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三、四岁的一天，父母带他去游泳。这事显得有点稀奇，因为在此之前，一家人除了去离家两个街区的电影院，很少去其它地方。在游泳池，他们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天，在这之后，哈罗德就再没见过他父母穿过泳衣。他只记得：

他几乎全裸的父亲，站在游泳池里，踏着水，而他站在湿漉漉的瓷砖边缘，瑟瑟发抖，悬浮在氯粉深不可测的气息里。水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蓝绿色，哈罗德看着那明亮的波浪轻轻舐岸，感到一阵眩晕。他母亲穿着一身黑色的泳装，衬托出白皙的皮肤，不过他当时的注意力并不在她身上。他父亲让他跳下来。“来吧，小家伙，跳！”父亲用温柔的声音鼓励他，“别怕，我会接住你的。”他的声音在游泳池、瓷砖和阳光下单调地回响着。哈罗德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洁白的皮肤在阳光下暴露着，这平添了他想要赤身下水的念头。他父亲稳稳当当地站在水中，看上去相当镇静，当哈罗德纵身一跃的刹那，他的脑海中还在漫不经心地想着，他父亲究竟站在什么上面。

蓝绿色的液体瞬间包裹了他，浓密而纷乱。他试图喘气，但却感到有一只拳头塞进了喉咙。他看到气泡在眼前上升，一串串的气泡，随着他的下沉而上升。他感到自己下沉了很久，直到沉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然后，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胳膊。

哈罗德被重新提回水上的世界，他趴在父亲的肩头拼命喘气。当父子二人爬出游泳池时，哈罗德的母亲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当着哈罗德的面，异常熟练地给了他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那声音似乎在整个游泳池里回荡，甚至被所有游泳的人都听到了；当然，这或许只是哈罗德记忆中的回声。哈罗德带着一身亮闪闪的水珠，从父亲湿漉漉的手上转移到母亲干爽的怀里，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的窘迫心情，直到喘过气来还没有消失。他母亲对他也是怒目而视。他全身裹着浴巾，站在母亲膝边的草地上，当他咳出最后一颗肺里烧灼的水珠时，他感到了永久性的羞耻。

哈罗德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掉进水里的；很多年过去了，当他询问父亲，父亲早已将此事淡忘。“那不是一件明摆着丢脸的事吗，”他父亲带着温柔的悲喜交加说，“要么沉下去，要么游上来，你沉了下去。”也许哈罗德当时跳得早了点，要不就是他的体重超出了父亲的意料，于是父亲没能接住他。不过，在哈罗德的成长过程中，他依然对父亲保持着信任；他不信任的倒是他母亲，她迅速而熟练的愤怒。

他直到大学都没有学会游泳。大学里，他是用仰泳加蛙泳的混合动作通过的考试。每当他惊慌失措，开始下沉的时候，他就抓住旁边老师挥舞的粗棍子。游泳池的气味总是让他惊恐万分，好像他闻到的是青龙吐出的气息。

他的几个孩子，成长在夏令营和乡村俱乐部的两栖世界里，全都轻松成为了游泳高手。他们试着教他潜水。“你必须先把头扎进水里，爸爸。要不，你就会一跳水就先打肚子。”

“我害怕浮不上来，”他坦白道。他在水下最不喜欢的，就是一串串气泡从眼前升起的景象。

他的第一任妻子怕坐飞机，但他们还是经常乘坐。“要么坐飞机，”他对她说，“要么就甭想在20世纪过日子。”他们飞往加利福尼亚，路上有两架飞机在大峡谷上空相撞。他们飞离波士顿。前一天，几只欧椋鸟阻塞了一架飞机无线电导航的引擎，使它一头栽进了港口。因为冲击力过大，乘客们的身体被扣上的安全带一截为二。哈罗德和妻子飞越非洲大陆，他们在夜晚横穿赤道。此时大陆如同墨色的深渊，被星星点点的部落营火点亮。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跑道上着陆，舱门砰然作响。她那么害怕，他向她保证，她以后再也不必和他一起坐飞机了。可最终，他们还是从非洲的衣索比亚高原，横越广袤、荒凉的利比亚沙漠，直至地中海沿岸，最后飞抵罗马。

这架从罗马起飞的泛美航空公司客机，拥有最为舒适的设施——像房子一样宽大的机舱，供应各类美国杂志和零嘴，美妙的音乐在机舱里流淌，且只有为数不多的乘客。飞机起飞之后，哈罗德埋首于一本《美国新闻周刊》，心里憧憬着吃一顿大餐，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就到家了。可十分钟之后，妻子问：“飞机为什么没有升起来？”

哈罗德向窗外看去。果然，窗外的海面依然没有缩小；他能清楚地看到小船和翻腾的白浪。空姐匆匆忙忙地在过道里穿梭，迷人的脸上带着异样的神色。哈罗德盯着自己的手掌，它们变得黏湿而潮红，就像晕机时出现的反应。而不管他怎么使劲盯着机翼下的海面，它们间的距离都没有渐渐拉大。阳光跳跃着，海面上钉着一只小帆船。

这时，飞行员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方噼啪作响。“乘客们，飞机的右翼引擎有一个警示灯亮了，为了您的绝对安全，我们将飞回罗马，等待降落。”

返航的过程显得无比漫长。空姐们坐在机舱后面的座位上，绑上安全带，而过道对面的那个男人仍然捧着一本法国《观察》杂志。哈罗德的妻子，是安全须知的虔诚信徒，她脱掉高跟鞋，摘下头发上的发卡，这让哈罗德再次惊服于女人临危不乱的气度。

他握住妻子黏湿的手，坚定地向窗外望去。他用目光抵住海面，用求生的意志把它远远推开。他感到，如果他眨一下眼，那整个世界就会崩塌。他们飞向罗马，不时掠过海上的小船。在哈罗德看来，蓝色的海洋和银白色、泛着冷调的机翼融为一体，只有奥林匹亚山肃立如故，浑然不知这其间正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透过飞机椭圆型的窗子，哈罗德时常感到，这些精心焊接在一起的铝皮不过是某种错误的证明。这一片金属世界发出的信息是：信任我；而在哈罗德心里，和他妻子一样，他拒绝信任它。这种拒绝在他体内形成了一个幽深的空洞，任由恐惧在其中泛滥成灾。

这架波音747飞机在罗马平稳着陆。机械师花了一小时时间排除故障，然后它再次起飞，飞往美国。回到家里，他们的恐惧变成了谈资和笑话。但他还是履行了诺言，她再也不用和他一起坐飞机了。然后，不到一年，他们就分开了。

在分开的那段日子里，哈罗德似乎在把他的孩子们从一个房顶抛到另一个房顶，默默乞求他们的信任。就像几年前，他曾用针头钳给女儿调整牙箍。她捂着腮帮找到他，一根铁丝戳到她嘴里面了。但是当他把手指笨拙地伸进她嘴里时，她瞪大了眼睛，害怕会更痛。“你不信任我，”他取笑她。他快活的语气揭示了一处关键的隔膜，这是他们处境间的罅隙：在他这只是犯个错，而对她来说这却是痛楚。他人的痛苦不是我们自己的，他认为，只有宗教在寻求修补这一认识，但是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痛苦，这种认识上的罅隙无法弥补。假如没有这个罅隙，我们就会受不了感情的压力，亏得这一角冷漠的隙地，我们才得以苟延残喘。在飞行员说“乘客们”的话音里，在他父亲叫他“跳水”的催促声中，哈罗德都曾感到其中必要的冷漠，甚至在他安慰女儿时，他也觉察了。“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但是如果你别动……看到这小尖儿了……噢。你又动了。”

哈罗德带着女朋友去雪山滑雪。他已经好几年没交女朋友了，不免要重拾那套巧妙的追逐女人的两面手法：既要娇宠，又要善于挑逗。他的女朋友普里西拉已是当妈妈的年龄，这把年纪的初学者只能对滑雪运动保持敬畏。她一整天都在一个小坡上练习转弯，一点点地建立信心，而哈罗德则和孩子们在雪山上纵横驰骋。黄昏来临，哈罗德雪沫飞溅地冲回普里西拉身边。她求着他说：“给你表演我的耙式滑降吧。”

“如果你能在这儿滑，你也能从山顶上滑下来，”哈罗德告诉她。

“真的？”在小坡上滑了一天，她的两颊绯红。她戴着一顶白线帽，眼睛是那种婴儿般的蓝色。

“绝对！咱们滑新手的线路。”

她相信了他。不过随着缆车越爬越高，高处的寒风横贯双耳，她的脸上现出了犹疑之色。随着施虐者所体验到的不正常的隐秘快感扩散开来，哈罗德意识到，这件事他做错了。缆车隆隆地向上爬，越来越高，“我真的能从这儿滑下来吗？”普里西拉问道，像孩子似的等待着回答。哈罗德睹物移情，不禁又勾起了当年游泳池畔的一幕。

他说：“不滑这一段。看这儿的风景，太美了！”

他们摇摇摆摆地经过一段山谷，她的身体僵直地坐在缆车上，顺从地扭过头。她看到下面林木茂密的山谷和冰冻的湖泊，它们构成一道蓝绿色的风景。山脚的停车场像一只小盘子镶嵌着汽车的花纹。索道不可遏止地颠荡着，温度下降，周围低矮的松树盘根错节。薄雾舔舐着冰面，他们已深处云中。普里西拉站在山顶浑身颤抖，几乎无法站立。

“我做不到，”她宣布。

“照我的样子做，”哈罗德矫健地向下滑了几码说，“先把你的重心放到一只滑雪板上，然后再放到另一只上。不要管山的坡度，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你重心的移动上。”

她把重心向后移，从坡上站起来，但马上又摔倒了。她的眼里噙着泪水，他害怕泪水会很快凝固，把她的眼睛冻瞎。他滑到她身边，鼓足了怜爱的心意，一个劲儿想融化她的恐惧，“只看你的滑雪板，别管你在哪里。”

“这里根本没有雪，”她说，“只有冰。”

“边上没有冰。”

“边上全是树。”

“振作起来，宝贝，天快黑了。”

“我们会被冻死的。”

“别瞎想了，最不济也有巡逻员来巡视滑雪道的。把你的重心向下，然后借助重力往下滑。你必须这么做，该死，这很简单！”

“对你来说倒容易，”普里西拉说。按照他的指点，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下滑。她撞到一小块石头上，再次摔倒。她尖叫起来，想把滑雪撬扔掉，可它们系在手腕上。她踢着雪，婴儿般的大发脾气，一只滑雪板被她踢掉了。“我恨你，”她哭道，“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在小坡那里我本来很自豪，我所有的要求不过是想让你看我在那儿滑，哪怕只看糟糕的一分钟，我所有的要求就这些。你知道我做不到，你干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为什么？”

“我以为你没问题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带你上来看风景。”毫无疑问，他父亲当初也想让他体验下水的快乐来着。

黄昏在山间降临。一群群少年雪山健儿，穿戴得五光十色，天崩地裂似的从高处滑下，呼啸而过，只偶尔出于好奇，侧目瞟他们几眼。哈罗德和普里西拉商定脱掉滑雪板走下去。这花了他们整整一小时，让哈罗德付出了脚后跟各磨出一个水泡的代价。路边的树木注视着这场格外缓慢的行进，带着奇异的冷冰冰的隔膜感，那是与飞机上的铆钉如出一辙的讽刺的镇静。孩子们坐等在空旷的停车场边，眼含泪花。“我本来想带她好好玩一下，”哈罗德向孩子们解释着，“但是你们的妈妈不信任我。”

还是在这段危险的时期，哈罗德去前妻家里给儿子过17岁生日。在他正准备去赶回城里公寓的火车时，他注意到一盘子刚出炉的布朗尼蛋糕正凉在烤炉上。这有些奇怪，因为生日蛋糕已经上过了。他问儿子，“这是什么？”

男孩天真无邪地微笑道：“掺了点麻醉剂的布朗尼。尝一块，爸爸，你可以带到火车上吃。”

“我吃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不会的。只是其他孩子做了和我闹着玩的。意思意思罢了，不碍事的。”

哈罗德从小就喜欢吃甜食，他挑了一块大的，在儿子开车带他去火车站的路上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在火车上，他把头靠在外面漆黑一片的车窗上，玩味着一个离婚男人的心酸。慢慢地，他开始感到口干舌燥，同样的思绪反复出现，一层层堆砌，在大脑皮层中呈现出格外流光异彩的形态：既像彩色印刷的地层图，又像比赛场上的彩带。当他摇摇晃晃地下了车，立刻感到头重脚轻，不得不靠在什么上，要么就得倒在地上。他的身体拖累着他，不听使唤。他感觉自己被人流裹挟着出了车站，穿过一群披着大衣的陌生人，经过一条停满了肿胀的汽车的街道。他琢磨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那半清醒的大脑猛然意识到：他吃了一块掺麻醉剂的布朗尼。

他的半边脑子一直对另一半吼着谨慎的指令：瞧着两边。掏一块钱出来。慢着，这儿有代用的零钱。把钱放进收款机里。等16路来。别上错了去辛丰尼的那趟车。别慌神。每一步似乎都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他彩带般的思绪以电脑运算的速度不断叠加和穿梭。半边大脑在回家路上喊着指令和祝贺，而这些想法不断堆积成胡话。地铁上的乘客全都盯着他，好像能听到他内心的躁动。但是他躲在面容背后，感到安全，就像躲在一副钢制面具后面。车轮发出尖锐的刹车声，一串彩灯从窗边飞逝而过。

走出地铁站，离公寓还有三个街区。他再次感到如在云中，嗓子火辣辣的，一阵阵想吐。他拣着树篱或垃圾桶呕吐，虽然一路上很少有树篱和垃圾桶。就像在验证一条深奥的公理，他用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锁，门背后挤着满满一屋子让他熟悉又眼花缭乱的家具。他拿起电话，拨给普里西拉。

“嗨，亲爱的！”

她的声音警觉起来，“哈罗德，你出什么事了？”

“我的声音听着反常吗？”

“很反常，”她的声音尖得像豪猪的刺，黑色的刺带着白尖，“他们把你怎么了？”他们——他的孩子，他的前妻。

“他们让我吃了一块掺麻醉剂的布朗尼。吉米说不会有事的，但在火车上，我的精神变得特别恍惚和紧张，然后从车站回家的路上，我不得不老提醒自己怎么走。”那半边保驾护航的，值得信赖的脑子祝贺着他的话听上去很有说服力。

但是，什么东西触怒了普里西拉。她哭道：“噢，真让人厌恶！我一点不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意思，我一点不觉得你们谁做得有意思。”

“我们谁？”

“你知道我指的谁。”

“我不知道，”尽管他明白。他看着自己的手心，它们汗津津的。“亲爱的，我想吐。帮帮我！”

“帮不了，”普里西拉挂了电话。那“啪嗒”的挂机声像是一记耳光，那记曾经炸响在他耳边，回响不已的耳光——除了父亲变成了他的儿子，母亲变成了他的女友。本质上的一点是相同的：明明过错不在他，只因他幸免无事，于是好歹总要归罪于他。

现在，他的手掌不那么黏湿了，但它们看上去苍白而褶皱，像不舒服的枕头。在上衣口袋里，哈罗德发现了一张很久之前地铁换乘时被退回的一元钞票。他一边等待着普里西拉回心转意，打电话过来，一边翻过纸币。他审视着纸币背面上残缺的金字塔，以及上面那双神秘的眼睛，一边反复读着“ONE”字上方印有的那句格言：“唯神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