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勇与忧惧王跃文

近日突然特别想读周作人的诗。以前是读过的，读过便忘了。那时还年轻，对他那一套“人生一饱原难事”、“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话并不懂，也不耐烦去想，觉得滋味寡淡得很。近来，这两句诗倒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周作人颇不屑。我崇拜鲁迅。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的爱护近于妇人心肠。周作人对鲁迅却很不够意思。兄弟失和是鲁迅心里的隐痛，而伤害鲁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况他写的那些谈茶喝酒的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失了血性，更何况他后来还当了汉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也曾经是“凌厉浮躁”的一员猛将。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共有两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谈狐说鬼，坐道论佛总应该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对世事已经看透、看破，已经放弃、绝望，故而只对非人世的东西感兴趣，借以消遣时日，以度残年。周作人却在四十岁时就写出以“清”、“冷”为底色的《雨天的书》，走到“冲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写五十自寿诗时，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再过三年，抗日战争就要爆发。国难当头民族丧乱，他置于眼前而不顾，却滋滋有味地羡慕咬大蒜拍芝麻，难怪一时责难鹊起，成为众矢之的。只有林语堂出来为他辩护，说他是“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此说并非虚妄。周作人自己就说过，忧惧的分子在他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所谓“忧生悯乱”是也。知弟莫如兄。鲁迅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的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文人美女，历来负有亡国之责。美女亡国已是共识，且为人神所共愤。妲己褒姒杨玉环是也。文人因为一首诗、一首词、一部小说而成为乱世罪羊的，不光古时如此，现在也未见得不是这样。区区几个文人美女，就得担当起救国或者亡国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国里的十几亿子民，自然只须袖手以观。无怪中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麻木的看客。

周作人所说的忧惧，我颇有同感。人生诸种情感中，我觉得忧惧是最为深沉真切的两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对人生爱之愈深，忧惧之心愈切。而且，不仅是为过去己经发生过的历史忧惧，更为现在与未来而忧惧。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真后悔有了孩子，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我们，不但不能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甚至将世界保持现状都不能。我们的孩子们，也许将不得不在一个没有清新空气、没有绿色森林、没有纯洁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说生存竞争的惨烈、战争和未知的疾病。我们既不能为孩子们的未来负责，只有眼睁睁地看他们挣扎，而我们的心里除了忧惧以外，还能有什么？！

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鲁迅便是这样的仁勇之人吧。虽然他对国人世事一样的绝望。但他始终能有韧性的战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周作人的绝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这自然是弱者之为，但也算是一种人之常情吧。

在路上王跃文

这几日，我无端地对自己惯常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怀疑。每日忙忙碌碌，不是在键盘上飞快打字，就是在餐桌上觥筹交错。很多时候，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多数的回答是：在路上。

我总在路上。去开会，去赴宴，去赶飞机，去赶火车。风尘仆仆，步履匆匆。我在尽最大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

可是，我这几天突然问自己：我如此如此，最终目的在哪里？这种忙碌和疲惫难道就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堂吉诃德，我其实很佩服他。一个瘦骨嶙峋的半老头子，穿一副破烂盔甲，拿一根生锈长矛，骑一匹劣马“驽辛难得”，带一个又矮又胖饶舌愚笨的仆人桑丘，凭着几本中世纪骑士小说作精神养料，便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广阔的原野，与风车巨人作战，与酒囊魔鬼搏斗，抢囚犯、上魔船，还真心实意沉浸在一段浪漫热烈的爱情中，为那位想像中的公主杜尔西内娅小姐相思得“肝肠撑断”。堂吉诃德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冒险和传奇的世界。旁观者看来，他的世界虚幻可笑。可是，对于堂吉诃德，他的世界却实实在在。如此理解堂吉诃德，这位自以为神勇无比却十分荒唐可笑的浪漫骑士就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以最荒诞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意义。

堂吉诃德以一种虚构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现实世界，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不仅知道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而且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世俗的价值观对他毫不起作用。一次又一次的头破血流恰好成了骑士精神的有力证明，成了这条冒险经历的必由之路。正是荒诞和失败造就了这位英雄，造成就了他的光荣和骄傲。

博尔赫斯说过，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或观众，反过来说，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这种假设一旦成立，那么，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就完全可以互换，犹如一个人能在镜子的两面随意出入。堂吉诃德轻而易举进入到了镜子的另一面。他清楚地知道镜子的另一面意味着什么。他果决地进去了，勇敢而又浪漫地拯救了自己，于是成为堂吉诃德。当然，他本可以有另一种命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呆在家里，陪神父和理发师聊天，挠自己脚板心的痒痒，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善心人”阿隆索吉哈诺。然而如此，他不过是一个百无聊赖、坐等老死的糟老头而已。

我早已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了。我再也不是原先的自己，因而有人说我有些堂吉诃德的意思。我不在意这是赞赏还是揶揄。尽管有时迷茫，但我知道自己只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没想过重新回到镜子的另一面，再去虚构一次别样人生。

我不看球王跃文

我本是个不管天高地厚的人，可有时候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却带着弱势特征。比如，我就一直不看足球赛，尽管它被称之为男子汉的游戏。

我本能地讨厌一切一定要分出个输蠃胜负的游戏。游戏的本质是快乐。可是，只要有输蠃胜负，必然会有人不快乐。我们在参与游戏时总说着“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话，这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输了之后有个退路，多少给自己留点儿面子，或者在别人输了之后假惺惺地给一点儿安慰，以掩饰自己得胜后的张狂。谁要是能真正看清是非胜败转头空，就不会去投入这种残酷竞争，就不会热衷有胜败输蠃的游戏。我们有谁真正见过在足球场上一败涂地、只能带走满身伤痕一背骂名的运动员是一脸欢笑下场的？我的想法真有点儿蠢：既然是游戏，何妨不发明一种大家都蠃、谁也不输的游戏来玩呢？人无可奈何要走完一生，有时候真是想以游戏视之而不能，够沉重严峻的了。何必还要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我道听途说，多少知道一点儿足球赛的技巧术语、战略战术，而有术就有诈、有诡。球场如战场，跑不出孙子兵法，跑不出三十六计，无非怎样布阵、怎样攻守、怎样兵不厌诈、怎样制造战机，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报怨以德”、“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教训是用不上了。足球场上金戈铁马，用尽机心，甚至不择手段。一得一失，犹如生死搏杀，真的与用兵无异。还是老子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以而用之，恬淡为上。可是足球赛却把这种不祥之器发挥到极致。我总不免想到，这说到底还是人性恶的一种放纵，但却以一种最美最没有善恶是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足球赛是人生的残酷寓言。人被动地降生于世，可一旦活着，又不免眷恋生命。不怕死的人不少，怕死的人更多。比之足球赛，开赛的哨子一响，人就开始了他生命旅程的奔跑。每一个人前方都有一个足球。你必须去抢那个球，抢到了还得盘带过人，张皇四顾，左冲右突；你得留意门的方向，却经常站错了位置；你身边晃过一道阴影，还没反应过来，球已没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你累了，伤了，跑不动了，可你不敢停下来，你爬都要朝那球爬过去。比之累和伤，你更害怕被罚下场。人生尽管惨淡，毕竟只有死神才有权罚你下场；虽然死神常被我们忘记。可足球场上的死神，高举着令牌，时刻瞪着你，紧随着你奔跑。你宁愿死皮白赖留在场上，多一分钟是一分钟，多一秒钟是一秒钟。但你还是恐惧，因为结束的哨音总会吹响。到那时，大幕已谢，人生收场。进了球的，没进球的，一切的汗、泪、血、光荣与屈辱，都只成了下一代人的笑谈。足球赛的残酷就在于此。它将人生的过程缩短到九十分钟演给你看。说到底，人生比足球赛更为残酷。在足球赛九十分钟里，你耽误了的时间还可以补时。可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谁有这个权力和能力能对着上帝大喊：请给我补时两分钟？

可又正如人生，不是先想清楚了之后再活下去的。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我竟然也成了一个热心的看客，居然还从中体验到了沉醉和激情。此种沉醉与激情虽然虚幻和短暂，但已经是现世生活的奢侈了。

偶像开始坍塌王跃文

黑与白总是被颠来倒去的，可还没听说东方可以变成西方；将鹿叫做马也是常有的事，却没听说大阔佬因为多了几个钱就可以尊比国王。但在现代国际社会里，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日本一个东方岛国，就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便入列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员国，有资格同西方老大美国围坐在同一张圆桌上纵论天下大事；比尔?盖茨就因他富可敌国，一个企业总栽居然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忘不了邀请他到场发表高见。

如果认为这是世界变得市侩和势利了，那就迂阔了。其实世界从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在伪道德理想国里沉睡得太久了，不能适应现实的游戏规则。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冷酷的，即便涂上道德釉彩也是徒然的。西方七国不敢排斥日本，不可能是西方大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当然也不会因为某位日本首相同里根或克林顿是同学，更不可能是日本国库出钱向谁行了贿赂。日本本身就举足轻重，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缺了日本，西方国家的许多把戏可能玩不下去。比尔?盖茨的份量也是明摆着的，他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市场成功足以使他获得在任何高级国际经济论坛发言的权力。他的实力几乎构成了对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安全的威胁，以至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想肢解他的微软。可微软不软，硬挺得很哩。

日本几乎集所有尖端科技于一身，其经济的高科技含量堪与美国媲美，成了知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比尔?盖茨的微软就更不用说了，本身就是知识经济最成功的楷模。可以说，日本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之所以能坐上西方七国的牌局，有权要求重新洗牌或换种玩法，都得益于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无疑将是人类新的福音，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越经济领域，必然影响到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宗教等等。单说文化吧，有论者把农业经济下的文化称之为前喻文化，即前人教育后人；工业经济下的文化谓之同喻文化，即同辈人之间相互学习；知识经济下的文化却是后喻文化，即人们必须向后辈人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再怎么功成名就，再怎么德高望重，都必须承认后辈人比你智慧、能干，你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经验，再也别在后人面前扮演权威。未来社会，将没有公认的权威，没有被神化的偶像。这当然是权威和偶像们的痛苦，却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新世纪的曙光将从偶像的坍塌开始。

直面人生王跃文

我少年时颇以鲁迅先生的话自许。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我并非锦衣玉食中长大，饥饿和磨难司空见惯，早已默认了这就是人生，除了硬着头皮去直面，又能怎样？

大学时曾和男女同学一起出游。走在闹市街头，常常遇见衣裳褴褛、形状奇异的乞丐，女同学往往大呼小叫，捂眼捶胸，惊吓之余颇有悲伤之情。我负责帮她们把钱币丢进乞丐钵。这些淑女们有怜悯而无胆量，不敢也不忍走近这些浑身臭哄哄的乞丐。

有一回也在闹市，春和景明的四月天，阳光普照，熙来攘往。我在街头漫步，想着自己一肚皮的心事，忽见一小男孩，五六岁年纪，蓬头垢面，细弱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他突然把胳膊伸到我面前，呻吟着说：打发点子咯。我一看，那男孩子黑黄的小手腕上生生插着一把刀，四五寸长，伤口红肿化脓，真是惨不忍睹。我顿时面目青黑，心里只有满腔怒火，恨不得这个世界刹那间轰然毁灭。

四十岁后，少年时自许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反倒越来越少。出生牛犊不怕虎。不谙世事的少年凭着一腔血气直面人间苦难也许并不难。可人间的辛酸是醋，时间久了，多硬的心肠也会被泡软。那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艺术人生》，采访的嘉宾是王姬。谈到她的儿子，王姬几次泪流满面。王姬说，我老了，真的，所以我现在总是爱哭。可是我要像过去一样，把眼泪逼回去。

我佩服王姬的坚强。直面人生外在的苦难需要勇气。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不可告人的浓黑阴暗，不回避，不讳饰，在静穆与沉默中不调转头去，也许需要更大勇气。普天之下，我真不知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卢梭的《忏悔录》实在坦诚大胆，但还是被揭发有许多劣迹没有交待。我真正佩服的只有鲁迅。他那把解剖刀不仅无情地解剖着古老中国麻木愚昧的灵魂，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着自己，坦露出内心的绝望、颓败、彷徨、狭激、猜疑和阴暗。涓生的自私冷漠，吕纬甫的沉沦颓唐，《人力车夫》中“我”身上的“小”，哪一个不可以看作鲁迅的自我剖析？人心内在的惨淡和淋漓鲜血更令人触目惊心。坦率地说，我没有鲁迅的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些角落我是不敢看、不忍看也不能看的。我有时真的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实在无可逃避，只好闭着眼睛硬着头皮说一声：我没看见，我不是这样的。

我想人生再怎么直面、怎么铁面无私，总有苟且的时候吧，不然怎么活下去呢？有一句话说“英雄到老皆皈佛”，这话就有苟且的意思。已经杀人如麻了，到老皈佛又有什么意义？无非是给自己无可逃避的内心找一条退路罢了。今年9月，曾下令暗杀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恐怖组织创始人祖赫迪被释放了。祖赫迪51岁，已在狱中服刑22年。据说他在狱中大彻大悟，忏悔不已。他神情凝重地说：“萨达特总统是烈士”，“杀害无辜的人是不允许的”。我当然不想怀疑祖赫迪的诚意，可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忘记了使萨达特成为烈士的就是他，现在仍然令人恐怖的本?拉登就是他的徒孙。

说大说小王跃文

有种看上去很怪异的现象：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字词，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叫人简直没法破译个中究竟。比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二字梦魇般纠缠着文学界、艺术界、影视界。当时很多小说、电影、电视甚至绘画，都喜欢冠以“最后”二字。比方《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诗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脱“末代”之类同“最后”神气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风。但我想人们的创造力不至于如此贫乏，我们必定受某种说不清的怪力乱神左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风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板等等。中国大陆的酒店、饭店，似乎一夜之间都更换门庭，成了大酒店、大饭店。同“大”字一齐流行的，便是“总”、“霸”、“超”等尽量显“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拼命要叫总公司；只要是经理，打肿了脸也要充总经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绝伦，便缀之以“霸”字，浴霸、酒霸、凉霸等等。最叫人费解的是称某些商品为“巨无霸”。倘若“巨”与“霸”都是欲显其大，那么“巨无霸”就是“大无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还不够，还要冠之以“超”。于是“超大”、“超霸”之类有逻辑毛病的词就诞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务”之类有消费陷阱的词汇也出笼了。

那会儿，刚刚在中国大陆现身的手提电话，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寻味。大哥大，一个“大”字还不够，得用上两个“大”字，可见其风光。当时用上大哥大的人，派头也够大。往马路中间一站，扛着大哥大打电话，说话声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国突然流行起“大”来，实在是因为穷怕了。官方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为民间话语就是简简单单“发财”二字；而官方话语“白猫黑猫论”，转换为民间思维却被尽可能复杂化、多样化。手段不管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只要能发财，都被当时称作“能人”者流悉数采用。这便是某个时期的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催生了许多扛着大哥大招摇过市的大款、大腕、大老板。

“大”了些日子，人们回头看看，心情平淡多了。于是“小”便大行其道。当年暴发起来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竟有几分羞愧，便开始穿休闲服和平底布鞋。当然轿车仍是越换越高档，请客必是鲍鱼鱼翅，却总要显出淡泊之相，声称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朋友喝咖啡，尽量不谈钱，还得宣布自己是性情中人。总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态，尽管有些虚情假意。其实深究起来，先充“大”而后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为还算“大”的，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谁能“大”得过比尔?盖茨呢？强中更有强中手，明目张胆地充“大”，冷不防会丢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里去了，干脆就谦虚起来，反落个冲淡平和的好形象。总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娇般地往“小”里做。当然，鉴于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斯生斯世他们再怎么往“小”里靠，人们还是会叫他们大款。

“小”字品牌的货色，最得意的当是小资。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称“结婚或不结婚是个问题”，这类人必称自己是小资。小资身上很多高贵品质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么人？那是个崇尚某种狂热主义的铁血男人，绝对是要朝小资们开枪的！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王跃文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类批评，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文明的态度。但有的人在骨子里也许并不会对我微笑。有朋友向我传递过一个消息，说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国画》，咬着牙根说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枪毙他十次。听了这话，我心里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说里面说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爆发“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吗？那些想枪毙我十次的人很怀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丧失良知的人才会仇视良知。”这么一想，我无所畏惧、付之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