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经考验的“咖啡馆”
对于美国小说家卡森·麦卡勒斯( Carson_McCullers )的阅读，相信通常的次序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其他小说→传记，也是她的相关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先后顺序。现在，在《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中文译本首度面世近30年之后，包括该篇在内的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了，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美满”的呼应。麦卡勒斯最优秀的作品，无疑就是《伤心咖啡馆之歌》。我不想说它是你“不得不读的”或你“一定要读 ”之类的话，我知道有些聪明人听了这话偏就不读了。
《伤心咖啡馆之歌》不是非读不可，只不过该强调一下，它耐得起反复阅读。我的经验中，美国人写的中篇，最耐看的便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和福克纳的《熊》(有一点巧合：两部作品都是由李文俊先生译成中文的)。也许有人不同意。还是李文俊先生，在他写的《福克纳传》中，曾引述海明威对福克纳的评价(许是一时气话)，说福克纳有个大毛病：“他经不起重读。你再读一遍他的作品时，你能一直意识到你读头一遍时他是怎么欺骗你的。”
我想海明威这话，应该指的是福克纳作品中通过多视角叙述设置悬念的技巧。最怕重读的是侦探、恐怖小说，因为它们都以悬念取胜。但《熊》并没有多视角的叙述，《伤心咖啡馆之歌》借以抓取人心的也非悬念。相信第一印象的人可能说，《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最大好处在于奇、在于怪！
环顾本单位所有男同事，恐怕没人可抵挡爱密利亚小姐一拳之威。如此“铁骨铮铮”的一位女豪杰，却爱上了驼背兼侏儒的李蒙表哥，李蒙爱的，却竟然是曾经在爱密利亚的铁拳下仓皇遁走的、她的丈夫马文。确实比一般的三角关系奇怪得多，尤其对于作风一贯正派的读者，更不啻晴空霹雳。但，怪不等于耐久。约翰逊博士在评点总是“出奇制胜”的玄学派诗人时说，他们的奇和怪，并不会让读者自叹弗如，反倒会使读者奇怪他们怎么想出这么奇怪的东西来。那么，又是什么让《伤心咖啡馆之歌》如此迷人？远离我们的生活、超出理解之外的复杂、奇异的情感关系，如何打动了众多读者的心？我花了很久去寻找答案；我甚至曾设想，是三人关系中隐藏的“施虐”与“受虐”倾向，触动了读者大众某些沉睡的欲望。
这并非全然瞎说。了解人类潜藏的受虐欲望、并能善加利用的高人，随便就可以说出好几个。比如总置唐僧于被女妖吃肉威胁之下的吴承恩，比如让木婉清 “鞭笞”段誉又让张无忌挠赵敏脚丫丫的金庸，比如经常安排被迫洞房节目的《武林外传》的编剧。然而，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求证的时候，如此优秀的一个观点竟被一致否决了：大家坚决果断地认为，没有“施虐”或“受虐”这回事，有也和文学不搭边。
真理，在通往真理的最后路途上夭折了。
我试图从《卡森·麦卡勒斯传》中寻得启示，仍不得要领，唯一的结果是使《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奇怪处显得没那么奇怪了：传记中说，作家卡森本人是双性恋、她丈夫是双性恋，他们爱上了同一位双性恋的男士——难道不觉得比爱密利亚小姐的爱情故事还更荒唐离奇吗？！原来无中生有的事是世间所没有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自有所本，不是从石头里跳出来的孙行者。如今，“受虐说”四面遇阻，“奇怪说” 更是八面透风，只有《伤心咖啡馆之歌》依然保持着神秘的魅力。难道我们只能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吗？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条路不通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一条路，还告诉我们，(咳，)只要坚持，便没有不通的路。
某些东西创造出一种氛围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作不多，却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一首《古舟子吟》；因其影响广泛，信天翁在后世的文学中几乎成了不祥之兆。一个老水手，拦住某位去赴婚宴的青年，给他讲述了一个关于惩罚、爱和拯救的故事：不知感恩的水手射杀了为大船引路的信天翁，于是天罚降临：“一天又一天，／船停着，纹丝不动；／就像画师画出的一条船／停在画出的海中。”全体船员纷纷死于饥渴，最后剩下犯罪的水手，在死亡面前忏悔了自己的罪恶，学会了爱，于是得到宽恕，已经死去的船员纷纷起立，升帆运舵，将因爱而重生的水手护送上岸，年复一年向陌生人述说他奇异的经历，教导人们：“对人类也爱，对鸟兽也爱，／祷告才不是徒劳。”
新出的这部《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中，最后一篇有个很好听的名字：《树·石·云》。如果仔细读一下，会发现这是一篇小说版的《古舟子吟》：在一个飘雨的早晨，报童在咖啡馆里被陌生的老人缠住，听他讲如何漫游全国去寻求爱的故事，最后他说：“一切东西，小子。还有任何一个人。所有的陌生人他们全都为我所爱！”这里无意去论证柯勒律治对麦卡勒斯的影响，只希望有此铺垫，读者便不会责备我将《伤心咖啡馆之歌》与《古舟子吟》拉到一起来谈太过牵强。首先二者的标题就有相像处：《古舟子吟》采用的是民谣体，标题中或吟或咏自无疑义；《伤心咖啡馆之歌》明明是小说，为什么偏称自己是 Ballad(民谣)？她在确定标题的时候想起了柯勒律治？我很难拒绝如此猜测的诱惑。
要说奇怪，《古舟子吟》的故事更是荒诞不经，区区一只信天翁的死，竟然引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谁能相信？但很少见人因此进行指责。那是因为，在诗行的行进之中，叙述者的口吻和语气里，有某些东西创造出了一种氛围，让我们主动地“收起怀疑”，产生了一种“诗的信任(柯勒律治语)。”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有几种迹象说明，事情就要在今天发生……一只胸前血淋淋的兀鹰飞过小镇，在爱密利亚小姐房子的上空绕了两匝”；“七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因此，决斗将在七点钟举行。”读到上面字句的时候，熟悉土段子，经民间文学熏陶过的读者(不论美、中)，早已放开心胸，搁置起怀疑，为接下来空前绝后的一场决斗做好了准备。
如果我来到上海，找到出版麦卡勒斯作品的上海三联书店，摸进编辑室，站在门口说：“麦卡勒斯，那也是一位成了名的老剑客了！”那我肯定是疯了。如果站在门口的不是我，而是单田芳先生，麦卡勒斯想必真的可以做剑客了。一抬手、一投足、一声轻咳，听者读者瞬间心知肚明，欣然进入情境。人们听单田芳的评书，着意的不是讲的什么，而是讲故事的那把破锣金嗓，否则谁耐烦一二十遍地听那些老掉牙的故事。同理，在我们对爱密利亚小姐的爱情已经不觉奇怪之后，仍保留着喜爱，不怕反复阅读，就是因了那叙述的声音。麦卡勒斯做了一次最完美的说书人。此前此后，她从来没能达到同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