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床前明月——交椅
但凡知道一首唐诗的人，就知道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看到的所有解释，大致都是这样：在一个深秋的晚上，李白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看着地上如霜的月光，不由升起思乡之情。这首写进小学课本的诗，影响非常广泛。但这个解释中有一个大谬：李白诗中的“床”，不是我们今天睡觉的床，而是一个马扎，古称“胡床”。
起居方式
我们要了解这段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我们是惟一改变过起居习惯的民族，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改变过。以专业论，人类的起居方式有两种，一种叫席地坐，一种叫垂足坐。所谓垂足坐，就是坐在椅子上，腿是垂着的状态。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
两千年前，亚洲地区基本上都是席地坐，比如日本、印度、尼泊尔、泰国、韩国、朝鲜，都坐在地上。我们看韩剧、日剧，主人一回家就坐地上了。坐办公室不算，那是非常西化的一件事情。欧洲则是垂足坐。欧洲人两千年前已经坐在椅子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欧洲地区气候比较湿冷，迫使他们高坐起来。而我们亚洲地区，尤其我们中国，早期的人类文明大部分都是发生在黄河流域，环境比较干燥，人坐在地上可以忍受。
两千年来，我们民族慢慢地由席地而坐，转为垂足而坐。中华民族非常愿意吸收外来文化，我们有时候察觉不到，其实很多习惯都改变过。比如中国人吃饭，今天都是共餐制，但历史上却是分餐制，大家一人一份。
我们很多习惯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起居习惯改变开始的。那么，席地而坐的起居习惯，究竟给我们后来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语言上还保留了很多席地坐的痕迹。比如，我们说席位、出席、筵席。筵席，这个词很有意思。筵，是铺在地上的大席子；席，是铺在你面前的小席子，小席子的地位比大席子高。
我早年去过新疆，进过哈萨克的毡房。哈萨克保留的习惯就有点儿古制，屋子里全是地毯，人家招待我们吃饭，每个人前面铺一个小毯子。我那时候年轻，刚进去的时候还不太懂规矩，一脚就踩在人家小毯子上，人家马上来挡我。哈萨克人的这个小毯子，就相当于我们过去的小席子，功能相当于桌子，你等于一脚踩到人家桌子上去了。毯子上搁着吃饭的东西，每人一个碗，一个馕，还有奶疙瘩，然后给你倒马xx子酒。我不太懂哈萨克的规矩，不懂喝酒的规矩。马xx子酒好喝，喝多了也醉。我很豪爽地喝完了一碗，碗往地上一搁，人家一下子又给倒满一碗，我拿起来又喝了，喝完了又被倒满了。我就开始犯愣，心里嘀咕：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要不喝，还有人在旁边劝你、唱歌，一定要让你喝掉。这时候我就慌了，赶紧看别人怎么做。原来你表示不喝了的时候，要把碗扣过来，表示我已经喝够了。如果你的空碗冲天，他永远会给你倒。
《论语》中有一句话：席不正不坐。说的是规矩，席子一定要摆正。《礼记》也有这样一个规定：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五个人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坐一张席子。这就使我们一个伟大的词汇诞生了：主席。
主席的原始含义是指：主要席子上的那个男人，或者席子上的那个主要男人。它跟英文chairman完全不一样，chairman是指椅子上的男人。
我们坐在地上，没有椅子可坐，所以我们的词汇与此相关。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有一个重要的席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奥运会的开幕式，说得都很明确。
词汇跟我们的起居习惯有关，如果我们当时是坐椅子的民族，今天的词汇一定发生变化，主席一定叫“主椅”，出席一定叫“出椅”，席位一定叫“椅位”。因为我们是一个席地而坐的民族，今天才有这样相关的词汇。
那么，既然我们祖先是席地而坐，就有两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是怎么改过来的？我们又是什么时候改过来的？可能就是从刚才李白说的那个床—胡床改过来的。
我们是席地而坐的民族，游牧民族带给我们很多耳目一新的东西。当时我们坐在地上，游牧民族的兄弟们翻身下马，从马背上打开一个扎捆的东西，坐在屁股底下，这个东西就叫马扎，意思是马背上扎捆的东西。至今这种家具我们还在应用，出去乘个凉，聊个天，拿个马扎最方便。这么一件历史久远的家具，影响了我们的生存状态，改变了我们的起居方式。
马扎，它有一个学名叫做胡床。“胡”字打头的词，一定是外来的，比如胡椒、胡琴、胡萝卜。胡萝卜是外来的，跟我们吃的红萝卜、白萝卜、绿萝卜都不一样。它吃起来有异味，刚开始吃胡萝卜的人有时还不习惯。《后汉书》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灵帝是东汉人，这是我们有关胡床最早的一个记载。请注意，这里有八个词汇，只有“胡坐”是动词，其他全是名词。可见当时高坐是非常重要的变化，高坐决定视野的变化。韩剧和日剧里，房间里常常都是矮柜子，原因是他坐在地上，用高柜会觉得非常压抑。高坐决定家具所有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起居方式以坐姿为准。
《静夜思》新解
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重新解释一下已有定论的历史。比如李白那首《静夜思》，他说的“床”，就是马扎。他的语境非常清晰，动作清清楚楚，李白拎着一个马扎，坐在院子里，在明月下思乡。
我们躺在床上是没办法举头和低头的，顶多探个头，看看床底下。如果你对中国建筑史有了解，就知道唐代的建筑门窗非常小，门是板门，不透光。宋代以后才出现隔扇门。中国现存的唐代建筑，全国有四座，比如山西的佛光寺、南禅寺，都是现存于世的唐代建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而且，唐代的窗户非常小，月亮的光几乎不可能进入室内。尤其当你的窗户糊上纸、糊上绫子的时候，光线根本就进不来。所以李白说得很清楚：我在院子里坐着。
杜甫有一首写景的诗，对李白这首诗做了一个诠释。杜甫的《树间》：
岑寂双甘树，婆娑一院香。
交柯低几杖，垂实碍衣裳。
满岁如松碧，同时待菊黄。
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
杜甫说得非常清楚：我衣服上都沾上树叶上的露水，都不记得在树下坐了多少回了，说的是室外。
其实李白还有一首流传甚广的《长干行》，开头这样写：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诗中以小女孩的口吻说：我小的时候，拿了一个马扎坐在门口，折了一支花，在门前玩耍。小男孩骑着竹马，围着我绕圈起腻。说得多清楚啊！一般的书往往解释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讲不通了。小女孩坐在门口玩，“折花门前剧”，剧是戏剧，当玩耍讲。“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下一个镜头进屋了，小男孩围着一张大床转。好像很蒙太奇，很电影化。这种解释根本不通。且不要说当时的床是顶着墙放，根本不能绕圈儿转，就算可以转，小男孩围着小女孩很暧昧地转来转去，也不是李白的原意。这句诗是成语“青梅竹马”的来历，表示两小无猜。
我们一提唐诗，就说李白、杜甫、白居易。白居易也有一首《咏兴》，对李白所说的“床”也做了诠释。这首诗是长诗，有点儿像打油诗。开头几句：
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
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
白居易说得很清楚：水上有一条小船，小船上有一个胡床。下面由于唐诗韵律、字数的限制，他不能说“胡床前有新酒”，只能说“床前有新酒”，我自己边倒边喝。诗中的“胡床”与“床”明显指一个东西。
我们对《静夜思》的误解，来自于我们起居方式的彻底变化。千年之后，我们不知道我们民族已彻底告别了席地坐。古代很多名词是一词多用，今天很少有这个现象。今天，由于文化的进步，名词都尽可能分类。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名词，说得很清楚，不清楚就要用附加词。古代不是这样，古代的一个名词可能代表多种事物，比如“床”。
李白还有一首小诗，很有意思。其中一句说：“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寄上吴王三首》）这里有一个动作：挂。意思就是马扎折起来，可以挂在墙上。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了解过去的社会，就一定要了解它强大的文化背景。
其实，早在隋朝，胡床的名字就发生了变化。《贞观政要》有这样一段记载，唐太宗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隋炀帝有鲜卑血统，反而特别忌讳胡人。他下令把胡床改名。因为胡床腿部交叉，所以改为“交床”。同时，隋炀帝又改了很多其他物品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吃的黄瓜原来就叫胡瓜，蚕豆原来叫胡豆，绵羊原来叫胡羊，核桃原来叫胡桃，等等。
但是，当政府下了政令以后，民间适应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彻底执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家公布实行公斤制，但是我们今天仍习惯于市斤制，就是老百姓说的“斤”。现在建国五十多年，政府多次下决心要改，都未能彻底改过来。除了新疆和云南这些边远地区，现在实行公斤制，内陆地区大部分还是习惯用市斤。如果你去买鸡蛋，一定说“我买二斤鸡蛋”，肯定不说“我买一公斤鸡蛋”。最近几年，政府又说要更准确些，说“千克”。你跟售货员说“来两千克鸡蛋”，那个售货员肯定看着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其实你就是要买四斤鸡蛋，但是你不好好说，你非说“来两千克鸡蛋，是国家让我说的”。这话听着就很别扭。
由此可见，民间要把一个习惯词汇改过来，需要漫长的时间。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虽然政府已将马扎的学名改成了“交床”，但老百姓还是一直叫“胡床”。比如，现在山西、河北等地，对小凳子、小马扎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称谓，称为“小床”。
胡床到交椅的演变过程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床”，在早期是坐具，不是卧具。《说文》中解释：“床，安身之坐者。”说得非常清楚，床以坐为它的主要功能。
明代人程大昌在《演繁露》里说：“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交午”，午是中午，“交午”指中间交叉，“交午处”是指胡床腿部中间交叉的位置。
唐代是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从东汉开始就有“胡坐”的记载了，从东汉一直到唐，是完成中国起居变化的一个漫长过程。唐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经济发达，外来文化迅速增多，人们的生活频率加快。比如我们今天的生活跟过去比较，今天的生活频率非常快。我们今天一年接触的事情，可能过去十年才能接触到。
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知道这件国宝。在这幅画里，韩熙载五次出现，三坐两站。其中有一次是盘腿坐在椅子上，盘腿坐是一个习俗。比如在陕北乡下呆惯的人进了城，他总愿意蹲着，因为他从小习惯了，他觉得坐在沙发上不舒服。韩熙载也是这个情况，即使地位很高，让他垂足而坐，他也不很舒服，所以要盘腿坐在椅子上。这幅画充分证明了我们改变起居习惯的一个中间过程。
宋代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一个最后时期。胡床，到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坐的马扎是临时性的坐具，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靠、不能倚。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宋代人把它改造了。我们说过，宋代人非常贪图安逸，他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些。这时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这样就可以倚靠了。所以这时它的名字又改了，叫做“交椅”。称为椅，就必须可以倚靠。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唐代和宋代的诗词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胡床功能上的变化。比如刘禹锡《洛中逢白监同话游梁之乐因寄宣武令狐相公》：
借问风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对胡床。
李颀《赠张旭》：
露顶踞胡床，长叫三五声。
“对”和“踞”是诗人对胡床的两个动作，踞，就是盘踞。
宋人秦观则在《纳凉》中说：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
注意，这时开始有“倚”这个动作了。还有和杨万里同时期的、非常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其《北窗偶书》：
胡床憩午暑，帘影久徘徊。
憩，是小憩；憩午暑，就是睡午觉。既然能睡午觉，就肯定能倚靠。诗歌中的这种细微表现能够明显看出来，胡床改为交床，交床改为交椅在功能性上的进化。
交椅的特点
交椅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体轻。宋人陶谷在《清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转缩须臾，重不数斤。”“转缩须臾”，是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打开；“重不数斤”，就是说分量很轻。
第二个特点就是腿部交叉，可折叠，便携。但同时缺陷也出现了，由于受力点在中心部位，就是“交午处”打一个圆洞，肯定伤害了木头，但偏偏它那个地方要承重。中国的椅子大部分是四足落地，承重在四个足上，所谓“立木顶千斤”。交椅则不同，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个交叉轴心上，让它撑住全部重量大有难度，所以不结实。
1996年，美国纽约佳士得公司拍卖过一只黄花梨交椅，这只交椅记录非常好，很多人都去参加竞拍，最后被美国一个富翁以50多万美金买下。后来捐给美国明那波里斯（Minneapolis）博物馆。明那波里斯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这个富翁的家乡。明那波里斯博物馆接受了如此重要的捐赠，非常高兴，设了一个专门的展区，把交椅放在中间，供大家参观。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椅子太新鲜了，造型优美，还可以折叠。美国人对文物的态度，跟我们有点儿不一样。美国人希望参观者能够更加亲近展品，于是就允许每个人都坐上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做出的一个后来看来很错误的决定。
这个展览在当地很轰动，很多人都去看。有一天来了一个胖子，一进门，就忽悠忽悠冲着椅子去了。他听说这椅子能坐，就要试坐，工作人员也不能拦他，要拦他就有歧视之嫌。胖是个自然现象，你不能歧视他，对吧？所以就允许他坐了。工作人员也想，那么多人都坐了这椅子，也没问题，就让他坐一下吧。没想到，胖子往交椅上一坐，椅子啪嚓嚓塌成了平地。我估计这胖子得有300多斤重。胖子坐在地上，非常懊悔。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愿意赔偿。这时候，博物馆的人都冲出来扶着他，说：“这事儿也不能赖您，这椅子都400多岁了，没想到终于毁在您这儿了。”随后，美国明那波里斯博物馆聘请了很多专家给这把交椅会诊，重新修复。彻底修复后，重新展出，但是再不允许人坐了。
苏东坡与交椅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人坐塌过交椅，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最有名的诗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他在《诚斋诗话》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苏东坡有一回过润州，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润州的父母官一听说大文豪来了，当然要设宴招待。那时候设宴招待跟今天还有点儿不同，当时特别隆重，有演出，像我们的春节晚会，宾客都很高兴。最后散场的时候，照例要唱一首歌。这首歌就是黄庭坚写的一首《茶》词，词中说：“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惟有这杯茶，懂得我们留连客人的心情。春草，就是指茶。
唱完这首歌就算散场了，有点儿像我们今天一唱《难忘今宵》，大家就知道结束了。但苏东坡当时很高兴，看着满眼都是漂亮歌伎，不太想走。他也是个生性幽默的人，于是就故意板着脸说：“你们留我，就是让我吃草呀？”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苏东坡当时就坐在一把交椅上，歌伎们站在他身后，扶着交椅大笑，再加上苏东坡本身的重量—我估计苏东坡本人也是个胖子—然后这把交椅轰然倒地。苏东坡摔了一个屁股墩儿，跟美国胖子的遭遇差不多。
《诚斋诗话》这样写道：“诸伎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
交椅的功能
交椅还有很多功能，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史中有相关的记载，比如《三国志·魏书·魏武帝》中引用《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跟马超还在打仗，有一次曹操撤退到河边的时候，先头部队正在渡河，马超突然赶到了。曹操可能是出于意外，也可能是假装镇定，他就坐那儿不动，“公犹坐胡床不起”，公，指曹操。最后他被随从拉着，紧着塞进船，过了河。过河以后，曹操还说：“今天差点儿栽在这个小贼手里。”
野史中也有一个记载。明朝陆粲在《庚巳编·刘公望气》中有这么一段记载：“鄱阳之役两军接战方酣，太祖据胡床，坐舟端，指挥将士。诚意伯刘公侍侧，忽变色，发谩言，引手挤上入舟。上方愕然，俄一飞炮至，击胡床为寸断，上赖而免。”这说的是鄱阳湖之役。鄱阳湖之役非常重要，是朱元璋的明军跟陈友谅的汉军最后决一死战，有点儿像我们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如果朱元璋败在陈友谅手里，那么明朝就没有了，还叫汉朝，因为陈友谅率领的是汉军。当时陈友谅的军队要多于朱元璋的军队。两军在鄱阳湖大战，各有指挥官。明军的指挥官就是朱元璋，他坐在小船上的一把胡床上指挥战斗。刘伯温站在他身旁。
刘伯温，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军师一级的人物，名气仅次于诸葛亮。这时候他忽然脸上变色，嘴里不知道说什么，拉着朱元璋就给塞到船舱里。朱元璋还感到很奇怪，这时候一发炮弹就打过来，把胡床打得粉碎。
这是正史和野史中都提到的交椅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在行军打仗中都可以使用，让为官最高者休息。所以它又叫做“行椅”，意为行动中的椅子。
交椅的第二个功能是打猎时使用。《三国志·魏书》还有一个记载，说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去打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部分都喜欢打猎，但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猎，而是猎戏，相当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体育的锻炼。同时，也是象征性的活动，说起来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形象工程，对激发民族斗志有好处。
曹丕打猎，需要事先把抓来的鹿关到笼子里，等他来了再放出来，让他打。不料底下的人一疏忽，把笼子门打开了，鹿全跑了。鹿没了还怎么打猎？所以曹丕大怒，坐在胡床上，拔出刀，想把所有负责此事的人全杀掉。当时的记载说：“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
由于交椅可用于打猎时携带，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猎椅”。当皇帝出行、打猎的时候，得有人扛着椅子，累了让皇帝歇着，别人不能坐。在清代的宫廷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打猎的康熙皇帝坐在交椅上，随从都拿着弓箭站在他周围。《康熙南巡图》上也有这样的场景：康熙在船上坐着交椅，其他人都站着。
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交椅的描写。《金瓶梅》第十六回，李瓶儿为了讨西门庆的欢心，特地摆了一桌酒席。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上面独独安了一张交椅，让西门庆上坐。”表示对西门庆的尊重。
久而久之，交椅就成了权力的象征，我们常说：谁坐第一把交椅？就是这么来的。《水浒传》中排座次、开山寨会议，都可以看到大量交椅的描写。这些都反映了交椅在生活中地位的改变，它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权力的象征。
我在报纸上看过一个广告，一个公司想聘请CEO，首席执行官。他的广告词说：谁来坐这把交椅？可不幸的是，做广告的人不知交椅为何物，在上面摆了一把玫瑰椅。玫瑰椅过去是小姐坐的，地位非常低。我想但凡这CEO要知道这一点，他也就不去应聘了。
所以，在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时候，尤其在你想使用的时候，要查查专业书，多了解一点历史知识，才不至于发生谬误。
交椅的形制
交椅的形状有很多，圆背交椅是最基本的形制，也是最高等级的形制。另外一种直背交椅，有点儿像躺椅，容易用来休息。我们在古画中常可以看到。再有就是没有扶手、光有靠背的交椅，也是作为休息用的，等级相对来说比较低。
黄花梨木交椅全世界的存世量也就百余件，而且大部分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破损。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都有交椅入藏，这样，能够留在民间私人手里的黄花梨木交椅就属凤毛麟角了。
山东买交椅
我有一个很熟的朋友，没事就到我这儿来聊天。头两年突然心血来潮，也想开始收藏。我告诉他先要做点理论准备，他照做了，懂得了收藏的一些知识。他就问我：“什么椅子最值钱啊？”我说：“中国的椅子到目前为止，交椅最贵。”他说：“那我就收一把交椅吧。”他说完这话，我就没当真。隔了一段时间，他真弄了一把交椅，拿来给我看。
我问：“你哪儿弄来的？”他说：“你甭管我哪儿弄来的，你先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我说：“这东西好不好，要知道以什么要求来看。”他说：“还有什么要求啊？”我说：“我先问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的？”他说：“这正是我想问你的啊！这把交椅是什么时候的？”我问：“你以什么时候的东西买回来的呀？”他说：“这是宋朝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是宋朝的？”他就说，他跟我聊天的时候，知道交椅最贵重，交椅的地位最高。于是自己就奔山东了，到了山东菏泽的郓城，找水浒的家乡去了。他到了那儿以后，带着图，按图索骥，给人家看，问人家哪儿有这椅子。
他去之前，问我：“怎么能够有效地买到古董？”我教给他一个知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地找行家，人家领道儿。你自己两眼一摸黑，你上哪儿买去？他就真找了个行家带路。但当时我忘说了一句：“你找到行家可以，但不能暴露你的真实意图。”结果他找到行家以后，开门见山说：“我想买交椅，你带我去。”那行家说：“你睡一宿吧，明儿我带你找去。”估计他睡的那一宿，那个行家就找了一把交椅，设好局了。
第二天行家就带他跑到乡下去了，进了村，迎头碰见一个老大爷。他就拿着图，问人家老大爷，找这椅子。老大爷一看，说：“我们家牲口棚里好像有这么一个，扔多少年了。”他就迫不及待地钻到牲口棚里，真有这么一把交椅，如获至宝啊。赶紧买下，扛回北京。花了多少钱？不是我不告诉大家，是他就没好意思跟我说。
我说：“你的交椅是新仿的。”他说：“不可能！”我问：“为什么不可能啊？”他说：“村里的人都姓宋，是宋江的后代。”他知道交椅是权力的象征，误认为交椅的象征也会遗传下去。那个村里的人都姓宋，交椅就是真的吗？同时，他又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人家事先把这个东西搁在那儿，他就上套了。我告诉他这把交椅一定是新的。他一开始不承认，最后我说：“这个很简单，你看椅子挺脏的吧，你要是不嫌麻烦，把它搁在卫生间，弄点儿热肥皂水，刷一刷，它就锃新。”隔了一个礼拜，他跟我说：“我在家给椅子刷了一遍，所有的做旧痕迹全下去了，特新。”他承认这把交椅是新仿的了。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当你收藏的时候，理论非常重要。但是不能死读书，不能按图索骥。在收藏当中，你不能时时暴露目的，很多人知道你想找什么，很可能就会把这个东西事先准备在那里。这是一个经验教训。
我们通过交椅，了解了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起居方式对中国人的影响；知道了我们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中产生怎样的变化；知道了我们由席地而坐逐渐转为垂足而坐。
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我们后一千年的生活变得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