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薇

她是《梅兰芳》的编剧，中文小说多被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姜文、陈冲看中。

她是好莱坞专业剧作家，用英文写作，作品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

严歌苓，旅居国外20年，墙外墙内一样香。她写女人，用情热烈，最新小说《寄居者》出版，20岁女孩为了爱情用尽心机勇往直前。

她说，她自己也是这样浓烈地爱着。

生活要新鲜：一定要变着花样来

“你看，这双绣花鞋挺好看的吧，绣花精致，还是皮底的，很舒服，这是一位朋友送的。”在严歌苓北京的家里，她把自己蜷缩在阳台的沙发上，顺便跟我们“炫耀”她的红色绣花鞋，她把这双绣花鞋当家居拖鞋穿。

不光对自己，她对他人的衣着外貌也超级敏感，她用女人和作家的双重眼光去观察细节，比如见了记者，她会真心地夸奖，“你的衬衣很好看。”

我们的采访便在这种“很女人”的氛围中展开了，话题从她的新书《寄居者》的女主人公开始。

跟以往她塑造的“单纯又有生命力”的女性角色不太一样，这一次，她给我们捧出了一个有点狡诈有点心机的20岁女孩子。

在《寄居者》中，女主人公“我”在1939年的上海，爱上一名刚刚逃离集中营的犹太男子。为让爱人逃往美国，“我”临时在上海抓了个救星——另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丈夫，最后，“我”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

“我以前比较喜欢写蒙昧的女人，不是概念很多的那种女人，很多概念会把一个人本身很美好的东西弄脏”，她边把摇椅沙发晃动起来边说，“而这个女孩是跟我完全不一样，她有阴谋诡计，有心计。”

她承认她写这个为了爱情用尽心机的女孩子有点挑战甚至有点吃力，但她觉得就应该这样做，“我想每篇小说都应该有点突破嘛。你要是全写一样的，你自己都没有乐趣了，每次你都觉得，嗯，很新鲜。我做饭也是这样，从来不按照一种方法去做，每次做同样的菜都会稍微改进一些，没意思，就一定要变着花样来。”

“你认为这篇小说在语言上有突破吗？”她盯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追问。

写作要厚重：想和盘托出一方水土

严歌苓写的故事都很厚重，她喜欢旧掉的历史和年代。一个长期旅居国外的作家怎么能把本土故事讲得如此绘声绘色？

她喜欢听故事，“我接触的人很多，走的地方那么多，我经常催着别人给我讲。朋友也好，熟人也好，生人也好，我都会让别人给我讲。”然后她把故事放在自己脑袋里的素材库中。

比如《寄居者》的原型是她1993年在柏林墙前听来的故事，经过了十来年的积淀，她把它从柏林移花接木到上海，变成了犹太人在上海的寄居生活。

是寄居这个词让她有了共鸣，从1989年去美国，严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经有20年了。

她为这个故事搜集所有的素材，包括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的犹太人在上海的书，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等。

“当时上海在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的状态能够和盘托出，当时他们怎么生活，我把他们和盘托出的时候，是一方水土和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感情要浓烈：女人再成功，归宿还是感情

她从不写都市情感，因为她觉得都市人的感情很苍白无力。

她笔下的情感都是浓烈的，笔下的女人甚至有点“一根筋”似地对爱情猛烈追求。比如《寄居者》里女主人公敢爱敢恨，《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红色女兵对丈夫“哼哧哼哧”的爱，她笔下的女人爱起来是从不吝啬、从不惜力的。

而这也恰恰是她自己的爱情观。

“我觉得一个人不管怎样，要给出去的感情都是非常浓烈的，非常深的。”她曾经有一段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她也毫不忌讳地说起，“我对我的前夫至今难以忘怀。”

她现在的丈夫，一位美国的外交官，多年来，她一直追随他去非洲、去台北。“我很在意我先生的一切，他的事业我能帮上的就会去帮。我很在意我在他眼里的形象，比如发脾气很可恶的样子，我会尽量减少。”

“爱人是一种纪律”，这是她曾经跟朋友提起的一句话，“当然是一种纪律啊，不是一个长期饭票到手了，爱干嘛就干嘛，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她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有时候写作写得很忙了，我先生下班回家看我还穿着睡衣，就会说：我都怀疑我没去上这个班。”

后来她尝试去一点一点改变，比如一大早为他煮一杯咖啡，在他回家之前准备好晚餐，穿上好看的衣服。

你真的很难相信，身为一个文笔犀利的女作家，她的感情观是如此传统：“女人所做的一切，你再成功，你的归宿还是感情。你的成功能够使这份感情变得有价值，全世界关注我有什么用？我还是要爱我的人来关注我。”

她说她现在所做的一切，她的先生都为之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