卫，抓了她的几根头发。枪响了。钢笔从他右手中滑落，在纸上滚动。椅子也碰倒了。鲍里涅维奇倒在地板上。季娜伊达认为涅斯捷洛夫已走了，楼内无人。她把椅子摆回原位，把手枪放在死者的左手里。她突然想，这样不对，会引起疑点。然后又把他放到死者的右手旁边。这时她发观开枪时由于后座力她的食指被蹭了一块皮。她习惯的甩了甩手，没有想到一滴血溅到椅子腿上……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很快就听到涅斯捷洛夫的脚步声……。

急促的敲门声和不熟悉的说话声打断了她的回忆。这定是侦查员象他自己所说的来拘押她了。她抓起一件新连衣裙，使劲把上面的一条长长的腰带扯下来。把一端拴在床头，打了一个活结。她不能让敌人看到她用绳子上吊而感到满意。她只要把脖子往活结一套，一使劲就会死去的。她希望，当他们发现她时，她是死在自己床上的。

当她把活结套在脖子上时想起了鲍里涅维奇有一次对她说的话。他说：“您肯定要自杀的。追逐虚荣的人一旦丧失满足贪欲的希望，就会在死亡中寻觅安慰。”

“您对我的看法错了，”她痛苦地想道，“力量和虚荣要能维持长久一些该有多好啊。法庭吓不倒我，监狱也不可怕。对我这个一生都在深渊边缘上挣扎的人来说能临危害怕吗？只要是为了些什么就好。是为了早已失去意义的生活吗？为了苦恼和孤独？还是为了永不再有的痛苦意识？”

门又敲起来了。

季娜伊达回头看了看。沉重的身体往高挺了挺，使劲拉了一下脖子上的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