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小米是我姐姐的独生女儿。1972年她出生时，沈阳和其他城市一样，粗粮多细粮少，米更难得。父母原是南方人，姐姐想米饭吃想得慌，给女儿取名小米。我十五岁就响应毛主席号召，从沈阳到内蒙草原当知青，“文革”后才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教书。父母早亡，我和姐姐分手早，感情本来就淡漠，多年未见到她。偶尔有信件往来，从未见过她的孩子，只记得信中提到在深圳。

我意外得到一个去香港岭南学院开会的机会，准备去时，我写信告诉姐姐。临行刚要出门，收到姐姐回信。要我经过深圳时，去看看小米。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巧，好像冥冥之中姐姐知道我会在深圳停留，而不是直飞香港。她在信里说，她年老多病，行动不便，不能出远门。想求我一件事，已有半年没有小米消息。她担心这女儿，从小就不听话。信里附了一张三寸彩色照片，我的外甥女笑得很开心，长相挺秀气朴素，与现在女孩的美容照很不一样。她和我的姐姐很像，短发，T恤衫，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使我眼光一跳。

深圳的五月如夏，在我的北方眼光来看，一切都新奇，人也不一样，女人水灵漂亮，很会打扮，男人小个，没北方男人那股蛮气。橱窗装饰比北京耀眼。高楼成林，街道两边种着鲜花，清洁整齐，我第一次来，却只有一天时间，来不及观赏。

我按姐姐给的地址找到小米的住处，十层楼上，却没人应：小米不认识我，哪怕从门孔里看见我，也不会开门。大楼里绑架偷盗，比北京四合院还多，那里邻居可互相照应，这种火柴盒房子，隔得人人各顾自己。

正好电梯上来，我急忙问开电梯的女人，她爱理不理地说：“去找大楼管理处，一楼左拐。”话音未尽，电梯门已经合上。

原来这幢楼多半是出租的，房主自住是少数。管理员说，我说的那间房现在住着一对夫妻，也是外地人。但是，没有我找的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别说北方，大江南北的女孩子都以为这儿是天堂，可以混出一身金来。

“我找的人是我亲外甥女，她留给家里的地址就是这儿。没准她搬走了？”

“不会，我记得这儿所有的住户。”他的口气不像在敷衍。

我只好拿出小米的照片，让他看。他拿着照片端详，没说话。等了一会儿，他说：“这小姐模样，我不能肯定她从来没在这楼里住过，楼里住的妹崽，我眼里都差不多。”

“什么意思？”我有点不高兴了，显然他话里有话。

他不回答，转过身。我只有悻悻地离开。大楼门外和北京不一样，停的自行车少，私车多。树阴覆盖，天很热。轰轰闹闹的一辆摩托驶来，停在我身边，是大楼管理员。他大声对我说：“你不妨去歌厅瞧瞧，那儿年轻小姐多，外来妹相互熟，或许你能找到你外甥女。”说完一溜烟就驶远了。

旅馆太远，回去不合算，我对逛商场没兴趣，原想去深圳大学图书馆看看海外中文报纸杂志，据说是此特区大学的一大好处。但我心里左上右下的，倒与姐姐的信没太大关系，本来亲情疏淡，见不见得着小米无所谓，也尽到了责任。是管理员那种不太正常的态度，让我忧虑。听说过不少内地女孩到特区闯天下的种种故事：开公司；炒股票；做发廊按摩服务一类；傍大款，做港商小老婆；还有做鸡的，旅馆里的鸡最便宜一百元人民币，街头野鸡是另一个价。诸如此类，心里越想越不是味。

我在一家四川餐馆吃饭，边吃边想小米。沈阳老家那些旧事像一团云在心底飞，人活着真不容易，顾了这辈子，还得为下辈子操心。

远处窄长的天在转换色彩，夜晚慢慢靠近我凝视着的街道和行人。

到夜里十点多，我已在好几个中上等歌厅里看了一遍：全差不多，那些女孩子也都像一个模子倒出来。走在街上，我有点累了。歌厅在深圳起码上百家，一夜怎么看得完？可能压根小米就不在那里，可能早就离开了这城市。我决定回旅馆休息，明天一早还得乘火车过罗湖桥。

街口比较清静，一辆出租停下，我坐了进去。特区在夜里更繁华，坐在出租车里，马路两旁灯光直晃眼，收音机里主持人好听的声音，放着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曲子。马路右边，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灯闪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对自己说，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车。”我叫。

“女士，去这种低档歌厅呀？”出租司机咕哝着，将车泊在路边。

那门不大，就涂了点红绿漆，两旁花树是塑料的，门外边的塑料地毯脏脏的。我付钱下车，就往店里走。门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肯定觉得一个中年女人，单身到此，有点奇怪。每家酒店歌厅都是如此，我已经见惯不惊，终于，小姐说：“欢迎欢迎，三十元一位，饮料听歌点歌不要钱，全包。请。”

里面过道不大，另有小姐带路，进了大厅。地毯，窗帘，包括墙都还干净，红漆俗气了些，生意好像不太兴隆。

我找靠里一个位子坐下，一杯饮料端上来，冰水加两片柠檬。看来是个宰人黑店！这年头，又有哪个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与茶几一般低矮。我转过身，看到五六个浓装艳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览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样。走廊里是一个个单间，里面不时传出男女嬉笑声。有两个男士走到那些女子面前，各挑一个去舞池。有个客人正在唱卡拉OK。

那些坐着的女子中没有小米。我瞧瞧自己这一身太规矩的衣服，怎么也觉得好笑。我的目光又在伴舞的人中查找，时兴超短发式，稀奇古怪的花哨服饰。舞池里也没有小米。凭什么，我就认定她会在这儿？

一个时髦女郎迎面朝我走来。不是朝我走来，而是往单间去。她腰肢细摆，长发披肩，白衬衣，贴身牛仔短裤，长靴齐膝，露出一段大腿。她没戴任何首饰，倒也别致出众。不由自主地，我站起来，从边上打量她，她拐过道时，我看见她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小米！”我不由自主叫了一声。

她那一回头的身姿真是迷人。她看看我，脚步却进了单间。

我推门，有警卫过来，客气地阻止我，即使没人守门，我也进不去：门从里面闩住了。我说我要进这个单间，警卫让我稍等。没一会经理来了，一个精明的女强人。“您不能进那单间。”她试探性地说，“你是记者吧？”

从单间里传来女人的低声尖叫，像被人弄痛了。有男人发脾气声音。过道里的人没当一回事，都在警觉地看着我。我不回答是否记者，而是干脆地对她说：我找外甥女，远道而来，只是见见面，并不是想给她的歌厅添麻烦。

女经理客气地让我坐到厅里，说她去叫那女子来。等了好些时候，那女子才到我的座位旁坐下。果然，是小米。她问我：“你真是我姨？你怎么找到这儿？”

可能我与她母亲一个脸盘子，她没盘问。她的语调不冷不热，只是想知道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姨，怎么会来此处的？

“你母亲给我写了信，”我告诉她，“让我去香港路上顺道来看你。”

“我母亲？”她想说什么，却沉寂了。她的打扮跟照片上判若二人。1972年出生，今年她该26岁，我比她大21岁。她在我面前该是个孩子，但她显得很老成。

道路越走越宽阔，红色江山永不变。

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

哎，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从前的颂歌，用港台情歌调儿唱，好像在嘲讽。舞伴们搂贴着，节奏倒很合适。

这时，有女孩挽了个男士，从那个单间出来，大概是代替小米的。男人伸过手来，在小米脸蛋上拧了一下，嘴里说道：“媚粉得很哟。”

小米没看我，等这明显心里有气的家伙离开后，小米说：“姨，我没出台，就陪酒，一百元一次。”好像等着我问，她继续说，“跟人走的，出台，三百一次。经理抽百分之三十。”

今晚我来，肯定不合时宜，误了小米的事，那边干坐着几个候生意的女孩，可能整晚都不会有人要，那就整晚一文未挣。小米所说的出台不出台，此地无银。这里的女人还有卖与不卖的自由？我怎么用这样难听的词？如果姐姐知道，还能咽得过气来？我的时间不够，明天就得离开这城市，以后恐怕难有机会。

我看着小米，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小米忽然对我说：“姨，此地不好说话，到我住的地方去吧。”

一片新建的住宅区，路对面有一幢，装着脚手架，估计是半拉子没完工的大楼。小米那幢楼，楼梯上下没灯，电梯也关了，她在五层，我们摸着上楼梯，她不时提醒我这儿有个筐那里有纸箱。她停下，开了锁，我放下随身小包在沙发上，像是带厨房和厕所的一室一厅。

从卧室走出一个年轻女孩，问小米：“这么早就回来？”

小米让女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来。

女孩走了后，小米带我进卧室，一个小男孩熟睡在床上。我马上就全明白了，这是小米的孩子，那女孩是保姆。“几岁啦？”我问，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孩子倒生得端正，健康。

“一岁多了。”小米说。她从茶壶里倒了一杯水给我。

“你母亲知道吗？”

她摇摇头。我怕惊醒孩子，就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小米塞给我一小本影册，说她先冲个澡。水声哗哗响，我感觉到小米的镇静是做出来的，她竟然欺瞒母亲一年多，最近半年没有写信，肯定又有什么事。

照片大多是孩子的，但有一个中年男子，与小米偎依着照相，不用问，是孩子的父亲。白西服，不是美男子，并不猥琐就是了。

小米洗完澡，穿着短短的睡衣。她找出一件新的T恤衫，说：“姨，你明早再回旅馆吧，这衣服洗澡后夜里穿，这沙发是床。”她拉开两个扶手，果然是个单人床。

我哪有睡意。小米坐在我左边，用手把护肤液轻拍上脸。吃歌厅饭，青春不饶人。我心情幽暗地看着，心里揣测她怎么会沦落到做这一行？那些女孩都年方二八，或许有的男人喜欢成熟的，否则，她付不起这个还像样的房子租金、抚养孩子、还有保姆费用。

“孩子的父亲呢？”她的话已递到我嘴边，“你大概没结婚吧？他是香港人？”

小米沉默，她的脸没有化妆品，也没有歌厅那种灯光氛围，一下子变成姐姐给我那张照片的模样，只是忧伤代替了笑容，嘴唇上那颗痣，更明显了。

“姨，你看我们第一次见，就这样，”她话未说完，低下头。

我以为她会哭，但她没有。她只是顿了顿，拿过照片，随便地翻，合上后慢慢地说：“他是香港人，老家汕头，比我大十五岁，但人很好。我们已经在准备结婚，不巧我怀上孕，肚子大着不好办。我们准备孩子满月结婚。”

我问，他做什么事？

她说，做生意开饭店的老板，很有钱的。以前隔一周就从香港来。怀小孩时，也是准时每周末一次看我。后来突然就不见影了：小孩生下来，从未来过。

原来小米是被包的二奶，这字眼我真说不出口。

“他求婚是真心的，”她边说边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讲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对我很好，比我妈对我好。”她打开衣柜，“这些衣服，都是他买的。我在宾馆发廊做理发时认识他的，和他好后，他养我在家里，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里，天天专心学香港话。”

“那他怎么不来了？”

她脸转了过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我不知道。没办法，我才上了歌厅，那里差不多全是结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么货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厅收入还行，其他工作挣钱少，养不起孩子。趁现在瞧上去还可挣钱，以后，不知道咋办？”她突然转变口气，面对我，恳切地说，“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帮我去找他？”

难怪小米会主动领我到她住处来，难怪会这么爽直向我摊开底牌。我叹了口气：“你有他香港地址和电话吗？”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机，现在打过去，说是用户已销号。地址从来没问过。他不说总有不说的理由，我们这种女孩都知道不应当刨根问底。”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话，孩子都一岁多了，父亲在哪儿都不清楚，本想指责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小米说：“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发现衣袋里有一张纸片。”她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订货单，但LeeHoFook，像是一个饭馆，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

我接过来一看：“这不就是利口福吗？和你那个歌厅的名字相同。”小米脸一红。她就是到同样名字的地方挣钱，她到现在还是想着那个男人，想他可能还会出现。我问小米：“

你想法找过这家店吗？”

“当然，但都说找不出个名堂。”小米说，“孩子会叫爸爸了，”她从像册里抽出一张那男人的照片给我，“姨，我老得快，做这行业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紧，孩子怎么办，婊子养的？孩子至今没见到过爸爸。”她终于哭起来。

岭南学院在山上，会议主题是大陆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陆来人很多，多数是借开会名义到香港玩。幸亏我发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号。从电话问号小姐那儿，打听到利口福这店名，香港有四家。问号小姐给了我四个号码。一一试了，似乎都对不上，我憋出的几句粤语怎么也说不通。再与问号小姐说，她还是给出那四个号码。

我走出校园，到路边一家榨鲜水果汁店要电话簿。店主倒很客气，让我坐下，递来电话薄。我接着，掏出钱买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电话薄还回去，问有没有以前老的电话薄？店主说：前年的，行吗？我点点头，拿过来仔细地翻，一一查对纸条上记下的电话号码。正如我预料，还有另一家利口福。

电话拨通，我问是不是利口福？那边声音太小。我问有没有陈佳顺先生？对方说没有，撂了电话。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该这么问。镇定了一下，电话通后，我改了一点声音，直接说要利口福酒楼订座。对方的声音粗壮了些，也许换了一个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归大酒楼。”我心里骂了一句，真他妈的跟得紧，难怪我找不着，怎么香港一个个投机生意人比赛似的爱国？我抄下电话薄上的具体地址，与电话里那人核对，地点没变，湾仔。那人非常殷切地问：“小姐，你订座？几点？”

我说，晚上六点。

穿过修顿球场，便是庄士敦道。路过天地图书公司，我飞快瞄了下书，赶快出来。六点过五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回归大酒楼。坐下后，我就对侍者说，我要找老板说话。

老板来了，不是小米给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气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要找一个人，我把这人年龄和姓名讲了。

“没这个人，”他仅看了照片一眼，就还给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视他时，他的眼神斜瞟过我的脸。我凭本能感觉，他知道这个人。我再追问时，他还是客客气气，但改用香港话，速度异常快，我完全听不懂。我明白我这个北方人，想在香港做侦探，绝对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头丧气回学院的宾馆。行人极拥挤，但车辆并未堵塞。我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样扔掉了，这个男人不敢站出来。我虽然曾有过一段婚史，但离异后，觉得做单身贵族比拖家带小好。此事看来是非追到底不可，不仅在于她是我亲外甥女，而是人的尊严被伤害得惨。我一定要把这男人抓出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该我发言，谈大陆女权运动的发展。评讲人是岭南学院社会学系的夏教授，一个精通各种新理论的女子，普通话说得艰难，索性滑进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听懂了夏教授艰深理论术语后面的要点，无非是说香港“后殖民时期”，女权运动的起点比大陆高，诉求也比大陆高。对此，我没有争议，因为我不了解香港情况。但她的伶牙利嘴给我印象很深。或许，她是个豪爽正直的热心肠。在中午便餐时，我把她拉到一边，客套了几句，就把事情来由讲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还激动，仗义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题目。她谈到政府就无证儿童问题，在诉讼终审法院，牵涉到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小老婆的子女来港，是否必须在港的大老婆同意。这将是九七回归以来最大的一场宪制争论。她马上要了电话号码，订了回归大酒楼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楼，海湾，中西艺术合壁的典型，比电影中的纽约还漂亮。海风习习，气温恰到好处，一袭裙子，进到酒楼里还觉得有点儿凉。侍者周到地拿来披巾，点了菜。夏教授说：“你坐好，我去问店老板。”

等了十几分钟，我越来越不安，环顾邻桌，个个打扮得绅士淑女，碰杯欢笑。我站了起来，让侍者带我去老板办公室。

在楼梯口，我就听到玻璃门里传出声音：粤语，好像争吵得很厉害，但声音逐渐低下去。我停在那儿，动弹不了。过了好一阵子，那门才打开，夏教授走了出来，板着脸。见我在门口，也不惊奇，一声不吭朝厅堂里走，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侍者端来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块，给两个杯子斟满后说：“今天的酒菜，算店里请客。老板吩咐了，请二位贵客赏脸。”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等着她开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说：“你是对的，老板知道你要找的人。”饭店里背景歌声，很熟，是《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涛涛……”我舒了一口气：“那太好了，我们先吃饭。”

“对对，我们先吃。”她说，“这鸭舌，熏过再清蒸，我以为这样味最美。”

我尝了一口，点头称赞。为增加胃口，我转移话题，问来开会的一些人的情况。

菜吃到一半，酒喝了一半，我们几乎同时说：“那人——”我们看了对方一下，笑了，笑得勉强。是这样的，她语音尽量平缓：那人，并不象他对你外甥女说的那样，有自己的饭店，跟老板也不沾亲带故。店里小伙计，负责采购，专门到广州采购一些特殊品种，大多是这儿弄不到的野味野菜，椿芽、马齿苋等等。没家小，也从未结过婚。前些阵子东南亚经济不景气，也波及到这个利口福，虽然易名回归，老板也得收缩经营，不再需要大陆的一些特殊原料。这个人就被饭店解雇了。但他无处可去，一向住在饭店后楼，老板只同意他留几个星期。

小米不是二奶！这是我的头一个反应。可能她是对的，这男人爱她是真，除了他有钱这点是撤谎，那就是次要的事了。我问夏教授：“那么老板干吗怕见我？这人在哪里？”

“我们先吃饭好，否则，你就吃不下去了。”夏教授说。

但我吃不下去了。说到这份上，我得知道底细。她就叫我耐心点，让我听着。

那人已有大半月未回到饭店，也没留信或让人捎个话。突然有一晚，老板发现他浑身是血回来。老板很生气，怎么和帮会搞在一起？他艰难地爬上后楼的房间。老板怕黑帮追来惹祸，不敢请医生。他血流尽死了。他应该有点余钱，但什么钱也没留下，也没亲友。之后，老板才知道，他参与汕头老家偷渡人蛇。不知怎么搞的，可能起了善心，帮助有关人逃跑，被安插在香港的内线，在街上追杀了。老板图吉利消灾，请先生来店做了道场。房间里用具都是店里的，墙上有张不知哪儿弄来的女孩照片，十几寸大。做完道事，老板将所有的用具搬走烧掉，重新粉饰，供上菩萨，点上香。那是一年多前的事。

“来这家饭店，大陆官方访问团特多。”夏教授说，“老板挺爱国的，当然，谁不爱国？我也爱国，你也爱国，但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对不？”

回到山上的学院宾馆，我洗了个澡，面朝窗站着，背海的一面，树影相叠，随风摇摆。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小米的情人——我潜意识改了称呼，不叫“那人”或“香港男人”－－或许对她真是诚心诚意。我拿起电话，琢磨怎么给小米讲，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电话。那天清晨与她分手时，她抱着孩子说：“姨，只有你可以帮我。”眼里含着泪，充满了希望。

电话通了，我刚问她这两天怎样，好不好。她没回答我，就说开了：这两天晚上她没去歌厅，就为了等我的电话。她说有人告诉她，香港刚出新政策，允许内地非婚生子女申请到香港，但必须得到正式配偶同意。

“如果有大奶的话，”她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他可能有，那也没关系，求他让她同意，包二奶的男士得在大奶面前招供，据说政策这么讲的，这样二奶仔就可到香港。他应当管我，不管我也行，我可以躲开，让他把自己骨肉带去，他以前发过誓的，绝不会让我们母子受委屈，你是不是见到他了，他怎么样，是不是有了新人？”

小米的声音急急切切，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她根本没想过我是否在听，只顾自己激动。

我看看手表，过了十分钟，全是她一人在说话。我控制着，如果不是我的外甥女，如果不是她的情人遭遇不幸，我想我会非常讨厌如此情绪化的、神经质的恳求。她差一点就要哭了，我想，我应试着理解她。她的母亲若知道这一切，会理解她吗？电话那边的声音突然问：“姨，你在听吗？”

“我在听。人还没找到。”终于有我说话的机会，我都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说，“不过，我会尽我的努力找，我明天再去找。”

{清}青城子《志异续编》

三吴商贾溯江至荆城，旅数月，在荆另置外室者多矣，往往外室不知夫家究竟。有吴地富贾何某，于荆娶妻生子。每年春汛时来荆，携款于妇子，留住数月，初秋归去。如此十年，情深弥笃。某年春，何贾迟迟未至，年余均无音信。妇急，求问吴客代询。来年吴客返，告之曰：此何贾十年前来荆一次，归即罹不治，年前葬墓水淹而毁，家无后嗣，归于乱葬坟矣。妇大骇，十年为夫，必为游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