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有一回我从很远的野外打猎归来,途中着了凉,病了。我发起烧来,幸好这时候已到了县城,在一家客店住下了。我打发人去请医生。半小时后来了一位县城的大夫。此人个头不大,瘦巴巴的,头发乌黑。他给我开了普通的退烧药,要我贴上芥末膏,挺麻利地把一张五卢布钞票塞进他那翻袖口里,而同时干咳了一声,瞧了瞧旁边,本来想要立即打道回府,不知怎的,跟我聊了起来,于是留了下来。我受着高烧的折磨;我料想夜里会睡不着,巴不得有个人同我侃侃大山。茶端上来了。我的医生便打开了话匣子。他这个人不笨,口齿伶俐,说话颇有风趣。世上有些事好奇怪:你同有的人相处很久,关系也挺融洽,可是你从来不向他披肝沥胆,倾吐心曲;而跟有的人刚刚结识,便视为知己,彼此把心里的全部隐私像忏悔似的掏给对方。我不清楚我是凭什么博得了我这位新朋友的信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便把一件相当动人的事,如常言说的,“拿来”说给我听了。现在我就把他讲的事说给我知音的读者听听。我尽量用那位大夫的原话叙述。
“您知不知道,”他开始说了,嗓音显得乏力而发颤(这是因为抽了纯别列佐夫烟草的缘故),“您知不知道本地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知道吧……那没关系。(他咳几下清清嗓子,擦擦眼睛。)您看,怎么说好呢,就照实对您说吧,事情是发生在大斋期里,那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我坐在他——我们的法官——家里,在玩普列费兰斯纸牌。我们这位法官是个好人,对玩这种牌很着迷。突然(我的大夫常常用‘突然’这个词)有人对我说:‘有人找您。’我说:‘有什么事?’那人说:‘他带来一张条子,也许是病家写的。’我说:‘把条子拿来。’果然是一个病家写的……那是好事——您明白,这就是我们的饭碗嘛……是这么一回事:那条子是一位守寡的女地主写给我的;她说:‘我女儿病危,看上帝的面上,劳您驾来一趟,我派马车接您。’嗯,这倒没有什么……可是她家离城有二十俄里地,当时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道路又是那么糟!再说啦,她那家又穷,很难指望出两个银卢布以上的诊费,就连这点钱还未必有,没准只给些粗麻布或者旁的一点儿什么。可是您明白,职责重于一切嘛,人家快要丧命了。我突然把纸牌交给那位每场必到的牌友卡利奥宾,就赶回家去。一瞧,一辆小马车已停在台阶前;那几匹马是农家的马——是些大肚子马,肚子特别大,身上的毛简直像毡子一样,那车夫为了表示崇敬,脱了帽坐在那里。我心想,一看就知道,老兄,你的主人不是家财万贯的主呀……您笑了,对您直说吧,我们这些穷哥们,凡是都要掂量掂量……要是车夫像个公爵似的坐着,不脱帽子,还从胡子底下冒出几声冷笑,一边摇晃着鞭子——我敢说准能拿到双倍的诊金!而这一回,我知道不会有那样的运气。不过,我心想,没法子,还是救人要紧嘛。我带上一些最必需的药品,就动身了。您信吗,我费了老劲才勉强到达的。道路糟透了:又是小河,又是雪,又是烂泥,又是水坑,突然有一处堤坝还决了口——多糟糕呀!可我还是到了。病家的房子很小,房顶是麦秸铺的。窗子里亮着灯,想必是在等我。一个恭恭敬敬的老太太戴着便帽出来迎接我。她说:‘救救命吧,她快不行了。’我说:‘请别着急……病人在哪儿呢?’‘请到这边来。’我一看,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房间,角落里亮着一盏神灯,床上躺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处于昏迷状态。她体温很高,呼吸困难——患的是热病。房间里还另有两位女子,是她的姐妹,她们甚是惊恐,眼泪汪汪的。她们说:‘昨天她还好好的,吃东西也有胃口;今天一早便说头痛,到晚上就这样了。’我再次说:‘请别着急。’您知道,这是医生必须说的话,接着我便开始给病人诊治。我给她放了血,吩咐给她抹上芥末膏,开了药。这时候我瞧了瞧她,瞧着瞧着——我的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标致的脸蛋……简直可说是个绝色美妞!我的怜惜之情便油然而生。那容貌真招人喜欢,那双眼睛……过了一会儿,感谢上帝,她安静些了;她发了汗,似乎清醒过来了,向周围瞧了瞧,微微一笑,用手摸摸脸……两位姐妹向她俯身问道:‘你怎么样啦?’‘没什么。’她说,身子转了过去……我一瞧,她睡着了。于是我说,现在该让病人安静一会儿。我们便蹑手蹑脚地走出去,留下一个丫头在那里随时侍候。客厅的桌子上已摆好了茶炊,旁边还放着牙买加酒:干我们这一行是少不了它的。给我上了茶,并请我留下过夜……我同意了,这时候还能去哪儿呀!老太太叹气不已。我说:‘您何必这样呢?她会好的。请别担心,您自己去好好休息一下,已经一点多钟了。’‘要是有事,请您叫人喊醒我好吗?’‘好的,好的。’老太太出去了,两位姐妹也回到自己房里去;已经给我在客厅里铺好了床。我躺下来,可就是睡不着——多么奇怪呀!我心里老是翻腾着。我总是想着我的病人。我终于忍耐不住,突然起来了;心里想,去看看病人怎么样了?她的卧室就在客厅隔壁。于是我下了床,轻轻地推开门,而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一瞧,那个丫头已经睡着了,张着嘴,还打着鼾,这个狡猾丫头!病人脸朝外躺着,两手伸开,可怜的姑娘!我走近她……她突然睁开眼睛凝视着我……‘谁呀?谁呀?’我有些发窘。我说:‘别害怕,小姐,我是医生,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您是医生?’‘是医生……是令堂派人到城里请我来的;我已经给您放过血,小姐;现在您好好睡吧,过上三两天,上帝保佑,我们会让您康复的。’‘唉,好呀,好呀,医生。别让我死去呀……求求您,求求您啦。’‘您这是怎么啦,上帝会保佑您的!’我心想,她又发烧了。我给她号了下脉,的确,又在发烧。她瞧了我一会儿,突然抓过我的手。‘我要告诉您,我为什么不愿意死,我要告诉您,我要告诉您……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可是请您别告诉任何人……请听我说……’我弯下身子;她的嘴唇凑到我的耳边,她的头发触到我的脸——说真的,我脑袋都晕了——她喃喃地说了起来……我什么也听不明白……唉,她是在说胡话呢……她低声地说呀,说呀,话说得很快,似乎说的不是俄国话,她说完了,身子颤了一下,把头倒在枕头上,用手指威吓我说:‘当心,医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好歹让她安静下来,给她喝了水,叫醒那个丫头,就出来了。”
说到这儿,大夫又使劲地嗅了嗅鼻烟,发了一会儿呆。
“可是,”他接下去说,“到了第二天,同我的期望相反,她的病情不见减轻。我想来想去,突然决定留下来,虽然还有别的病人在等着我……您也知道,对病家可随便不得,不然,以后的业务会大受影响。但是,第一,这病人确实处于危急状态;第二,应说实话,我对她大有好感。再说,这全家人我都喜欢。她们虽然很穷,可很有教养,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她们的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作家;当然,他死于贫困,然而已经让子女们受到了良好教育;又留下了许多书。是不是因为我在病人身旁热心照料,还是别的原因,我敢说,她们都很喜欢我,对我像亲人似的……再说,路又泥泞得可怕,交通可以说完全中断了;去城里买药也困难得很……病人的病况还未见好转……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但是……这样一来(大夫沉默了一会儿。)我真不知怎么对您讲好……(他又嗅了下鼻烟,咳了一声,喝了一口茶。)对您直说吧,我的病人……这怎么说呢……也许是爱上了我……或者不是,不是爱上……可是……真的,这怎么说好呢……”(大夫低下了头,脸红了。)
“不,”他很兴奋地接下说,“怎么能说爱上呀!人总该知道自己的身价嘛。她是个有教养的、聪明博学的女子,而我连拉丁文可以说都忘光了。至于模样嘛(大夫微笑着瞧了瞧自己),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好自夸的。然而上帝也没有让我生成了傻瓜:我不会把白的叫作黑的;我也懂得些什么的。比如说,我心里很清楚,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对我产生的不是爱情,而可以说是一种友好的情谊、敬重什么的。虽然她自己也许在这方面搞错了,要知道她的地位是怎样的,您自己想想看……然而,”大夫带点慌张地一口气说完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以后又补充说,“我似乎有点说乱了……这样说您会一点听不明白……这样吧,我还是照顺序给您说吧。”
他喝干了一杯茶,以较平静的音调说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病人的病情越来越糟了,越来越糟了。您不当大夫,亲爱的先生,您可能体会不了我们这些当大夫的心情,特别是当他最初料到他敌不过病魔时的心情。自信心不知哪儿去啦!你突然会害怕起来,怕得没法说。你似乎感到你把自己的所有医术全给忘了,病人也不相信你了,别的人也发现你惊慌失措了,不大乐意地告诉你症状,皱着眉头瞧着,在一旁嘀嘀咕咕……唉,糟透了!你心里定是在想,会有对症的药的,只要找得到就好。看,是这药不是?试试吧——不对,不是这药!不等药力有起作用的时间……一会儿用这种药,一会儿又用那种药。有时就拿起药学书来翻翻……心想,就是它,就是这种药!实际上有时是随便翻翻书,心想或许运气好能找到什么……可是病人这时候快不行了;也许别的大夫能够救治他。于是你就说,需要会诊;我不能把责任揽给自己。在这种场合下你多么像个傻瓜!不过,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觉得没有什么。人死了,不是你的过错,你是照章办事嘛。常常还有更令人窝心的事:看到人家盲目地信任你,而你自己则感到无力帮人一把。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一家正是这样信任我的:她们家的姑娘已危在旦夕。而我这方面呢,则让她们相信,这病不大要紧,可是心里却担心得要命。特别难办的是,道路那么泥泞难行,车夫去买药,往返得好几天。我待在病人房间出不来,我离不开,您知道,我给她讲各种各样好笑的事,同她玩纸牌。夜里都坐在那里守着。老太太噙着泪感谢我;而我心想:‘我不值得你谢。’我坦率地跟您说吧——如今也不必隐瞒了——我爱上了这位女病人。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对我也情意绵绵;除了我,一般她不让任何别人进她的房间。她跟我一聊起来,便向我问长问短,问我在哪儿上的学,日子过得怎么样,亲人有些谁,同哪些人交往?我觉得不能让她多说话,需要劝阻她,但您知道,完全不让她说说话——我办不到。我常常抱着头在想:‘你是在干什么呀,你这强盗?……’然而她握住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转过脸去,叹口气说:‘您是多好的人哪!’她那双手烧得多么烫,眼睛大大的,显得无精打采。她说:‘是的,您很善良,您是个好人,您不像我们这里的一些街坊……是的,您不是那种人……我以前怎么不认识您呀!’‘亚历山德拉·安得列叶夫娜,您安静些吧,’我说,‘……说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您夸奖的……看上帝面上,请您安静些吧,安静些吧……一切都会好的,您会康复的。’不过我应该告诉您,”大夫向前弯弯身,耸起眉头,继续说,她们跟街坊来往很少,因为寒微人家跟她们身份不大相称,而傲气又使她们不愿去高攀那些富人阔佬。对您说吧,这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家庭,所以,您知道,我很引以为荣。她只吃由我亲手递给的药……这可怜的人由我帮她坐起来服药,然后凝望着我……我的心跳得可厉害啦。这期间,她的病情越来越恶化,越来越糟了,我想,她就要死了,一定要死了。您信吗,哪怕让我进棺材也好;这时候她的母亲和两位姐妹都在一旁打量着,直盯着我的眼睛……对我渐渐失去了信任。‘什么?怎么样呀?’‘没什么,没什么!’神志都不清了,怎么是没什么呢。有一天夜里我又是一个人坐在病人旁边。那丫头也坐在那里,鼾声如雷……可是也不能怪这个可怜的丫头,她也累得够呛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整个晚上都感到非常难受,烧得很苦。她一直辗转反侧地折腾到半夜;最后似乎睡着了,至少躺着不动了。屋角里圣像亮着神灯。我坐在那里,耷拉下脑袋,打起盹来。突然,像是有人从旁捅了我一下,我转过头……我的天!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睁着眼睛在瞅我……嘴张着,两颊烧得通红。‘您怎么啦?’‘医生,我要死了吗?’‘哪会呢!’‘不,医生,不,请不要说我会好起来……不要这样说啦……如果您知道……您听我说,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对我隐瞒病情啦!’她呼吸得非常急速。‘要是我确切知道我定要死去……那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全告诉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请别这样想!’‘请听我说,我一点也没睡着,我对您看了好久……看在上帝面上……我信得过您,您这个人很善良、很诚实,为了世上神圣的一切,我恳求您对我说实话吧!要是您能明白,这对于我是多么的重要。……医生,看在上帝面上,请告诉我,我的病很危险吗?’‘我对您说什么呢,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别那么想!’‘请行行好,我求您了!’‘我不能瞒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您的病确实很危险,但上帝会保佑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似乎高兴起来,脸上显得非常快乐;我很吃惊。‘您别害怕,别害怕,死一点儿也不让我畏惧。’她突然欠起身来,支在胳膊肘上。‘现在……嗯,现在我可以对您说了,我真心实意地感谢您,您很善良,是个好人,我爱您……’我呆了似的瞧着她;您知道,我害怕极了……‘听见了吗,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哪儿配呢!’‘不,不,您不理解我……您不理解我……’突然她伸过双手,抱住我的头,吻了一下……真的,我几乎喊了起来……我猛地跪下来,把头埋在枕头里她默不作声;她的手指在我的头发上颤动着;我听见她在呜咽。我开始安慰她,要她放宽心……我真不知道对她说了些什么。我说:‘您会把那丫头吵醒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很感谢您……请相信我……安静些吧。’‘得了,得了,’她一再地说,‘别去管她们啦,她们醒来也好,进来也好,都无所谓:反正我要死……而你有什么好羞的,好怕的呢?抬起头来吧……也许您不爱我,也许我搞错了……若是这样的话,请原谅我。’‘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您说的什么呀?……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她直对我的眼睛盯了一下,张开双臂。‘那就拥抱我吧……’对您坦率地说,我搞不懂我在那一夜怎么没有发疯。我感到我的病人是在毁灭自己;我看得出,她不完全清醒;我也明白,要是她不认为自己快要死去,她大概就想不到我了;您想想看,她活到二十五岁了,还没有爱过什么人,可就要死去,岂不遗憾?正因为如此,她痛苦极了,所以,出于绝望,她连我这样的人也抓住不放——这一下您明白了吧?她那双手搂着我不放。我说:‘请顾惜顾惜我吧,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也顾惜顾惜您自己。’她说:‘为什么呀,有什么好顾惜的呢?反正我要死了……’她不断地叨咕这句话。‘要是我知道我还会活下去,还要做个体面的小姐,那我就会害臊的,真的害臊的……而现在还有什么呢?’‘谁对您说,您要死了?’‘唉,得了,你骗不了我,你连说谎也不会,瞧瞧你自己吧。’‘您会好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会把您治好的;我们要求得到令堂的祝福……我们将结为夫妇,我们会幸福的。’‘不,不,我记住您说的话,我会死的……你答应过我……你对我说过……’我很难过,有许多原因令我难过。您想想,有时有些小事,看起来没什么,其实令人痛苦得很。她突然想到问我叫什么名字,她问的不是姓,而是名字。可惜我的名字不怎么的,叫特里丰。是呀,是呀,叫特里丰,特里丰·伊万内奇。在她家里大家都称呼我医生。我没办法,只得实告:‘叫特里丰,小姐。’她眯眯眼睛,摇摇头,用法语嘟哝句什么——大概是句不好听的话吧——随后她笑了起来,也笑得不大好听。就这样我跟她一起过了几乎一整夜。清早我出来像疯了似的;我再去她的房间时已是白天用过茶之后。我的天,我的天哪!都认不出她来了,比死人只多一口气了。我对您绝对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压根儿不明白,我当时怎么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的病人又苦挣苦扎地活了三天三夜……多么难熬的三个夜晚啊!她对我说了些什么呀!……最后的那一夜,您想象一下吧——我坐在她身旁,只求上帝一样事:快点带她走吧,把我也一起带上吧……突然她的老母亲一下闯进房间里……我在头天晚上就对她——这位老母亲——说过,我说情况不妙,希望不大了,请牧师来吧。病人一见到母亲就说:‘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们吧,我们相爱了,我们相爱了,我们相互起了誓。’‘她这是怎么啦,医生,她怎么啦?’我已面无人色。我说:‘她发高烧,在说胡话……’而她却说:‘得了,得了,你刚才对我说的完全是另一番话,你还接受了我的戒指呢……你干吗装假呢?我母亲心好,她会原谅的,会理解的,我就要死了——我用不到说谎;把手给我……’我跳了起来,跑掉了。老太太当然已猜到了。
“不过,我就不多打扰了,说真的,我自己一想起这一切,心里真难受。我的病人到第二天就死了。愿她进天国(大夫快速地补说了这句,叹了一口气)!她临终前要求家里人都出去,单留下我一个人在身旁。她说:‘请原谅我吧,也许,我对不起您……有病嘛……不过请您相信,我没有比爱您更深地爱过任何人……请不要把我忘了……保存好我的戒指吧……’”
大夫转过脸去;我握住他的手。
“唉!”他说,“聊聊别的什么吧,要不,想不想玩一玩小输赢的普列费兰斯牌?知道吗,我们这号人是不该陷到那种高尚情感中去的。我们这号人该考虑的只有,怎么让孩子不哭不闹,让老婆不骂街。打那以后,我结婚了,即缔结了所谓的合法婚姻……可不是吗……我娶了一位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丽娜,跟我特里丰正好门当户对。我告诉您吧,这婆娘挺凶,好在她整天睡大觉……怎么,玩普列费兰斯吗?”
我们坐下来,玩起一戈比一局的普列费兰斯。特里丰·伊万内奇赢了我两个半卢布——他很晚才走,对自己的赢钱极为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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