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终于到了。囚犯们几乎在圣诞节的前一天就不出去干活了。出去的都是到被服厂和车间去；其余的人只是离开一会儿，即使是那些被派出去办事的人，也几乎立刻就单独或成群地返回监狱，午饭后便再也没有人离开监狱了。即使是在上午，大多也是因私出去，而不是因公：有些人是要张罗夹带私酒并再次订购；有些人是要去看望有交往的干亲家公和干亲家母，或是要在节前收取微薄的欠薪；巴克卢申和参加演出的人出去，是要找一些熟人，主要是军官们的仆役，设法搞到必要的服装。有些人忙乱而行色匆匆地来去奔走，仅仅是因为别人也行色匆匆、忙忙碌碌，尽管有些人，比方说，是在哪里也搞不到钱的，可是看上去好像他们也能从某人手里拿到钱似的；总之，人人似乎都在期待着明天有什么变化，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傍晚，受囚犯们差遣上市场的几个残疾军人带回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有牛肉、乳猪肉，甚至还有几只鹅。甚至有不少极其朴素、节俭的囚犯，整年积攒了一点钱，也认为在这样的日子应该慷慨解囊，好好地开开荤了。明天是囚犯不可剥夺的真正的节日，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一天不能派囚犯干活，一年总共只有三天这样的日子。
最后，谁又知道呢，在迎来这样的日子的时候，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们心里会掀起多少回忆的涟漪啊！伟大的节日从童年起就鲜明地铭刻在平民百姓的记忆里。这是他们在繁重的劳动中得到休息的日子、全家团聚的日子啊。而在监狱里却会满怀痛苦和忧伤的心情回忆往日的情景。对庄严的节日的敬意，甚至会在囚犯们身上转化为某种外在的表现；闲逛的人不多；所有的人都很严肃，仿佛在忙于什么事情，尽管很多人几乎什么事也没有。而且那些在闲逛的游手好闲的人也竭力保持着某种内心的庄重……玩笑仿佛被禁止了。总之，情绪达到了一种求全责备、偏执易怒的程度，要是有人哪怕是无意中破坏了这种普遍的氛围，他就会遭到围攻，受到申斥和责骂，人们仿佛是因为他对这个节日的不敬而在生他的气。囚犯们的这种心情是值得注意，甚至是令人感动的。除了对伟大节日与生俱来的崇敬之外，囚犯还下意识地感悟到，他通过对节日的这种维护而与整个世界相关联，因而他并不是无家可归的弃儿、不可救药的浪子，在监狱里也和在社会上一样。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可以理解的。
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认真准备过节。他没有家庭的回忆，因为他是寄人篱下的孤儿，差不多从十五岁就开始了艰苦的劳动；在他的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快乐，因为他一生都过着正常的单调的生活，对给他规定的职责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他也并不特别虔诚，因为良好的行为似乎吞噬了他的一切其余的人的天赋和特点、一切激情和希望，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由于这一切，他在为迎接庄严的节日而进行准备的时候既不忙乱，也不激动，他不为令人神伤而又完全无益的回忆所困扰，而是表现出安详而有条不紊的良好行为，这种行为恰如其分地满足了履行责任和履行一成不变的习俗的需要。他遇事根本不喜欢多加思考。事实的意义似乎从来不会触动他的头脑，而对一成不变的规则却会虔诚地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如果明天就吩咐他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他会同样驯服而细心地去做，正如头一天做与此相反的事情那样。有一次，生平仅有的一次，他试图用自己的头脑生活——却遭到了牢狱之灾。对他来说，这个教训并没有白费。虽然命中注定他永远不会明白，他究竟错在哪里，然而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了足以自救的准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思考，因为思考“不是我的头脑所能胜任的”，囚犯们在彼此之间就是这样说的。他盲目地崇尚习俗，甚至对他自己在节日里用米饭作馅的烤乳猪（是他亲手烤的，因为他也会做这道菜）也抱有一种格外的敬畏，仿佛这不是随时可以买来烧烤的平常的乳猪，而是一种特别的节日的乳猪。也许他从幼年起就习惯于在这一天看到餐桌上有乳猪这道菜，因而得出结论，乳猪是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我相信，哪怕只有一次他在这一天没有吃乳猪，那么他终其一生都会因为没有尽到义务而感到内疚。节日前他一直穿着旧的短外套和旧长裤，尽管都体面地织补过，但毕竟太旧了。实际上他把四个月前就发给他的一套衣服细心地保存在箱子里，碰也不去碰它，面带笑容地想在节日里郑重地穿上新衣服。他就是这么做的。傍晚他就拿出这套新衣服，把它摊开检查一遍，收拾干净，吹去灰尘，这样整理一番之后又预先试穿。新衣服十分合身；一切都很得体，纽扣可以严严实实地扣到顶端，衣领像硬纸板做的一样，高高地托着下巴；腰部还形成了与制服有点相似的窄腰，阿基姆·阿基梅奇甚至满意地咧嘴笑了，不无帅气地在自己的小镜子前面转了转身，他早就抽空亲手给这面小镜子贴上了金色的边饰。只有上衣领子上的一个小领钩没有缝在合适的地方。阿基姆·阿基梅奇看了看，决定把小领钩移动一下位置；移动后又试了试，果然很好。于是他把衣服依旧叠好，放心地收藏在小箱子里。头发剃得很满意；可是留心地照照小镜子，他发觉头上好像不很光洁；露出了一些勉强看得见的新长出的短发，于是他立刻去找“少校”，要把头发剃得十分得体，符合要求。尽管明天谁也不会来检查阿基姆·阿基梅奇，他还是剃了头，仅仅是为了求得自己心安，要为了这个日子而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对一颗纽扣、一个肩章、领章的崇敬，从幼年起便作为一种无可争辩的责任而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他的头脑里，而又作为最美的形象留在他的心里，这样的美是只有正派的人才能企及的。一切安排就绪，他作为牢房的室长，便吩咐抱来干草，细心地看着大伙儿把干草撒在地板上。其他牢房也要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在圣诞节前夕我们总是要在牢房里撒干草。在完成自己的所有工作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向上帝祈祷，随即在单人铺上躺下，立刻像婴儿一样酣然入睡，明天可以尽可能早些醒来。不过，其他犯人也都是这样。所有牢房里的犯人都比平时早得多就躺下了。平时在晚上要干的活计也都扔下了；至于秘密聚赌更是无从谈起。一切都要等到明天早晨。
早晨终于来临。清晨，天色尚未破晓，刚敲过黎明鼓，牢房的门就打开了，进来清点囚犯人数的警卫队士官向大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大家也同样地祝贺他，和蔼而亲切。匆匆祷告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很多把自己的鹅和乳猪放在伙房里的人都急忙赶去，要看看那些东西的情况如何，在怎样烧烤，东西都放在哪里，等等。在黑暗中，通过我们牢房覆着冰雪的小窗子可以看到，所有两个伙房的六个火炉都烈火熊熊，是在天亮前就生起了火。在黑暗的院子里，已是人影憧憧，囚犯们穿着或披着自己的短皮袄向伙房匆匆拥去。有些人，不过为数不多，已经到过酒贩子那里。那是一些最性急的人。总的说来，大家都举止得体，态度温和，竟异乎寻常地彬彬有礼。既听不到平时的叫骂，也听不到平时的争吵。大伙儿都明白，这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伟大的节日。有的人到其他牢房去向比较亲近的人祝贺。表现了一种友好的情意。我要顺便指出，在囚犯之间几乎完全看不到友情，我不是说广泛的友情，这更是无从谈起，我说的是私人之间的友情，某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成为朋友。这在我们之间几乎是完全没有的，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在监狱外面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总的说来，除了罕有的例外，我们在彼此的交往中是生硬和冷漠的，而且这是一种正式的、一经采纳便固定下来的交往方式。我也走出了牢房；晨曦初露；星星已黯然无光；稀薄的寒雾在徐徐上升。伙房的几个烟囱涌起滚滚浓烟。有些与我迎面相逢的囚犯愉快而亲切地主动向我祝贺节日。我表示感谢，也同样地致以祝贺。其中包括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这整整一个月里还从未和我讲过一句话。
在紧挨着伙房的地方，一个军人牢房的囚犯披着光板皮袄赶了上来。他隔着半个院子就认出了我，大声叫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急匆匆地向伙房跑来。我停下来等他。这是一个目光柔和的圆圆脸的年轻人，他对所有的人都寡言少语，和我还不曾说过一句话，而且从我入狱的时候起，对我一直不理不睬；我甚至连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向我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站在我跟前，带着一种傻气而又非常幸福的微笑看着我。
“您干吗？”我有些惊讶地问道，因为他面带微笑站在我面前，瞪大眼睛看着我，却一言不发。
“那还用说，节日嘛……”他咕哝了一句，随即意识到，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便丢下我，急忙到伙房去了。
我要顺便指出，此后我和他也根本没有交往，直至我离开监狱，彼此之间几乎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
伙房里在几个熊熊燃烧的火炉旁是一片忙乱、碰撞和人挤人的景象。人人都在照料着自己的食物；几个厨娘开始准备公共伙食了，因为这一天午饭的时间要提前。不过还没有人开始吃东西，尽管有些人很想吃了，却在众人面前保持着礼节。大伙儿在等候神父，他来了才能开斋。这时天还没有大亮，监狱的大门外已响起了上等兵叫人的声音：“厨师！”这叫声差不多一刻也不停，而且几乎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呼唤厨师，是要他们去领取从城里各处送到监狱来的施舍。送来的是大量面包、烤饼、馅饼、奶渣饼、发面煎饼以及其他用牛奶、奶油、鸡蛋和面粉烘烤的食品。我想，整个城市没有哪一位商人和市民的家庭主妇没有送来自己的面包，向“不幸的”囚犯们祝贺伟大的节日。有丰盛的施舍——用牛奶、奶油、鸡蛋和精白面粉烘烤的食品，而且数量很大。也有很贫乏的施舍——一个廉价的小面包圈，两个稍微抹上点酸奶油的黑奶渣饼：这是穷人给穷人的礼物，他已倾其所有了。这一切人们都同样感激地接受了，不分是什么礼物，馈赠者是谁。囚犯们接受施舍时脱帽鞠躬，致以节日的祝贺，并把施舍的东西送到伙房去。等到施舍的面包堆积了几大堆的时候，便把各牢房的室长叫来，他们再按牢房公平分配。没有争吵，没有叫骂；事情办得又诚实又公平。我们牢房分到的东西就在我们之间平分；由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另一名囚犯分给大家；他俩亲手分，亲手发给每个人。没有一点异议，没有人争多论少；大家都很满意；甚至不可能怀疑，谁会隐藏什么或分配不公。在伙房忙完自己的事情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开始穿衣服了，他穿得十分得体而庄重，没有一个小领钩是没有扣好的，穿好衣服，立即正式开始祈祷。他祈祷了很长时间。已经有很多囚犯在祈祷了，大多是中年人。年轻人祈祷的不多：也许有谁站起来时画个十字，即使在节日里也是如此。阿基姆·阿基梅奇祈祷后来到我面前，略显庄重地向我祝贺圣诞节。我当即请他喝茶，而他用自己的烤乳猪款待我。过了一会儿，彼得罗夫也跑来向我表示祝贺。他看来已经喝了酒，虽然气喘吁吁地跑了来，话却不多，只是有所期待地在我面前略站片刻，很快就离开我到伙房去了。这时军人牢房正在准备接待神父。这间牢房的布置与其他牢房不同：它的通铺是靠墙排列的，而不像其余的所有牢房那样排列在房间中央，因而监狱里唯有这个房间当中没有堆满杂物。想必它之所以这样布置，就是为了在必要时能让囚犯们在这里集合。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一条干净的毛巾，摆着圣像，点了长明灯。神父终于带着十字架和圣水来了。他在圣像前祈祷和唱赞美歌之后，站到了囚犯们面前，于是大家开始怀着由衷的敬畏上前亲吻十字架。然后神父走遍各个牢房，在所有的牢房里洒了圣水。在伙房里他赞扬了我们监狱的面包，其美味在城里是出了名的，囚犯们马上表示，要把两个刚出炉的新鲜面包送给他；一名残疾军人立刻奉命把面包送去。大家怀着由衷的敬畏送走了十字架，正如迎接十字架时那样。少校教官和警卫队长几乎随即骑马来到。我们都很喜欢警卫队长，甚至对他怀有敬意。他在少校教官的陪同下走遍所有的牢房，向所有的人祝贺圣诞节，还走进伙房尝了尝监狱里的菜汤，菜汤的味道非常好；为了这样的日子，几乎平均给每名囚犯在汤里放了一俄磅牛肉。此外还煮了小米饭，放了很多黄油。送走警卫队长后，少校教官下令开饭。囚犯们都竭力避开他的视线。我们不喜欢他的眼镜后面那凶恶的目光，他此刻还在用那种目光东张西望，看能不能识破骚乱，有没有罪犯落网。
开饭了。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乳猪烤得真好。可我就是无法解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少校教官走后仅仅过了五分钟，就有了非常多的醉汉，然而再过五分钟，所有的人差不多又完全清醒了。出现了很多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的人们，出现了巴拉莱卡琴。带着小提琴的小波兰人已经在找那个闲汉，他曾整天受雇于他，为他演奏欢快的舞曲。谈话声更有醉意，也更嘈杂了。不过总算吃了午饭，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全都饱餐了一顿。很多老头子和稳重的中年人立刻就睡觉去了，阿基姆·阿基梅奇也一样，看来他认为，在重大的节日里，午饭后一定要睡一觉。一个老头子是来自斯塔罗杜布的旧教徒，他打了一会儿盹，便爬上火炉，翻开自己的经书，祈祷到深夜，几乎不曾停顿过。他看到“耻辱”觉得心情沉重，他所谓的“耻辱”是指囚犯们普遍酗酒的现象。几个切尔克斯人都坐在台阶上，好奇而又有些厌恶地看着那些醉汉。努拉碰到了我，“不好，不好！”他带着虔诚的宗教徒的满腔愤慨摇着头对我说，“唉，不好！真主会生气的！”伊赛·福米奇固执而高傲地在自己的角落里点燃一支蜡烛，开始工作，想必要以此表示，他是不把节日放在眼里的。某些角落里已经摆开了赌局，他们不怕残疾军人，而为了防备士官，已安排了岗哨，其实士官自己也竭力视而不见。警卫队军官这一天只到监狱里来看了两三次。不过在他出现时醉汉都躲了起来，赌局也撤了，他自己看来也决定不去理会那些小事。这一天醉酒已经被看作小事情了。人们渐渐地放纵起来。还响起了吵闹的声音。清醒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因而自会有人来管束那些醉汉。可是那些尽情狂欢的人们已经纵酒无度了。卡津喜气洋洋。他悠然自得地在他的铺位附近溜达，他已经大胆地把私酒搬到了通铺下面，在此之前酒是藏在牢房外一个隐秘地点的雪地里，他看着那些来找他的顾客，不时诡诈地微微一笑。他本人是清醒的，滴酒未沾。他打算在节日的末尾再饮酒作乐，先要把囚犯们口袋里的钱全都搞到手。几个牢房里响起了歌声。但醉酒已渐渐地变为头晕目眩的狂热冲动，既然在唱歌，那么离痛哭流涕也就不远了。不少人带着自己的巴拉莱卡琴到处溜达，肩上披着光板皮袄，神态豪迈地拨弄着琴弦。在一个单人囚室里还组织了一支八个人的合唱队。他们在巴拉莱卡琴和吉他的伴奏下唱得非常出色。纯粹的民歌很少。我只记得一首，唱得很生动：
我，一个年轻的姑娘，
昨天出席了盛大的晚宴。
在这里我听到了这首歌曲的新版，是我过去未曾听到过的。歌的末尾增添了数行韵文：
我呀，年纪轻轻，
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
我把汤匙洗净，
将污水倒进残羹；
擦净了窗框，
再把馅饼烤得喷香。
唱的大多是这里所谓的囚徒之歌，却都是很有名的。其中有一首《往昔……》是诙谐歌曲，描述一个人从前在外面怎样快乐地过着老爷般的生活，而现在却进了监狱。歌中描写他从前享用的是“牛奶杏仁酪和香槟酒”，而如今——
给我清水煮白菜，
我也吃得津津有味。
流行中的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
前我是快乐的少年，
有自己的一份家产：
挥霍了家产，我小小年纪，
失去自由，遭到牢狱之灾……
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唱的不是“家产”，而是“工钱”，表示靠打零工积攒的钱；也唱一些凄凉的歌曲。有一首纯粹是写苦役生活的，好像也很有名：
天色放亮，
起床鼓敲响，——
室长打开牢门，
文书进来派工。
大墙外看不见我们，
在这里怎样苦度光阴；
有造物主上帝的保佑，
我们在这里也不自甘沉沦，等等。
另一首歌曲更凄凉，不过曲调非常优美，想必是一位流放犯的创作，歌词过于多愁善感，令人腻味，而且有些地方文理不通。现在我能忆起其中的如下几行：
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
生我养我的家乡；
无辜忍受煎熬
是我一生注定的宿命。
屋顶上雕鸮一声长鸣
响遍丛林，
心在呻吟，愁肠百结，
那是我无缘到达的地方。
我们这里时常有人唱这首歌，但不是合唱，而是独唱。在不干活的时候，有人会走出牢房，在台阶上坐下，陷入沉思，便以手托腮，用假嗓的高音曼声唱起这首歌来。你听着，不免为之心碎。我们这里是有美妙的歌喉的。
已到暮色苍茫的时候。在饮酒狂欢之中沉重地透露出忧伤、郁闷和昏昏沉沉的醉意。一个在一小时前欢笑的人，已经由于饮酒过量而在那里放声大哭。另一些人已经打了两次架了。还有一些人面色苍白、脚步踉跄，在牢房里晃来晃去、惹是生非。酒后不爱惹事的那些人，在徒劳地寻找朋友，要在他们面前倾诉衷肠、含泪发泄他酒后内心的苦涩。这些可怜的人们本想尽情作乐，愉快地度过这个伟大的节日——可是天哪！差不多对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都是多么痛苦而悲伤的日子啊！每一个人在送别这一天的时候，都仿佛有一种大失所望的心情。彼得罗夫又到我这里来了两次。这一天他喝的酒很少，几乎毫无醉意。然而他到最后一刻还在期待着某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种非同寻常的喜气洋洋、欢天喜地的事情。这一点尽管他嘴上不说，从他的眼神里却看得出来。他不知疲倦地往来于各个牢房之间。可是，除了酗酒，除了醉汉的无理取闹和醉意蒙眬的酒徒之外，没有发生也没有碰到过任何特别的事情。西罗特金也穿着崭新的红衬衫在各个牢房游荡，又漂亮又整洁，也是安详而天真地仿佛有所期待。牢房里渐渐地变得丑恶而令人厌烦了。当然，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可是不知怎么我却满怀忧伤，怜悯他们所有的人，置身于他们之间我感到窒息、沉痛。瞧，那里有两个囚犯在争论，该谁请客。显然，他们已争论了很久，而且在此之前甚至还争吵过。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好像对另一个久已怀恨在心。他在抱怨，费劲地转动着舌头，竭力想证明，对方对他是不公道的：曾经卖了一件短皮袄，有些钱被吞没了，这是去年谢肉节期间的事。此外还有别的什么……提出指责的人是一个高大强健的小伙子，不蠢，也很温和，不过一旦喝醉了，就会缠着与人攀交情诉苦衷。他即使骂人、抱怨，也似乎是为了以后与对方更亲密地和睦相处。另一个——健壮、敦实、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为人狡诈而工于心计。他也许比自己的同伴喝了更多的酒，但只是微有醉意。他很有个性，是出名的富翁，可是不知怎么，他现在宁可不去刺激自己的这个感情冲动的朋友，于是把他带到酒贩子那里；朋友硬说，他理当给他上酒，“如果你是正派人的话。”
酒贩子对顾客怀有敬意，而对他的那个感情冲动的朋友却有些鄙视，因为他不是花自己的钱，而是接受款待；他拿酒来斟了一杯。
“不，斯捷普卡，这是你应当做的，”性格外向的朋友眼看斟满了酒，便这样说道，“因为这是你欠我的。”
“我才不和你白费口舌呢！”斯捷普卡回答道。
“不，斯捷普卡，这就是你在瞎说了，”他一边接过酒贩子的酒杯一边说道，“因为你欠我的钱啊；没良心，你的眼睛也不是自己的，是你借来的！你下流，斯捷普卡，这是我说的；一句话，下流！”
“你哭什么呀，酒洒了！好意带你来，酒也拿来了，你就喝吧！”酒贩子对性格外向的朋友嚷道，“总不能通宵伺候你吧！”
“我不是在喝吗，你嚷什么！圣诞节快乐，斯捷潘·多罗费伊奇！”他微微颔首，礼貌地举杯转向斯捷普卡，就在半分钟前还骂他下流呢。“祝你长命百岁，不再借债度日！”他把酒干了，满意地“嘿”了一声，擦了擦嘴。“弟兄们，从前我曾多少次举杯祝酒啊，”他严肃而庄重地说，仿佛在对所有的人，而不是只对某一个人说话，“如今哪，要知道，年岁不饶人了。谢谢，斯捷潘·多罗费伊奇。”
“不客气。”
“斯捷普卡，我还是要旧事重提；除了你在我面前的表现很下流之外，我要对你说……”
“你这个醉鬼，我也有话要对你说，”忍无可忍的斯捷普卡打断了他的话，“你听着，注意我的每句话：这就给你把世界一分为二；一半归你，一半归我。你走吧，不要再让我碰到你。我受够了！”
“这么说，你是不想还钱了？”
“还要什么钱哪，你这个醉鬼？”
“嘿，在阴间你主动来还，我还不要呢！我们的钱是劳动所得，是血汗钱，是磨出老茧挣来的钱。拿了我五戈比的硬币，你会在阴间受尽煎熬。”
“见你的鬼去吧！”
“干吗赶我走啊；不能禁止我说话吧。”
“滚，滚！”
“下流的东西！”
“恶棍！”
于是又恶语相加，比请客吃酒之前吵得更凶了。
这时有两个朋友单独坐在通铺上：一个高大、健壮、胖乎乎的，一个十足的屠夫；有一张赤红的脸。他几乎要哭了，因为他动了感情。另一个——羸弱、纤细、清瘦，有一个长鼻子，鼻子上好像有什么液体在滴落，还有一双细小的猪眼睛望着地下。这是一个和蔼而有教养的人；当过文书，对自己的朋友有些高傲，这使后者心里颇为不快。他们整天在一起喝酒。
“他竟敢对我不敬！”胖乎乎的朋友叫道，用搂着文书的左手使劲摇晃着他的脑袋。对他“不敬”——意思是打了他。胖乎乎的朋友原是士官，暗中忌妒自己枯瘦的朋友，因而他俩都在对方面前炫耀着文雅的谈吐。
“可我要告诉你，你也不对……”文书武断地说，执拗地不抬起眼睛看他，傲慢地瞅着地下。
“他是对我不敬啊，你听见没有！”朋友打断了他的话，更加使劲地摇晃着自己亲爱的朋友。“我在世上如今只有你了，你听见了吗？所以我只能对你说：他竟敢对我不敬！……”
“我还是要说：这样酸溜溜的辩解，我亲爱的朋友，只能使你的聪明才智蒙羞啊！”文书文质彬彬地用尖细的嗓音反驳道，“你还是承认吧，亲爱的朋友，这样纵酒无度是由于你自己不够坚定……”
胖乎乎的朋友微微往后一闪，用一双醉醺醺的眼睛呆呆地瞪着自鸣得意的小文书，突然，他完全出人意料地挥起自己硕大的拳头，使尽全力在小文书的小脸上猛击了一拳。这一整天的友谊就此结束。亲爱的朋友失去知觉，飞快地栽到了通铺底下……
我认识的一名单人囚室的犯人这时走进了我们的牢房，这是一个极其善良而愉快的人，相当聪明，喜欢无伤大雅的玩笑，非常朴实的样子。在我入狱的第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就是他曾在伙房打听富有的庄稼汉在哪里，他声称自己是“有自尊心”的人，还和我一起喝茶来着。他年约四十，嘴唇特别厚，有一个长满粉刺的肉乎乎的大鼻子。他手里拿着巴拉莱卡琴，随意拨弄着琴弦。像随从一样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大脑袋囚犯，我至今对他的了解很少。不过，对这个人谁都不予理会。他是一个古怪、多疑，总是沉默而严肃的人；他在被服厂上班，看来他竭力要离群索居，不与任何人交往。现在他喝醉了，如影随形地追随瓦尔拉莫夫。他非常激动地跟在他身后，还挥舞双手用拳头捶着墙壁、通铺，甚至忍不住要哭了。瓦尔拉莫夫对他好像丝毫不予理会，就像身边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从前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他们在职业和性格方面都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他们属于不同类别，关在不同的牢房里。这个身材矮小的囚犯名叫布尔金。
瓦尔拉莫夫看到我，咧嘴笑了。我坐在自己铺位上靠近火炉的地方。他停在我对面稍远处，略一思忖，身子晃了晃便脚步踉跄地来到我跟前，他神气地昂首侧身，轻抚琴弦，微微踏着一只靴子，曼声唱出歌词：
圆圆的小脸，白皙的小脸，
她在歌唱，宛如一只山雀，
我的爱人；
她身穿图尔绸小连衣裙，
轻柔飘逸，宛如一片云霞，
秀色可餐。
这首歌曲看来使布尔金发狂了；他挥舞双手，转身向大家高声叫嚷：
“他老是瞎说，弟兄们，他老是在瞎说！没有一句真话，全都是瞎话！”
“老人家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瓦尔拉莫夫说，带着狡黠的笑容瞅着我的眼睛，几乎是硬要亲吻我。他有些醉了。“老人家某某……”是表示向某某致敬，在整个西伯利亚的民间都有这样的用法，哪怕对方是二十岁的年轻人。“老人家”这个词是表示尊敬、仰慕，甚至还有奉承的意思。
“怎么样，瓦尔拉莫夫，您还好吧？”
“过一天算一天呗。喜欢过节的人一大早就喝醉了；您可要原谅我啊！”瓦尔拉莫夫唱歌似的略微拖长声调说道。
“老是瞎说，他又老是瞎说了！”布尔金感到绝望似的拍着铺板，叫了起来。可是瓦尔拉莫夫好像保证过似的，对他就是丝毫不予理会，这样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因为布尔金从大清早起便无缘无故地缠着瓦尔拉莫夫，就因为他觉得，瓦尔拉莫夫“老是在瞎说”。他如影随形地到处跟着他，纠缠他的每一句话，他使劲敲击墙壁和铺板，破损的双手几乎要出血了，他很痛苦，看来就是因为确信瓦尔拉莫夫“老是在瞎说”而感到痛苦！如果他有头发，想必会悲痛得把头发都扯光了。他好像承担了义务，要对瓦尔拉莫夫的行为负责，好像瓦尔拉莫夫的一切缺点都应归咎于他。但问题恰恰在于，那一位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老是瞎说，老是瞎说，老是瞎说！他的话句句都是没影儿的！”布尔金叫道。
“这与你何干呢？”囚犯们笑着问道。
“我要告诉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本来长得可漂亮啦，女孩子们很爱我……”瓦尔拉莫夫突然无缘无故地这样说。
“瞎说！又在瞎说！”响起了布尔金的尖叫声。
囚犯们哄然大笑。
“可我在她们面前却架子十足：身穿红衬衫和平绒的灯笼裤；只管自己躺着，像一位布特尔金伯爵那样，就是说，我醉得不省人事了，总之——您还想怎样呢！”
“瞎说！”布尔金又断然说道。
“那时我有一座两层的砖房，是父亲给我的。嘿，我两年就把两层楼输掉了，只剩下没有门柱子的大门。也好，金钱就像鸽子：飞来又飞去！”
“瞎说！”布尔金更坚决地再次重申。
“这样我就在不久前从这里给我的亲戚们寄了一封泪迹斑斑的诉苦信；他们也许会给我寄点钱来。所以人们说，我这是对父母的忤逆。我是不孝之子！自从寄了那封信，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没有回音？”我笑了起来，问。
“没有，”他答道，突然自己也笑了起来，而且把鼻子越来越凑近我的脸。“我呀，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这里有一个情妇……”
“您？有情妇？”
“奥努夫里耶夫不久前就说过：‘我的是个麻子，不好看，可她有好多衣裳；你的呢，漂亮，却穷得沿街乞讨。’”
“这是真的？”
“她倒真的是个乞丐呢！”他回答道，发出了一阵无声的笑；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哄笑。确实，大伙儿都知道，他和一个女乞丐鬼混，半年一共只给了她十个戈比。
“好吧，那就这样了？”我问，终于想摆脱他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亲切地看了看我，温和地说：
“由于这个缘故，您能不能赏我半瓶伏特加呢？我呀，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今天光喝茶了，”他在收下钱的时候，伤感地补了一句，“这茶我喝得太多，胀得喘不过气来，水在肚子里就像在瓶子里一样晃荡……”
在他收钱的时候，布尔金精神上的错乱看来已达到了最后的极限。他绝望地打着手势，差点儿就要哭了。
“人们哪！”他发狂似的朝整个牢房大声叫道，“你们看看他吧！老是在瞎说！不管说什么，他老是、老是、老是在瞎说！”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囚犯们朝他嚷道，对他这样盛怒如狂感到不解，“你这个人太古怪了！”
“我不准他瞎说！”布尔金叫道，他两眼冒火，用拳头使劲擂着铺板，“我不要他瞎说！”
人们都哈哈大笑。瓦尔拉莫夫拿了钱，向我点头告别，忸怩地匆匆离开牢房，自然是找酒贩子去了。这时他好像才第一次注意到了布尔金。
“喂，我们走吧！”他停在门口对他说，真好像有什么事要用到他似的。“废物！”他又鄙夷地加了一句，一边让伤心的布尔金走到自己前头，于是又开始拨弄着巴拉莱卡琴……
何必写这种乌烟瘴气的事情啊！这令人窒息的一天终于结束。囚犯们心情沉重地在通铺上渐渐入睡。他们的梦呓和胡话比其他夜晚更多。有些地方还有人在秘密聚赌。期盼了很久的节日过去了。明天又是平常的日子，又要出去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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