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节

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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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会想念十月的北京。想念那无边无际的蓝天,香山的红叶,树梢间跳跃的松鼠。想念骑着单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白颐路上,路的中央和两旁都种着巨大的杨树,浓荫如盖,斑斑点点的阳光从茂密的树荫漏下,随着凉风在我身上纷乱地闪烁,空气里满是干爽明净的秋天气息。

那时北大南门外的大街宽阔而幽静,海淀图书城的周围是一片低矮的平房,沿街摆卖着假冒的名牌衣服与牛仔裤。军机处胡同里有不少价廉物美的餐馆,周末的时候,我们总要在那里吃上几大盘的渔香肉丝和土豆丝儿,觉得生活是如此的简单和幸福。

1995年的燕园,如今已只存在于相册与明信片。那时的大讲堂破旧如大蓬,看电影时冷飕飕地,四面漏风。南面是一片柿子林,周末常有跳蚤市场,穿梭着美丽的姑娘。边上是学三食堂,晚上就变成了舞厅。

三角地贴满了各种标语和广告,不少是清华男生的求偶宣言。北新商店里永远是过时的商品和板着脸爱理不理的营业员。没有光华楼,没有正大国际中心,更没有北大体育馆,到处是青砖灰瓦的筒子楼。只有图书馆以北的校园始终保持着古香古色的外貌,一如今日。

初到北京的那年秋天,我在未名湖畔拍了一卷的相片。一个女孩告诉我,她最喜欢塞万提斯像下的那一张。金色的夕阳、落叶堆积的小径、斜倚着的单车,总让她想起里尔克的《秋日》,心里充满莫名的惆怅。

那时我曾想做一个诗人,每天“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然而1995年的秋天,诗歌已经凋零如勺海的荷叶。三角地没人张贴诗歌,没有湖畔、草地的诗歌朗诵会,诗人不是住在地下室,就是去郊外卧轨,剩下的成了精神病。姑娘们喜欢宝马,再也不喜欢文青。

我曾兴致勃勃地加入五四文学社。入社的那天傍晚,夕阳残照,偌大的教室里除了我,只有两男一女,一个社长,一个副社长,还有一个书记。

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把油印的诗报塞入我的宿舍。其中一位后来成了著名的财经记者,我尤其喜欢他的诗歌。许多年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在上海陕西南路的街头与他邂逅,而他似乎已经不记得我,也不再写诗。

我父亲说,喜欢诗歌的人是幸福的,他说喜欢诗歌的年代,人们一定还保存着对生活的梦想和美好愿望。而我已经十二年没有写诗了。现在“诗人”是个骂人的字眼,就和“知识分子”、“精英”、“教授”一样,被劳动人民无情地唾弃。大家不再传阅诗集,纷纷在互联网上搜索着芙蓉姐姐和小沈阳的消息。

我说这些话,说明我已经老了。只有老人才会满腹牢骚,追忆逝水年华。

但那时我还很年轻,意气风发,骑着单车穿行在落叶堆积的小径时,偶尔也会有女生上来搭讪,问一些明知故问的问题。所以当我在塞万提斯像下拍照时,只是为了证明我也曾经貌美如花,并没有打算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唐吉诃德,去与风车搏斗,祭奠诗歌的夭亡。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象我一样。在我斜对面的宿舍里,住着一个辜鸿铭式的诗人,如果你曾在世纪末的燕园生活过,一定记得他。

他从清华转到我们学校的中文系,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许汝瑾。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穿着青衣长褂,常常大声地唱着京戏,大摇大摆地校园里横行。听说我喜欢诗歌,他门也不敲就闯了进来,大赞吾辈不孤,拿出他的诗集,和我口沫横飞地扪虱而谈。

虽然他写的是平仄拗口的古诗,字里行间常常夹杂着人体生理名词,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不是因为他的魏晋名士范儿,也不是因为他层出不穷的荤段子,只是因为他时常让我想起曾经的坚持与梦想。

每天晚上熄灯的时候,他常常会推开我们宿舍的门,大声朗诵一段关于伟人的黄色笑话。笑话本身并不独特,逗人的是他惟妙惟肖的语调,和黑暗里严肃而沉痛的表情。

每个大学都有许多让人捧腹的黄色笑话,常常有清华的男生跑到我们宿舍进行校际交流,互通有无。我曾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将所有这些笑话汇编成册,署名黄陵笑笑生,说不定能名留青史。

唯物主义史学家告诉我们,诗歌缘起于劳动人民的“歌其事”。对于这个观点,我一直很表怀疑。按照我猥琐的逻辑,劳动人民在烈日和暴雨下躬耕跋涉,饥寒交迫,多半没有闲情雅致吟风弄月,说几个荤段子暖暖身、振奋精神,倒是比较可能。如果不相信,咱们可以翻一翻《诗经》。

但诗歌和黄色笑话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都是源于人们满腔热情得不到抒发的苦闷宣泄。在不能写诗歌的年代,人们通常都将才华用于编造黄色笑话。比如我们系里师从季羡林的某师兄,就曾悬赏了一个让人绝倒的谜语,谜面是“昭君出塞”,打一成语;豪言能猜出谜底的,可得南门外羊肉串若干。我们前赴后继,无不铩羽而归,望羊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