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狡辩王跃文

没想到《国画》出版后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各地报刊约写与《国画》有关的文章，很多读者来信来电提各种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还三天两头碰上没法推辞的应酬，吃饭或是喝茶。我本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却无法回避热闹了。

不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很专业的文学圈内人士，他们都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国画》里的荆都是哪里？朱怀镜是谁？袁小奇是谁？望着我的一脸无奈，他们还得追问：这些人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有次在饭桌上闲聊，朋友们又问到这个话题，我哈哈大笑之后，口占几句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不才只爱哈哈哈；何必问道谁是谁，无非写的你我他。朋友们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起来。

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时一事而武断地说谁是坏人，就像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评判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感到温暖，为的是朋友们的笑声意味着自嘲。自嘲是文明人才具备的可贵品质。朋友们的自嘲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任和理解。但那张小小的饭桌并不是现实的缩影。现实太缺乏自嘲意识了。我们在现实的官场看到的多是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士。他们成天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通常用思想不解放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作辩解，可当他们有一天被押上审判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干某些勾当的时候思想解放得吓人；他们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谨小慎微，背地里却很可能在偷天换日。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智商和能耐，甚至无法低估他们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怀揣着名牌大学的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或博士。《国画》里张天奇的硕士文凭尽管有水分，可他到底还是绝顶聪明的那类人。你同张天奇们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温文雅尔和老成持重，倘若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你会感慨他们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会多么幸福！他们在仕途上风头正劲，绝无心思自嘲或自省。望着这类人，你有时真会联想起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可是，精英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他们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尽管朱怀镜在当今官场算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那类人，他遵守着实用的游戏规则，办事老道灵活，左右逢源，让人佩服。可认真说起来，他的灵魂早已经堕落。朱怀镜属于明知自己堕落却偏要堕落的那种人，且为自己的堕落而沾沾自喜。他或许会有片刻的良心发现或自责，而这仅仅只能是他进一步堕落的心理疗药罢了，就像信奉天主教的职业杀手在手刃无辜之后双手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宽恕我吧，阿门！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知书达礼。可现实告诉我们，先人们太过天真了。如果书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知识和文化人应有的种种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书对人的浸润远远抵不过现实功利对人的迷人诱惑。比尔?盖茨的财富使得“富可敌国”这句话不再是中国式的夸张，而“有钱就有一切”的定理让人们的眼睛都喷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可在中国赚钱实在不易，人们在遍试种种赚钱招式之后发现，最省事的赚钱办法依然是当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再是对前朝的声讨。腐败排行榜一天天刷新着，眼看着就过了几千万，说不定哪天就会揪出个贪污过亿的巨贪让你开开眼界。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量，已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有限的想像能力。尽管不断有社会蛀虫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明眼人心里有数，这些栽了的人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朱怀镜和张天奇一样，依然官运亨通。中国不可能过早结束官本位，当官的好处还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何况金钱已经很诱人了。

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个中况味自己却说不清楚。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觉得我没义务向谁去普及文学常识。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些中篇小说发表后，有人就说里面的人物看谁像谁。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我创作的人物形象如何成功，而是现实太悲哀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用上红学家惯用的索隐法考证《国画》，从人物名字破译去，硬说谁是谁。我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只有微笑王跃文

我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就出笼了。目前我见到的盗版《国画》版本不下十种，行家估计，全国各种版本的盗版《国画》不会低于两百万册。另外几本小说集也都被盗版，无一幸免。

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性，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国画》，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黄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交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情，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国画》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干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情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创作谈王跃文

我的小说每次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会有些惶恐，因为这篇创作谈实在不好交差。

《没这回事》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小说中有关明逊帝建文皇帝的传奇倒是有史可证，而所谓铜匣子的故事就是那些严肃的学者和正经的君子颇为不屑的小说家言了。

尽管如今做小说很让有些人见笑，我倒是知道自重的，并不想玩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去让人更加看不起。所以我的小说《没这回事》想表达的其实是“有这回事”。那空空如也的铜匣子在我们民族其实被承传了千百年，并在继续承传。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乃至政治，都有形形色色的空铜匣，被我们视如至宝，顶礼膜拜。我们或者并不知道铜匣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物，或者知道铜匣子里从来就是空的，或者知道铜匣子里的宝物早就被哪位祖先窃取了……不论如何，只因为这铜匣子是先人传下来的，就神圣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极不愿做的事，就并不觉得奇怪了。于是，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教世界，遍地是飘浮着虚伪空气的教堂，到处是面慈目善却口是心非的牧师。倒是牧师们只要表演得敬业和虔诚，或许有机会熬成一方红衣主教，而他们是否会给教民们带得福音就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在各式各样铜匣子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许最懂得铜匣子百无一用的，就是极力维护铜匣子权威的史老太爷那类人了。不为别的，只因那铜匣子能给史老太爷们绝对的威严。想探究铜匣子秘密的人倒是常有，譬如小说中的史维、史纲和史仪，但他们要么陷入莫名其妙的使命意识的魔圈，要么凿穿了秘密而被神圣的铜匣子抛弃。史维三兄妹最终都知道那个铜匣子原来并不值得奉为神灵，只是不想让老太爷生气，就暂时依了老人家吧。老太爷生气了，家里就不会稳定。家和万事兴啊。他们知道老太爷毕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只是心照不宣，免得落下不孝的罪名。哪知老太爷百年之后，老奶奶尚健在。老奶奶虽不是嫡亲的，但老太爷遗教在耳，谁敢违拗？老奶奶想私下打开铜匣子，这也许正是史家列祖列宗瞒着别人都做过的事，只是她运气不好没能打开匣子看个究竟。不过她仍要把这个铜匣子传给史家后人的，她相信这个神秘家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寓言，演绎的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会继续演绎下去。记得当时我写完这个小说，恍惚间有种疑惑：到底是铜匣子错了，还是钥匙错了？

您可以不高兴王跃文

我从不幻想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小说。上帝还有人诅咒哩，何况我一介书生。小说不被有些人喜欢，并不让我沮丧。有人喜欢的东西，必然有人不喜欢。世事大抵如此，不足为怪。相反，我的小说让一些人不高兴了，倒令我十分高兴。

有意思的是，不喜欢我小说的人并不一定不爱看我的小说。有的人捧着我的书，边看边骂，也还是看完了。有的人因为身价而傲慢，尽管在我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却只说随便翻了翻。还有人看了我的小说却硬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实在好笑。到底有多少人看我小说的时候是骂骂咧咧？我没法知道。从小听老辈人讲，你若打喷嚏，肯定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幸好这是迷信，不然我就成天喷嚏不断了。

倒是我真的偶感风寒时，朋友们在电话的另一端听我打个喷嚏，会十分关切，嘱我多多珍重。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从遥远的北方来信，特意关照说，最近气候变化无常，请您保重身体。我的爱人特意买了块玉雕花生，挂在我脖子上。据说北方叫花生长生果，我爱人买的这块玉佩又是两颗连着的花生，寓意双生，也是祝我平安的意思。我突然发现自己被亲人和许多陌生的人关心着，可掠过心田的却是淡淡的忧伤。我真的那么值得别人关心吗？我的健康和平安真的很令人担心吗？

我尽管很少打喷嚏，但我知道自己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实在太多了。大凡心智健全的人，都是容得下别人批评的。我还从没在任何场合回应过别人的批评，希望朋友们别误会我对什么意见都置若罔闻。别人有批评或不批评的自由，我有回应或不回应的自由。想侃侃一种批评意见，也纯粹是好玩，算不得对批评的正经回答。正经的回答文章，就得按批评文章起承转合的套路写来，而且应该有些学术味，而我前面绕舌了老半天还不知要领，也闻不到半点儿理论气味。

这种很好玩的批评意见是：我的小说有诲淫诲盗之嫌。他们说我把官场套路写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果别人照着学，不更加助长了官场恶习？

据说过去的皇帝老子很忌讳《水浒传》，怕的就是老百姓跟梁山好汉去学。其实这忌讳好没道理的。我想，显然是先有了梁山好汉，而后才有《水浒传》，宋江们的起事肯定不是从《水浒传》里学来的吧。《水浒传》之后，中国最有声势的农民闹事，好像只有李自成、洪秀全和义和团，而且这些造反的人是不是看过《水浒传》还说不准。有次，某公同我说到诲淫诲盗的事，我故意冒充饱学之士，幽默了一回。我说，据我考证，洪秀全平生从未见过《水浒传》，他天生就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门心思要考状元，做大官，所以大半辈子埋头苦读四书五经。只因考场屡屡失意，才一气之下要造反：他妈的，老子大官做不成，干脆就做皇帝去！某公听了，将信将疑，却不好多说什么了。我想，即便《水浒传》之后的农民闹事都是受了施耐庵的挑唆，那么，《水浒传》之前枭雄蜂起、战乱频仍，又是谁之过呢？

我倒是发现，从陈胜吴广开始，凡要率领众人干大事，就必须装神弄鬼。陈胜帛书“陈胜王”三字，藏在鱼肚子里，让人“偶然”得之，传为怪异。吴广从中帮忙，夜学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怪叫。群氓便以为陈胜是上天派来的，都提着脑袋跟着他干了。后来，黄巢、黄巾军、洪秀全、义和团，等等，都干过装神弄鬼的事。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装神弄鬼在中国仍可大行其道。李洪志闹得太不像话了，终于翻了船。还有不少神乎其神的“大师”们，依然活得很体面，很自在。其实，造反和装神弄鬼，都是无师自通的，并不需要别人教唆。

我倒真希望自己的小说有那么大的魔力，也好让我有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倘若如此，我只需将自己的小说全都销毁掉，并就此封笔，从今往后就政风清平，乾坤朗朗了。可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其实官场上左右逢源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比我聪明多了，用得着跟哪位作家的小说去学吗？！他们运用自如的官场套路和游戏规则，没有哪本书上阐述过，可他们天生就会。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的实际操作原则大多是上不得书的，因为无法堂皇。作家们既缺乏为官术的理论功底，又无缘身体力行，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依样画葫芦是低级劳动，被人看轻也自有道理。我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官员腐败的报道，因为见得太多，渐渐没了愤怒的兴趣，却常常为他们的智慧而自觉汗颜。他们为了多贪多占而玩出的花样，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种手段，肯定没谁教过，而且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从哪位作家的书里学来的。任何一位腐败官员都比作家要高明许多，他们若是读了作家们写的揭露官场腐败的书，肯定会暗自发笑，骂作家们真他妈的没过世面，因而也就更有理由瞧不起作家。不仅腐败官员们自己智慧，就连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有位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了起来，可就是搜不出存折。专案组费了天大的力才找出了存折，却发现藏存折的办法十分简单，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原来，这位官员的老岳母将女婿的巨额存折用塑料纸包好，塞进一块肥肉里，放在冰箱里冻着。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惊起？！

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王跃文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祝福我的父亲母亲王跃文

——《梅次故事》序（书出版时因故未用）

《国画》出版以后，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本可将“经历”二字改作“遭遇”的，却怕招致无聊的议论。我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做人做事还是平和些吧。

正月初三，我上南岳衡山朝圣，佛前长跪，心念明净。佛我是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的，总以为拜佛就是拜自己的灵魂。佛祖恕我！尔后我云游昆明、建水、大理、丽江，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再尔后，我就消失了，同这个世界断绝了联系。在南方某市的某个偏僻角落，我租了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这部小说。

这时，小说才写了一半。写得很艰难，常常放下来就是几个月不去理会。内心太不宁静了。躲了起来，同我为伍的就只有小说中的人物。什么都不去想，只是写作，我就气定神闲。此前万念，与我皆若浮云。不停地写，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我都写了些什么？多说就没有意思了。作家于小说之外，本不该说太多话的。

房间没有暖气，冷得刺骨。本来有家宾馆的老总要给我个房间做工作室的，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那里也不是个可以让我匿身的地方。我只好端着华硕手提电脑，坐在被窝里写作。床松松垮垮的，老吱吱地响。也许房东会奇怪我日夜躲在屋里，足不出户。这时候，扫黑风暴席卷全国，他们是否怀疑我是个在逃的黑老大呢？见我到底还算面目慈善，才没有去报案吧。我将手机关了，可传呼机总在我的腰间震动。是那些惦记着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回电话，请求他们宽恕我！

初稿完成了，我突然很想念老父老母了。在北京改稿近一个月，我便把父母从湘西老家接了来，带在身边。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吃过太多的苦。我对父母一直心怀歉疚，没时间带他们出去走走。如今我是个自由写作者，了无牵挂，终于如愿了。妈妈说，七十多岁的父母，跟着四十岁的儿子，一出门就是个把月，没听说过。老人这是高兴。妈妈到了北戴河，看见了大海，竟然在沙滩上跑了起来。我见了几乎落泪。很多年没有同父母朝夕相处了，我发现自己脾气竟然越来越好了。我伏案写作，妈妈老在身后唠唠叨叨。她老担心我写出麻烦，教我如何如何写。她老人家居然要我写《我爱我家》之类的东西，逗得大家都高兴。我一点儿也不烦，只是不停地回头朝两位老人笑。我原是个很任性的儿子，老同父母顶嘴。天天听着妈妈的唠叨，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二稿。

书稿送给编辑去了，我松了口气，父母却很焦虑。后来编辑征求我的意见，能不能写得更饱满些。我也觉得不够尽兴，便答应再改一次。父母却以为出了麻烦。父亲是当年的右派分子，就因为几句话便受了二十多年的罪。这块伤疤终生都让他们的胸口隐隐作痛。妈妈说我的时候，爸爸总是默默地望着我。他们不希望儿子再重复自己的苦难。我反复解释，父母都不相信，总以为我在宽慰他们。我便说，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你们就把自己当老小孩，安心跟着我吃，跟着我玩吧。退一万步讲，哪怕就是出了什么事，也得由我自己承担啊。父母就有些无奈，感叹自己毕竟老了，庇护不了儿女了。

回到长沙，我又躲了起来。父母那忧虑的面容老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小说，却又不能让老人家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父母又回老家去了。我便隔几天打个电话回去，老在电话里打哈哈。妈妈总喜欢琢磨我电话里的声音和语气，惴度我是否真的开心。曾经有很多谣言，说我如何如何了。父母便老打电话来，我也是老打哈哈。有天黄昏，父母突然敲开了我的门。白发苍苍的父母从天而降，我又喜又恼，恼的是他们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好让我去车站迎接。父母只是笑，进门后反复打量我。我忽然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让我措手不及，好看看我真实的状态。我不禁鼻腔发酸，关进洗漱间，泪流不止。

小说最后完成了，父母仍会很焦虑的。他们活到七十多岁了，仍把自己的儿子当小孩。他们总不相信儿子会强壮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可以随心所欲。妈妈总是说，儿子啊，你太善良。我说，妈妈，你儿子善良，但不懦弱。妈妈笑了起来，却又忍不住叹息。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敬祝他们健康长寿！

一个女人的命运——《亡魂鸟》自序王跃文

我的老家，溆水河边，早年有个知青农场。我十六岁时，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她长我两岁，梨花如面。姑娘一天到晚总想着给我买零食吃。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两句格言：让爱情像太阳一般炽热，像月亮一般纯洁。于是我俩就总是沿着溆水散步，隔得尺把远，生怕手碰到一起去。正是冬季，寒水汤汤，北风吹得我俩的裤管啪啪地响。有个雪夜，姑娘的伙伴们恶作剧，把我俩锁在了房间里。我俩就围炉夜话，直到东方既白。

一位女知青，为了庇护自己的恋人，被迫同农场场长结了婚。她的善良却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那位优秀的年轻人最终被处决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女知青的悲苦命运从此开始。这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不足两千字的文章，我读过之后愤懑难已。报纸还配发了这位女知青的照片，那双眼睛美丽而忧伤。

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都很漂亮，都很能干。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命运就凄惨起来。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增添了些花边新闻。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

我怀念远逝的初恋，痛惜那些并不相识的女人，感悟着很多的懵懂和清醒。种种破碎的情绪总在我的胸口激荡不已。去年底，我暂时撇开正在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作这部《亡魂鸟》。隆冬，寒风吹得窗玻璃哐哐响。

七月，为了躲避长沙的酷暑，也省去些应酬，我跑到会同、靖州去了。朋友们偶尔打通了我的电话，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戏言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很漂亮，有山有水，又有山野菜蔬，人就更是古道热肠了。像我这种散淡的人，正好找这样的去处享受清凉。在会同，我落脚的地方，半山上有座亭子，松风鸟语，流泉鸣蝉。我白天坐在亭子里修改小说，黄昏便去县城的小巷子闲逛。到了靖州，我仍是白天工作，傍晚就去河里游泳。那条河叫渠江，并不太大，却清得撩人。

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因为我知道，知青们祥林嫂林一样诉说的苦难，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最日常的生活。

我这部小说叙说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曲折、凄美、无常、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