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兰亭、袁复登、林康侯的故事。

上海的闻人，最有名的自是数”三大亨”；商界则公认”阿德哥”虞洽卿为继朱葆山以后的领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晓籁。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会不能没有闻人，犹如内地不能没有绅士一样。于是”三老”应运而生。

这”三老”的事业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来以热心正直，赢得亲友及同业的尊敬。此时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影响，因友结友，辗转邀请，先是社团都要他挂个名义；继而公司银行请他当名义上的董事长，至于排解纠纷、发起公益，以及喜事证婚、丧事点主，不仅无日无之，而且日必数起。有人说笑话：“当袁复登的汽车司机，是要出顶费的。”因为每处饭局，司机都可以领饭钱；三老的司机，饭钱格外从丰。一天十来个饭局，收入着实可观。

三老之首叫闻兰亭，他是常州人；早年从家乡到上海来学生意，进的是纱布这一行。到民国初年，已经崭露头角。民国10年前后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样的名堂，如雨后春笋，成长极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为最具规模；闻兰亭就是那里的常务理事。同时，他自己主持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机风气很盛；那时革命事业，正值低潮，为了筹措经费，陈果夫、孙鹤皋都在证券物品交易所领照当过经纪人；为革命而从商，所得自虞洽卿帮助很大，而闻兰亭间接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老便是袁复登，他是宁波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恰好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顺理成章地升了学，成为圣约翰的第一届毕业生。

袁复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谦和厚道，所以人缘极好；加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在当时商场中，无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牌子极其响亮；而且商而优则仕，先后被选任为公共租界的华董，以及作为上海租界中民意机关的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一生乐育英才；”学生子”很多，遍布于各行各业，在三老中的交游最广。

再有一老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为日军所俘的林康侯。当时侨寓香港的名人，在过了约莫5个月的高级俘虏生活以后，除了极少数的两三个人，如段祺端的要角曾云霈，以”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等，以特殊渊源，获得释放以外，其余的都用专机送到上海，有的韬光养晦，如梅兰芳蓄须明志；有的虚与委蛇，如颜惠庆，叶恭绰，都担任过一个半官方的名义，但从不管事；有的被迫下海如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之不能不出任财经要职；有的是愿入地狱如张一鹏、李思浩；当然也有的是自以为因祸得福，如郑洪生出任京沪、沪杭名义上的管理机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至于像林康侯，却以来自社会的压力，不容他不抛头露面。

他是上海本地人，前清进过学，做过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也加入《上海时报》当过主笔。民国2年转入实业界，是新华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之一。由于他的书生的底子，自民国17年以后，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他在财金界，无人不识。在三老中，只有他跟杜月笙的关系最深。

平时汪政府为了抵制日本军部的经济独占政策，决定用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闻兰亭的身分、地位、年龄以及他的方正廉洁膺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全物资、为老百姓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他以70开外的高龄，毅然不辞；不过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有两个人帮他的忙，其中之一就是林康侯。几度登门劝驾，也有不少商界的朋友来游说，他终于担任了”商统会”的秘书长一职。

“商统会”下面设立好几个专业委员会，分为”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等。”纱布”部门，由于闻兰亭是内行；对于日本所提出的，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策划出一个很完整的抵制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的执行，却以闻兰亭年迈体衰，不能不辞职，而交由后任唐寿民去执行。唐寿民与周佛海就闻兰亭所策划的方案，几度密议，竟发展成为一个将计就计的反击计划。

于是在交涉时，唐寿民表示，日本与汪政府已经是攻守一致，祸福相共的盟国；日本不应视汪政府为战败国，两国关系，应该用公平的原则去处理。

既然讲公平，应该先收购日商的纱布；因为日商手里的纱布，多过华商好几倍。这样不但符合公平的原则，也让中国人看看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华商的纱布，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

这番道理驳不倒；而且日本军部原就在计划收购日商纱布，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毫无分别，所以很爽快地同意了。

至于收购纱布的价格，应该按照市价，斟量打一个优待的折扣。用何种通货来支付，请向”财政部”接头，”商统会”毫无意见。

到得”财政部”去接头，周佛海表示，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宣战，断绝国际贸易；原本用来作为国际市场上支付工具的黄金，已等于废物。废物利用，就是到中国收购纱布。如果以”中储券”支付，将使通膨加速，汪政府的财经崩溃，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日本在沦陷区收购纱布，以黄金支付是有利无害的做法。而且在收购以前，就应该从日本将黄金运来，以实力建立了信用，收购纱布才会顺利。

这一点日本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但周佛海绝不松口，一口咬定，用”中储券”支付，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严重。如果日本不愿用黄金支付，汪政府不能支持这种自杀性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严重到彼此拍桌相争、互相诟责的交涉，日本军部终于屈服在理直气壮的坚持之下，一飞机一飞机将黄金运到上海，由”中储行”代为保管。

至日商纱布收购完毕，华商方开始登记；然后按照数量折算黄金价格、纱布送至指定仓库，立即发给领取黄金凭条，满10两向”中储行”领取；不成条的零数，委托各银楼代为发放——银楼平空做了一笔好生意，因为块金折成了首饰，那时最通行的是金印戒指，白相人尤为爱好；无名指上一个可当图章用的名字金戒，又厚又大，没有一两，也有八钱。

及至纱布开始入库，汪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纱布全部由你们收购去了，中国百姓穿什么？日本军部瞠目不知所对。于是汪政府提出计划，每人依照收购价，配给可做一件长衫的布料，亦即是营造尺一丈三尺。日本军部无奈，唯有同意。当然在配给时，人数以少报多；相对地日本收购的数量又少了好些。

“商统会”中，比纱布更重要的一个单位，是”米粮统制委员会”，即由袁复登担任。在此以前，他应邀担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不许再有封锁事件——这是上海租界为日军侵入后，老百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日军可以突然之间封锁某一地区，只用绳子拦一拦，便有一大平地区断绝交通；这种”画地为牢”的暴政，使得正好经过那里的行人，欲归不得，欲哭无泪，而终于由袁复登的坚持而不再受此痛苦了。

根据既有的经验，袁复登在出任”米统会”主委时，也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即是必须按期配给民食，称为”户口米”。这个条件必须日本军方承诺才算数，因为自古艳称的东南膏腴之地的粮区，已为日军所控制。

日本军部搜括沦陷区的物资，由特组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下设两部，第一部为政治；第二部为经济，并在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分设6个联络部，亦即6个搜括中心，陆海军划分势力范围，厦门、青岛归海军；北平、汉口、广州归陆军……上海则陆海各半。于是，日本财阀所经营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便各自寻找在陆海军方面的关系，获得特许，组织某一类独占性的征购公司，在为军部压榨中国百姓的同时，大发军财。

“商统会”的基本任务，便是对抗日本军方的搜括；所以袁复登所提出的条件，必须日本军方作出答复。因为沿太湖的苏松产米区域，已为日军划为”军米区”；如果要保证民食供应不缺，必须从”军米区”让出部分地区。经过多次交涉，日本军部让步。在松江、青浦等地，”放弃”了部分地区，容许汪政府去收购食米。

“民以食为天”，汪政府为此成了各省市的”粮食管理局”，与”米统会”协调解决整个民食问题。关于米粮的采购，招商承办这部分的业务，袁复登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耿绩之找到袁复登，很顺利地取得了松江、青浦、太仓三个县中”军米区”以外的米粮采购权。

当然，耿绩之自己是不会下手去做的；而且就想亲自下手亦不可能，因为他另有更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周佛海找他去谈一次话，有所委托。

原来周佛海这时全力在筹划的一件大事。根据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展开反攻所采用的跳岛战术，以及戴雨农与美国海军梅乐思中校所组的中美合作所，判断中美联军将会在东南沿海某个地区登陆；最可能的是照日军侵华当年走过的老路，在松江的金山卫抢滩，建立桥头堡。这样，策应的主要责任，便落在他身上了。全力筹划的一件大事，便是如何有效配合；只要中美联军一登陆，情势就会立刻改观。纵不能希望兵不血刃而收复淞沪地区；却无论如何要缩短战争的时间，将可能的牺牲减至最低。

这就必需有各种因素的配合，其中之一是在上海的外侨。英、美侨民固然都已进入集中营，但在上海外侨人数中，比例相当高的法侨，由于贝当政府与汪政府的性质相同，所以他们只要表示效忠于贝当政府，与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无关，便仍能安居乐业。但是，不知有多少法侨是反轴心的？周佛海所赋予耿绩之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去联终这些反轴心的法侨，一旦有事时，能配合他的要求，采取积极行劝。

第二项，也仍然是主要的任务是，联络浦东的武装队伍。本来汪精卫从河内到上海”组府”时，分文武两途进行，军事方面最先收编的是在浦东方面，未能随国军西撤的一支部队，由”76号”接头，改编以后的番号是”第十三师”，人数约有3万。”师长”叫何天风；民国28年耶诞前夕，何天风带了10名卫士，约了许多朋友到愚园路底的兆丰总会，作通霄狂欢。那知舞兴正酣，枪声骤起，而且是肘腋之变；10名卫士之一，原是军统的工作人员，一枪制裁了何天风，趁全场大乱时，全身而退。

何天风一死，由他的副手丁锡山坐升”师长”。丁锡山跟吴四宝一样，是汽车司机出身；无恶不作，也是一样，包庇烟赌、敲诈勒索，不在话下，最不成话的是公然绑票，肉票就窝在他的”司令部”之内。

丁锡山的恶名昭彰，不在”76号”之下；汪精卫之被人骂汉奸，像丁锡山之流，实在要负相当责任。但浦东滨海，地形复杂，号称难治；丁锡山盘踞多年，又有一批恶讼师式的狗头军师替他出主意，一面勾结日本宪兵；一面联络上海的黑社会，所以一时动他不得，汪政府中的负责人，对他不胜头痛。

好不容易先分其势，抽出他的一部分队伍、改编成”第二军”；然后找到机会，加以逮捕，关在镇江监狱。不料丁锡山神通广大，竟能里外接应，破获而逃先由杭州转入内地，据说常潜回浦东，虽不敢公开露面，但仍有相当的潜势力。

“十三师”从丁锡山被捕以后，四分五裂，”各成一军”；往正路上走是打游击，往歪路上走，不客气的说，就是土匪。平时期东由于杜月笙已转入内地；地方没有人能够罩得住这班亡命之徒；不过浦东与称为”起南”的松江接壤，都在黄浦江的彼岸，所以”耿秘书”的声望，不但在”浦南”极响，浦东亦很”服贴”。此所以周佛海要求耿绩之出面去联络浦东的武装部队；等到中美联军登陆，首先响应。

此外，撤退以前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吴铁城，亦都有亲笔私函带给耿绩之，表示谅解他的处境，但希望国军反攻时，能有出色的表现；这样在光复以后，不但无罪，而且仍将获得重用。

这使得耿绩之非常兴奋，本来”十弟兄”中，个个都有抱负，想出人头地，大大干一番事业；但各人的背景、性情不同，加以有罗君强在中间兴风作浪，扰得如俗语所说的”六缸水浑”，因而有人消极，甚至有人消沉。耿绩之就属于消沉的一类；醇酒妇人，心情与信陵君无异。如今消沉的原因已经消失；潜隐的雄心复起，加以静极思动，人之常情，所以对周佛海交付的两个任务，活动得非常起劲。

于是他的劳尔东路的个人俱乐部，盛况重开；这当然需要大把的银子。本来他的主要经济后台是金雄白；后来自觉累人过甚，不好意思开口，直到去承包食米采购时，方又向”南京兴业银行”调动了一笔资金。不过这一回的挥霍，是为了办正事，知道金雄白仍会支持，打个电话去，果然，金雄白答说：“没问题。不过，我想跟你碰个头，当面谈谈。”

“好！我马上就来。”挂上电话就走，不过一刻钟，已经跟金雄白见面了。

“绩之兄，”金雄白在允许继续予以经济支持的同时，提出一个忠告；事实上也等于是一个条件；他说：“吃吃玩玩，排场再讲究，总也有个底；只有你那种代赌客结帐的办法，是个无底洞。博施济众，尧舜犹病，照你那种办法，煤油大王都顶不住。还有，慷慨也要慷慨出个名堂来，且不说冯谖为孟尝君去讨帐的那个典故；就是从前扬州盐商当中的败家精，到金山寺去散金叶子，看大家争夺为乐，总也是出了一回风头。像你这样不明不白塞狗洞，在上海做人是大忌；因为有个瘟生的名义在外，动你脑筋的人一定很多。这样，想跟你在事业上合作的人，顾虑必多，踌躇不前；最后是望望然而去之。我们自己弟兄，说话没有保留；你不要动气。”

“哪里，哪里！莫非我连好话都不懂？”耿绩之答说：“代赌客结帐这个办法，我决计取消。”

这一次，他倒是说到做到。但在有些人看来，这不是他学得比较精明了，只当作他力有未逮，不能再如以前那样豪阔，在本质上，仍旧是个”瘟生”——他的派到青浦、太仓各地去采购食米的人，就是这样看法，采购价格以少报多；入仓米谷以多报少，耿绩之懵然不觉，甚至连帐簿都懒得看。

“你要多留意！”有人向他提出警告，”民以食为天，你手下的人，万一有什么妨碍粮食政策的行为，你会脱不了关系。后大椿、胡政的前车可鉴。”

后大椿与胡政是汪政府派在松江与南京的粮食管理局长；由于贪污舞弊，为汪精卫的”法院”判处死刑而枪决。汪政府成立以来，贪官不知几许；但处死的只有这两个，可知破坏”粮食政策”的后果之严重。

但耿绩之表面接受，谢谢人家好意忠告；心里却不以为然，”浙江粮食管理局”中，莫非就没有人贪污舞弊？只以浙江的”局长”汪希文是汪精卫的胞侄，所以安然无事。总而言之，”朝里无人莫做官”。有关系就不要紧。

因此，耿绩之仍是我行我素，只想把在近处的周佛海，在远处的吴铁城、俞鸿钧的关系搞好。其余的事都不必太关心。

就在这时候，缪斌将有日本之行，耿绩之为他设宴饯行。事先打电话问他：“我想邀一位陪客；不过，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是不是相见见她？”

“谁？”

“新老板。”

缪斌当是”辛老板”；想了半天说：“我没有一个姓辛，做生意的朋友啊！”

“不是男的，是女的。”

缪斌恍然大悟，梨园行称伶人为”老板”；耿绩之说的是”新老板”——新艳秋。

“她几时来的？”

“来了有三五天了。很想跟你见个面；又怕你不愿意见她。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邀她作陪；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

“没有什么不愿意。不过，我倒不知你跟她很熟。”

“我认识她比你早。不过，我没有做过她的入幕之宾。”耿绩之说：“你别忘了，我是曾仲鸣极熟的朋友。”

耿绩之与新艳秋熟识，是由于曾仲鸣的关系；曾仲鸣与耿绩之一样，从小就在法国读书，前后十几年，他们的交情由于同视法国为第二故乡的缘故，有一种无可言喻的亲切，是不难理解的事。

但是，新艳秋与曾仲鸣的特殊关系，却完全出于偶然。这要从北伐成功说起。

北伐成功，继以东北易帜；全国终于复告统一。但从袁世凯窃国以来，十几年之间，内传的说法是，中央是在”削藩”。因此酝酿而成为一次”新三藩之乱”的”中原大战”。

这时是民国19年初夏，在香港的汪精卫，由于陈璧君的朝夕絮聒，领袖欲发作了，与心腹曾仲鸣、陈公博商定了一个在北方组府的计划；初步是联合阎、冯、李发表”共同宣言”。由陈公博携着宣言草稿到太原去接头，由阎锡山主持政治；汪精卫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

所以至此，乃因内战稍戢后，好不容易打倒北洋军阀，重新建立民国，但伴随而来的大问题是，民穷财尽的中央政府，如何养得起4个集团军？因此，大局一定，立即召开编遣会议，计划裁军。这本来是民国17年7月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市西山碧云寺，祭告国父时，所一致同意的办法，取消各集团军司令；将来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50至60个师；另编宪兵26万人。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一回防区以后，异议纷起，致有这一协议之产生。

阎锡山对于这样安排，深表满意；于是汪精卫起草了一份《北方党务问题宣言》，主张另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锡山桴鼓相应，派桂系的叶琪到香港，迎汪精卫北上，解决党务问题。到了7月13日，由汪、阎、冯等人发起的”扩大会议”出现，并发表《总宣言》。接着，汪精卫带着曾仲鸣，由海道抵塘沽，转赴北平，参与”扩大会议”。招待记者，发表通电，花样马上就多了。

“扩大会议”一直开到9月1日，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定7名”国府委员”为止。在这一个多月中，曾仲鸣由于是汪精卫第一号心腹的缘故，成了新贵中最令人瞩目的要人；每天有七八个饭局，而且大多为他所特设。北平的大宴会，还不脱同光以来的遗风，有宴必有戏；”扩大会议”遍召名伶，排夕堂会。平时崛起一个坤伶，正就是新艳秋；曾仲鸣一见惊为天人，于是当天夜里便有人撮合，带他造访香闺。

这新艳秋是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乱弹”兴起，取昆腔而代之以来，梨园行中最奇特的人物。从她的艺名，一望而知是程派青衣；程砚秋的”游丝腔”学得唯妙唯肖，自不在话下；程砚秋的私房戏应有尽有，也还不足为奇；最奇的是，程砚秋的”秋声社”的班底，包括当家老生郭仲衡，小生王又荃、老旦文亮臣，都在新艳秋的裙角拂拭之下。

照此情形看来，谁都会以为新艳秋是程砚秋承香烟的嫡传高弟，为使爱徒成名，不惜以班底相助。其实恰好相反，新艳秋既未拜过程砚秋的门；程砚秋亦从不承认有此弟子。提起新艳秋来，程砚秋简直是欲哭无泪；原来程砚秋的班底，都是新艳秋的一个姐姐，唱梆子青衣的”珍珠钻”，和一个替她提琴而心计特工的哥哥，以及一帮”捧角家”，用各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挖了过来的。

程砚秋为新艳秋整得惨兮兮的致命伤是，他的琴师亦为新艳秋所罗致。”京朝派”的琴师中，有两个人派头奇大，一个是杨宝森的胞兄杨宝忠，抱着胡琴上场便有人叫好，他也就笑容满面地连连打躬作揖；再有个就是程砚秋的琴师穆铁芬，他是余叔岩所办的春阳起房的名片，下了海，还不脱玩平时那种讲究一个”帅”字的派头，剃了个小平头，蓄着小胡子，永远修剪得整整齐齐，衣着华丽异常，常是宝蓝华丝葛的袍子，团花缎子琵琶襟的坎肩、珊瑚钮扣、翡翠坠子的金表链。上场卷袖，露出雪白一大截纺绸小褂袖头；架起二郎腿，用一大块纺绸垫着，拿起胡琴调弦，不过三两声即已妥当；然后将胡琴横置在腿上，取出带打火机的金烟盒，悠然抽烟。等程砚秋将上场，打鼓佬开始打”倒板头”，才慢条斯理地熄了烟，扶起胡琴，恰好倒板头打完，琴声一响，满场肃静无哗。那股派头，真是”够瞧老半天的”。

因为如此，穆铁芬有个外号叫”处长”。程砚秋的新腔，转弯抹角；何处应该使劲，何处可以取巧，何处必须换气，以及何处一定有”采”，奥妙都在穆”处长”那把胡琴之中；所以新艳秋自从得穆为佐，真所谓”如虎添翼”，立于不败之地了。

当然，唱旦脚的，尤其是唱旦脚的坤伶，要大红大紫，必得色艺双全；新艳秋虽不如当年的刘喜奎那样，有颠倒众生的魔力，但亦足当美人之称；在剪水双瞳中所透出来的一股清逸之气，更为风尘女子所仅见。曾仲鸣久居法国，审美标准很高；他从任何角度看，都觉得新艳秋是一件有灵魂的艺术品。

不久，曾仲鸣做了”入幕之宾”；据说新艳秋灭烛留髡，也还是头一回。恰如《三堂会审》中《蓝袍》所道：“一十六岁，开得怀了。”

不知是曾仲鸣报答红粉，还是新艳秋舍身相报；总之，曾仲鸣点了一出戏，对于提高新艳秋的声价，大有关系。他点的一出戏是《霸王别姬》；新艳秋初出道时，艺名”玉兰芳”，原由梅派入手，不但有”别姬”这出戏，而且经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指点过。平时新艳秋已经成名，公认为是标准的程派青衣；不意居然会动梅兰芳的”打泡戏”之中的别姬；这在”噱头”上已足以号召。而更轰动九城的是，曾仲鸣指定杨小楼唱楚霸王；不知哪个大有力的”提调”，居然办到了。

杨小楼的霸王，只陪梅兰芳演过；名贵非凡。现在居然肯与新艳秋合作，等于承认她的地位与”四大名旦”是同一等级。因此，这天的堂会，不但名伶名片，闻风而集；北平、天津够资格的戏迷，都千方百计，想弄一份请帖，得以入场。当然，台上一个新艳秋，台下一个曾仲鸣，目睹如此盛况，得意之情，可想而知。

但曾仲鸣的好景不常，9月18那天，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不但不就由扩大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而且通电拥护中央，提军入关；”主席”阎锡山”在位”只得10天，便即通电”下野”，率部由”太行八陉”，回师河东。汪精卫亦于9月20，仓皇遁走；曾仲鸣亦只有挥泪别”秋”了。

不过新艳秋却交了一步好运。”中原大战”结束；张学良驻节北平顺承王府私邸，东北文武，复又相率进关，北平又热闹了好一阵；捧新艳秋的一班人，打铁趁热，促成杨、新在开明戏院合作，生涯茂美，名利双收。

九一八事变，政府又有了变动，宁粤由分裂而合作，汪精卫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行政院长。曾仲鸣奉派为副秘书长，实权在秘书长褚民谊之上；一朝得志，自然想起了新艳秋；而他只要开一句口，自然有人乐于将新艳秋接到上海来，演出于更新舞台。那时虽说国难当头，但曾仲鸣却是每星期五夜车一定到上海；星期日夜车回南京。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一方面秉承了旧时代贤惠妻子的”美德”；一方面濡染了法国的浪漫气氛，觉得丈夫有个情妇是无足为奇的事，所以不但容忍曾仲鸣与新艳秋双宿双飞，而且有时候还会伴着丈夫到更新舞台去捧新艳秋的场。

他的包厢中，还常出现潘有声，胡蝶夫妇，所以”看戏兼看看戏人”，评价再贵，亦很值得。

在上海唱了年把，新艳秋的舞台生涯，又起了一个高潮。当时是程砚秋在南京演出；曾仲鸣为了自己方便，怂恿新艳秋移帜秦淮河畔去跟程砚秋打对台。那时她已有一个”坤伶主席”的”尊号”；及至”坤伶主席”新艳秋将在南京大戏院登台消息一见报，程砚秋的声光顿时灭了一大截。及至一登了台，有曾仲鸣撑腰，”经励科”肆无忌惮，程砚秋贴”文姬归汉”，她也是”文姬归汉”；程砚秋贴”红拂”，她也是”红拂”，总而言之，如影随形，冤魂不散；程砚秋恨不得三天工夫就能排出一出新艳秋所没有的程派”私房戏”，无奈办不到，只好忍气吞声，铩羽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