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了陈忠实先生的大著《白鹿原》，想起在鲁院学习时胡平院长常讲的一句话：茅盾文学奖想不给《白鹿原》都绕不过去（大意）。这样的话，后来我还听许多不同文学层次的人讲过，并且，普通读者着迷这本书的人也不计其数。在当代长篇小说里，这样雅俗共赏深入人心的大作品可谓凤毛麟角，说陈忠实用《白鹿原》给自己立了生祠，一点都不过分，我看到他在一本文学刊物上连载这本书的创作笔记，觉得也是应该的，这为研究这部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资料。

陈忠实和《白鹿原》是相得益彰的，作家受到关中历史风物、文化习俗的几十年浸淫，在一种摒弃了文学功利心的纯静条件下完成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天授地生。然而，完美的东西毕竟是不存在的，自《白鹿原》出版后的十几年里，我这是第三次重读它，不满足感一次比一次强烈。作为陈忠实和《白鹿原》的忠实“粉丝”，我出于对它的热爱，想把阅读过程中和阅读后的一些想法说出来，指出这块美玉白璧上的微瑕，使读者更能接近它的璞玉之美。

首先要说的是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所然他已经很放得开了，但和现在反映抗战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相比，尺度还是很小，由此造成在此偏狭的大背景下，塑造的白、鹿两家年轻一代人物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矛盾性，这些有追求但道路不同的年轻人的形象，比起他们的父辈白嘉轩、鹿子霖的有血有肉有精神来说，显得苍白、漂移。也正是这个原因，其他人物在谈及“国”与“共”的时候，明显被作者强加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烙印。当然，这个瑕疵是最可以谅解的，所以这里点到为止，不再深入分析。

第二个明显的败笔是朱先生这个人物的失败，朱先生是整个《白鹿原》的精魂和思想主线，然而这个人物的塑造极不成功，他是陈忠实的代言，作家是要把他塑造成关中文化的灵魂载体的，然而，却最终使他非人和不可信。这里并不是说作家加于朱先生身上的那些神仙故事，那些未卜先知的神秘事情，其实对整部作品的内涵和可读性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无可厚非。我要说的失败是，陈忠实把朱先生塑造成圣人的失败，这个人物的言行，以及无论封疆大吏、军阀党棍还是下里巴人对他一致的尊崇，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虽然作家一再强调和提醒读者朱先生的诸多功绩，然而越是这样，越让人觉得不自然，失真和做作。朱先生这个人物从一出场就先入为主地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从他一开口说话就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直到他像唱戏一样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走到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还是做出了一连串让人身上发冷的事情。朱先生这些被美化为返璞归真的轶事，与他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形成的思想和素养是不一致的，作者的“造圣”行为刀砍斧凿、牵强附会的痕迹过于明显。在朱先生死后，作家还安排了他的儿媳看到朱先生的“那个器物竟然那么粗那么长”，来说明“‘本钱’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汉子”，来拉近朱先生和人的距离，并给于他活着的时候的那些非常之举以注解，给人的感觉是补丁上面摞补丁，支离破碎、非我族类。综合一句话，朱先生这个人物，需要咬着牙才能读下去。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将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的总体阅读印象和沈从文、孙犁等已故大师的作品印象对比后，发现的一些境界上的不同。我原先不是很能区分大师和大作家的区别，显然，这是两个境界层次的概念，但是他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通过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和以沈从文、孙犁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对比，不难发现，前者生活积淀深厚，作品厚重苦难深重；对人生和命运的挖掘很深入，人性真实纤毫毕现，作家是大作家，作品是大作品，然而他们反映的人的苦难比现实更苦难，他们审查的人性之丑更加触目惊心，他们把人性之暗和负面的东西刻画得无以复加，作品读后让人感觉沉重、惊心、现实生活没有诗意可言，无所谓失望也无所谓希望，可以说每个人人的人性都是向下的。而沈从文、孙犁的作品，一样反映苦难、刻画人性，他们却是给你黑沉中的曙光，苦难中的亮色，人性里的达观，现实中的诗意，如果说陈忠实、贾平凹善于塑造沉重、善于审丑，那么沈从文善于冲破沉重，善于审美。诚然，无论沈从文还是陈忠实、贾平凹都是尊重生活的真实的，但是，是审美还是审丑，是向善还是务实，是向上还是向下，是给读者希望还是沉重，是真实还是诗意，凡此种种不同，恐怕就是大师和大作家的区别。有时候，写再多的大作品，却无法由大作家上升为大师，正是因为你有没有给人生的苦难以亮色，有没有给现实的生活以诗意和关照。冲破了就是大师，冲不破就是一个家吧。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人需要有信仰呢？正是人向往从现实的苦难中拔身，而大师们正是扮演了上帝的角色。

最后，依然要想陈忠实先生致敬，毕竟我们能读到向《白鹿原》这样的好作品，已经很不容易了。

2009年6月20日 于若谷巴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