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安妮的父亲昏迷在床上，已是弥留之际，他的手依然温热，甚至还很有力。在这间价格昂贵、装修淡雅的疗养病房里，他感到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如同那些被遗弃在沙漠里的人。他的口气难闻至极。从干枯的洞穴——他的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同于安妮闻到过的任何散发自人身上的气味——污秽但毫不丰盈，只是臭皮囊剩下的最后一点酸味而已。然而他依然活着，毫无意识地努力喘着气，不声不响地嘟囔着，灰白的脸上闪过那些她所熟悉的表情——他往常在餐桌上故弄玄虚，时而高耸双眉的无奈状，或是突然撅起上嘴唇，像是要发作起来，大讲一通字斟句酌却义正词严的议论来。作为一名律师，忘家于那些城市和公司的阴谋里，他的为父之道十分疏离。他不愿责罚儿女，平时最多在饭桌上说说笑笑，聊助合家欢愉。他的空闲时间都花在户外，摆弄那些没有儿子可供分享的活计。在新罕布什尔州，他花了几个夏天的时间，盖了一堵四分之一英里长的石墙；在波士顿，他平整砖砌的平台，给它除草；在退休后居住的郊区，他照看混合肥料堆，修补和重新设计篱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手丧失了工匠般的粗糙，衰退的大脑无法再指挥双手做任何工作。就在去年夏天，安妮曾经轻率地让他帮她的孩子做一只鸟笼。他吃吃地笑着，像男子汉一样跃跃欲试。他找齐了要用的工具——木头、钉子，像平时一样颇为自得地叼着烟斗，走着熟悉的过场，而他的孙子带着越来越不信任的神色，打量着被他瞎钉在一起的木头。最后，老头儿后退一步，和孙子一起观看刚才的成果。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于是永远放弃了干类似活计的念头。此刻，他那干枯却并未僵硬的手放在女儿温暖的手里。

他的手有时回应她的紧握，掠过面容的激动使他微弱的脉搏加速。“放松，”这时安妮会俯过身，凑近他带着酸腐味的呼吸，轻声对他说，“放——松！没事的！我就在你身边，爸爸。我不会离开的。”

在这些小时的紧握和守护中，安妮回想起了一幕三十年来都很少忆及的童年插曲。那件往事是如此奇怪，不符合她和父亲各自的性格。那时她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当时人们管这叫“适应能力强”。大约十三岁的时候，作为三个女儿中第一个步入少女时代的那个，她遭遇了失眠症。那无法解释的不眠状态让睡眠成为了一片不可抵达的神奇国度。房间家具闪着幢幢黑影，似乎不去监视它们，它们就会恐怖地苏醒过来。她母亲轻描淡写地把她的害怕心理给打消了，就像从前给她解释月经是什么时，只说“岁数大了”引起的一些不方便。令人意外的，倒是她父亲正儿八经地对待此事。安妮记得，他总是面色苍白地从那些开不完的会议中抽身回家——脸上带着下议院式的冷漠，肩上担着上议院式的重负——然后，如果他发现她还醒着，就会连着几个小时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和她聊天，权当是“陪伴”。或许她感觉的几个小时，其实不过是几分钟；或许是她的回忆把几帧片断扩展成了漫长的插曲。在她的记忆里，父亲的声音不仅慈爱，而且使她感到，他总是兴趣盎然，闲适自娱，好像来此不是为了尽责，而是在做一件赏心乐事，就像他童年在乡间时，围坐闲谈便深感快乐似的。父亲对她不曾吝惜过时间，现在，她同样不想吝惜她的陪伴。她要照顾他入睡。

然而安妮厌恶疗养院，她想逃离那白大褂掩盖下的气味，那没完没了的电视，那价格昂贵的误诊，那佯装激励的虚伪和那令人窒息的鄙俗。这些濒死的碌碌众生和粗鲁的护士，正是她父亲希望她长大后能避免成为，超越之上的。“你不是个棒小伙吗！”主管的医生佯装抗议她父亲入院，轻拍着他的胳膊，像个性急的女友。

她父亲那常年辛劳自任锻炼得来的身体一向坚实无碍，甚至胜过他的好脑筋，但后来却突然衰竭下来。几次小中风，就让一星期前还能从一名男护士那儿拖着脚穿过大厅，走到安妮身边的他到了食不能咽的地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怎么决定得你自己做主，”医生说。他脸上的表情凝重、善良、充满自我保护和郑重其事。她需要决定的是，要不要把父亲送进医院，在那儿他将靠输液维持生命。她最终决定不去医院，她担心救护车会让父亲感到自己尊严受损，而这是她心里最担心的。可从医生抓住她的手，严肃而虚假地撇清，“你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中，安妮意识到她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杀死父亲：他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被扔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电话里，安妮的声音飞跃千山万水，希望能逃避做决定的责任。为什么医生要让她决定？难道他们不能自己做出决定吗？如果母亲还在，她会怎么做？安妮给她的妹妹们打电话，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德克萨斯。当然，她们赞同她做了正确抉择——唯一可能的抉择。她们共同的遗产——母亲的常识，通过她俩的声音如此坚定地传递过来，使安妮一时间几乎原谅了她俩只是离得老远，说说现成话罢了。然而，她们给她的信心不到一小时就蒸发殆尽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他来了，喝着茶，然后对她说，她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他的表情看上去既冷淡又油滑。他走之后，安妮坐在那里，双手祈祷般地捧着一盏母亲留下的茶杯。母亲两年前去逝，把她的瓷器，她的常识以及一个从头到脚都在衰退的威严老人留给了她的女儿们。这个大红彩绘、金釉镶边的茶杯，此时便成了绝境中的无上恩物。安妮闭上眼睛，等待着母亲通过捧在手上的这个易碎而冰冷的形体与她交谈。然而除了越来越大的深渊，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她睁开眼睛，打电话给在波士顿已经和她分居的丈夫。他现在定居在后湾，离她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仅有几个街区。

“当然了，亲爱的，”马丁说，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庄重而慈爱，“你做了唯一可能的决定。”

“噢，你也这么说，你们都这么说，”安妮对着坚硬的话筒哭泣着，话筒比茶杯更沉重，“但我是那个不得不做这个决定的人。我在害死他，而我是那个必须看着这件事发生的人。难以置信，他的嘴巴想要水。他快干死了！”

“为什么要去看望他？”马丁问，“他不是还昏迷着么？”

“我怕他醒来觉得害怕，”她说，那想象中的场面让她一阵剧烈地抽泣，不得不挂掉电话。

过了恰到好处的一段时间，马丁又把电话打了过来。她很感激，觉得他是心有灵犀地给了她时间哭好，洗把脸，然后热上咖啡，然而他似乎只是刚才和他女朋友商量了一下此事。“哈丽特说，”他口气权威地说道，“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大发神经，把老头儿往医院一送，吊着瓶瓶罐罐活受罪。更不用说还得花钱。”

“跟哈丽特说，我当然不会去做任何对她来说大发神经的事情。她更不必操心钱的事；她可不是财产继承人。”

马丁的声音听上去颇受打击。“她非常同情你，她都哭起来了。”

“跟她说，多谢她的同情。她要同情我，干吗不放你回来一趟呢？”

“是我自己不想回来，”马丁以一种崭新的庄重而慈爱的口吻说。

“噢，去死吧！”安妮挂上电话，然而她惊异于自己竟感到了快意和解脱。她意识到，发在这个男人以及他那自以为是的女人身上的一通怒火，是这些天来除了疗养院、垂死的父亲和她的负罪感外，她第一次想其它事情。

她无法让自己安定下来。她会连着几分钟握着父亲的手不放，感觉像是过了几个小时，对着他的聋耳朵宣布自己的存在，让自己呆在他的身边。父亲的脸干枯得深陷下去，带着木乃伊般惊愕的表情。他扬起的眉毛和低垂的睫毛间看上去距离巨大。他的手会突然一抽，或者她的手动了一下，这样就会刚好触碰到他的脉搏。那种生命的迹象吓到了她，就像大半夜里，厨房灯突然亮了，几只蟑螂从水槽里冒了出来。“爸爸，我必须离开一会儿，”她说，然后飞快地逃走。

她觉得自己迈着奇迹般富有弹性的步伐穿过大厅。四周都是临终者剪着短发的头裹在白床单里。有一位头发稀疏、面色潮红的老太太，陷在一把老人专用椅上，不停地拍着巴掌，喊着“救命”。安妮经过的时候，老太太停住了片刻，接着又恢复她刚才的动作。“救命”，“啪啪。”“救命！”紧闭的大门。空气。生命。伏牛花和富贵草种在门口的方形花坛里。停车场刚刚铺过路。这世俗的泥土和沥青让安妮感到惊奇。太阳像一个银白色的伤口低悬在十一月铅灰色的天空上。她溜进汽车，启动发动机。

疗养院的四周对她来说很陌生。她走进以前从未去过的两洋超市，在一家稚气十足的小吃摊给自己和孩子买了晚饭。置身于陌生人中间，她用一块三明治和一罐可乐填饱肚子。加油的时候，她呼吸着加油站里的气息，看着一个友善的胖子穿着绿色工作服，如此煞有介事地为她注满油箱。她感到，在这灰冷的苍穹下，在这陌生人聚集的城市里，因为她的意愿，另一个人正在油尽灯枯——而正是那个人的精血赐予了她生命——这听上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临终前，她父亲的性意识恢复了。她母亲不再介入，他的男性气质却显露出来。在母亲去逝以后，安妮和马丁曾想把他接来一起生活。但是，头一个晚上，他就站在安妮和马丁的卧室门外清着嗓子，把他们弄醒了。当安妮打开房门，父亲对她说，没有人像她今晚这样伤害过他。他的脸气得发白，睡衣上下两个扣子扣错了位置。她起初并没有反应过来，但随后脸红了起来。“可是，爸爸，他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父亲。我不是妈妈，我是安妮。”她继续绝望地辨白，“妈妈已经去世了，你忘了吗？”

他的怒气过了很久才开始平复，看来他是领会了这个意思。他眼睛眯成一线，做出法律界的审慎状，“情况属实，”他说。

马丁感到好笑，两人一起把安妮的父亲送回床上，但是他们却再也难以入睡，仿佛他们确实是情人，而在隔壁房间拍打墙壁的男人才是被弄错了的丈夫。她只是到后来才感到那天晚上的讽刺之处：那个和她睡在一起的男人，其实并不情愿这样。那时，马丁和哈丽特已经开始了婚外情，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让安妮的父亲住进来，只是出于他对婚姻生活的最后一次仁慈。她记得，当她后来宣布和父亲一起住的办法不奏效的时候，马丁是多么地如释重负。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糊涂，具有攻击性：从骚扰几个家庭主妇，到一对同居的情侣，最后发展到骚扰一个强壮的男护士。马丁则吐露着越来越多的婚外情细节，最终提出分居，然后一把老头儿安全地安置到疗养院，他就走了。

然后，独自一人，安妮这才意识到了父亲拒绝承认死亡的勇气。随着他的理智日衰，那一辈子爱在人前受尊敬的习惯简直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他横蛮暴怒，一意孤行，对护士报以老拳，为了急着打开老人专用椅的链锁，闹得双双四脚朝天。从他的好斗和狂暴里，安妮看到了一种赤裸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为他身边的四个女人在洪荒世界中搭起了一个避难所，并且获得了她们的尊敬。随着马丁的离去，安妮感到自己同样赤裸着。自己的无依无靠，使她爱上了父亲的无力感。然而，她的爱却使她不能和他一起，无法像父亲曾经在她步入少女时代时安抚她那样，安抚他面对死亡之路时的恐慌。这一事实让安妮感到分外羞耻。

做出决定的三天来，安妮来了又去，惊叹于父亲求生意志的狂躁。他的脸干枯消瘦，进而变得僵硬。他的嘴巴保持着O的形状，像是要吃奶的婴儿。他的呼吸喷出一股臭气，像一阵不可解读的斥责。他的手呆在她的手里。他死不了，她留不住；就像那些参加一场伟大而狂热的爱情的选手们，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谁会介意彼此拯救。

他死了，在没人陪伴的时候。护士很快就发现了，用床单蒙住他的脸，然后打电话给亲属。此时安妮正在家里耙着硬邦邦草坪上的落叶，想着自己应该陪在父亲身边。这个在人与人之间建起隐私和孤立空间的世界，突然鼓起勇气，降下纷飞的信件和拜访，致意和怀旧。在她面前，她父亲漫长而充满成就的一生被用言语重建起来。葬礼办得很成功，那是一场幸存者的聚会，一场向一位像样而有用的人的致敬典礼——他刚过世不久，身体却依然生气勃勃。她的妹妹们从飞机上下来，哭得比她还厉害。一张张在安妮童年记忆中漂浮的中年面孔——她父亲的老朋友们，统统付诸实相。安妮接受着亲吻，拥抱，抚摸和褒扬，然而她才是父亲死刑的执行者。她看到，这并不自相矛盾。他们对她满怀感激。世界需要死亡，就像需要生命一样。

葬礼之后，马丁同她和孩子们一起回家。“我很好奇，”安妮在他们俩独处的时候说，“哈丽特怎么没有来。”

“你想让她来吗？我们以为你不想。”

“你们想得没错。”

“当然，她本来是想过来的。她佩服你的所作所为。”

安妮看出，马丁是想借着老爷子办丧事为哈丽特谋一个进身之阶。他在脑海里已经跳过了他们分居和离婚的阶段，直接跳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会对他的第二任妻子哈丽特宽宏大量，甚至对她所谓的崇拜也投桃报李的那天。他可真是越来越幼稚了，安妮想，一个推销员，一个联络人。“我什么都没做，”她说。

“你做了一切能做的，”他回应道，这同样是他游戏策略的一部分：不仅推销哈丽特，也推销安妮自己，暗示她称职而且独立，就算没有他也能搞定一切。

她真的能吗？自从护士在电话里给了她那件久违的礼物——她父亲去逝的消息，安妮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她重新获得的自由里感到深邃的无意义了。她瞥见了这种可能性，就是没有别的人像她父亲那样需要她，而在他死后，她对其他人的贡献，就只剩下自己也一死了之了。马丁那套新做派是致命的，热烈地拥抱孩子们，带着羞怯、压抑的殷勤，和每个孩子说话，所有这些经济有效的十足活力，都是他心不在焉呆在家里的几年里所没有过的。当安妮站在火炉边时，他甚至胆敢轻轻拍拍她的屁股，好像她不过是另外一个等待安抚的孩子。吃饭前的那段时间，他里里外外地忙乎着，换灯泡，给炉子上油，把从不听话的挂钩上脱落的窗帘重新挂上。他艺术鉴赏家般尽职尽责地表演着——他迅速浏览着儿子们在暗室里冲洗的照片，他轻松地给女儿讲解因式分解——这一切，对安妮来说，都是他有意要让她受辱。他的做法与其说是让她和孩子们更亲密，不如说是在离间他们，给她们的关系设置距离。孩子们把失去父亲的责任赖在了她身上，他们也责备自己。日复一日，他们无言地坐在餐桌前，咀嚼着负罪感。现在，他终于回到家里，拔掉酒瓶塞，庆祝她父亲的去世。“安妮，亲爱的”——他在哈丽特那儿学会的这个句式——“跟我们大家说说你为什么换不了电灯泡？你是害怕摘下来还是拧上去？”骨子里毒辣，但外表光鲜；哈丽特让他变得幼稚但是更积极，少了胆怯和罗嗦。之前在家里，他像是他们不经意间呼吸的空气；现在，他向他们表明，他是一种力量，他的精力充沛，那带着报复心理的责任感不过是在炫耀他们浪费了一笔财富。

安妮对他说：“我一直忙着爸爸的事情，顾不上哪个灯泡亮哪个灯泡不亮。我连报纸都几天没读了。”

马丁没注意到她语气中的防备。“可怜的爷爷，”他盯着孩子们说，好像提醒他们，哀悼是又一担落在他肩上慈父般的责任。

憎恨，对这个男人赤裸裸的憎恨充斥着她的身体，似乎把她提起来，让她恢复了自由。他坐在他那端的桌子边，感觉到了。透过孩子们面前朦胧的烛影，他笑了起来。她的憎恨正是他所要的。然而那增恨却最终摇曳着熄灭了，就像灯泡突然坏掉不亮了。她并不自由。

他帮她洗了碗。独自生活，马丁养成了做些家务的习惯：另一个新花招。马丁在她身边走来走去，却避免和她有任何接触，带着滑稽的单身汉般的谨慎，擦干每一个盘子。这让她觉得他变得令人乏味。他，同样，感到厌烦。在一阵阵厌烦中，他滑出了哈丽特的轨道，重新回到了安妮的世界。“想要我走吗？”他红着脸问。

“当然。干吗不走？反正你每次都走。”

“我觉得，爷爷去逝还有所有这些事，你自己一个人会觉得太压抑了。”

“你不想回去告诉哈丽特她错过的这个华丽的葬礼么？”

“不。她不想听这些。她让我好好对你。”

看来留下来的主意来自哈丽特，而不是他。就像那些最庸俗不堪的低级丈夫们一样，他被批准了一晚上的自由活动。然而安妮本人是乏透了，也顾不上和这个送来的宝贝大动肝火。

“孩子们都在，”她对他说，“家里没有多余的床。你得和我睡在一起了。”

“这又不会让我们死。”

“我们指谁？”安妮问。

在床上，她再次感到他的身体靠近着她。几个月过去了，他变瘦了，变结实了。更确切的说法是，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像是在通过这种练习，好勉强保持住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对他来说，只是开始时是勉强的。当她抚摸他，希望做爱，他却说：“不行。这个太过头了。”在疲倦中，她感到释然。尽管在床上，他的存在霸占了她已经睡习惯的中间地带，她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她梦见自己握着父亲的手，而父亲突然精力充沛地坐了起来，把她吓了一跳。他开始责骂她，用那种只为家里最大的孩子保留的讽刺语气。对她的两个妹妹，父亲从来只是展示他温柔的一面。她醒了过来，发现旁边马丁蜷缩着身体。她并不奇怪他还躺在床上，让她惊奇的倒是另外几个晚上，她醒来，发现身边空着。马丁用一只胳膊肘支撑着身体，正在试图把枕头弄饱满。“为什么，”他问，好像他们一直在谈话，“你把充气枕头都给了孩子，咱们自己就用这些烂羽毛填充的玩意儿？我觉得简直是把头睡在了一块馅饼上。

“你睡不着？”

“当然睡不着。”

“我睡着了么？”

“睡得和平时一样。”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负罪感。我觉得和你睡在一起，对不起哈丽特。”

“别跟我说这个。是你要和我睡的，不是我要。”

“另外，我真为爷爷伤心。他太好了。他知道出什么事了，可他无法确切地指出来。他那次说‘情况属实’的样子。还有我们把他送到疗养院的那天——他那副一切听我安排的样子。那么勇敢而安静，像要出去野营的孩子。这个波士顿的大律师，以前总是把我看作笨蛋，真的。那时他全听我的了。记得吗，他是怎样告诉我注意路上车辆的？他变得——那个词是什么来着？——恭顺。”

“我知道，他很可怜。”

“他不想让我再和别的车撞上，他想让自己得到好的照顾。”

“我知道。我热爱他生存的意愿。这让我无地自容，让我们全都无地自容。”

“为什么？”

他生硬的提问让她吃了一惊：一个全新的马丁。那个过去的马丁她甚至不用去想就能彼此理解。她现在理解了他：他的意思是，你自己去无地自容吧，你自己去死吧，但是，别拉上我：我还是活过来了。她试着去辩解，“我这些天一直感到和世界失去了联系。”

“嗯，我看你也是。”

“不仅是和你，也和每个人失去了联系。今天的启示是，我不能哭。这和父亲没有关系，和任何特定的人没有关系。我没办法把眼睛从你和孩子的身上移开。你们后脑勺长得是那么相像。”

伴随着床垫的响动，马丁转过身，把手臂围在她的腰上。她的心跳动着，等待着他的手扣住她的Rx房，那是他的老习惯。可马丁没有碰她，就像他的胳膊从手腕那里被砍下去了。他用一种轻柔而善意的声音说，“对不起。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对我来说，躺在这里心里非常矛盾。那一整个星期我都觉得矛盾，那时你每个小时都给我打电话，说你亲爱的父亲还没有死掉。”

“不要言过其实，也别说‘亲爱的’。”

“你打了很多电话，我想。就这么僵持着，他就是不肯死去。他变成了一个多么强悍的老农夫啊！”

“是的。”

“你那时处在痛苦之中，而我坐在后湾，无能为力。我恨我自己，我现在仍然恨。”

马丁的忏悔，安妮想，无疑是另一个女人——哈丽特会逮住不放的机会。他紧绷的身体渴望做爱。但是，就像他们还是夫妻时的很多个晚上一样，电视新闻令她昏昏欲睡，铺天盖地的广告、灾难、天气和体育，随着地球不停旋转。在与之相同的机制下，安妮意识到，马丁对做爱的渴望，那持续在世界上鲜活的雄性力量，让她的睡意姗姗而至，就像她父亲曾经坐在她床边陪伴她入睡时一样。

当安妮再次醒来，马丁仍然在和枕头较劲。根据月亮色泽的变化，她知道时间在流逝，不过究竟是两分钟还是一小时她说不准。她知道她又一次失败了，但是这一次失败的性质却不同。它并非多么惨痛，因为一切都平坦地沉浸在悲伤的月光中。她问他，“你怎么会还醒着？”

“这是一次非常不成功的试验，”他带着满足感谈及他们睡在一起这件事，“你对床动了手脚，让我紧张。你总是这么干。但是和哈丽特在一起，我睡得像个婴儿。”

“不要和我说这个。”

“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奇怪的生理学事实陈述出来。”

“放松，放—松。”

“我放松不了，而很明显你可以。你可怜的父亲死了对你来说一定是个巨大的安慰。”

“并非都是因为这个。平躺在床上！”

马丁顺从了她。她把手放在他的xxxx上。这个小小的家伙带着温暖的热度和光滑的质感。它不同于别的任何东西，比Rx房更柔软，比思绪更易碎，但又是如此沉重。这样过了一分钟，他们都意识到它并未勃起，也毫无勃起的迹象。对于马丁，这是一次胜利，一次证明。“来吧，”他嘲弄道，“别那么尽力。”

对于安妮来说，这是一次试验（用他的话说）。在她的那些悔恨之中，有一条是，她一直握着她快死去的父亲的手，却没有在他步入死亡的那一刻握着它们；她幼稚地想知道，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大概会是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低喃着，“睡吧，让我们一起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