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头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出了省城，谁来管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浓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马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种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感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头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马”，并互相打趣：“仅防被马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皮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出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套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头皮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出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他态度和气、面挂笑容。顺便说一句，这是当时机关干部对红卫兵们的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证件？”

“什么证件？”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眼，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证件没有带来。”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依然笑容可掬。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出，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出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点！”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套：“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套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

这种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出口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全国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钱粮，为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任何人恐怕也是无法统计而又不敢统计的，除非他想当现行反革命。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当下冯菲听了审理者的申辩，抓住他那句“这是制度”的话大声训斥：

“制度，什么制度？修正主义制度！看你就像个走资派！你们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扫进垃圾堆了。你还制度、制度！告诉你粮钱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们出来串联闹革命，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深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眼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出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子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点，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她说着回头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高兴地叫道：

“你怎么不早说呢？”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欢腾跳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口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有了这两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乱。在一片混乱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出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种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子出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出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广场抄各派动向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来，晚上则由二位女将整理装订成册。

为什么要抄还加装订，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吧。吃了粮借了钱总是要付出一定劳动的，不如此于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册了，吃起每天三顿皇粮，花起借来的人民币，像职工每月领工资一样，心安理得了。

本来他们也可以学习各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抄及时寄回自己的什么司令部、指挥部去，一来是交了差没有白来首都，二来是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信息，增强其战斗力。然而，他们三人无法照搬，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省城里和学校里无所归属是光杆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们也进了故宫，登了长城，游了颐和园。在这些场合，他们没有以红卫兵的身份做什么造反动作，而纯粹以参观旅游者的身份出现，观赏所能观赏到的文物古迹，体察一下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那时这些公园里一切说明、介绍等文字材料都已作为四旧扫除了。幸好陈一弘是他们三人之中博学多才的一个，他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尽情地向两位女伴作了解释，使她们得到了在课堂里得不到的知识和享受。

可以说在那段难忘的时间里，他们三人在过着两重性的生活。一方面是红卫兵、造反者、天兵天将；另一方面则是普通意识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欲的青年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或者用当时红卫兵的流行语来说便是“亲密的战友情谊”。直到回校“复课闹革命”之后，他们依然来往不断。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那难忘的一个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对她们的精神领袖由好感、崇敬进而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互相都看出来了却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无。“三角”恋爱吗？从来没有世俗的那种争风吃醋的表现。作为矛盾一方的陈一弘更难看出其倾向，似乎对两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离”的外交。

其实等距离是表象只体现在行为上。内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显地偏向沈琳一边的。这种偏向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两个女性中冯菲泼辣、坦率，处事麻利、果断。无论对事业型或政治型的男人来说，都会成为理想的好内助；沈琳则相反，女性十足，内向温存，一个男人在挑选女伴时，一般的取向大概无视对他的事业是否有助；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女人”。陈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陈一弘本来就比两位女生高两个年级，“复课闹革命”后紧接着又是工人阶级进驻。闹腾了将近一年，他便终于分配了。

层层往下分配的结果，他最后来到了他的家乡三江市所属的尚文县田坝区当了区委的宣传干事。他心甘情愿，过起了与大城市隔绝的半隐居生活。他是个孤儿，无亲无威，但和冯菲、沈琳依然时有书信往来。却都是一般性的联系，他从笔迹上可以识别，有时是冯菲撰文，沈琳签名；有时又反过来成了沈琳执笔冯菲签名。他自己则依旧执行“等距离外交”，一信两名按年龄大小排名，冯菲在先沈琳在后。

如此这般地又过了两年，轮到冯菲和沈琳分配了。两人都来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书。奇特的是冯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从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县，县里又将她分到陈一弘所在的田坝区，她是财经系的，便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尚文县田坝区营业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陈一弘完全没有料到，至于冯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有一种传闻，说如此巧妙的分配是冯菲自己要求的结果，但谁也没有去核实过。

冯菲来到田坝区时，陈一弘已经当上了区委副书记、区革委主任。在区级干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学生。

冯菲的突然来到田坝区，真乃是应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语，外加冯菲充分发挥了她那主动、泼辣的性格优势。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便水到渠成，登记结婚。

他们的婚礼是异常简单的，陈一弘是孤儿无亲可请；冯菲虽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专区工作的小职员。母亲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绣面的新棉被，赶来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她还有一个哥哥在三江市所属的沿山县工作也赶来了。

同学老友他们只通知了沈琳一个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觉得身处遥远的山区；交通又如此闭塞，通知到别人也来不了，还不如事后写一封信实在。

沈琳接到通知时的心情如何，陈一弘和冯菲不得而知，以后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但当时沈琳却是高高兴兴地来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赶来的，目的是帮助两个老朋友张罗并招待客人。其实除了田坝区的干部，外来的客人只有冯菲的母亲、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简朴、轻松。沈琳在田坝镇上住了两天便回市里去了。陈一弘夫妇送她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冯菲关心地问她的老朋友考虑了个人问题没有？沈琳摇摇头不说话，似有难言之隐，冯菲也不便多问。只有陈一弘下意识地感到沈琳那难言之“隐”在何处，不免引来了情感上的阵阵微波。

过了不到三个月陈一弘和冯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结婚请柬，还打来了电话，新郎是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名叫韩刚，她们学校一位女教员介绍的。事情很不凑巧，当时区里已经通知了召开区委扩大会，陈一弘无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为他不愿参加沈琳的婚礼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便只好派冯菲全权代表了。冯菲去了三天回来，向陈一弘说了自己的观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强，看得出来她自己并不那么高兴。陈一弘听了冯菲的叙述，沉默了许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一弘夫妇处于顺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车，一切都稳稳当当。那几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来反而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温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对干部开始讲“政绩”，讲“四化”。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好几年的本科大学生，陈一弘可以说要政绩有政绩，要“四化”有四化，顺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车。短短的几年中，他由区长而副县长、县委书记，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长。或者可以说这就叫作机遇吧，在这一“快速进步”的过程中，他是“跳了级”的。由一个副县长一跃而为县委书记，是很少有的事。有人专门研究过各类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发现年轻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级”，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阶的。这自然会带来各种议论，但在这纷纷议论声中，只要本人过硬，一个优秀干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树立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陈一弘觉得一切都处于顺顺当当的境遇中，当然有甘有苦，但像学生解答一个难题，答案终于得出来了苦也就变成了甘。他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几个星期了。在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许多难以消失的脚印。但也有不少浑浑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一年开了多少会，他说不清楚更记不清楚。

因为太忙，陈一弘很少过问家事，也难享受一次天伦之乐。冯菲随同他调来市里对口在银行工作，一切家务事都落到了她的头上，而巨总是安排得很好，不让陈一弘操一点心。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良的妻子这句话，在陈一弘、冯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陈一弘似乎并没尽到应尽的义务，连尿片也没动手洗一次，星星却已经上了托儿所，接着又上了小学一年级。依然是一天来回六趟全由冯菲接送。在那条从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们每天都能见到大块头的冯菲抱着星星骑着一辆破单车急驰而行。一天六次毫无例外，只有四季服装的变化。

不幸的事发生了，冯菲因开会下班晚了一些，在骑着那辆破单车赶往学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车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辆急驰而来的卡车。卡车停住了，等到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时，人们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无须送医院而是送殡仪馆了。

这件事对陈一弘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简直记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他是怎么度过的。几年的时间又过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忆往事时，依然不敢去回忆那可怕可悲的情景。当时，他并没有放声痛哭，那倾盆的泪水都像大山里的阴河流到了肚里。

冯菲的突然离去给陈一弘带来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缓解这双重压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陈一弘的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进入，他们俩人谁也没有料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最初沈琳只是出于对亡友冯菲及其未亡人陈一弘的友谊，积极参与了冯菲的丧事，帮忙照料一切。尽可能地对陈一弘进行劝解，“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要想开一点”，如此等等。虽然她自己也悲痛万分，但她还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隐隐约约她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对冯菲和陈一弘真挚友情的一种回报。

她的这种回报和协助集中地体现在星星身上。后来矛盾的发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地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陈一弘轻轻松松浑浑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连怎样做爸爸还没学会也没想到要学习，却在顷刻之间爸爸妈妈的担子一齐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位被人们称为会做、会写、会说的“三会干部”，在一个七岁的小学生面前却显得十分笨拙，什么都不会了。而且说句公道话，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么多会议等着他去开，他又怎能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贤惠的亡妻是在同样繁忙的情况下，怎样挤出时间来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条不紊的。在痛苦和手足无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伟大。

有了如此的觉悟并不等于就能产生工作和家务两不误的本领。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多亏沈琳经常来家看看，说说解闷的闲话，帮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有好几次，沈琳发现星星身上的衣服很脏了也没换，便当即帮着他换下来又帮他洗了晾在阳台上才回去，慢慢地这就成了沈琳的一项义务劳动。陈一弘很感激也觉得过意不去，只好报歉地对沈琳笑笑：

“又麻烦你了，这孩子也真不爱干净，早上刚换的衣服，下午回来就是一身泥，简直拿他没办法。”

在这种时候，沈琳也总是嗔道：

“六七岁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滚？没有关系，星星的换洗我包了。”

沈琳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她便三天两头往陈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脏衣服送回洗好叠好的衣服。有时难免也要坐下来和陈一弘闲聊一阵。

日子一长久，沈琳的这种行为渐渐引起了她丈夫的怀疑。他们的感情本来就不好，作为沈琳的丈夫，他不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冯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样地是陈一弘的好朋友。“好朋友”吗？骗鬼去吧！

如果说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过去是“相敬如宾”，淡漠如水。从此之后则是有盐有醋了。夫妻间渐渐开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闹，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缓解了矛盾。

缓解这个词重点在于缓而不是解。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总有一个时候是要大爆发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

这天下午陈一弘在市委参加常委会。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常委会常开会，开长会。事实如此，一件事上了议程先念拟就的文稿或汇报提纲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发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个态度。有的人三言两语，有的人长篇大论，甚至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进而旁征博引以显示才识或资历者有之。三下五除二，轮到主持会议的书记总结时，上午的会往往过了十二点，下午的会往往过了六点。然后书记再来它个一、二、三、四、五……你想想这该到什么时分哪！如果这天的会议列有三个以上议题，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会恰好不多不少列了两项议程。一开始书记便说了，今天的两件事很紧急都要讨论完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重复的话可以不说。但各人的嘴归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张开就由不得你了。直到将近下午五点钟第二个议题才刚刚开始，这不就已经到了该去学校接星星的时候了，陈一弘心里很着急，怎么办？他不能像机关不少同志中已习以为常的那样，理直气壮地离开会场或工作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托别人比如他的挂勾秘书或驾驶员去办这件事。也许在这类问题上他太“传统”了，他认为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办。那就只好等吧。

等到终于散会时已经近六点了，他冲出会场便乘上在院里等候的汽车往学校跑。

这天傍晚，当他乘汽车赶到学校时，那若大的校园早已空无一人。每间教室都已大门紧闭，连教师的办公室也上了锁。他心急如焚地在学校里绕了个圈，连可以打听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他会不会蹲在哪个角落里等待大人来接呢？于是他便又把这所面积三万多平方米的学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无所得。这时，他发现在学校大门旁边的那间小屋里，隐隐地闪出一点灯光，伸向窗外的烟筒里冒出淡淡的煤烟。其实烟很浓，因为是傍晚了光线不好，他看不清楚。

这是若大一个学校里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机，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开门，学校的看门老头在屋里做晚饭。这是一个孤老头，当陈一弘在这里上学时他已经是学校的看门人兼敲钟者了。那时孤儿陈一弘吃的是全公费，每逢节假日学校不开伙，他便和外乡几个同学一起自己做饭吃。有时火生不着就来求助于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门人。老宋那时还年轻，不过三四十岁，一口川北话浑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陈一弘隐隐约约听说，他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出来流落在此地的，家乡已无亲人不回去了。

熟人见面，陈一弘也来不及嘘寒问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话便是：

“宋伯，你看见有一个学生留在学校没有？”

宋老头看见当今的堂堂副市长竟然光临他的“寒舍”，顿觉兴奋异常。何况这位副市长还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虽不能称为他的门生、“桃李”，但作为学校的一员，脸上也毕竟光彩。有时多喝了两杯和别人吹牛，也会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那小子从小与众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

当下见陈一弘来了，他高兴地忙着为市长端椅沏茶，根本没听见陈一弘问了他什么。

陈一弘哪有心思喝茶，连忙按住他的手叫他不用费心，便将寻找孩子的话又说了一遍。宋老头这才算是听清楚了，而且第一次知道这位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市长，如今已有孩子到他的母校上学来了。他油然地感到了一种光彩，集体的光彩。但对市长的问题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不会再有学生留在校内，学校有规定放学后二十分钟内学生一律离校。你知道不，就是怕他们成群结队的留下来嬉笑打闹，还会打群架哩，那些高年级的，你知道不？”

为了加重语气，他又一次强调：

“决不会有人留下的，不信我领你到每一间教室去看，除了我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的。不像前些年还有乡下来的学生住校，现在每个乡都办了小学，人家不来了。你不信……”他务了一通实，然后才关切地说了一句“你也有孩子来学校啦，两代人读一个学校，好呀！”陈一弘告辞出校，四顾茫茫，到哪里去找呀？他想不出他会去什么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大街上串？妻子的悲剧立刻在他眼前闪过，他顿时肉跳心惊。他几乎急得要大声呼喊：

“星星，你在哪里？爸爸找你来了！”

司机小吴提醒他，星星会不会回家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还是妻子在世时星星上学的第一天，她就对他作出规定，放学后一定要在校门口等大人来接。如果接的人比如妈妈或爸爸来晚了，也要在门口等着，不许一个人离开学校，也不许跟着别人走。妻子遭受不幸之后，他接替了接送的任务，又对他强调了这条规定星星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很少。

纵然如此，他还是接受了司机小吴的建议，驱车回家看看，这似乎也是唯一的希望了。他在车上盘算，如果星星没有回家（百分之九十如此）怎么办？报警？对，只好如此了。

果然，他驱车回到家里，大门紧闭，星星没有回来。他向四邻打听，都说没看见。怎么办，报警？突然，他脑子里闪出一个人来，会不会是她？

其实，他陈一弘早就应该想到了，但也难怪，事出偶然哪。

当他正在市委常委会议室里心急如焚的时候，十分巧合的是，沈琳应一个同事的邀请去赴家宴。近来她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能有机会回避，便尽可能地回避了事。当天下午她上完最后一节课连家也没回，便径直从学校到那位同事家去。她看看时间还早，就绕了一个弯在街头漫步。当她经过一小门口时，还离好远便听到有一个带哭音的小孩在呼唤：

“沈阿姨，沈阿姨……”

是星星，他孤零零地站在学校门口。她三脚两步朝他奔去，星星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

她朝大门内窥视，只见学校早已空无一人，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也感到心酸差点掉下了眼泪。她一边掏出帕子给星星探眼一边说：

“不要哭，星星，爸爸还没来就跟阿姨回去，啊。”

星星抽抽噎噎地说：

“爸爸说过，他不来就不让我跟别人走的。”

沈琳又是一阵心酸，对星星说：

“爸爸那是指的陌生人，怕你遇到坏人哪。跟阿姨走就不用害怕了，乖，跟阿姨走吧。”

星星自然很高兴，便跟着沈琳走了。

沈琳最初想带星星一起去那位同事家，又觉得不妥，便放弃约会带着他往回走。最初他们来到星星家，只见大门紧闭陈一弘还没回来，她便把星星领回自己家里去了。虽然她想到了丈夫、想到了他那可怕的脸色乃至可能因此而发生的事情，不由得心跳。但看着眼前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亡友的孩子，她再也顾不得那些了，拉着星星径直朝家里走。

她没有忘记要通知陈一弘一声，她家里没有电话，路过一个商店时便拉着星星进去借用电话，市委办公室接通了但却回答说：

“常委会刚散，陈市长坐汽车走了，好像是去学校接孩子的。”

既然如此，沈琳便又拉起星星往他家里走，心想陈一弘去学校扑了空一定会很快回家来的。谁知她和星星在房门外左等右等也不见陈一弘回来。星星拉着她的手说：

“阿姨，我饿了。”

沈琳急了，怎么办？领他去上小馆子？她怕陈一弘知道了不高兴，再说那些小馆子的卫生条件，自己也不能领他去。领他回家去煮碗面吃，可是一想到丈夫的面孔，心里就紧张。眼看星星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她感到于心不忍，她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也许丈夫此时已在家吃过晚饭，甚至串门去了，但愿如此！她便对星星说：

“星星，到阿姨家去，阿姨给你煮面吃了再送你回去，啊？”

沈琳硬起头皮领着星星往家里走，一路上想着丈夫的表情，想着可能发生的一切，不由得一阵阵心跳。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已经自己吃过晚饭串门去了。世上哪有这么如意的事，当她领着星星来到自己家时，只见房门半掩，一切都明白了。推门而入，丈夫正坐在桌上吃面条，见妻子领了副市长的孩子进来，脸色骤然一变，但没吭气。沈琳连忙小心地向丈夫说明一切，并示意星星：

“快叫韩叔叔！”

星星来过沈琳家多次，他不喜欢这位韩叔叔，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便也就按照沈琳的吩咐，叫了一声：

“韩叔叔好！”

沈琳心头又是一阵紧张，生怕丈夫不理不睬或者做出什么非礼的动作来。还好，这位供销社的推销科长，到底在七岁的孩子面前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摆出一副君子风度回答道；

“星星来哪？”

说着几大口吃完碗中的面条，进屋里去穿上外衣就要出门。临走时还没忘记摸摸星星的头，语气柔和地说：

“星星，叔叔有事出去哪，你和沈阿姨在家，她给你做吃的，啊！”

韩刚的语言姿态都显示出了一种难得的君子风度，这是沈琳完全没有料到的。因而也很感动。她在冲动之下甚至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到底是夫妻，这类礼节是完全不必要的。于是便教星星：

“星星，快给韩叔叔说再见。”

星星按照沈琳的吩咐向韩刚说了再见，韩刚招招手出去了依然一副君子风度。沈琳便上灶煮面。

星星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正待要吃，气急败坏的陈一弘赶来了。他见孩子果然在这里，心头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沈琳将怎样发现星星，怎样接他回来的事对陈一弘说了一遍，并要陈一弘坐下，她也为他煮一碗面条。她对他说：

“你现在回去横竖也是一碗面条，还不如就在我这里吃了再回去。也许比你做的好吃哩。”

陈一弘下意识地说：

“不了，等星星吃完就走。”

沈琳愣了他一眼，说：

“怎么哪？怕我会下药给你这位市长吃！”

陈一弘笑道：

“哪里的话，我是怕麻烦你哪！”

一副言不由衷的表情。沈琳听了笑道：

“既然是怕麻烦我，我不怕麻烦就是哪。也拿不出什么来，无非就是面条一碗嘛。”

她忽然想到亡友冯菲过早地丢下这可怜巴巴的一父一子而去，想到他们在学校时亲密无间的情谊，眼圈便红了。

陈一弘似有察觉，连忙说：

“那好，吃就吃吧省得我回去费事。我是坐车来的，那就叫车子先回去吧。”

说着就往外走。

等到陈一弘再回到屋里时，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已经端上桌子。面条上面盖了一层辣椒肉末哨子，这是他最喜欢吃的。自从冯菲死后，他便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配料了。上顿下顿总是清水煮白面，外加一点猪油什么的，连星星都吃怕了。唉，男人啊男人！

他正聚精会神地吃面，坐在对面的儿子已经放下筷子，抹抹嘴对他说：

“沈阿姨煮的面真好吃，不像你煮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沈琳和陈一弘相视而笑。陈一弘是苦笑，无可奈何的笑。沈琳说：

“星星，阿姨煮的面好吃，你就天天过来吃吧。”

星星说：

“爸爸不准。”

“有什么不准的？”沈琳乘机将自己想了很久的打算说了出来：“我看呀，星星就过来跟我过算哪，我有时间招呼他，还可以辅导。免得跟着你饱一顿饿一顿的，大人孩子都受罪，又影响你的工作。”

陈一弘听了很受感动，却沉默了很久没吭气。沈琳的方案太吸引他了，那样做对星星和他都有好处，可谓两全其美。然而他想到了沈琳的丈夫，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听说沈琳为星星洗衣服已经引起了多次争吵，星星再过来住吃，那会怎么样？

考虑再三他对沈琳说：

“我想请一个人最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到家里来招呼星星，这样的人不好找，正在多方面求人帮忙打听哩！”

沈琳听了说：

“我知道你的顾虑了，先把话说穿吧。我和韩刚现在等于分居，各人只管各人的事。当然，我要给他把话说明白的，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能请到一个人固然不错。可是我想，把星星交给我照顾，恐怕对他来说比请一个人总要好一些吧？”

岂止是好一些？这道理陈一弘自然很清楚，从内心来说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但从沈琳的家庭现状来看，他不能接受她的方案。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啊。于是他说：

“再商量吧，也许会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来照顾他的。”

沈琳听了很不自在，别人是诚心诚意，他却是忸忸怩怩。便说：

“什么叫商量？我的态度已经摆明了，主要是你下决心哪！”

她觉得言犹未尽又加重了语气：

“我主要是为孩子作想，没有别的意思。看着星星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冯菲，想到要照顾好她的孩子才不辜负朋友一场。”

说着她的眼圈又红了。

陈一弘也非常感动，正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韩刚却推门进来了。屋里的两个人陈一弘和沈琳当然也包括星星在内没有听到脚步声，门却被猛然地推开了。像是猛虎扑食，却扑了个空，男女二人对坐谈话，相隔甚远，星星依偎在沈琳的怀中。

韩刚似乎有点尴尬，但他随即便态度自若，这是回自己的家呀，还需要事先按门铃打招呼？他微笑着和陈一弘握手，依然一派君子风度，说：

“市长光临寒舍，无尚光荣！”

说着便从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去，陈一弘摇摇手说：

“谢谢，不会。”

他最初也觉得有些尴尬，但随即使泰然自若了。他觉得应该对他说点什么，便开口道：

“星星多亏沈琳照顾，真应该感谢你们哪！”

韩刚也笑笑，笑得很洒脱，说：

“没有关系，你一天到晚为人民服务嘛，忙不过来，我们为你服点务也应该。”他指指沈琳，“她喜欢孩子，自己没本事生，爱爱别人的孩子也一样！”

他说完便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似乎对自己的幽默很得意。

陈一弘却笑不起来，他觉得很恶心，出于礼貌也不便说什么，便转变话题问起他的业务来了。恰好韩刚所在的供销社属财贸口归他陈一弘管，算是韩刚的上司哩，上司见到下属聊业务，理所当然。

最难受的是沈琳，听到那句“自己没本事生”时，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骂他“流氓”了。但她还是勉强忍住，顺手拿过一本连环画和星星一起边翻边念。后来陈一弘和韩刚到底又说了什么，她一句也没听清。

陈一弘和韩刚聊了一阵业务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拉起星星走了。韩刚送到门回，握握手说：

“市长常来！”

沈琳没有跟着韩刚送客，她只是对星星说了一句：

“星星，明天早上阿姨来拿换洗衣服，送你上学校，啊！”

陈一弘父子一走，韩刚家里便炸开了。

沈琳强忍住因韩刚那粗俗语言带来的不快，不笑不怒，不卑不亢地用商量的语气对韩刚说：

“老韩，同你商量一件事，为了对得起我死去的老朋友，我想干脆把星星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看行不行？”

韩刚先是伫立着面向窗外，听完沈琳的话，突然扭过头来一反刚才在陈一弘面前的“君子风度”，粗声大气地说：

“到底是为了对得起谁，你自己心头明白，把别人家的小孩子接到我家来成何体统？干脆点，你想给市长当保姆，就卷起行李搬到他家去；想给市长当老婆给星星当后妈，就提出来办离婚！”

沈琳气得脸色发白，冲口而出骂道：

“你胡说八道！”

冲上心头的那一口气实在难以忍耐，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声地吼道：

“是你说的离婚？离就离，早就忍受不住了，我还怕！”

说着果然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八行纸，刷刷刷地写出如下一张离婚申请报告：

“我俩情不投意不合，难以相处。双方商议特申请离婚，请予批准为荷。”

离婚申请人：

她将自己的名字写上，然后递给韩刚说：

“你签名吧！”

韩刚接过纸条瞄瞄，几下子将它撕得粉碎，骂道：

“想得美，没有这么便宜！”

沈琳伸手去抢夺他手中的纸条，他顺手猛力一推将她推了个仰翻朝天，幸好她背后是一张沙发，但倒下时额角擦在桌边划出了一道血痕。

韩刚见此情况，不待妻子从沙发上挣扎起来，却一扭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沈琳便上陈一弘家来接星星，她决心实现昨晚上当着两个男人许下的诺言：要承担起对星星的照扶义务，只是将星星接过去和她同住的那一条无法兑现了。

陈一弘正在通火煮面条，见她额角上贴有一条胶布，便关切地问怎么了。她并没将昨晚他走后的事告诉他，只淡淡地说：

“不小心碰到书架角上了，不要紧的。”

陈一弘见她脸色苍白，像是没睡好觉，心头也就明白了。他禁不住情疚并涌心头，用力抓住她的双臂激动地说：“沈琳，你不能和他再这样下去了。下决心一刀两断吧！然后……”他的然后终于没有说出口来，沈琳却已经什么都明白了。她也很激动，两眼含着泪花，摇摇头一连说了几个“不”，便挣开他的双手拉起星星走了。

沈琳摇着头说不，是表示她要同韩刚离婚没那么简单，陈一弘却领会反了。既然如此，自然应当回避，于是他将儿子转学并寄养到了冯菲的父母居住地。从此，沈琳和陈一弘断了来往，三江市并不大，随时可以在街上碰到熟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在街上见过几次面。沈琳要打听的便是星星的近况，陈一弘关心的自然是沈琳夫妇的关系。沈琳总是摇摇头，淡淡地一笑作为回答。

答案也终于出来了，但陈一弘是从旁人口里听到的。韩刚同沈琳分居后结识了一位女老板，也是离过婚的，年过而立颇有姿色，专做农用物资生意赚“老二哥”的钱。她因“业务对口”结识了韩刚，二人立即情投意合，韩刚把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化肥、农药等等，以国家牌价转给他这位新结识的女友，她再拿去以市场价格卖给农民。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颇有姿色的女老板便已腰缠万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女老板有个表叔是基层供销社的主任，韩刚手中的发票全是这个基层供销社的。你能怎么样？至于所赚的钱怎么分配，那属于绝密级别，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也许韩刚和女老板之间并不存在分配问题，她的就是他的嘛！后来韩刚干脆停职留薪到女老板的公司去了。为了彻底实现他的目标，韩刚终于主动向沈琳提出离婚。

但沈琳却没有将这一信息告诉陈一弘。陈一弘是从旁人口中听到的。他想去看看她，并实现多年以来隐于心中的夙愿，但他惧怕社会舆论，事情便拖下来了。

沈琳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陈一弘，那就是她经常给星星写信并寄东西、寄的东西有看图识字、儿童故事等类书籍；还有毛线衣、衬衫一类衣物，都是她亲手编织缝制的。这件事是星星的婆婆，陈一弘的丈母娘写信告诉陈一弘的。老太太在信中说，沈琳是她亡故的爱女冯菲的好朋友，是个品德高尚的女性。星星经常都在想她念她，听说她离婚已经一年多了，一个人孤苦伶仃。如此等等。陈一弘看懂了冯菲母亲信中所表达的意愿，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第一次感到应当正视现实了，如果说他和沈琳之间过去存在着一股情感的暗流，现在是应该让这股暗流冲出地平线的时候了。然而，他依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制着，使他难以动弹。

陈一弘正在矛盾之中忽又接到丈母娘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星星闹着要在假期中回三江看望爸爸和沈阿姨，问他怎么办？使陈一弘特别震动的是，来信中还夹着星星写给沈琳的信，只有一句话：

沈阿姨：我想你。星星。

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硬汉子的陈一弘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他决心将星星的“信”转交给沈琳，然后……不能再犹豫了，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然而，当天他要去乡下参加一个农产品加工项目的论证会，大约三天后回来。他暗下决心，等回来就去找她！

事情就这么巧，三天后陈一弘从乡下回来，在一条街的拐弯处他从车窗里看见了沈琳。像是接到了一道无形的命令，他当机立断，立即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告诉司机先把车开回去不要等他。

他追上了匆匆而行的沈琳，问她去什么地方。见陈一弘大步赶来，这是将近两年没有过的事了。沈琳先是面露喜色停下来和他握手，但随即便显出冷淡的表情，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找我？”

陈一弘观察到了沈琳脸色的变化，但他并不泄气。于是他用对知心朋友的口气说：

“走，跟我到家去，有事告诉你。”

沈琳依然站立不动，神色淡漠：

“有什么事，不能就在这里说吗？”

陈一弘急了，怎么能在大街上说呢？他脑子一转动，有了！于是他说：

“星星写了一封信给你，放在家里的。”

“星星给我写了一封信？”沈琳吃惊地问：“星星也会写信了？写给我的！”

她的感情被牵动了，便再也顾不上那“你离我一尺，我就离你一丈”的行动准则了，这条准则是陈一弘对她采取疏远态度之后她作出的对策，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对策自然也要变，她不假思考便回答了，只一个字：

“走！”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既不像散步逛街，也不像赶路赴会。而是不快不慢，心事重重，互相沉默，似乎都在考虑着什么？好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离陈一弘家并不远，他们总算是在沉默中走完了这一段短暂的旅程。

陈一弘开了门请她进去，她进去了却依然站在地上，问：

“星星的信呢？”

态度很生硬。陈一弘并不生气也不邀请她先坐下然后沏茶、闲聊什么的，他明白那些都无效，只有星星的信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于是请坐一类的话都先免了，他不吭不声，从抽屉里取出了星星那封只有一句话的信递了过去，然后立在她的身旁观察事态的发展。

果然，初小学生的一句话却像千钧重锤击在沈琳的心上，她伤心地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可怜的星星，等……到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他。”

陈一弘说：

“不用你去了，我把他接回来。”

沈琳惊奇地瞅着陈一弘：

“是真的？”

陈一弘点点头：

“我是这么想的，就看你的意见哪，你愿意领他？”

沈琳不解地望着他，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禁不住地有些颤抖，但她尽量沉住气，说：

“当然，如果你放心又不怕闲言碎语，就把他放到我那里去罢，我一定会对得住冯菲姐的。”

陈一弘终于鼓足了勇气，说：

“我想，不是他到你那里去，是你到我这里来。”

沈琳眼望着他沉默不语，陈一弘激动地说：“沈琳，星星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一起过吧！”

她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二人相对沉默了分把钟，她突然冲动地紧握双拳捶打陈一弘的胸堂，他将她的双手捏住，抽出左手揽住她的腰，将她拖入怀中。她顺势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放声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