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亟谋拔出泥淖的回顾。

近卫当然不主张”事变”扩大；记起丁绍仞辞行时所作的约定，认为除却他跟蒋主席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扩大之法。于是先向宫崎及秋山联络；再征得陆相杉山元大将的同意，决定派宫崎到南京联络。哪知在神户上船之前，宫崎为宪兵所扣押。同时秋山亦在东京被捕，罪名是有间谍嫌疑。几经交涉，军部同意释放，但并未履行同意；事隔一周，”事变”已扩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军部欺骗了他们的首相，有意扼杀近卫谋与蒋委员长直接深谈的可能性。

到得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奋起抗战，明白昭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唯有与敌人周旋到底时，近卫内阁却还拿不出确定的方针，因为内阁受军部的影响；而军部在担当中国战场主要责任的陆军方面，却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尖锐对立。是故近卫虽在阁议中声明了不扩大的方针，而事实上”芦沟桥事变”已无法作为”地方事件”就地解决。即使陆军一致不同意扩大，要收束局势亦起棘手；更何况意见纷起，无法下达明确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任意胡为，以致濒于无法收拾的恶劣态势。

陆军的扩大派，大致在陆军省；由杉山陆相及梅津次官主持，此外朝鲜总督南次郎及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亦为扩大派的巨头。

至于不扩大派，则为参谋本部掌实权的人物，以多田参谋次长为首。最不可思议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华急先锋，属于统制派石原莞尔及板垣征四郎，竟为不扩大派的健将。石原平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协助次长多田骏与陆相杉山元展开激烈的争论；到得”事变”第二年的6月，杉山元垮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即为多田与石原的策划。

何以石原与板垣不主张扩大？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在东京的陆军将领，了解得多，深知蒋委员长的地位及威望，与”九一八”时代已大不相同；号召力在整个中国大陆，无远弗届，无微不达。

同时，他们在关东军服务多年，深知日本真正的心腹大敌是俄国。中日两败俱伤，得利的渔翁在莫斯科，所以极力主张不扩大，保存国力，对付苏俄。但多田、石原、板垣虽居陆军的要津，却非统制派的领袖；论资望足以与杉山、梅津、小矶以及松井石根之流相片的荒木贞夫、宇垣一成，因为不是现役，无法担任陆相或参谋总长；尽管近卫邀宇垣担任外相，荒木担任文相，但以无法约束现役的陆军将校之故，所以不扩大派的主张，到头来终于牺牲在以统制派为主的扩大野心之中。

更糟糕的是，不扩大派的板垣，从入阁以后，暗中受了统制派的游说，言行一变，破坏了石原构想为主的”宇垣工作”——一条双管齐下的结束中日战争的路线。

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半年以后，日本不但未能如杉山向昭和保证的，可以3个月以内结束战争；而且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已超过预定限度的三分之二。日本军部所拟定的战略指导原则是，全部陆军50个师团，以15个动用于中国战场；其余35个师团，用来防俄；而至1938年初，日军在南京方面有14个师团，华北10个师团，山西一个师团，恰为总兵力的一半；而且情势显示，尚须增兵。石原与板垣在中国的阴谋活动，一向捡便宜惯了的，认为这样打仗法，即令战胜，亦将大丧元气；所以必须改弦易辙；由力战改为智取。板垣之入阁，象征着谋略战的开始。

影佐祯昭之脱颖而出，即在此时；他担任陆军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主管的就是谋略工作。

在石原莞尔的指导之下，开始挽救由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停战失败所造成的僵局。

第一个行动是利用”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与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的同学关系，试探和平。当时军事委员会对敌情报工作的原则是，不放弃任何可以探索敌人真相的机会，所以董道宁被允许可以秘密赴日。

1938年2月，董道宁到了南京，与影佐见面，影佐表示，当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时，他曾强烈反对，且一度想恳求参谋长多田，直接向日皇陈述，中止发布此一声明，这话不知真伪，但董道宁在日本逗留两周回国时，影佐托他带了两封亲笔信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政部长何应钦，这却是一个足以为他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的不平凡的举动。

于是4月初，高宗武与西义显在香港会谈，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平条件。当然，这是以谋略对谋略，虚与委蛇，藉此一则多了解敌人的意向；二则为缓兵之计，但日本方面却很认真；石原打算由这条路线，逐步进行，修正近卫自己所承信的，平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发布了那个国际惯例所仅见的声明。

那知，4月6日台儿庄大捷，日本第十、第五两个师团被击溃，伤亡三万人之多。东京军部大受刺激，封闭了西义显的这条路线。

于是接下来便有”宇垣工作”；而以近卫内阁逐渐改组，杉山”退阵”、板垣登场，及宇垣任外相、荒木任文相为”宇垣工作”的开始。

当时日军已打到徐州，下一个目标是开封与郑州，夺得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中原要冲，循平汉线长驱南下，直达武汉三镇，打一个大胜仗以后，谈和更为有利。那知国军已准备了一个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战略而设计的陷阱，等在那里了。

6月上旬，日军攻陷开封；它的机械化部队正计划一鼓作气，直下武汉时，开封、郑州间的花园口决堤，黄河横决，滚滚南下，淹没了河南省东南的大平原，以及淮河以北的地区，浸水地区约一公尺，农民还可以步行往来；中国政府当然也有必要的赈济行动。而日军的灾情惨重，百倍于当地的中国百姓；他们的车辆、大炮、坦克，皆尽陷于泥沼，动弹不得，不但阻遏了日军对武汉的攻势，而且逼迫日军修改作战计划，并改组华中的战斗序列。

这对刚刚开始的”宇垣工作”，虽说是兜头一盆冷水：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正好配合宇垣的”低姿势”，在6月17日，他就任外相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中，公开修正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说”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新考虑日本的态度。”在此以前，中国政府已获得情报，宇垣就任外相有4个条件：加强内阁统一；对华外交一元化；迅速决定和平方针；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近卫完全接受。因此，本乎谋略战的原则，中国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分向宇垣发了一个贺电，宇垣复电道谢，并建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到日本商谈谋和的可能性？及至6月17日的公开声明，无异进一步表明求和的诚意；于是，10天以后，孔祥熙的代表乔辅之首先在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谈，为孔祥熙赴日的行程作安排。

当然乔辅之首先要探明的是，日本方面的条件；乔辅之问：“日本是不是会要求蒋委员长下野？”

中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急电外务省请示。宇垣亲自拟了复电，明确指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立即提出警告：倘或如此，和谈一开始就不必希望有结果。

宇垣的答复是：“最后并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目前日本朝野反蒋的空气很浓厚，所以不能不在一开始作一个姿态。”

事实上是很清楚的，蒋委员长已成为中国唯一的领袖，不论和战，都非他主持不可。但石原莞尔所策划的谋略战以暂时”倒蒋”为整个谋略的核心；其中包含着亦和亦战，对内对外的重重阴谋：

第一、如果蒋委员长”下野”，中国再无第二个人能领导抗战；那时中国战场将形成一片混乱，日军在华中、华北、华南、河东——山西各个战场，发动全面攻势；或许杉山元所作”3个月内结束战争”的狂妄大言竟得实现。这也就是统制派甘于退让，容一个长于设计，一个重在实行的石原与板垣这一对搭档，来试一试的主要原因。

第二、即或不能达成使中国订立”城下之盟”式的”和约”；但打一个大胜仗，不会成问题，”和片”亦一定可以实现。

第三、军部虽知数十万陆军陷入中国战场这个大泥淖的危险；但下级军官至士兵，以及民间为数众多的狂热右派分子，对战略上的严重危机，不会了解，只看到”皇军”节节进展，会反对谈和。鉴于日俄战后，订立《朴资茅斯条约》引平民间大暴动的往事，就必须在”反蒋的感情”上，使大家有所发泄，才能接受与中国谈和这一决定。

因此，以宇垣出任外相，决非偶然，而是出于精心的设计；因为宇垣以”倒蒋”出名，但其他中国政府的要人，则颇多为宇垣的旧识。是故，打出宇垣这张牌，在一般的感觉上，便有”日支终必和平；但蒋介石不会再成为中国领袖”的印象。

石原的谋略最深刻之处，便在不独要造成日本人有此印象；同时要使中国的政府，亦能产生这样的误解——汪精卫、周佛海便是有此误解，怦怦心动，钻入石原的圈套，旋即省悟，而悔之已晚的人。

至于石原谋略的具体手段，是建立一个”内阁中的内阁”，由首相及陆、海、外务、大藏四大臣，组织”五相会议”，作为”最高国策研讨机关”，6月10日成立，在一个半月中开了4次会议，制订了”今后支那事件指导方针”；”因应时间的对支谋略”；”支那政权内面指导大纲”3个文件。

“指导方针”是”集中国力于1938年内达成战争目的”。如何”达成”，就要看”对支谋略”了。

“谋略”的核心，即是使中国”中央政府崩坏，蒋介石下台”。主要的手段一共6项；尤其重要的3项是：起用”支那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再提。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4月间，便跟汪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但回国以后，整理出《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观感》3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

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深具用心，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对华事变扩大派，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对外是加速进行对武汉的攻击，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及冈村宁次的第一军，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分两路进攻，水路十一军自安徽入江西，在九江突击登陆；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直指汉口。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4项条件，第二项”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9月29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操诸”总务长官”，直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11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11月19、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