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创作品格论

刘艳

【内容提要】在近年美国华文文学知名作家中，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可谓独树一帜。本土的文化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式，在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新移民们经历的是“断根”与“植根”的艰难过程。她对此有较深刻的感受与表现，以异质文化中错位意识的传达、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观照方式、具有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写，构成了创作的独特文化品格。

【关键词】严歌苓/异域生活/女性言说/精神分析

在近年美国华文文学知名作家中，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可谓独树一帜。她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创作了多篇反映移民生活的小说。作家异质文化中错位意识的传达、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观照方式，具有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心理的展露抒写，构成了它们独特的文化品格，且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

一

移居美国的生活在严歌苓那里，“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1]（后记，第247页）。用这来形容那脐带断裂式的怅痛和为适应新环境而挣扎的苦楚，有着准确而生动的况味。祖国旧有的文化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式，在此统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颠覆，新移民们经历的是一次“断根”与“植根”的艰苦历程。

语言障碍是异域生活伊始面临的重大问题，严歌苓对其造成的困扰在多篇作品中皆有涉及。为了提高阅读量应付课业，可以不去洗衣房、邮局，甚至打工还要把词汇抄在手腕内侧狠背一气（《浑雪》）。但这与因“失语”状态而使人陷于尴尬甚至无奈的境地相比，实在无碍大雅。《粟色头发》中的“我”以所答非所问的对话使痴情于自己的美国男子“被语言的非交流状态折磨得很疲劳”。《簪花女与卖酒郎》里的大陆妹齐颂，只会以两个“YES”、一个“NO”的模式与人对谈，虽与墨西哥小伙卡罗斯两情相悦却失之于语言的无法沟通与交流，而无法摆脱被出卖的厄运。在走出语言的迷失状态之后，却又不得不再度借助语言的错位对话方式，往往笼罩着更深一层的窘迫与悲哀。“我”以“我完全不懂您在说什么”的装傻来拒绝老板要自己做****模特的要求；自己拾金不昧将蓝宝石归还娄贝尔太太，却招致对方的怀疑并宣称要将其带到首饰店重新鉴定一下。这种猝不及防的道德文化的错位，刹那间使“我又回到对这种语言最初的混沌状态。我不懂它，也觉得幸而不懂它。它是一种永远使我感到遥远而陌生的语言”（《粟》）。

语言的错位只是表层，由它导向的则是习俗的、情感的，乃至思想文化等的更为深在的参互交错。翻翻玛雅的报纸要分担一半订报费，抱抱她的猫咪又收到其一张账单，沉湎于思乡情怀的自己对她讲起有关月亮的所有中国古典诗词，换来的却是对方很有吃相地边吃月饼边像计算钱一样精确地计算卡路里（《方月饼》）。我的穿着打扮被视作保守、规范、呆板的象征，不愿继续关于女孩脱衣的感觉描写，对乞丐和同性恋的看法无不受到同学的围攻，使远托异国的旅人在感受客观现实的困顿之外，还在精神领域产生了种种困惑与变异。但这主观感觉的变异一时还无法把旧有的心灵世界完全抛出原有的轨道，“我”只有“在心里拍哄自己：别怕，别怕；不过是个观念问题”（《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尽管“粟色头发”对“我”一往情深，苦苦寻觅，那发自内心的民族与自我的自尊无论如何无法接受他用“那个”腔调来讲“中国人”，如要消除这种情感的错位，除非“我真正听懂这呼喊的语言的一天”（《粟》）。严歌苓是一位筹划文字的高手，她能穿透现实生活层面向人物心灵深处进发，把目光更多投向被抛出常轨的情感体验。女留学生李芷在与之较真儿中爱上了自己的美国教师帕切克，最终却因其是同性恋而不能再坚持自己所谓的“无属性的爱”（《浑雪》）。“我”在遭查理抢劫时，感受到的竟是他那脸的古典美和声音诗意般的轻柔。再次相遇不仅没有告发他，还与他约会并亲眼目睹了他两次抢劫别人的过程，而且自己最后再度遭他抢劫，爱情就在这真真假假中“迷失”（《抢劫犯查理和我》）。严歌苓有时还巧妙运用人物思想的错位，构成彼此的矛盾关系，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在《茉莉的最后一日》里，主人公郑大全以苦肉计进了茉莉公寓后，一切行为皆以把按摩床推销出去为指针；而80岁的老茉莉之所以放他进去“是想把他制成个器皿，盛接她一肚子沤臭的话”。郑大全的行为目标与茉莉的兴趣话题之间始终拉开距离，形成错位，徒落得两败俱伤。

文化的横向交叉肯定会带来语言、思想、情感等的错位，这在历代移民作家中该是共有的经历体验，但种种错位传达出的文化心态却又有不同。50年代后期以来的老一代美华作家，多是从港台赴美的留学生，他们在事业、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梦幻屡屡破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倍感迷惘与痛苦，异国土地让他们深感自己是被放逐的一代，无根的一代，特有的身份地位和文化心态让他们形成一种无法开释的寻根心态与怀乡情结。而新移民作家的杰出代表严歌苓，却能在类乎前辈感受经历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以女性独有的敏感，深入人物内心，以刻写人物的精神错位为指归。正是在不动声色地对异质文化中错位意识的传达中，严歌苓完成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自省和对西方当代文化的锐敏审视，从而孕育出文化交流土壤上的文学奇葩。

二

纵观中国大陆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即已出现的女性文学，或者依附于主流文学汇入反帝反封建总命题，或者吹奏起女性解放的号角、以妇女来言说妇女，或者秉持超性别的写作，可谓随历史的律动而不断寻觅。而在创作个性显现方面，严歌苓是既继承又超越了以上审美经验和范式，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观照方式，对超乎人物一般生存状态的心灵隐秘予以密切关注。这在她反映新移民生活的小说中多有表现，而在其展现移民历史的长篇小说《扶桑》中更是不容忽视。

我们不能说《扶桑》这部小说在表现“人”上已全面超越了他人，因为对于文学是人学的思考，在许多文学大家那里都还是一个仍在探索的问题，更何况它又是一部偏离中心文坛的由第五代移民作家创作的小说呢。但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严歌苓能以其高倍数敏感，挖掘人格中的丰富潜藏，唤醒人那些原本会永远沉睡的本性，以此来阐释“人”这个自古至今最大的悬疑。老辈的移民张爱玲曾说有一天她若获得了信仰，信仰的大约就是奥涅尔《大神勃朗》里的地母，一个妓女形象，因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2]（第70页）事实上严歌苓的长篇《扶桑》对此做了极好的文本诠释，它以百年前中国苦命女子扶桑飘洋过海、异邦卖笑的经历为线索，表现出作者对生命存在的较为透彻的思考。

在作者为“你”（扶桑）、克里斯、大勇设定的19世纪末旧金山这一特定环境中，扶桑集中了拖着长辫，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或是拳头大的脚上套着乡鞋的人所具有的一切秉性：辛劳忍耐、温顺驯良乃至麻木愚昧。未曾谋面的丈夫先行出海淘金去了，“你”与大公鸡拜了堂。被拐到美国后又数度被标以斤两拍卖，“你”甚至从无心智对此作形而上的思考。“你”总是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以一抹谜样的微笑面对生活和苦难。甚至遭到轮奸时，“你”也没有反抗，只是奋力用牙咬掉施暴者胸前的一枚纽扣，谜一样收集到一个盒子里，却把克里斯那枚藏于发髻，同时掩藏起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恕。“你”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文化基质根本相异，却各拥有一份“软弱”。克里斯的柔弱使他永远艾怨世上没有足够的母性，他对“你”的痴迷是对“你”身上那东方文化底蕴和母性的迷恋。赌马舞弊、贩卖人口、杀人害命的大勇也有最不堪的软弱，那就是对故乡从未见过的妻子的思念。他深爱扶桑却不愿坦然承认，两千余年的沉重积淀令他缺乏对扶桑窑姐身份的确认和责任担当。当得知妻子已于几年前来美寻夫，内心精神支柱坍塌之余，也使他能够改邪归正，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扶桑的宽容坚忍使克里斯的自我拯救也成为可能。克里斯竭力要把“你”和“你”所属的群体分开，殊不知他爱的正是那丑恶又卑贱的群体令“你”凸显出的迷人魅力。“你”的一生意味着受尽屈辱，“你”不能也拒绝被拯救。“你”爱克里斯却要以与大勇的刑场婚礼完成自我保护，这或许只能在东西方文明的对抗冲突中觅得答案；“你”早知与大勇的夫妻身份却不肯吐露，但最终的承诺毕竟留给死者一份生的希冀。

展现新移民生活的《少女小渔》，曾被作者自称是一则“弱者”的宣言。小渔的生存境遇较扶桑有了很大改善，却为了办理居留身份，不得不采取一个残酷而又勉强为之的办法，与一位老意大利人假结婚。“弱者”小渔多少具有扶桑的秉性：对江伟近乎母性的宽容与关爱，对多少有些无赖的意大利老人也善良而温厚。人性的高贵与美丽在低俗生活之上绽放。《约会》中的五娟、《红罗裙》中的海云都对已近成年的儿子有着超乎母性的女性关爱。从个体生命的沦落到民族精神在异国他乡的迷失，严歌苓波澜不惊的笔触中，涌动着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和历史沧桑。敏感而又痛苦的情怀使她的脚步在第五代移民的生活与扶桑的生命存在方式间随意穿梭，通过对现实生活和记忆源泉中灵感的挖掘，把经受异质文明最严峻考验的最纯朴本真的人性引渡到永恒之境。女性中的母性，或许是最令这些小说可解的答案了。

许多移民满怀种种期冀与梦想，踏上异国土地，面对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骤失与祖国那长相依存一衣带水的血脉关系，“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失眠人的艳遇》）。每个人都面临维持生存和立足发展的困顿，多挣钱、少付学费，住便宜房子和吃像样的饭，是他们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别无选择的想法。“孤独”感在严歌苓情感体验中弥漫濡染，构成其作品的基本氛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失》）五娟每次与儿子约会，总能发现晓峰与她特别相像的细节，“在这无边无际的异国陌生中，竟有这么点销魂的相似”。她将母子最初期相依为命的关系或许不恰当、无限期地延长了，这是对于陌生和冷漠的轻微恐慌中贪恋身上由血缘而生出的亲切。一五○城堡里的海云、健将、卡罗，乃至周先生，也都是生活于异域的一缕孤魂。大勇常常毫无根据地想象妻子美丽贤淑的模样和辛勤劳作的身影，缘自颠沛的旅人对故乡的思念，对旧有精神家园的追怀。严歌苓的孤独感来自现实境遇和文化心理的交互作用，两栖于祖国与异域的冲突心态使她唯有追求现实问题的现实解决而非终极问题的终极解决，甚至必要时不得不求助于曾经有过的精神家园。而多篇小说的开放式结尾，不仅留给读者思索不尽的阅读空间，还昭示出作者本人无从抉择心怀期冀的复杂心态。

严歌苓以女性的真切体悟和内心感受造就了一种区别于大陆文坛的话语方式，揭示出人尤其是女人的凡俗性和非神性。这种纯粹的女性话语，与父权制迥然相对的女性主义态度，使严歌苓所观女人的角色是被动者（被污辱、被贬损、被欺凌者）、缺失者、沉默者（主妇、看护妇）、有价者（商品），她们温顺麻木、寂寞忍耐……这种溯源于历史又根植于现实的对华人女性角色的考察，确乎验证了这种思想：“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语）。”[3]（第3页）以移民经历真实诉说，以女性话语言说男女，严歌苓小说突出表现为：女性主义话语焦灼言说下的移民生活之一种。

三

在严歌苓小说中，很少见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这样的字眼，但我们无法否认严歌苓以其独有的个性，对精神领域的性本能、梦境、性心理和性变态等予以细腻描摹和深刻解析，传达出20世纪美华文学与包括精神分析学说在内的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信息。研究严歌苓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意会严歌苓，也是解读异域人生的一项重要课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性的意识和欲望是人类远古祖先原始野性的本能在现代子孙意识中的残留，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根柢，不可能因为受到压抑而不发泄出来。人在诉求性本能欲望时遵循的是快乐原则，但有时却呈现出凄苦甚至悲剧性的结果。《海那边》里的王先生把有些痴傻的泡像狗一样拢在自己身边，以物质的施舍表达一份仁义之心；泡不仅以辛苦的劳作带给王先生丰厚回报，还忠实地为王先生做着身份地位的注脚。王先生只是希望泡“能够像一头阉性口那样太太平平活到死”。但泡做傻子是不情愿、不得已的，他甚至明白傻子的意义之首就是傻子不能有女人。而泡却拥有旺盛的生命力，主动对性欲“力比多”进行着诉求，诉求的结果便是遭到王先生的“法办”。对泡既同情又感同身受的李迈克给了泡一张废弃的女明星照片，骗他女孩在“海那边”的大陆，答应嫁给泡，这让泡拥有了代表没被痴傻污染掉的那部分灵魂的笑，也拥有了一份等待。本来泡可以永生永世地等，永生永世地有份巴望，但王先生为了保有自己与泡的生存结构模型，告发了李迈克，使李被“递解出境”，换来的是泡的情欲支柱的轰然坍塌，最终王先生也被泡杀死在冷库里。

弗洛伊德说过：“如果外部的神经刺激和内部的躯体刺激的强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又如果它们的结果引起了梦而没有达到惊醒的程度，它们就构成了梦的形成的焦点亦即梦的材料的核心……从材料的核心也可相应地寻求一种适当的欲望的满足。”[4]（第234页）无意识的冲动为梦的形成提供心理能量，而梦则通过凝聚、移植、具象化、润释等象征手法对潜意识本能欲望进行改装，从而达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和情绪、欲望之目的。严歌苓成功地借助再现梦境或对梦幻般心灵隐秘的开掘，揭示出潜意识的本质。《屋有阁楼》里的申沐清随女儿申焕移居海外，女儿未婚男友保罗常来过夜。他总觉得保罗对女儿实施了性虐待，因为他似乎夜夜听得女儿哭得惨痛，甚至看到了女儿嘴唇和手腕上的伤痕。在申沐清梦中，女儿还是个“穿双红皮鞋，走起路来两只膀子向外撑开，象要架稳自己”的小女孩，沿着六层楼顶的围栏在走，然后便是不知是否幻觉中听见女儿嘶哑的夜哭声中夹了一声：“爸……！”这是他对女儿超出父爱意欲的潜意识显现。《女房东》中的老柴在似睡非睡的梦幻般感觉中，想不起在哪里爱过，爱又失落在哪里。

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对于人格的成长、人的心理和行为皆具有重大意义，但往往由于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法律、道德等的影响乃至束缚，本该清晰明朗的表现形式就悄悄演绎为内在心理形式。严歌苓准确把握住了人的性心理状态，以此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还原出人的真实本相。《女房东》中老柴到美国后为老婆所弃、却因符合某些“标准”成为沃克太太的房客，他不断通过居室环境、物品来揣测女房东，在激情与委琐、情爱与性欲相混杂的情感冲击中，其本能欲望受到前所未有的障壁而演化为一种心理紧张的形式。《橙血》中的黄阿贤因为老处女玛丽“最后一点对古典的迷恋”，一直留着他那条黑得发蓝的辫子。面对银好的质问，方觉辫子前所未有的多余，而自己“早已忘谈的自己民族的女性，让这样一个银好从记忆深处呼唤出来”。辫子越来越沉，阿贤被压抑了四十来年的情爱在此刻激发，决定逃离老玛丽庇护与畸爱的他不幸被误当作盗贼击毙，而那根“古典的辫子”已被阿贤齐根铰去了。辫子因受压抑的情欲而存在，最终也由于情欲的正常迸发而失掉，这是人物内在心理行为外化的象征符号，也恰如其时地传达着人物的性心理状态，成为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欲望如若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人精神上的不适与痛苦，甚至导致性变态和其它精神障碍现象的发生。而严歌苓描写的多是隐性的性变态，它不具备大起大落的外表而主要是通过人的思维活动、心理变化等内化形态呈现出来，有时甚至难为人察觉。《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的母亲、儿子，父亲、女儿之间有着逾越正常伦理感情的爱欲表现，人性心理已超越了简单的恋母情结（即俄底浦斯情结）和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橙血》中玛丽把阿贤和75号血橙的栽培技术当成著名的固定景物，让他们乖乖在自己生活中占据永恒的地盘。她对所有请求购买嫁接树胚的人高傲地摇头，“她没有体验过被众多男人追求的优越感觉，便认为那感觉也不过如此了”。受压抑而多少呈现变态的本能欲望由此可见一斑。

严歌苓对人物心理的剖白几至臻于完美的境地，常是整篇故事以人的心理推衍，心理与行为、事件互为推动，交织成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本人具有高超的驾驭能力，或以第三人称作旁观式阐述，或跃然纸上与“你”展开心灵对话，或不着痕迹地写入自己的生活心理场景，甚至拼接不同对象“此在”的生活与心理场景。小说的叙述皆随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运作生发，却无意传达某种道德标准或价值判断，是与非、荣与辱的锁钥完全听凭读者来开启。具精神分析特征的人性抒写令严歌苓的创作达到移民文学少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当她启用传承自弗洛伊德的“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人寰》的形式时，在小说的技巧探索上虽不无新意，却多少“使得她的小说走上‘形式主义’的歧途”[5]。

当代美国学者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谈到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影响时指出：在对二十世纪写作的形形色色的影响中，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影响之一……现在，通过考察大批小说家的作品细节来估价弗洛伊德影响的多种形式和力量，已成了我们的一大问题。的确，严歌苓对心理分析技巧的发挥，已几近熟稔自如的程度。研读精神分析学说与严歌苓的“契合关系”，可让我们走近严歌苓，看到文学精神的升华。

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环境，不断地互相吞没和消化。不同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方式互相抵牾，产生了一切的谜，一切的反常。作家对个体生命的谛视，熔铸进了文化、民族、社会的深层意蕴。严歌苓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悲悯情怀，进行着异域生活的真切言说。

【参考文献】

[1]严歌苓《少女小渔》台湾－尔雅出版社，1993年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弗洛伊德《释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5]陈瑞林《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新移民文学纵览》台湾－《自由人报》，1999年4月17日第5版

2000年1月24日

（刘艳（1976—），女，汉族，山东安丘人，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