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侦察员科尔涅托夫有一切理由认为自己是个不走运的人。他幼年丧失父母，受尽艰难困苦才长大成人。一开始在皮革厂当学徒工，后来又在糖果厂当搬运工。还干过服装的售货员，大工厂的钳工。最后又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他本人勤快聪明，很多技术一学就会。他的成绩引起周围人们的惊奇。然而，干了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些工作，他对这些职业都不感兴趣。他固执好胜，过于自信，脾气急躁，有时会火冒三丈，然而他也有一副富有同情心的好心肠，还有一种病态的真诚。是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损害了他最善良的感情。对他们，他充满仇恨，他放弃一种职业，又转到另一个地方，而新的工作很快又成了他最讨厌的职业。

科尔涅托夫对他所爱好的东西可谓全神贯注。不管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活儿他总忘不了上夜校学习，提高文化。他是一名最勤奋的学生。他忍受着各种责难，忠实地完成各种任务。学校是他唯一不能发泄固执脾气和疯狂行为的地方。只有一次他怒火冲天，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把老师给臭骂了一顿。后来他后悔了，感到自己错了。他请求允许他改正错误。他得到了宽恕。

他象许多自觉含冤受屈的人一样，认为正义得不到伸张，于是决定献身法律。法律系毕业后命运把他抛到了公证所公证人的职务上。过了一段时间他被推选为审判员，由于他和州法院院长吵架而破坏了他审判员平静的生活。法院照章撤销原任命，还给了他处分。院长受不了他的粗鲁，他只好离开审判员的职务，担任了现在这微不足道的侦查员。接二连三的不走运使年轻人学到了不少东西，变得谨慎而小心。

不久前发生了鲍里涅维奇的案子。法医、教授和女助教都一致认为是自杀，而他固执地坚持自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差一点没有把涅斯捷洛夫给关起来……现在化验证明涅斯捷洛夫的血型、指纹、头发颜色与收取的物证完全不符。他也只好同意法医的意见结案了事。

但是这却使侦查员更加坐卧不宁。他一页一页地翻阅调查材料，想深入看材料。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帕霍姆走了进来。他穿的是那件逛大街、过节和探望教授时才穿的礼服，脸上带着一丝难为情的阴影，这说明他不喜欢和官方机关打交道，而不是说明他没有把握。他和侦查员相识不久，只是在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那天才知道的。当时侦察员的病态曾引起他的同情和好感。

“对不起，科尔涅托夫，打扰您啦。”他下意识地看看衣扣是否都扣好，说道，“我来找您是有点事。也不是什么大事急事，小事一桩，要不等您有时间我再来？”

侦查员离开桌子，向他伸出手，指指沙发。

“请坐，帕霍姆，您是这样称呼吧？别客气，我有的是时间。”

工友坐了下来，叉着双手仔细地打量着对方说道：

“听说您是工人出身，是咱们的工人兄弟。这么说可以和您开诚布公地谈谈啦！”

侦查员肯定了自己的那一段工人经历。他的一双满是老茧的手说明他经受了劳动的锻炼。

虽然他现在社会地位变了，但他对自己原来出身的环境还保留着记忆。帕霍姆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是来为涅斯捷洛夫辩护的，”他向桌子俯过身去，充满信心地说，“您也别感到委屈，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凡是需要了解的，您下来走走，了解了解。我不想先说。不用管我说什么，您去调查研究好了。”

这不寻常的开场白使侦查员为之一震。为了不扰乱老人的思路，他没有提问。

“谢谢您，帕霍姆，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您的好心没有辜负您。涅斯捷洛夫没有罪，我也不再传讯他了。您就这样转告他吧。我自己对发生的一切深感内疚。请他原谅吧，鲍里涅维奇肯定是自杀，就要结案了。”

侦查员没有居心不正，他真诚地感到后悔。他感到满意的是他的这一番表白能传达给涅斯捷洛夫。可是帕霍姆怎么啦？他突然表现出焦虑不安，好象是为了不使自己跳起来双手紧紧抓着沙发的扶手抑制着自己。他对侦查员不满地看了一眼说道：

“什么时候结案也不晚，来得及。但到底是谁把谁杀了是会清楚的。”

沮丧担忧的侦查员沉思起来。他感到莫明其妙，这个人真怪，他来要求解脱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可看来他对结案表示不满。他说的话也很怪，话里有话。如果好好谈谈，他是会讲的。

这时工友站了起来向侦查员伸出满是老茧的手，不断地说：“谢谢。”侦查员没有去和他握手，稍稍带着几分责备地问道：

“我满足了您的请求，那您对我的请求该怎么办？要不您听我说说？”

工友坐回沙发上，好象考虑到了什么，表示歉意。

“您与法医工作结缘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三十来年您什么没有见过，什么不知道？”

“三十五年。”工友纠正道。

“三十五年了！”侦查员特别严肃地说道，“那么好，请问，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该怎么办：是结案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打算？”

工友作出考虑如何回答的样子，但在思考另外一个难题——如何不讲多余的话离开这里。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继续和他谈下去。

“您这是什么？”帕霍姆对桌子上垂着一根打着复杂的结的绳子感兴趣地问道。

侦查员作出好象也在考虑这一问题的样子。问道：

“您看什么职业的人使用这种绳子呢？我已为这伤了两天的脑筋了。怎么也想不出来。这绳子是从一具尸体上拿下来的，但死者不一定就是自缢。”

“我觉得，”工友竭力想着说道，“这绳子是消防用的。”

“消防用的？”侦查员感兴趣地反问道，“可能……完全可能……死者的丈夫是消防队员。”

“常常会这样。”工友满有道理地指出，“您想惩治坏人，但却总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足。”

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他说话的语调也没有引起侦查员的注意。他等他的回答，还想再说一次。

“我什么也不对你说，科尔涅托夫，”老人继续说道，“您也别指望我会告诉您什么，最好还是和涅斯捷洛夫好好谈谈，别吝惜时间。”

“您相信有用吗？”

“我相信。”

侦查员看到老人忧郁的脸色和看着空间的冷漠的目光，他明白了：某种原因妨碍老人坦率地谈出一切。应当让他走。但怎么能让这位满腔热诚又了解重要情况的老人走呢？

侦查员没有听从心里想的话，还是留住他，采取一些不怎么高明的办法，希望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您刚才说涅斯捷洛夫对我很有用。是不是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问题提出没有回答，他只好又重复了一次。

“对不起，我的耳朵有点聋。”老人又想到了自己耳聋，“什么事都会发生。他是说过，但没有说全，再说我也记不住。”

“也不一定说全。”侦查员真诚地请求老人，“我只想知道一点，哪怕你开个头也好，帕霍姆，我请求您！”

老人站起来打算走。主人请他坐，他也不理会。

“不，我不能。”老人答道，“您先找涅斯捷洛夫谈，然后有可能咱们再谈。”

侦查员试图用文学哲学上的插话的手法掩饰自己坚定的要求和他谈也没有奏效。

“人们常说，人的罪过好比一条蛇。”侦查员说道。“您对它越温暖越没有好结果。”

工友向门口走去，侦查员紧跟在后面。

“这么说，您劝我不要急于结案？”侦查员在门口问道。

“我走啦，对不起，耽误了您不少时间。”工友又借口自己耳聋了，“再见。”

“您还没有回答我。”侦查员有点生气地大声说道。

“再谈吧。”老人毫不犹豫地走了。

我们不必对帕霍姆苛求责备，他不能不这样行事。前一天他和妻子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妻子在刚刚分到的阳光充足的新房里躺着，温暖的阳光照在她虚弱的脸上，妻子严厉地数说他。

“你敢对我发誓吗，你一句话也没有刺伤季娜伊达吗？靠她的关怀我才能活着。如果因为你，她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那我可受不了。”

他对她作了保证，暗下决心要让侦查员不从他的口中，而是从涅斯捷洛夫口中了解真相。

侦查员勉强挨到了下班就去找季娜伊达。两个月前她就请他到过自己的家。他开始是想找她谈点事，但他俩在一起一直呆到深夜。两人下棋、吃东西、聊天，什么事也没有谈。后来的几次和第一次差不多。好客的女主人了解到客人喜欢干馏葡萄酒胜过甜食，不喜欢浓茶，也不爱吃饼干。她都想法使客人满意。只是有一点女主人不客气——每盘棋都是客人输。

季娜伊达的殷勤并没有使科尔涅托夫高兴。他原来爱的姑娘半年前和别人结婚了。他很痛苦，下决心再不受女人的诱惑。经过最初几次见面后，他决定告诉她，她的选择不会成功的。他作她的伴侣是不合适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她。到这时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对她已产生了好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哪一次会面产生的也记不清了。现在也不想中断这种来往和相会了。

女助教允许他任何时候去找她。今天去找她事先也没有打招呼。相会的借口是打算和她谈谈与鲍里涅维奇案件有关的几个问题和一份化验结果。他不了解这份化验报告的意义。

他听到熟悉的“请进”声音后推门定进了挂满绸缎幔帐的阔气的房间。开始他生怕踩脏了地上铺的彩条地毯。每次总是他把其中的一条给弄皱了，接着又慌忙地弄平整。

季娜伊达正把手放在脑后，在格子布蒙面的沙发上躺着。她身穿大开领薄薄的睡衣，雪白丰满的脖子和直到肘部的胳膊都裸露在外面。

“坐吧，”她显得虚弱，请他坐下，“您不要想和我说话，我只能听您说。”

她给人一种疲惫不堪的印象。科尔涅托夫感到有些可怜她。

“您怎么啦，病了？”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点头表示肯定。

“没有请医生看看？”

她摇摇头，表示没有。

“感冒啦？”

回答又是表示肯定的点头。

科尔涅托夫感到不自在，没有事先打个招呼就来了。他想马上走，再找时间和她谈案子，反正也不很重要。其实不和她谈也可以。

“您怎么不说话呀？”季娜伊达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路说道，“来找女人，可又坐在那儿不说话，嘴里含着水吗？说点什么也好啊。你觉得和一个病人呆在一起没有意思，是吗？”

他连忙表白，他乐意和她在一起，他需要得到她的帮助，还想和她谈几个问题。

“那就请说吧，”她立刻活跃起来，“您说，我听着。您先等一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掩好睡衣开襟补充道，“我要换换衣服。请您背过身去，听我的命令。”

看到她情绪的变化，科尔涅托夫很高兴。他没有发觉这种变化快得不可思议，或许他认为这不过是女人的撒娇吧。

季娜伊达换上了白色连衣裙，光亮的皮鞋。这一身装束使她更具有一种纯洁温柔的样子。她在沙发上坐好并用手势招呼他坐在身边，表示准备听他讲。科尔涅托夫欣赏着她，想说几句恭维的话，但缺乏勇气说。

“您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肺部肿胀的化验结果，”他开始说道，“并指出是一块癌组织。我不太懂，这与这个案子什么关系。”

这个人真糊涂！解剖时他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和没有听到吗？她为了表白自己，不是要教授、涅斯捷洛夫和帕霍姆都证明死者曾怀疑自己患了肺癌而自杀的吗？！

“您难道没有听见解剖尸体时我们的谈话吗？”她带着迷人的微笑问道。

原来当时他感到身体不适，什么也没有听清楚。

她责怪他粗心大意，又把解剖台前的一段谈话内容给他讲了一遍。特别强调教授和工友的肯定。

“您说说现在想和我交换什么意见？”

科尔涅托夫抱怨自己不知怎样办这个案子。

“我不想结案是出于爱面子，”他承认道，“可拖下去又没有必要。帕霍姆曾找过我，肯定要和我谈些什么，但他又什么也不谈。”

在听他说话时季娜伊达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中的一串珊瑚珠上。不时抬头看看对方，仍继续玩弄着珊瑚珠串。当他说完后，她把珊瑚珠放在一边，好象再也不需要了。她友善但又严厉地说道：

“科尔涅托夫，使您感到困难主要是因为和您一起合作的法医。他的鉴定写得很马虎，解释部分也写得不好，整篇内容过于简短。关于涅斯捷洛夫在现场的事只字未提。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疏忽。法医没有取尸体的指纹和证据对比。您说这是您侦查员的责任吗？我不反对，但是一位有经验的法医是应当提醒您的呀。”

字字推敲，句句斟酌。这一番话没有污蔑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对任何人也没有怀疑。中心意思是要您侦查员自己明白，为什么没有办好这个案子。

“好，就算我考虑不周，疏忽了一些环节，”科尔涅托夫同意道，“但这个案子的问题不在于这些小事。”

“不在于小事，您说得对。”她以让步对待对方的妥协，“但卢茨基是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委屈的呀。他俩是好朋友。”

科尔涅托夫皱起眉头自责地摇摇头，“我只是不能瞎编胡造。”他的动作表示，“女人是多么容易受骗啊。”

“我自己也不能让涅斯捷洛夫受冤。”他苦恼地说道，“我们的怀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所有化验结果对他是有利的。指纹分析证明：手枪上的手印是女人的。您说这个手印是哪儿来的？”

科尔涅托夫观察力不强，否则很多迹象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应当发现季娜伊达又把珊瑚珠串抓在手中紧紧攥住，还有她的上眼皮低垂下来了，充满恐惧地闭上了眼睛。原来绯红的脸色这时也消失殆尽，突然间一片苍白布满面庞。这些都应当提醒他，危险的信息触动了她的灵魂。

“噢，这可是一个意外的事！”她的嗓音突然变得嘶哑，“您说的这些是真的，还是开玩笑？难道真有女人卷入此案？”她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脸上现出了讥讽的冷笑，“认识一下这个女人倒是很有意思的。”

有人敲门。涅斯捷洛夫走了进来。他看见侦查员在座感到有点不自然，但还是高兴地伸出手来。

“请原谅，我就呆一会儿……我是来向季娜伊达道歉的……是我自己不好，我真为自己感到惭愧。我在人前也是这样说，为的是更能惩罚自己。”

她也伸出手紧紧握着。

“我不生气。咱们再也不谈这事了。朋友之间什么事也会发生的。”

科尔涅托夫想起帕霍姆要他和涅斯捷洛夫谈谈：“您最好和涅斯捷洛夫淡谈，别吝惜时间……”这是一个良机。他打算和他谈。他已把自己的女友和刚才中断的谈话忘到一边了，挽起涅斯捷洛夫的胳膊说道。

“请允许到您房间去一下。我有重要的事想和您谈谈。我不妨碍您，家里没有别人吗？”

侦查员得到同意，向女主人道声歉走了。他当时是无法想象到她心中升起的危险的乌云。

“请问，”刚一进涅斯捷洛夫的房间侦查员就问道，“帕霍姆向您转达了我的撤意了吗？我请他告诉您，您是无罪的。”

涅斯捷洛夫点了点头。

“帕霍姆还劝我，”侦查员继续说道，“来和您谈谈，不，应当说听听您的意见。请坦率讲讲吧。我有时间，讲到天亮也行。”

也用不著讲到天亮。涅斯捷洛夫要讲的再加上一些说明还不到两小时，他也只记下了十二页。

“除了我说的这些，”涅斯捷洛夫最后说道，“您还得了解一下存放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季娜伊达的人事档案。上面登记着她的血型。她的血型是罕见的。奇怪的是椅子腿上的那滴血的血型和她的血型一样。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告诉您。您要有意识地再去了解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的化验员普拉斯科维亚找过我，提出个人要求把肺部一块组织放在癌细胞中进行研究。但她拒绝说这块组织是什么人的。我进行了化验，不是癌细胞。化验结果对帕霍姆透露过，我说这块肺组织是在季绷伊达解剖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后交给她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您的责任，科尔涅托夫，应对她象对我一样地进行审查。”

科尔涅托夫回到季娜伊达的房间时已经很晚了。

他看见她仍然穿着原来的衣服坐在原来的地方，手中还在玩弄着那串珊瑚珠。她象一直在等他。

“您可回来了，”她轻轻地责备他，迎接他，“人们说我们女人爱多嘴。让我怎么说呢？一聊就聊了两个多小时，是不是太长了？坐下休息一下吧。要不要吃晚饭？我很乐意陪你用餐。”

没有等他同意，女主人就把酒菜摆到桌子上，请他喝酒。这一切是这样快，这样突然，科尔涅托夫本想谢绝，但还是举起杯碰了一下喝下去。接着吃拼盘。他为自己的动摇感到懊悔，暗下决心不吃也不喝了。

“您不必再让我吃了，季娜伊达。”他请求道，“不久前才吃过晚饭。我该走了。”

她好象什么也没听到，给他满满又倒了一杯，把香肠向他一边推了推。

“您对涅斯捷洛夫谈什么来着？”她装出无所用心的样子问道，“他刚才来我这里，我感到吃惊。今天上班时他不知怎么对我大发脾气，大喊大叫：‘你是不是想说，是我杀死了鲍里涅维奇！那你也可能杀死他！我们都是他的邻居！’真可怕，我都不敢看他。卢茨基费了很大劲才使他平静下来。”她不说了，想看看对她的这番话，对方有何反应。接着又带着伤感和深表同情的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对他爱发脾气都习以为常了，都不生他的气。他也很可怜。战争中留下了严重脑震荡的病根，影响了他的神经。他常有幻觉。”

如果不是科尔涅托夫打断她的话，她还不知再说出些什么来。

“您是不是说涅斯捷洛夫神经不正常？”科尔涅托夫有点挑衅和冷淡的问话在提醒她，他听她讲不等于就相信她。

“我没有这个意思，”她缓和一些，想减弱他的对抗心理，“我们对他也不很了解。大家都知道他长期来不是去看神经病，就是住精神病院。当然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时战争刚结束。这次鲍里涅维奇的死使他受到刺激。有一阵子他总说要赎罪。后来又认定是您和卢茨基要陷害他。”

科尔涅托夫已忘了要走的事，越来越感兴趣地听她讲，同时又不时用涅斯捷洛夫告诉他的某些话来责怪她。她谈的这一切使涅斯捷洛夫提出的证据都失去了确凿性。那十二页的记录全给否定了。侦查员沉思起来：排除对涅斯捷洛夫的怀疑是否有点匆忙？一个精神病人的证词有何价值？血，头发和指纹的化验结果对他可是有利的，可很多方面又对他不利……在检查尸体时他说话又那么吞吞吐吐，还有他画的平而图、带到现场的照相机。是啊，凶手的帮凶都是这样的表现。帮凶就是要把侦查工作引上歧途，使凶手逃脱法网。对季娜伊达指控的事实反而对她是有利的了。他想起了那天在解剖室里，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旁，她的举止充满了哀伤，眼里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悲痛。她痛苦而缓慢地进行解剖。她的看法和意见也是令人信服和质朴的。她阐述的观点精明而自信，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结案，结案是不行的。检察长会问他，全部案情查清了吗？尸体手中的头发、椅子腿上的血迹、手枪上的手印是什么人的？所有疑点查清了没有，进行过分析和化验吗？现在涅斯捷洛夫提出对女助教的控告，侦查员有责任审查她。

“请您原谅，”科尔涅托夫预感到公事公办有多么难，他说道，“我应当审问您。对您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这完全是走形式。要不检察长也会打回，重新调查的。”

尽管他说得很有分寸，但还是引起她生硬的、甚至是愤怒的回答。

“您想使我受辱吗？您到底要干什么？要是教研室知道了，那学术界会对我怎样想呢？您好好考虑考虑，能这样对待朋友吗？”

“这不是我要这样。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要不我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办好了，您看怎样？”他突然建议道。这个主意很好，他把未干完的事交给别的区的侦查员干。让别人搞这个棘手的案子去吧。

“不，不，”她突然急着打断他道，“谁也不如您能办好这个案子。”

“这就好，”侦查员装着考虑她的回答，高兴地说道，“明天我就开始审问您。明天开始调查，我就放心了。”

接着是长时间的预示着不祥的沉默和沉思。科尔涅托夫没有发觉她的变化，没有看到她那全无光泽的脸由于紧张而绯红，双唇紧闭着。她两手紧紧抓着椅背迟缓地站了起来。侦查员也没有发现，她那既不是灰色又不是蓝色的大眼睛虽然阴沉，却放射出某种坚定的光芒。

“您不必这样。我决不允许。”她对科尔涅托夫毫无顾忌地说道，“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季娜伊达不是在乞求他，也不是说服她，那是命令的口吻。他也没有不知所措。她继续以挑衅的口气说道：

“您当然要拘留我。要两个警察押着走过大街。”

科尔涅托夫没有立刻作出反应。这个女人使他精神上经受着困难的考验。他不能粗鲁地回答她，不能因自己的面子下不来台而感情用事。这是在她家里，桌上还摆着酒菜，他不能对女主人不礼貌。但是，案子后面很多事情都还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要是她传讯不到庭，这会引起议论纷纷，人们会说他纵容证人任性胡来有损于法律的尊严。这要是传到检察长耳朵里，就会对他新帐老帐一起算，是会被撤职的。

不祥的担忧使他的勇气和坚定受挫。他赶忙站起来，好象由于靠餐桌太近影响执行公务似地离开桌子严肃地说道：

“明天早上九点我等着您。别迟到。”

“如果我拒绝呢？”她挑衅地问道。

他后退一步，好象要在他俩过去和目前的关系间划清界限似地，更加坚定地说道：

“那就走着瞧吧。”

“您先别走，”她挽留他，“明天我不去。您也别想拘留我。有功夫您好好想想，您这样干对不对？顺便说一下，您是否查看了手枪上的号码？这支手枪怎么会落在鲍里涅维奇手里的？您没有忘记吧，这支手枪是您办的另外一起案子的物证，本是与鲍里涅维奇无关，应当是属于您的。”她幸灾乐祸地讥笑道。

是啊，那支丢失的手枪呢，是她从他的皮包裹偷去的，他曾对她说过丢了一支手枪。是不是掉在她那里了，那时她闭口不谈搪塞过去了。

“您偷了我的手枪！”他气得喘着粗气喊道，“您不感到羞耻吗？”

“一点也不。”她承认道，“您还是好好想一想，是不是您把手枪留给了鲍里涅维奇。他对我说过这件事。那时您把手枪拿出来对他说：‘这玩意儿我讨厌透了，放在您这儿好了。’我知道这件事。那一阵子您表现得还不错，我也就宽恕了您。”

“你撒谎！”

“不。”她冷漠地说道，“奉劝您别引火烧身。鲍里涅维奇是自杀也罢，他杀也罢，都是用您的手枪结束生命的。您是逃不脱罪责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做到让您将和我并肩坐在被告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