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卿本佳人 第04章 其言也哀

陈公博为中央接收铺路。

到了10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什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9月17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21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二是民国21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铭”二字。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气流通。”那知夜凉如水,在她好梦正酣时,汪精卫却因风寒侵袭,立刻就发烧了。不知是畏惧,还是出于爱意,他始终不肯说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于陈璧君开窗睡觉的缘故。

咳嗽影响睡眠,体力越发衰颓;不过医疗服务周到,估计还可以拖一段日子。不道11月初九那天,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发布的警报,一开始就是短促而接连不断的紧急警报;护士长慌了手脚,找了几个人来,连人带病床推入电梯,直降地下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时已是严冬。地下室阴凝酷寒,常人身处其中,已难忍受,何况以汪精卫久病垂危之身?加以电梯上下,病床进出,七手八脚,受了震动;所以汪精卫当时就已面无人色。

等空袭警报解除,送回病房;汪精卫呃逆不止,病情剧变。接着是发高烧。彻夜急救,始终并无气色;第二天上午6点钟,烧到41度,脉搏每分钟120几跳,呼吸困难陷于半昏迷状态;到得下午4点多钟,终于咽气,送终的是陈璧君和他的小儿子文悌。

从这时候开始,陈璧君就除了子女以外,什么人都看不顺眼了。11月12那天,遗体由专机”海鹣号”送回南京,下午5点钟到达明故宫机场;机门开处,一身黑色丧服的陈璧君首先出现;在场的汪政府要人一看,都打了个寒噤,因为陈璧君的那张寡妇脸,不但难看,而且可怕,凡是接触到她视线的,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她在指责:“汪先生是死在你手里的!”

因此,从陈公博以下,一个个戒慎恐惧。当晚移灵到汪政府大礼堂;预先布置好的停灵位子是横置的东西向,此名为”如意停”,较之直置的南北向来得合理。但陈璧君一见便大发雷霆。

“这是谁出的主意?”她大声吼道:“汪先生的遗体自然要正摆;这像什么样子?重新摆过。”

这”重新摆过”就费事了,因为由横而直所占的空间不同,灵帏、灵桌都要重新悬挂挪动。忙了个把钟头,陈公博才能领导行礼,完成”魂兮归来”的迎灵式。

到得第二天中午,重新大殓,组织治丧委员会。陈璧君又有意见,嫌名称太平凡,改为”哀典委员会”,陈公博是”委员长”;下设3名”副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但实际上是陈璧君在发号施令;她就住在大礼堂左侧的”朝房”,整日进进出出,事无大小,无不要过问;而且一开口不是责备,就是讥讽,以致于人人敬而远之——唯有一个人逃不掉,就是褚民谊;因为他跟汪家是至亲,”哀典委员会”就推他当”联络官”,有什么决定,由褚民谊去向陈璧君接头请示,以致挨骂的机会特别多。因此,汪精卫之死,看起来最哀泣的不是陈璧君,而是褚民谊。

陈璧君又下令”哀典委员会”,开了一张守夜陪灵人员的名单,党方”中委”以上,政府”部长”以上,分班轮流,从黄昏到黎明,一共分做三班。第一班比较轻松;第二班也还好;第三班就是医院里所说的”大夜班”,从凌晨两点到6点,时逢隆冬,严寒砭骨;”中委”、”部长”的少壮派都吃不消,何况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但懔于陈璧君的雌威,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

即令如此,陈璧君还不满意,半夜里都会起来”查勤”,看到轻声闲谈,立刻双眼一瞪;遇到打瞌睡的,上前一推,大声叫醒:“起来、起来!”

最不合道理的是,丧家半夜不招待陪夜的人吃点心,还倒罢了;自己带了食物来果腹,她居然亦会站在那里,冷眼看人进食。这一来还有谁能下咽?

最倒霉的是丁默邨,他的身体早为酒色掏空了,格外怕冷;带了床毛毯盖双腿,她毫不客气地上前说道:“汪先生一生为了国家,死亦不怕;你们只陪了一夜灵,都要讲究舒服;要舒服,索性不要装模作样了,何不回到公馆里去纳福。”

丁默邨勃然大怒,真想跳起来指着陈璧君的鼻子骂:“汪先生一生就害在你手里!如果不是你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汪先生是读书人,何至于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到头来一事无成,身死异域,还落个汉奸的名声!”

但看到陈璧君200磅的”福体”,自顾鸡肋不足以当她一巴掌,只好忍气吞声,挨她一顿训。

在汪精卫未死以前,就私下谈过汪政府的继承人问题。广东人骂败家子,称为”二世祖”;意思是像秦始皇一样,想传万世于无穷,结果是老子业,儿子败家,只得二世。所以有个广东籍的官儿,说了一句隽语:“谁来继承,都是二世祖”。

这个汪政府的”二世祖”,一般来说,都认为理当属诸陈公博;而且陈璧君又带来了汪精卫的遗命,希望陈公博以”国府主席”驻华北;周佛海担任”行政院长”,负责京沪一带的秩序。更使得他无可推诿。但是,陈公博另有想法。

原来从汪精卫赴日就医以后东南地区包括已沦陷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各城及膏腴之地,与仍为政府所属的浙东、苏北等地,一度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情势。在东条内阁末期,为了想在战局上打开一条出路,真如困兽之斗,丧失了理性……。

此外,从延安方面辗转来了个情报,说中共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个情报所显示的意义是,日本战败后,苏北势必为中共所夺得;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日本展开”本土决战”,抽调侵华日军回国,亦会形成中共与国民政府的激烈冲突。陈公博在离开重庆时,留呈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自誓必照”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原则去从事”和平运动”。为了实践他的誓言,同时为了补过,也为了不负汪精卫的托付,他觉得在这方面,他应该挑起这副千斤重担。

但是,汪政府的武力实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项致庄改编李明扬旧部,并合并一些杂牌部队,整训的两个”军”。这些部队为日军司令部以”分防”为名,拆散了单摆浮搁,不但缺乏集训的机会,而且大部分为共军所包围。

此外还有三个”警卫师”,第一师留守南京;二三两师,亦是分防各处,待遇微薄,开小差的很多。陈公博经过多次”参谋会议”以后,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首先将江苏、浙江、苏北诸地区的”地方长官”一律换作军人,江苏是任援道,浙江是项致庄,苏北是孙良诚。

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慷慨陈词:“日本不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

接着,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第一、孙良诚在河南的部队,带致苏北;第二、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3个师,调浙江,因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第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税警团”和”保安队”负责;第五、将3个”警卫师”集中南京,由陈公博亲自指挥,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计划,同时防备共军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矶内阁出现,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现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带来东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5条件,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陈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当讨论继承”国府主席”人选时,虽然他被认作”责无旁贷”,但却一直说是”佛海比我适当”。因为他有个想法,如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论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议,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布在措词上比较可以畅所欲言,易于邀得同情;谈私,不是”主席”对解散的悲哀,可能会轻得多。

这种微妙曲折而复杂的心情,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因此,终于一致压力,于汪精卫下葬梅花山的前3天,三十三年11月20日,就任”国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卫初期”代理”的意义一样,表示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府主席还都,国家复归统一。

因此,他在接事当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

一切的发展,都指向一个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觉察到的趋势: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对于守着漫漫长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跃过的人,却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寻庇护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觉无路可走,不如听天由命,因此发展此一种世纪末的颓废的倾向。加以物价暴涨、币值暴跌,一日数变;因而普遍流行着一个观念:钱,越早用出去越便宜。这样,原本纸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高度畸形繁荣;但不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在朱门之中,亦有禁不住这畸形繁荣的冲击,终于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书”就是如此。

耿绩之看不清那种畸形繁荣,只是一种人心虚脱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道理,只觉得”素富贵行乎富贵”,要不改常度才够味道。所以虽已外强中干,仍然照畸形繁荣的水准,在劳尔东路一号设立了一个私人俱乐部,酒食肴馔,无一不精;服务供应,无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够踏得进去,一切免费。

最大的一个漏洞是,他做包赔不赚的头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将,以黄金计算,八圈的输赢,最少也得两根条子;多则没有限制,有人四圈不开和,输了600两金子。

赌局终了,帐房照筹码记帐,赢家第二天上午取现;输家如果不见人面,由他代赔。于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条弄堂,就这样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陈公博很想利用他在旧法租界的关系,派他当区长,结果只当了一名处长,因为有人中伤,说他原就抽头聚赌,一当区长就更方便了。

这对耿绩之的打击很大,因为当时有一副谐联,为人传诵:“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所谓五官指五官等,陈公博的”立法院长”的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是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读了这副对联,接下来往往批评陈公博,不该再兼”第八区区长”,忒嫌揽权。如果有人为陈公博辩护,说法租界情况复杂,没有人拿得下来;熟于法租界一切的人就会反驳:从前历任上海市长,都靠耿绩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来了,耿绩之对法租界的复杂情况,反而吃不开,拿不下?决无此事!为什么不叫耿绩之当区长?

话说到此,无辞以对;那就只有一个结论;耿绩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开;是在陈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开。这一来,最直接的影响是,耿绩之在经济调度上,大感困难:新债借不动,旧债又来逼,双重夹攻,很难招架了。

于是耿绩之不能不另外”动脑筋”。这当然动做生意的脑筋;而以他的个性,生意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个帮闲朋友替他出了个主意。

此人叫白乾靖,有两个外号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谐音而来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谋,但奇懒无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为人唤做”不前进”。

还有个外号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带水不干脆;银钱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干净”。他跟耿绩之说:民以食为天,当今凡与民生有关的,都是大生意;私盐越禁越好卖,所以凡是统制的东西,最容易赚钱。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复老在米粮统制上动个脑筋,比什么都好!”

耿绩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决定去找”袁复老”——小报上称之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复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