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皇宫被炸；日皇准备求和。

守望最殷切的日本昭和天皇；由于民国34年元旦午前零时的大轰炸，直接而强烈地刺激他作出求和的决心。

第一次白昼大轰炸，始于小矶内阁登场后第四个月的11月24日；从塞班岛起飞的88架”空中堡垒”——B29，摧毁了设在东京郊外的中岛飞机工厂，转而轰炸市区各官署及港湾中的船舶。由于是在白天，以及两周以前，一架美军照相侦察机，在东京上空，悠然来去，搜集了足够的目标情报，所以这一次的空中攻击，几乎使整个日本政府的机能瘫痪。12月一个月内，东京被轰炸了15次，全毁的房屋800户；每户平均5个人；5个人中平均有1个死或重伤，另外4个人无家可归。

度过了噩梦样的一年——1944；美国空军用700枚烧夷弹，作为给东京人的新年贺礼。100架B29，于除夕告终，新年开始的子夜零时，抵达东京上空；烧夷弹将上野一带的天空，染成红色，好久好久都不曾消失。

消失的是元旦清晨，宫城瞻拜的熙熙攘攘的景色；这是昭和自有知识来的第一次。但是最使他感受到刺激的是，新年第一天便有人丧家；新年第一天便只有啜泣，绝无笑脸。

经过5天的沉思，在接到美军运输轮船团驶向菲律宾仁牙因湾，及美国机动部队开始攻击法属越南的报告以后，昭和召见了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

“关于目前战局的进展，有无征询重臣意见的必要？”

木户对于战局的信心，早就动摇了。但他一向以军部的护法自居；而所谓”重臣”在传统上主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职责是，在内阁总辞以后，推荐继任首相的人选。天皇直接向重臣征询战局意见，是严重地侵犯了陆海军首脑的”帷幄上奏权”。他直觉地认为有加以保护的必要。

“应先与陆海军统帅部长恳谈，再征询有关系的阁僚，如果认为有决定最高方针之必要；再召集重臣及阁僚，举行御前会议。”

天皇默然。他就是要打破正常的程序；而木户偏以正常程序作答，所以连话都懒得再说了。

一个星期以后，昭和得报，内阁举行非常会议，讨论结束战争的途径；结果由于陆军的反对，反作成了加速拟订”本土决战”计划的决定。因此，昭和的旧事重提，而木户近乎麻木不仁地照旧回答。

这昭和两番想召见重臣而阻于木户一事，终于泄漏，颇引起重臣的反感，已有3年未面谒天皇的近卫公爵，更为愤怒。

在他跟平沼男爵、若槻男爵、冈田大将每月举行一次的”四重臣会议”中，公然指摘木户竟敢扼杀重臣向天皇奏陈国事意见的机会，是无法无天。

木户听到这话，内心当然很不安；于是在2月1日那天，奏请天皇个别召见重臣。避免采取全体重臣同时谒见，改以普通问安的方式秘密进行，是怕刺激军部，引起严重的反应之故。

排出名单来，曾任首相的重臣，总共7个人；除了每月聚会一次的四重臣以外，另有广田弘毅、阿部信行、东条英机等3人。阿部正继小矶国昭为朝鲜总督；此外6人自2月7日至26日，逐次召见完毕。

6个人的意见分为三派，最多的一派意见，不脱乡愿的论调，不分是非，只说应加强当面战争的指导，否则或将战败。不过多表示应在适当时机结束战争——这个说法等于支持军部的立场；军部一直有个一厢情愿的想法；集结一切力量，好好打个胜仗，以便争取谈和较好的条件。

只有东条与近卫的主张，截然不同；成为尖锐的对立。东条认为战争胜负是五十对五十，虽难乐观，亦决无悲观的必要；尤其是进入”本土决战”后，”发挥本土的特质，将国土之万物万象，均予以战力化。当敌军来攻之际，发挥一亿国民的特攻精神，决心不使敌军一兵一卒得能生还。”

这些形同梦呓的陈奏，昭和可说无动于衷；因为就在前一天的2月25日，东京在美机轮番攻击之下，有一万家人家被烧毁；三万五千人被焚。这个残酷悲惨的事实，使得再富于想像力的人，也无法说得出”国土之万物万象”如何得能予以”战力化”？

10天以前的2月15日，大雪粉飞；130架B29，联翩到东京上空来赏雪，在神田区投下6000枚烧夷弹；许多人都知道，皇宫亦被炸中，受灾的是女官室、近卫兵宿舍、仓库；却不知道文库亦为烧夷弹直接命中——所谓”文库”，实际上是一座御用的双层防壕；从上年11月24日，B29白昼飞临东京之日期，昭和夫妇就迁居于文库了。

在被炸的前一天，近卫即在文库谒见天皇。他率直奏称：“现已面临最恶劣的态势，有尽速结束战争之必要。”照他的分析，现在结束战争，对于”国体之护持”，亦即维持天皇制度，尚有可能。否则，即令不亡于美国，内部亦有发生”共产革命”的可能。

最危险的一个迹象是，陆军少壮派军人倡导”国体与共产主义并存论”；认为一方面实行共产主义专政，一方面又可保全天皇制度。这是绝对荒谬的理论。”国体”与共产主义决不能并存，换句话说，实行共产主义，即将改变”国体”；如果要维持”国”必须消灭共产主义。

尽管为了礼节及缓和语气，近卫以”国体”作为”天皇”的代名词；而昭和已深感刺激，当即问道：“照你看，结束战争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主张国体与共产主义并存论的陆军少壮军人；非实行消灭此辈党徒的方策，不足以出现新的机运。”

“具体的方策如何？”

近卫想了一下答说：“以起用宇垣、香月、真畸、小畑及石原等人为最理想。如不得已，亦可起用阿南惟几，山下奉文两大将。”

听近卫指名提出这些陆军中的”名人”，昭和深为注意，但也有一时想不通的地方。首先提到宇垣，或是可以理解的；宇垣是日本军人中真正杰出的人物，超然于”皇道”、”统制”两派以外，他的同僚及后辈对他既敬且恨，他做过四任陆相，第二任正当加藤内阁；那时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加上关东大地震，因而不得不照欧战结束以后，华府军缩会议的决定，实施裁军，前后3次，以第三次的规模较大，亦最成功，即由宇垣所主持。

第三次裁兵始于大正14年5月，宇垣一举撤消了4个师团的番号，裁减官兵六万名，马一万三千匹、大炮300门。但另外创设了一般学校实施军训的制度，并以裁兵所节省的军费，从事军备科学化的计划。因此，兵员虽减，战力反而提高；但许多将校解甲归田，或者派到文学校去当军训军官，委委屈屈地大叹髀肉复生；自然恨死了宇垣。

但真正引起陆军两派一致反感的是，宇垣支持政党政治，因而被垢骂之为”国贼宇垣”。在芦沟桥事变以后，近卫第二次内阁垮台，每次组阁的人选，都提到宇垣；但每次都以军部的反对，始终被投闲置散。

如今复用宇垣，是否可能呢？昭和问说：“宇垣比较超然，他能组阁，确可以发挥裁抑少壮军人的作用；但陆海军是否会同意呢？”

“此全在圣断。军部既无力完成战争目标，则在收拾残局的大责任下，宇垣确为理想的人选。”近卫又说：“陛下圣明，说宇垣超然，正是最要紧的条件。”

由于近卫的提醒，昭和对他提出这张名单，充分理解了。原来日本向来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之说。从明治维新以来，长州藩阀系统的由山县有明、经桂多郎、寺内正毅，以至田中义一，陆军要职，全为长州阀所把持；其后因人材不济，于是联络大分阀的南次郎、金谷范三，成为陆军中的”主流派”。

与长州阀对立的便是萨摩阀，以荒木贞夫为中心，结合佐贺阀的真崎甚三郎、武藤信义；土佐阀的小畑敏四郎等。佐贺系的领袖，本是曾任朝鲜总督的宇都宫太郎，曾组织”佐贺左肩党”，对抗长州阀；此党重要人物除真崎甚三郎、武藤信义以外，还有秦真次、荒木贞夫、福田雅太郎、山冈重厚、山下奉文等。荒木虽是萨摩人，但为宇都的得意弟子，所以亦加入”佐贺左肩党”，且受宇都遗命为主要领导人。

不过”佐贺左肩党”，虽为反长州阀的中坚势力，但以地位关系，名义上的领袖，另外有人，当田中义一领导长州阀时，他的对手是来自九州的上原勇作元帅。清浦奎吾在大正13年1月组阁时，首先请求上原推荐陆相人选；上原所推荐的，就是”左肩党”的福田雅太郎。

那知田中手段巧妙，引进籍隶冈山的宇垣一成代替福田雅太郎；同时他参加了政党，以政友会总裁的身分，曾一度掌握政权，在表面上仍旧维持了政党政治的型态。

及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朝野对于佐尉级的少壮军人，跋扈横行，对内阴谋暗杀要人，涉嫌叛乱，对外擅自制造出可以引起两国战争的纠纷；而领导军部的”昭和军阀”，既不如田中义一、宇垣一成等”大正军阀”之握有实权；更不如大山岭，儿玉源太郎等”明治军阀”的具有绝对统治力，无不忧心忡忡，认为有”肃军”的必要。因此，”九一八事变”以后，继若槻礼次郎组阁的犬养毅，寻求上原元帅的支持，预备将躁进不法的陆军青年将校，整肃换掉30个左右。

那知内阁书记官长、政友会的政客森恪，自田中时代便勾结少壮军人，挟以自重；所以犬养的企图，很快地便为军部少壮派所知，于是昭和7年——1932年5月15日白昼，一名现役海军中尉，穿着制服，带领4名海军军官，与5名陆军军官候补生，闯入首相官邸，不由分说，枪杀了现任内阁总理犬养毅，这就是震惊三岛的”五一五事件”。

在”九一八事变”时，若槻内阁的”陆军三长官”，南次郎任陆相；金谷范三任参谋总长，都出身于跟长州阀携手的大分阀；而训练总监却是为反长州阀的荒木贞夫；若规垮台，由于南次郎及金谷范三，未能约束关东军的”三羽鸟”——高参板垣征四郎大佐；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及特务机关人员，土肥原的助手而任张学良顾问的花谷正之故，使得荒木贞夫有机会转任陆相。

荒木之能握有绝大权力，是因为斋藤宾的内阁总理，实际上是由荒木所促成。当时重臣领袖为西园寺公爵，首相的产生，首先由西园寺推荐，已成不成文法；当犬养被刺，萨、佐、土系的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宪兵司令秦真次、陆军省次官小畑敏四郎，及另一次官长州，大分系的小矶国昭，要求荒木向西园寺表达绝对反对政党内阁的意愿。但当西园寺与海军宿将东乡元帅，商议首相继任人选时，东乡认为”国本社”领袖平沼骐一郎最适宜；不然，曾任朝鲜总督的资深海军大将斋藤宾亦可，只有萨摩出身的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不妥；因为大正二年山本继桂太郎组阁时，修改了军部大臣任用的范围，不限于现役，预备役的将官亦可起用。这一来限制了军部的势力，所以在十几年后，由山本再次组阁，必遭陆军强烈反对，酿成风潮，自是不妥。

西园寺当然想维持政党内阁，难得东乡提出平沼，再好不过。当即上奏，提出平沼与斋藤、请求选择；昭和却只提出7点”希望”作为抉择的标准。其中6点，为”崇高之人格”、”拥护宪法”、”外交应以国际和平为基础”等，两人都能符合要求；只有第四点，也是消极资格上最重要的一点：“接近法西斯者绝对不可。”而平沼的”国本社”，标榜”国粹主义”，其实就是法西斯；因而”大命”降于斋藤宾——如果不是荒木有那种强烈的表示，斋藤宾不可能成为首相候选人，亦就不可能成为首相。即由于这间接拜荒木之赐的一个观念作祟，使得朝野一致期望于斋藤的”振肃陆海军军纪”，竟成定话；荒木成为明治维新以来最有权力的一个陆军大臣，他曾向近卫文磨表示：任何人皆可组阁；只要符合军部的要求。

就荒木本人来说，既然连”国之大老”的西园寺公爵都必须尊重他的意见，足见权力基础已经稳固，因此大刀阔斧地整理人事，也就是排除异已，除了小矶国昭以外，陆军重要职位，都为”佐贺左肩党”及萨、佐、土系的将校所盘踞；真崎甚三郎转任教育总监，而参谋总长则必然倾向于”皇道派”的闲院宫亲王。

“皇道派”为军方及社会所加诸于”左肩党”的”美称”。此派思想源流，出于武士道以及尊王攘夷，自无疑问；而做法上最为人所诟病的是流血五步的暗杀行动。于是有相对的”统制派”兴起。

军人集会，本为法所不许，但明治时代的敕令中，规定军人为了国防讲习而集会，是可以允许的。即由于这个法律上的漏洞，以”佐贺左肩党”为嚆矢，接续而起的有”樱社”，成立于”九一八”之前一年，发仆人是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大佐；中国班班长根本博大佐；以及中国课中国班班长长勇中佐等人。成员包括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宪兵队、陆大、士官及驻东京各联队中坚干部96人，为陆军少壮派的一次大结合；在民间极右翼理论起初以为只是发动一次温和的兵谏，未加反对；后来发觉是倒阁自立，形同叛乱，立即展开有效的制止手段，由次官小矶国昭执行。这就是有名的”三月事件”。

樱社既不得志于国内，乃有”国外先行论”，导致了半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但桥本及长勇却未死心，认为将官优柔寡断，要干还得自己来，联合陆军下级军官的”天剑党”、海军的”王师会”，以及民间右翼过激分子，于”九一八”之前一个月，在东京青年馆集会，决定暗杀西园寺公爵、内大臣牧野伸显、首相若槻礼次郎等十几个要人，及至”九一八事变”一起，桥木及长勇，眼见”国外先行论”已著先鞭，大感刺激。长勇尤为热中；他本已奉派为日本驻华武官，居然由北京潜回日本，与桥本策定了”起义”——所谓”蹶起”的计划，预备发动近卫师团步兵十中队；机关枪两中队；飞机17架，由长勇指挥突袭出席议阁的全体阁僚；另占领警视厅，包围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强迫长官；并要求东乡元帅上奏，由革命将校组织内阁、拥立的首相，即是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桥本自任内务大臣，以长勇为东京宪兵司令；内阁要职财相及外相，由大川周明及一向与樱社接近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预定发动的日期为10月24日。

结果由于坚决反对此一计划的根本博、田中清、影佐祯昭的告密，于10月6日深夜由陆相南次郎及次官杉山元下令”拘束”桥本等12人。处分是等于”禁闭”的所谓”谨慎”；首谋桥本”谨慎20日”；其次是长勇，潜行回国，参加叛乱，参谋总长金谷主张处以极刑，而最后只是”谨慎10日”——实际上是给了10天到20天的第一等供给的特别假期；被”谨慎”在东京近郊的料亭中，有最好酒馔及最有名的艺妓相伴，帐单由陆军省无限制照付。

这就是号称”昭和维新”而胎死腹中的”十月事件”。这样一件可以动摇国内的大事，结局形同儿戏；尤其是对涉嫌作乱的现役军人，出以如此异乎寻常的姑息处置，使得日本朝野在惊诧之余，不免有大惑不解之感。

可想而知的，”参陆”首长必有难言的苦衷；第一、关东军”三羽鸟”鲁莽地发动”九一八事变”，备受”辅弼无方”的批评，如果组织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此案，舆论更将展开严厉的攻击。

其次，”十月事件”的背景极其复杂，倘或认真追究，各方面都会引起问题，如”王师会”为海军少壮军人预备”改造国家”的组织，主持人藤井齐在此事件中，亦为要角，一牵连开来，可能会造成海陆军之间的裂痕。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如不能息事宁人，立刻就会使萨、佐、土系与长州、大分系的冲突表面化。在”十月事件”中，荒木贞夫的态度颇为暧昧，可想而知的，纵非幕后主使人，亦必定同情，对桥本、长勇应持保护的态度。长州阀的势力，其时已渐式微；而南次郎与金谷范之出身大分阀，自知力薄，况在各方备致责难声中，一定斗不过荒木贞夫，那就只有委屈求全了。

从”十月事件”以后，”皇道派”正式形成；半年之后，乃有”五一五事件”，荒木入阁，大排异己，结束了长州阀主宰陆军60年的局面。

不久，为了对抗”皇道派”，出现了一个”无名会”的组织，发仆人一共10个，都是大佐、中佐，为首的是永田铁山，其次是东条英机；影佐祯昭亦在其内。

“无名会”的本质与皇道派一样，都主张扩张军人势力，改造国家；但手段上不相同，不赞成用流血造反的办法；主张集结军人全体，加以有效的组织，”在一丝不乱的统制下进行”，因而很快地为人称作”统制派”。

“统制派”的发展很快，一方面固因在理论上较皇道派的动辄主张不分青红皂白的暗杀，来得易于为人接受；一方面再以因缘时会，在统制派出现不久，作为皇道派第一首领的荒木贞夫，因病辞职，给了统制派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继荒木而任陆相的是”九一八”时任朝鲜总督的林铣十郎；他是”国外先行论”的巨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曾擅自越境出兵援关东军。可想而知的，他与皇道派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以真崎的跋扈，对陆军人事，多所干预；因此，林铣就任之初，仅能勉强将永田铁山一人调任为军务局长。

到了这年——昭和9年——民国23年8月，陆军定期调任，林铣在参谋总长闲院宫及军事参议官渡边锭太郎的支持之下，开始发动”肃军”，首当其冲的是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及宪兵司令秦真次；下一年的定期调动，更进一步劝告真崎辞去教育总监。于是，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冲突，趋于表面化，先有真崎辞职不足1月时，”小樱会”分子相泽三郎中佐，闯入永田铁山的办公室，以军刀斩之于座椅下；接着有昭和11年——1936年震惊日本全国的”二二六事件”。

2月26日夜间，大雪纷飞；第一师团的3名大尉，集结下级军官21人，指挥士官近百，兵士千余，分数路袭击官署，杀了内大臣斋藤宾、藏相高桥足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此外列入黑名单的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及元老西园寺、牧野伸显等人，幸免于难。首相官邸、警视厅皆被占据；皇宫及重要官署所在地的曲町区，断绝交通，一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天皇的安危，都成了问题。

到了清晨5时，事态明朗化了，首谋之大尉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与川岛陆相会面，在朗诵《蹶起意趣书》后，提出要求，主要内容为3项：一是即刻逮捕南次郎、宇垣一成、小矶国昭、建川美治等将领，并免除根本博、武藤章等人的官职；二是任命荒木为关东军司令官；三是”陆相即以本事件导致昭和维新的实现”——暗示将拥护真崎组织军政府。后来又追加要求3项，希望由真崎大将、山下奉文少将出面”洽商收拾之策”。皇道派的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

真相一露，这些盲目冲动的下级军官的命运也就决定了。情势是非常明白的，千把军人要想造反，无异以卵击石；除非他们有昭和天皇为人质，还可以谈一谈条件，否则，任何荒谬的要求，都等于梦呓。

官方逐渐加强的压力，可从报上对他们的称呼的变化看得出来，”蹶起部队”，一变为”占据部队”；再变为”骚扰部队”；最后称之为”叛乱部队”。平时为2月28日，陆军用”天皇命令”著官兵归队；”叛乱部队”并无反应，到了第二天清晨，东京警备司令番椎中将广播，将采取镇压，但愿意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同时用飞机散传单及无线电喊话的方式，一遍一遍催促。僵持到下午2时，叛军终于放下武器，负责领导的军官，至陆相官邸，自首就缚。

4天之后，奉敕为特别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村中，矶部等15人死刑，一审终结，旋即执行。真崎甚三郎虽未牵涉在内，但皇道派是整个完蛋了。

为皇道派”殉葬”的是冈田启介内阁。皇道派反对政党内阁，所以此派一垮，虽未完全恢复政党政治，但文人已可组阁；先属意于近卫，以健康不胜，恳辞不就；因而”大命”降于冈田内阁的外相广田弘毅。

出人意料的是，皇道派虽垮，而统制派之干预内阁，较之皇道派变本而加厉。寺内寿一大将为军部推荐为陆相后，立即偕统制派主干，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到组阁本部，宣读一项文件，表达军部的希望是：“肃军自属急务，惟望政治家亦应自肃自戒以协力。”接着，由寺内提示条件，在广田预定的阁僚中，有5个人遭到反对，包括牧野伸显的女婿吉田茂；以及有日本”飞机大王”之称的中岛知久平等。

因为平时统制派已决定与纳粹德国相勾结，隐隐就已走上反英美的路线，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岛则与美国工业家有密切关系之故。

广田屈服在军部的压力之下，两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各限二人入阁，而且不占大藏、外务、内务等重要职位。

此外，又修订了内阁官制，陆相、海相仍限于在现役将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内阁的一次大改革。自此以后，内阁的命脉便掌握在军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人选，可用拒绝推荐海陆相的手段作为抵制，组阁者即无法就预备役中去物色人选；同样地，如果要倒阁，授意海相或陆相辞职，然后拒绝推荐继任人选，亦可逼垮内阁。

对于皇道派来说，除非放弃本身的主张投向统制派，就永远不能再期望担任陆相及其他重要军职。因为陆相既非现役将官莫属，即非内阁中”现役之长官”推荐不可，这样统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陆相的位置，永不许皇道派染指。

为统制派的理论逐渐形成；日本陆军倾向与纳粹合作的迹象，日渐明显之际，东京有好些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坛巨头，惄然心忧，其中之一就是近卫文麿。

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可与英国外相艾登媲美的近卫，是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号的贵族。”五一五事件”以后，他一直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养病，平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附近的长谷修养；蒋作宾的秘书丁绍仞，跟近卫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以此渊源，常相过从，每个月至少有一次，留宿于镰仓山中近卫的别墅，促膝长谈，对于统制派的渐渐得势，同感忧虑。

因为皇道派为荒木大将，小畑中将都在帝俄时代当过驻俄武官，目击苏联革命的经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格外关心，视积极警戒日本赤化为最大的任务，所以对内标榜”防止赤化、维护国体”以振兴日本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为思想中心，对外则全力防苏，凡进兵中国，以及海军的南进政策等等，都表示反对。而统制派则恰好相反，一意主张对外扩张，有所谓”中国派”以侵华为目标；有”南方派”提倡向东南亚发展。对于苏联希望彼此妥协；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有一天蒋作宾正式提议，日本应与蒋委员长携手，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他说：

“日本军阀一向利用中国军阀，相互牵制；自以为以华制华，阻挠中国统一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走上统一之途了。因此，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向来日本专门打击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本错误。倘或继续不变，中国的容忍有其限度；超过此一限度的后果，严重异常。”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中日两国同归于尽；其实是日本自取灭亡——但说得太率直，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于事无补，所以用”同归于尽”的说法。

蒋作宾的分析是：一到中国无法容忍时，将不惜一切，起而抗战。日本军阀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中国的战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军不来则已；一来先拖住了再说。因为日本劳师远征，利于速决，如果以”空间换取时间”，旷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英美一定会帮助中国，因此扩大而为世界大战，中日两国”同归于尽”，亚洲将为英美所支配。

蒋作宾的这番分析与建议，自然是事先获得政府许可的，由于理论的本身说服力很强，近卫表示衷心赞同。蒋作宾又跟一向支持中国革命的头山满、秋山定辅谈过，大致亦表示赞成。因此，一项《中日和平草案》，渐次成形；蒋作宾在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夏天，专程回国，在重庆谒见正在指挥西南”剿匪”军事的蒋委员长；所谓为了整个亚洲和平着想，与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军阀的横行，中国政府决作一次最大的让步；对于东北问题，暂置不问。

于是丁绍仞携着包括4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中日长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东京却驱车访晤正在轻井避暑的近卫。南定的步骤是，由中国大使馆将此案提出于日本政府；近卫从旁协助，克底于成。

当时的外相是广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务省同僚，亦都赞成这个方案；但几天以后近卫去催问结果时，广田告诉他，军部反对此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伪组织。这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事。近卫大为失望，丁绍仞亦复如此；不过他并未死心，向近卫辞行时，作了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愿意根据此一方案重开谈判时，可派联络人员到中国。同时也提出了两个已经征得同意的联络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是秋山定辅；年轻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梦”作者”白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吕崎龙介。

及至1937年近卫组阁，不及一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事先不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一无所闻，就是陆军省对整个情况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不但早已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必然之理；甚至以为军部的命令亦可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