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少校教官被撤换不久，我们监狱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消了服苦役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军事管辖的囚犯连，以俄军囚犯连为基础。这意味着，第二类流放苦役犯已不再押送我们监狱。从此这里只接收军事管辖的囚犯，就是说只接收未被剥夺公权的人，即士兵，他们和所有的士兵一样，只是判处押解到这里来短期服刑（最多六年），出狱后以原来的普通士兵的身份重返军营。不过，因再次犯罪回到监狱里来的士兵，像从前一样，一律处以二十年刑期。不过，在这次改变之前，我们这里就设有军事类犯人的囚室，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现在整个监狱的犯人都是军事类的了。不言而喻，原来的苦役犯，即那些被剥夺一切权利、脸上有烙印并剃去半边头发的真正的民事苦役犯，仍留在监狱里直至服刑期满；新的不再来了，而原有的都渐渐地度过刑期而离去，大约再过十年，我们监狱就一个苦役犯也没有了。单人囚室仍留在监狱里，还时不时地有军事类的重犯被送来关进单人囚室，直至西伯利亚启动劳役极其艰苦的工程。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其实还和以前一样：同样的生活条件，同样的劳动和几乎同样的制度，只是管理人员有了变动，也更复杂了。任命了一名校官、一名连长，此外还有四名尉官轮流在监狱执勤。也不再任用残疾军人了；代替他们的是规定了十二名士官和一名军需给养员的任务。将囚犯分为十人一组，设置一名从囚犯中选出的上等兵，当然只是名义上的，于是阿基姆·阿基梅奇马上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上等兵。这一切新的设施以及整个监狱及其各级官员和囚犯，仍然处于最高长官城防司令的管辖之下。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当然，囚犯们起初很激动，议论、猜测、品评新任命的长官。可是看到实质上一切依旧，立刻就安下心来，于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但主要的是，大家摆脱了原来的那个少校；仿佛人人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振作起来。惶恐不安的样子消失了；现在人人都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管理人员澄清误解，知道只有在误判的情况下才会无辜受罚。我们这里甚至还像以前一样在继续卖酒，而且卖酒的规矩也和以前一样，尽管士官们取代了以前的残疾军人。这些士官大多很正派，而且通情达理，明白自己的处境。不过，其中有些人起初表现了一种颐指气使的倾向，当然是由于缺乏经验，很想以对待士兵的态度来对待囚犯。但这些人也很快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了。另一些人很久都没有明白过来，囚犯们就自己来证明问题的症结所在。有时会发生相当剧烈的冲突，比如说，他们诱惑一名士官，把他灌醉了，然后就向他报告，当然是用自己人的口气，说他曾和他们在一起酗酒，那么……结果是，有人私带酒囊来卖酒，士官们便无动于衷地看着，或者不如说，视若无睹。不仅如此，像以前的残疾军人一样，他们到市场去，还给囚犯们带回白面包、牛肉等等，也就是说，带些无伤大体的东西。究竟为什么要有这些改变，为什么要设置囚犯连，我就不知道了。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服苦役的最后几年。不过我注定还得在这样的新秩序下生活两年……
要不要完整地记述这种生活，完整地记述我在监狱度过的那漫长的岁月呢？我看不必了。如果要按次序、有条理地写这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我的所有见闻和亲身体验，那么，不言而喻，可能还要写两倍、三倍于目前已有的章节。但这样的描述最后必然会变得太单调。所有离奇曲折的情节都会落入过于雷同的风格，要是读者根据已有的章节对第二类苦役犯的生活哪怕有了差强人意的了解，那就更会有乏味之感。我是想用一幅直观而鲜明的图画来表现我们的整个监狱以及我这些年的人生感悟。我实现了这个目的吗，我不知道。况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不是应该由我来评说的问题。但我确信，写到这里可以搁笔了。而且这些回忆有时使我自己也不禁黯然神伤。何况我也未必能把往事全都回忆起来。以后的岁月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了。我深信，很多情况已被我忘却。例如，我记得，年复一年，其实年年相似，都在萎靡而郁闷的心情中过去。我记得，那些漫长而乏味的日子是那么单调，仿佛雨后水从屋檐上点点滴落。我记得，只有对复活、更新和新生活的强烈的愿望才使我能坚定地等待和憧憬。于是我终于克制了杂念：我在等待，在计算着每一天，尽管还剩下一千天，我也满怀喜悦地逐一计算日子，送走一天就是埋葬了一天，我会高兴地迎接另一天的到来，因为剩下的已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了。我记得，在这个时期，尽管有过数以百计的难友，我却陷入了可怕的孤独，最后还爱上了这种孤独。在精神上孤独的我，重新审视我以往的全部生活，逐一思考直至最微末的细节，独自坚定而严格地进行自我审判，我有时甚至感谢命运赐予我孤独，没有这种孤独就既不会有这样的自我审判，也不会有对过去生活的这样严格的审视。是一些什么样的憧憬使我心跳加剧啊！我在想，我决定，我发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既不会有过去的那些错误，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堕落。我为自己拟定了未来的完整的计划，决心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我萌生了盲目的自信，相信这一切我都会做到，也有能力做到……我在等待，在迫切地呼唤自由；我要投入新的斗争，重新检验自己。有时我会被一种迫不及待的狂躁情绪所控制……不过，我现在想起那时的心情会感到很苦涩。当然，这一切只和我个人有关……不过我之所以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因为人人都会有这同样的经历，如果他在年华正茂的时候被投入监狱度过一定刑期的话。
不说这些了！……最好还是再讲点儿别的什么吧，以免结尾显得太过突兀。
我想，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没有人能逃出监狱吗，这些年来我们这里就没有人逃跑过？我已经说过，囚犯在监狱里蹲上两三年，就会珍惜这些岁月，不由得开始盘算，最好还是避免麻烦和危险，平安地度过剩余的时间，最后合法地获释，出狱后作为移民定居。不过，只有刑期不长的囚犯才会有这样的念头。也许刑期长的人就准备冒险一搏了……但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出过这种事。我不知道，是人们胆子太小，是军事管辖格外严格，还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地形有很多不利之处（大草原，地势开阔）呢？——难说啊。我想，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定的影响。的确，要从我们这里逃走是有相当难度的。然而在我身边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两个人曾冒险逃跑，而且是两名要犯……
少校被撤换之后，阿-夫（就是在监狱里替少校当密探的那个人）就完全落单了，失去了靠山。他还很年轻，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性格逐渐固定。总的说来，此人胆大、果断而且很有头脑。要是他获得自由，即使继续当密探、干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在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付出被流放的代价之后，也绝不会像从前那样愚蠢而失算地落入法网。他在我们这里还从事制售假身份证的活动。不过我不敢肯定。我是听囚犯们说的。据说，他早在少校家的厨房里效劳时就在干诸如此类的营生，不用说，他从中得到了可观的收入。总之，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看来他什么都敢干。我曾有机会对他的内心世界多少有所了解：他的恬不知耻达到了令人气愤的肆无忌惮的程度，乃至极端冷酷地嘲弄别人，因而激起不可遏止的厌恶。我觉得，假定他很想喝一瓶酒，又假定杀了某个人才能得到这瓶酒，那么他就一定会杀人，只要能悄悄地干，不让别人知道。他在监狱里学会了盘算得失。就是这个人引起了单人囚室的囚犯库利科夫的注意。
我在前面说到过库利科夫。此人已经不年轻了，然而有激情，有韧性，有精力，拥有多方面的杰出才干。他有精力，因而还渴望生活：这种人即使到了暮年也依旧会渴望生活。如果我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人逃跑，那么，不言而喻，第一个令我惊讶的人就是库利科夫。库利科夫已经下决心逃跑了。不过，他们谁对谁的影响更大呢：是阿-夫对库利科夫的影响更大还是库利科夫对阿-夫的影响更大？我不知道，不过他俩堪称绝配，在这件事情上是相得益彰。他们成了朋友。我觉得，库利科夫好像指望阿-夫能准备好两张身份证。阿-夫出身贵族，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这预示着在未来的惊险奇遇中可以有较多的选择，只要能逃到俄罗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样约定的，抱有什么期望；但他们的期望想必超越了在西伯利亚到处漂泊的旧模式。库利科夫是天生的演员，可以在生活中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可以有很多憧憬，至少可以追求多样性。这样的人在监狱里是感到压抑的。他俩相约逃跑。
可是没有押送兵的认同，要逃跑是不可能的。必须暗中诱使一名押送兵和自己一起走。有一个波兰人在驻守城堡的一座军营里服役，他精力充沛，也许配得上更好的命运，此人已过中年，剽悍而严肃。年轻时刚到西伯利亚服役，便因思乡心切而逃跑。他被逮捕、判刑，在囚犯连大约熬过了两年。在重返军营当兵以后，他回心转意了，开始尽心尽力地热忱服役，由于表现优异而升为上等兵。这个人爱慕虚荣，过于自信，但也有自知之明。他的表现和谈吐都说明他是有自知之明的。这些年我有好几次遇见他在我们的押送队之中。那些波兰人也对我谈到过他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原先的乡愁在他心里已变成仇恨，一种隐蔽的、无声的、永恒的仇恨。这个人是敢于冒险的，库利科夫选择他作为伙伴，并没有看错人。他的名字叫科列尔。他们谈妥了，日期也定了。这是在炎热的六月。这座城市的气候相当稳定；夏天经常是酷热的天气：而这正合流浪者的心意。当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直接从城堡出逃：整个城市在一片毫无遮拦的高地上，四面开阔。周围直至很远的地方都是没有森林的旷野。必须换上便服，为此首先就要偷偷地溜往郊外，库利科夫在那里早就有了一个巢穴。我不知道，他们在郊外是否有秘密潜伏的帮手。估计是有的，尽管后来在审案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郊外的一个角落，一位年轻而又相当漂亮的少女刚好在这一年开始了自己的生涯，绰号叫瓦尼卡-塔尼卡，对她是可以寄予厚望的，而且她后来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不负所望。人们也叫她“火焰”。看来她这时也参与了某些活动。库利科夫在她身上挥金如土已有整整一年了。我们的几个好汉早上分头上工，却作了巧妙的安排，结果是他们都被派去跟囚犯希尔金一起干活，他是修炉匠和粉刷工，要去粉刷部队的空荡荡的营房，因为士兵们早已出去参加野营训练了。阿-夫和库利科夫跟他一起出发，给他当搬运工。科列尔突然作为押送兵出现了，可是三个犯人需要有两名押送兵，于是上级很乐意地给老军人和上等兵科列尔派来一个年轻的新兵，以便培训他执行押送兵的任务。可见我们的几个逃犯对科列尔是有很大影响的，他也就信任他们了，在多年来的服役和近几年出色的服役之后，他这个聪明、稳重、审慎的人终于下决心追随他们。
他们来到了营房。这是在早晨六点钟。除了他们之外一个人也没有。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库利科夫和阿-夫对希尔金说，他们要到车间去，一来是要找人，二来要顺便拿一个手边缺少的工具。同希尔金办事要玩心眼，就是说，要尽可能显得很自然。他是莫斯科人，职业是修炉匠，出身于莫斯科市民阶层，狡猾、有心计、聪明、寡言少语。外貌干瘦虚弱。他但愿永远穿着小背心和长罩衫，这是莫斯科人的习惯，可是命运却另有安排，在长期流浪之后，他被终身监禁在我们这里的单人囚室，属于最可怕的军事要犯一类。他怎么会获此殊荣，我不知道；但在他身上从来看不到有什么特别不满的表现；他举止安详而稳重；只是偶尔喝得酩酊大醉，不过即使在这时他也是循规蹈矩的。当然，他不是暗探，可他的一双眼睛是很锐利的。库利科夫下意识地向他眨了眨眼，意思是他们要去拿酒，昨天就把酒藏在车间里了。这打动了希尔金；他和他们分手时一点也没有起疑，而库利科夫、阿-夫和科列尔却动身去了郊外。
过了半个小时，外出的人还没有回来，突然，希尔金若有所悟，寻思起来。这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开始回忆：库利科夫的情绪似乎有点异常。阿-夫有两次好像在和他说悄悄话，至少库利科夫曾向他眨了两下眼，这是他亲眼所见；这一切他现在都清楚地记得。科列尔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至少他在临行时曾训诫那名新兵，在他走后要怎样执行任务，这似乎是很不平常的，至少从科列尔方面来说是这样。总之，希尔金越是回忆下去，就越是起疑。时间在悄悄溜走，他们没有回来，他深感不安。他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他所冒的风险有多大：管理人员有可能怀疑到他。可能认为，是他按照事先的约定放走了同伙，要是他对库利科夫和阿-夫的失踪不及时上报，这种怀疑就更有理由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他立即想起，库利科夫和阿-夫近来似乎特别亲近，时常窃窃私语，时常到营房外面去，远离所有人的视线。他想起来了，他当时就对他们留了个心眼……他以探询的目光看了自己的押送兵一眼；那个人在打哈欠，一个胳膊肘支在枪支上，在毫不掩饰地挖着鼻孔，所以希尔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是叫他跟自己到工程车间去一趟。在车间里要问一问，他们去过那里没有？可是那里谁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希尔金的一切怀疑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会不会只是到郊外去喝一杯，消遣消遣呢，库利科夫有时就是这么干的，”希尔金想，“甚至这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可以对他说一声呀，因为这是不必瞒着他的。”希尔金撇下工作，也不回营房，直接去了监狱。
差不多已有九点钟了，他才见到司务长，说明了情况。司务长大吃一惊，起先甚至不愿相信。当然，希尔金只是用猜想和怀疑的口气向他说明了这一切。司务长直接跑去找少校，少校立即去见城防司令。一刻钟以后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报告了总督本人。逃走的都是要犯，可能招致彼得堡的严厉申斥。对也罢，错也罢，反正阿-夫被认为是政治犯；库利科夫是单人囚室的，也就是说，他是头号要犯，并且还是一名军人。单人囚室的人逃跑，迄今还没有先例。这时才想了起来，按条例，单人囚室的每一名犯人在劳动中应有两名押送兵进行监视，或至少是一对一地监视。这项条例没有得到遵守。因而出事了。向各乡以及附近的各个地区派出了专差，通知逃犯的情况，并且在所到之处留下他们的体貌特征。派出了哥萨克部队进行追捕；还书面通知了邻近的县城和省会……总之是惊恐万状。
与此同时，我们监狱里激起了另一种波澜。囚犯们下工后渐渐聚拢，立刻知道出了什么事。消息到处都传遍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深藏内心的喜悦。所有人的心情仿佛都为之一振……这个事件打破了监狱里沉闷的生活，仿佛掘开了蚁穴，——此外，这次逃跑还在所有人的心里激起了亲情般的回响，拨动了他们早已忘却的心弦；所有人的心里仿佛都萌动了希望、勇气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潜能。“别人不是逃跑了吗，为什么我们就……”在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每个人都振作起来，并且以挑战的姿态望着别人。至少人人都突然感到自豪，开始傲视那些士官。不言而喻，管理人员立刻朝监狱飞奔而来，城防司令也亲自赶到。我们的人都心情振奋，并且勇敢地，甚至带有几分蔑视和一种沉静、严峻而端庄的态度观望着，仿佛在说：“我们有能力把事情干得无懈可击。”自然，我们的人立刻就猜到，管理人员会全体到场，也猜到一定会进行搜查，便预先把东西都藏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总是事后聪明。不出所料：监狱里一片混乱；他们到处乱翻，到处搜寻，却一无所获，这是可想而知的。午后派囚犯上工时加强了押送的警力；傍晚卫兵们不断地巡查监狱；清点人数比平时多增加了一次；清点时算错的次数比平时多出了一两倍。这又引起了一阵忙乱：所有的人都被赶到院子里，再重新清点。然后又按牢房清点一遍，又算错了一次……总之，麻烦不断。
但囚犯们泰然自若。看上去全都满不在乎，而且像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整个晚上都循规蹈矩：“想在这里找茬，没门。”自然，管理人员在想，“有没有逃犯的同谋留在监狱里呢？”于是下令监视囚犯，窃听他们的谈话。可囚犯们只是付之一笑。“哪有这种事，自己走了却把同谋留下来！”——“这事儿只能悄悄地干，否则是不行的。”——“再说了，库利科夫是这样的人吗，阿-夫是这样的人吗，干这种事会留下蛛丝马迹？干得真漂亮，丝毫不露声色。是一些历尽艰辛的人哪；他们想走，你是锁也锁不住的！”总之，库利科夫和阿-夫名声大噪；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都觉得，他们的事迹将流传到苦役犯们的子孙后代，等到哪一天没有监狱了，他们的事迹还会活在人们的心里。
“真有本事！”有些人说。
“人们以为，我们这里没有人会逃跑。可他们逃跑了！……”另一些人说。
“逃跑了！”有人发出了第三种声音，他带点儿权威的架势环顾四周。“可逃跑的是谁呢？……怎么，你也配？”
在别的时候，一个囚犯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反唇相讥，维护自己的体面。但现在他谦逊地保持沉默。“其实并非人人都是库利科夫和阿-夫那样的人啊；你首先得表现出自己是有能耐的……”
“弟兄们，说真的，为什么我们要待在这里呢？”第四种声音打破了沉默，他谦逊地坐在伙房的窗口，手托着腮，有气无力却暗自得意地曼声说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生不像人，死不像尸。唉！”
“这是你改变不了的。叹气有啥用？”
“可是库利科夫就……”一个脾气火暴、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插话了。
“库利科夫！”有人立刻接茬道，藐视地朝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瞟了一眼。“库利科夫！……”
这意思是说：能有几个库利科夫呢？
“弟兄们，阿-夫也是个很精明的人，嗬，真精明！”
“那还用说！他把库利科夫也旋转于指掌之间。简直是晕头转向！”
“他们现在走得很远了吧，弟兄们，很想知道啊……”
于是立刻交谈起来，他们是不是走得很远了？是朝哪个方向走的？从哪儿走比较好？哪个乡离得近些？有些人对周围地区很了解。大家好奇地倾听他们的介绍。谈到了邻近的几个村子的村民，断定那都是一些靠不住的人。离城市太近，人变得老于世故了；不会周济囚犯，而是抓住他们邀功请赏。
“这里的庄稼汉哪，弟兄们，是不怀好意的。噢—噢—噢，庄稼汉！”
“鲁莽的庄稼汉！”
“西伯利亚人不好惹。可别碰上了，他们会杀了你。”
“哼，咱们的人也……”
“当然，那就看谁能占上风了。咱们的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只要不死，我们就等着听消息吧。”
“你看呢？他们会抓住囚犯吗？”
“我看哪，一辈子也别想抓住他们！”另一个脾气火暴的人应声说道，一拳擂在桌子上。
“嗯。这还说不定呢。”
“可我就是这样想的，弟兄们，”斯库拉托夫接茬道，“我要是流浪汉，无论如何也抓不住我！”
“你呀！”
响起了笑声，有些人摆出一副听也不想听的样子。但斯库拉托夫却来劲了。
“一辈子也别想抓住我！”他劲头十足地接茬道，“我呀，弟兄们，心里时常这样想，甚至对自己感到惊讶：嘿，似乎有条缝我就能钻过去，而不是被人抓住。”
“说不定你是肚子饿了，要去向庄稼汉讨面包吃吧。”
一阵哄然大笑。
“讨面包吃？瞎说！”
“你干吗要在这里说空话呢？你和叔叔瓦夏是因为死了一头母牛而杀人，所以才来到这里的。”
响起了更猛烈的哄笑声。严肃的人们看上去是更加恼怒了。
“这可是在瞎说！”斯库拉托夫大声叫道，“这是米基特卡在造我的谣，而且讲的也不是我，而是瓦西卡，顺便把我也拉扯上了。我是莫斯科人，从童年起就在流浪中久经历练。诵经员还在教我识字的时候就曾揪着我的耳朵说，跟着念：宽恕我吧，上帝，由于你的伟大的仁慈，等等。"我就跟着他念道：按照你的仁慈把我送进警察局吧，等等。"从幼年起我就是这样开始行动的。”
又是一阵大笑。对斯库拉托夫来说，这是正中下怀。他就喜欢装疯卖傻。大家很快就撇下他，又开始了严肃的谈话。发议论的大多是几位老者和知情人。那些比较年轻和温顺的人都高兴地瞅着他们，伸长脖子听；伙房里聚集了一大群人，当然，士官们都不在。有他们在场就不能畅所欲言了。我发觉，在那些特别高兴的人之中有一个是鞑靼人马梅特卡，他个子不高，高颧骨，是个非常滑稽的家伙。俄国话他几乎一句也不会说，一句也听不懂，可是他也在人群中伸长脖子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
“怎么样，马梅特卡，亚克西？”没人搭理的斯库拉托夫觉得无聊，便缠上了他。
“亚克西！嗬，亚克西！”马梅特卡活跃起来，喃喃地连声说道，向斯库拉托夫点着他那惹人发笑的脑袋，“亚克西！”
“抓不到他们吧？约克？”
“约克，约克！”马梅特卡又喃喃说道，这一回他已经在猛摇着双手了。
“你是说，我的话，你不明白，是吗？”
“是呀，是呀，亚克西！”马梅特卡点着头说。
“去你的亚克西！”
于是斯库拉托夫用手指在他的帽子上弹了一下，顺手把帽子卡在他的眼睛上，便乐不可支地走出伙房，离开了有些困惑的马梅特卡。
整整一个星期，监狱里严加防范，在周围地区加紧追捕和搜索。我不知道，对当局在监狱外面所采取的措施，囚犯们怎么竟能及时、准确地获悉一切有关的信息。在最初几天，一切消息都对逃犯有利：杳无音信，无影无踪，仅此而已。我们的人都只是笑笑。对逃犯命运的任何担忧都消失了。“什么也找不到，谁也抓不着！”大家都沾沾自喜地说道。
“什么也没有；吹牛！”
“再见了，别吓唬人！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我们这儿都知道，周围的庄稼汉都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在监视着所有可疑的地方、所有的树林和峡谷。”
“瞎折腾，”我们的人嘲笑道，“他们想必有某个信得过的人，现在就住在他那里呢。”
“一定有！”另一些人说，“这几个人精明着呢；预先就作了充分的准备。”
人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揣测：他们说，逃犯也许至今还在郊外，躲在某处的地窖里，等警报解除，长满了头发。过上一年半载，就可以走了……
总之，大家甚至有一种浪漫的心情。突然，在逃跑的大约八天之后，却传来消息，说发现了逃犯的踪迹。不言而喻，这个荒唐的流言立即遭到轻蔑的抵制。可是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就得到了证实。囚犯们惊慌起来了。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说，逃犯抓到了，正在押送回来的路上。午饭后获悉了更多的细节：是在七十俄里外的一个村子里抓到的。最后，得到了确凿的消息。司务长从少校那里回来后正式宣布，傍晚他们将被押解回来，直接送进监狱的警卫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了。这个消息对囚犯们的影响是难以形容的。仿佛人人都始而大怒，继而沮丧。然后透露出某种嘲笑的意味。他们开始嘲笑了，但已经不是嘲笑抓人的人，而是嘲笑被抓的人，起初是少数人，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了，只除了那些独立思考而不为嘲笑所动的严肃而坚定的人们。他们鄙夷地看着轻浮的群众，默默地暗自沉思。
总之，人们当初曾热烈地吹捧库利科夫和阿-夫，现在又同样热烈地贬损他们，甚至是乐此不疲地加以贬损。似乎他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所有的人。人们抱着蔑视的态度说，他们很想吃点东西，因为饥饿难忍，便到村子里去向庄稼汉要面包吃。对流浪者来说，这已经是最极端的侮辱了。不过，这些故事并非事实。逃犯的行踪被发现了；他们躲在树林里，民众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树林。眼看不可能逃脱，只好主动投降。除此之外，他们已无路可走。
不过，傍晚当他们真的被捆住手脚，由宪兵押解回来的时候，全体犯人都拥到围墙边去看，会怎样处置他们。当然，除了警卫室外面的少校和城防司令的轻便马车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几名逃犯被关进密室，戴上镣铐，第二天就要送交法庭审判。囚犯们的嘲笑和蔑视不久便自然地消失了。对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知道除了投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于是大家开始由衷地关注审判的过程。
“要挨鲜血淋漓的一千棒啊。”有些人说。
“岂止一千棒！”另一些人说，“会把人打死的。也许阿-夫是一千棒，而那一个必定会被打死，老弟，因为他是单人囚室的犯人哪。”
不过都没有猜对。阿-夫只挨了五百棒，考虑到他从前令人满意的表现，何况又是初犯。库利科夫好像挨了一千五百棒。这样的处罚是相当宽大的。他们都是聪明人，在法庭上没有牵连任何人。供词清楚、明确，只说是直接从城堡逃走，没有去过任何别的地方。我最惋惜的是科列尔：他失去一切，丧失了最后的希望，受的惩罚最重，好像挨了两千棒，随即作为囚犯被押送监狱，不过不是我们的监狱。对阿-夫的惩罚很轻，是心存怜悯的；这要归功于医生们的帮助。可是他却在军医院里口出狂言，大叫大嚷说他现在豁出去了，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敢干。库利科夫还是向来的老样子，就是说，举止稳重得体，受刑后回到监狱，看上去就像从来不曾离开过监狱似的。但囚犯们对他的态度变了：尽管库利科夫不论何时何地都善于自持，可是不知怎么，囚犯们似乎打心眼里不再尊敬他，对他的态度仿佛更随便了。总之，在这次逃跑之后，库利科夫的声誉已黯然失色。成功在人际关系中是何其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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