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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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会想念十月的北京。想念那无边无际的蓝天，香山的红叶，树梢间跳跃的松鼠。想念骑着单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白颐路上，路的中央和两旁都种着巨大的杨树，浓荫如盖，斑斑点点的阳光从茂密的树荫漏下，随着凉风在我身上纷乱地闪烁，空气里满是干爽明净的秋天气息。

那时北大南门外的大街宽阔而幽静，海淀图书城的周围是一片低矮的平房，沿街摆卖着假冒的名牌衣服与牛仔裤。军机处胡同里有不少价廉物美的餐馆，周末的时候，我们总要在那里吃上几大盘的渔香肉丝和土豆丝儿，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简单和幸福。

1995年的燕园，如今已只存在于相册与明信片。那时的大讲堂破旧如大蓬，看电影时冷飕飕地，四面漏风。南面是一片柿子林，周末常有跳蚤市场，穿梭着美丽的姑娘。边上是学三食堂，晚上就变成了舞厅。

三角地贴满了各种标语和广告，不少是清华男生的求偶宣言。北新商店里永远是过时的商品和板着脸爱理不理的营业员。没有光华楼，没有正大国际中心，更没有北大体育馆，到处是青砖灰瓦的筒子楼。只有图书馆以北的校园始终保持着古香古色的外貌，一如今日。

初到北京的那年秋天，我在未名湖畔拍了一卷的相片。一个女孩告诉我，她最喜欢塞万提斯像下的那一张。金色的夕阳、落叶堆积的小径、斜倚着的单车，总让她想起里尔克的《秋日》，心里充满莫名的惆怅。

那时我曾想做一个诗人，每天“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然而1995年的秋天，诗歌已经凋零如勺海的荷叶。三角地没人张贴诗歌，没有湖畔、草地的诗歌朗诵会，诗人不是住在地下室，就是去郊外卧轨，剩下的成了精神病。姑娘们喜欢宝马，再也不喜欢文青。

我曾兴致勃勃地加入五四文学社。入社的那天傍晚，夕阳残照，偌大的教室里除了我，只有两男一女，一个社长，一个副社长，还有一个书记。

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把油印的诗报塞入我的宿舍。其中一位后来成了著名的财经记者，我尤其喜欢他的诗歌。许多年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在上海陕西南路的街头与他邂逅，而他似乎已经不记得我，也不再写诗。

我父亲说，喜欢诗歌的人是幸福的，他说喜欢诗歌的年代，人们一定还保存着对生活的梦想和美好愿望。而我已经十二年没有写诗了。现在“诗人”是个骂人的字眼，就和“知识分子”、“精英”、“教授”一样，被劳动人民无情地唾弃。大家不再传阅诗集，纷纷在互联网上搜索着芙蓉姐姐和小沈阳的消息。

我说这些话，说明我已经老了。只有老人才会满腹牢骚，追忆逝水年华。

但那时我还很年轻，意气风发，骑着单车穿行在落叶堆积的小径时，偶尔也会有女生上来搭讪，问一些明知故问的问题。所以当我在塞万提斯像下拍照时，只是为了证明我也曾经貌美如花，并没有打算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唐吉诃德，去与风车搏斗，祭奠诗歌的夭亡。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象我一样。在我斜对面的宿舍里，住着一个辜鸿铭式的诗人，如果你曾在世纪末的燕园生活过，一定记得他。

他从清华转到我们学校的中文系，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许汝瑾。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穿着青衣长褂，常常大声地唱着京戏，大摇大摆地校园里横行。听说我喜欢诗歌，他门也不敲就闯了进来，大赞吾辈不孤，拿出他的诗集，和我口沫横飞地扪虱而谈。

虽然他写的是平仄拗口的古诗，字里行间常常夹杂着人体生理名词，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魏晋名士范儿，也不是因为他层出不穷的荤段子，只是因为他时常让我想起曾经的坚持与梦想。

每天晚上熄灯的时候，他常常会推开我们宿舍的门，大声朗诵一段关于伟人的黄色笑话。笑话本身并不独特，逗人的是他惟妙惟肖的语调，和黑暗里严肃而沉痛的表情。

每个大学都有许多让人捧腹的黄色笑话，常常有清华的男生跑到我们宿舍进行校际交流，互通有无。我曾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将所有这些笑话汇编成册，署名黄陵笑笑生，说不定能名留青史。

唯物主义史学家告诉我们，诗歌缘起于劳动人民的“歌其事”。对于这个观点，我一直很表怀疑。按照我猥琐的逻辑，劳动人民在烈日和暴雨下躬耕跋涉，饥寒交迫，多半没有闲情雅致吟风弄月，说几个荤段子暖暖身、振奋精神，倒是比较可能。如果不相信，咱们可以翻一翻《诗经》。

但诗歌和黄色笑话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都是源于人们满腔热情得不到抒发的苦闷宣泄。在不能写诗歌的年代，人们通常都将才华用于编造黄色笑话。比如我们系里师从季羡林的某师兄，就曾悬赏了一个让人绝倒的谜语，谜面是“昭君出塞”，打一成语；豪言能猜出谜底的，可得南门外羊肉串若干。我们前赴后继，无不铩羽而归，望羊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