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果敢的人很难说清楚；在监狱里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果敢的人是很少的。从外表看，也许就是可怕的人吧；考虑到人们对某个人的描述，你甚至会躲开他。起初，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甚至使我回避这些人。后来我甚至对最可怕的杀人凶手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的人并没有杀过人，却比一个身负六条命案而入狱的人更加可怕。对有些罪行甚至很难形成最初步的概念：这些犯罪行为有太多奇怪的地方。因此我才说，在我国的普通民众之中，有些凶杀案的发生，是由于令人非常讶异的原因。例如，有这样一种杀人凶手，而且是很常见的：这个人平静而温顺地生活着。命途多舛，他默默地忍受。姑且假定，这是一个农民、家仆、小市民或士兵。他有什么事突然搞砸了；一时失控，一刀捅了自己的仇敌和压迫者。从此就出现了令人奇怪的事情：这个人有一个时期突然失去了分寸感。他杀死的第一个人是压迫者、仇敌；虽然这也是犯罪，然而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事出有因；可是后来他连并非仇敌的人也杀，遇到随便什么人都杀，为取乐、为一句粗话、为一个眼神、为凑成双数而杀人，或者干脆：“从路上滚开，别让我碰到，我来了！”他仿佛喝醉了，仿佛在说胡话。仿佛一旦越过他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就开始自我欣赏，在他的心目中已无神圣可言了；仿佛在撺掇他一下子越过一切法度和权威，享受放荡不羁的无限的自由，享受那种由于恐惧而心跳停止的感觉，他是不可能不对自己怀有这样的恐惧的。而且他也知道，可怕的极刑在等着他。这一切也许很像如下的心情，一个人从高塔上缓缓地走向脚下的深谷，这样终究会恨不得头朝下纵身一跃：快些吧，一了百了！这一切甚至会发生在向来极其温顺而平常的人身上。其中有些人在这种醉意蒙眬之中甚至会炫耀自己。他从前越是窝囊，现在就越是强烈地想炫耀一番，使人恐惧。他欣赏这种恐惧，喜欢他在别人身上所激起的厌恶感。他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而这个“无所畏惧”的人有时自己在盼着惩罚快些到来，盼着被人干掉，因为他自己终于觉得，这假装的无所畏惧是不可承受之重。奇怪的是，这种情绪，这种装模作样会一直持续到走上断头台，然后突然中断：仿佛这确实就是正式的期限，是由一定规则预先确定的。这时他突然屈服了，畏缩了，变成了窝囊废。在断头台上痛哭流涕，请求人们的宽恕。他进了监狱，再看看他吧：那么一个淌口水、流鼻涕、甚至吓得发呆的人，不禁感到惊讶：“难道这就是那个身负五六条命案的杀人凶手？”
当然，有些人在监狱里也不是很快就屈服了。还是保持着一股傲气、一种浮夸的习气。瞧，他仿佛在说，我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人：我是“有六条命案”的。不过最后还是屈服了。只是偶尔为了聊以自慰而回忆自己豪迈的气魄、自己的纵酒狂欢，这是他在“无所畏惧”时期的生平仅有的一次，而且他很高兴能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傲气十足地在他面前摆摆架子，吹嘘一番，讲讲自己的英勇事迹，但决不露出一点迹象，表明是他自己忍不住要表白。他仿佛在说，瞧，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是多么巧妙地保持着出于虚荣心的谨慎态度啊，而在讲故事的时候，有时竟显得那么懒洋洋地漫不经心！讲故事的那腔调、那每一个字眼都表现了多么纯熟的浮夸习气啊。这些人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在最初的这些日子里，有一天在漫长的夜晚我无聊而烦闷地躺在通铺上，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由于缺乏经验，我以为讲述者是一个可怕的大恶棍，是闻所未闻的有铁一般坚强性格的人，于是就在这时我几乎要取笑彼得罗夫了。故事讲的是，他，卢奇卡·库兹米奇，不为什么，只因为自己一时兴起，就打死了一个少校。这个卢奇卡·库兹米奇就是我们牢房的那个矮小、干瘦、长着一个尖鼻子的年纪轻轻的囚犯，一个一撮毛，我在前面曾提到过他。其实他是俄罗斯人，只不过是生在南方，好像是家仆出身。他身上确实有一种锋利、傲慢的东西：“鸟儿虽小，爪子却很尖利。”但囚犯们具有识破人的本能，尊敬他的人很少，或者如监狱里所说，“人们对他是很缺乏敬意的。”他非常爱面子。这天晚上他坐在通铺上缝衬衫。他有缝衣服的手艺。在他身旁坐着一个脑筋迟钝的小伙子，但又憨厚又亲切，身材高大结实，他的铺位和他相邻，这个囚犯名叫科贝林。卢奇卡时常和他这个邻人争吵，而且总是对他抱着傲慢、嘲笑甚至专横的态度，科贝林由于生性憨厚，不大在意。他在编织羊毛袜子，心平气和地听卢奇卡讲故事。后者讲得相当响亮而清晰。他想让所有的人都听他讲，恰恰相反，却又竭力装出一副样子，好像是在讲给科贝林一个人听。
“老弟，我是从我们那个地方被流放到Ч城的，”他说，一面做针线活儿，“罪名就是流浪。”
“这是在什么时候，是很久以前吧？”科贝林问。
“这不，豌豆成熟了，又是一年。嘿，来到K城以后，我被暂时关在那里的监狱。我一看，和我关在一起的有十二个人，全是一撮毛，高大、健康、壮得像公牛，却都那么驯服：伙食很差，他们的少校大人可以随意摆布他们。我待了一天又一天；我看出来了：这些人都是胆小鬼。你们这是怎么了，”我说，“对这么个傻瓜也忍气吞声？”
“那你就自己去跟他谈谈吧”他们甚至讥笑我呢。我一声不吭。
“弟兄们，当时有一个一撮毛实在是太可笑了，”他突然撇开科贝林，又转向大家说道，“他告诉我，法庭判了他死刑，于是他跟法官理论，而自己不禁失声痛哭；他说他要撇下孩子们，撇下老婆了。自己却是个白发苍苍、身体壮实的大男人。他说，我恳求法官：不行哪！可这个狗崽子，老是在写呀写。哼，法官死了才好，我就有指望了！而他老是在写呀写，没完没了！……我可就人头落地啦！"瓦夏，把线拿来；监狱里的线都是烂线。”
“这是市场上买来的。”瓦夏把线递给他说。
“我们缝纫车间的线更好。阿纳梅德尼西·涅瓦利特被派去拿线，他是找哪个下贱女人拿线的呢？”卢奇卡接着说，一面迎着亮光穿线。
“是找他相好的，当然。”
“当然，是找他相好的。”
“那个少校呢，到底怎么了？”被冷落在一旁的科贝林问道。
卢奇卡就等着他问呢。不过他没有马上就接着讲自己的故事，甚至对科贝林似乎不屑一顾。他安详地把线捋顺，安详地、懒洋洋地把两条腿盘在身下，这才讲了起来：“我终于把我的那些一撮毛鼓动起来了，他们要求少校接见。早上我就向旁边的人要来一把刀，藏了起来，以防万一。少校气得发疯。他骑马赶来了。喂，我说，别怕，一撮毛们！可他们已经吓得魂不附体；直打哆嗦。少校跑进来了；醉醺醺的。谁在这里！在这里要干什么！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
“一听他说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我就跨上一步，”卢奇卡接着说道，“刀就藏在我的袖筒里。”
“我说，不，阁下，"自己却渐渐地逼近他，不，这怎么可能呢，阁下，"我说，您是我们的沙皇和上帝？"”
“啊，原来是你，原来是你？"少校叫道，你造反！"”
“不，"我说（我越来越逼近他了），不，"我说，阁下，想必您自己也知道，我们万能的无所不在的上帝是唯一的，"我说，我们的沙皇也是唯一的，上帝亲自让他来统治全国臣民。阁下，"我说，他是一国的君主。而您，阁下，"我说，还只是一名少校——我们的长官，阁下，"我说，这是皇上开恩，"我说，也是靠您自己的功劳"。”
“什么……什么……什么！"他一个劲地连声叫道，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话来了。他是太吃惊了。”
“是的，就是这样，"我说；突然向他猛扑过去，把刀子整个儿地捅进了他的肚子。干净利落。他滚倒在地，只是蹬了几下腿。我把刀一扔。”
“学着点儿吧，"我说，一撮毛们，现在把他抬走吧！"”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段离开本题的插叙。不幸，像“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过去在很多指挥官之间是颇为流行的。不过应当承认，这样的指挥官已经不多了，也可能已经完全绝迹。还要指出一点，特别擅长并且喜欢说这种话来炫耀自己的，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指挥官。军官的军衔似乎搅乱了他们的内脏，同时也搅乱了他们的头脑。长期在重负下呻吟并走过一切服从的阶段之后，他们突然看到自己成了军官、指挥官、贵族，由于不习惯和最初的陶醉而夸大自己的权威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只是对服从于他们的下级而言。在上级面前，他们仍然竭力奉承，虽然这已经是完全不必要的了，对不少长官来说，这甚至是令人厌恶的。有些奴颜婢膝之辈甚至特别动情地急于向自己的上级指挥官表白，他们本来就是行伍出身，尽管是军官，却要“永远铭记自己的身份”。而在下级面前，他们几乎成了专制君主。当然，现在未必还有这样的人，也未必会有人高呼“我是沙皇，我也是上帝”。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对囚犯们，总之，对所有的下级来说，最能激怒他们的莫过于长官们的这种说法。这种恬然无耻的自我吹嘘，对自己可以免受惩处的地位的这种无限夸大，会激起最驯服的人的仇恨，使他忍无可忍。幸而这种情况几乎已成过去，而且即使在从前，上级也会严加追究。这方面的若干事例我也是有所了解的。
何况一般而论，对下级的任何高高在上的侮慢、挑剔都会激怒他们。有些人认为，比如说，只要囚犯们伙食好、待遇好，一切都依法办理就行了。这也是一种误解。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地位多么卑微，哪怕是本能地、下意识地，但毕竟需要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囚犯自己知道他是囚犯，为人所不齿，也知道自己在长官面前的地位；然而任何烙印、任何镣铐都不能使他忘记他是一个人。既然他是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要拿他当人待。我的上帝啊！人道的态度是能够使一个人恢复人的本性的，即使上帝的形象在他身上早已黯然失色。对这样的“不幸的人们”就最要拿他们当人待。这是他们的慰藉和快乐。我遇到过几位这样的善良而高尚的指挥官。我见到过他们对那些卑微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只要几句亲切的话语，——那些囚犯就仿佛在精神上复活了。他们像孩子一样快乐，也像孩子一样开始爱别人了。我还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囚犯们不喜欢对自己太亲昵、太过于和善的长官。他很想敬仰长官，而这时不知怎么，他却不再敬仰他了。囚犯喜欢看到他的长官，比如说，佩戴勋章、仪表堂堂、得到某位高级首长的赏识；希望他严格、端庄、公正，也善于维护自己的尊严。囚犯们更喜欢这样的长官，就是说，既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也不让他们受委屈，因而一切都高尚而又得体。
“为了这件事，大概要狠狠地抽你一顿鞭子吧？”科贝林平静地问道。
“嗯。挨鞭子嘛，老弟，倒是真的挨了鞭子。阿列伊，把剪刀递过来！怎么了，弟兄们，今儿没赌局？”
“刚才他们把钱喝光了，”瓦夏说，“要是没把钱喝得精光，那也许就赌起来了。”
“要是！说一句要是，在莫斯科也会赏你一百卢布呢。”卢奇卡责备地说道。
“卢奇卡，为了所有那些事儿，你挨了多少下呢？”科贝林又问了起来。
“亲爱的朋友，我挨了一百零五下。我要告诉你们，弟兄们，我差点儿被打死了，”卢奇卡接过话茬说道，又把科贝林撇在了一边。“这一百五十下我是这样挨的，我被带着通过全副武装的队列。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尝过鞭挞的滋味。只见人山人海，全城的人都跑来了：要惩罚的看来是一个强盗、杀人犯。这些人多么蠢哪，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季莫什卡扒了我的衣服，让我躺下，他大声叫道：挺住，我要抽啦！"——我等着，结果会怎样呢？他猛抽了一下，——我本想大声喊叫，张开了嘴，却没有叫出声来。就是说，嗓子哑了。又抽了第二下，信不信由你，我已经听不见他们是怎样数到二的了。我清醒过来，听见他们正数到十七。后来，老弟，他们把我从刑凳上抬下来四次，每次休息半小时：他们用冷水泼我。我瞪大眼睛望着那些人，心里在想：我马上就要死了……"”
“结果你没有死？”科贝林天真地问道。
卢奇卡用极度蔑视的目光打量着他；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
“蠢材，简直是！”
“脑子有毛病。”卢奇卡指出道，好像在懊恼，怎么会和这种人交谈。
“就是死脑筋。”瓦夏附和道。
卢奇卡虽然杀了六个人，可是在监狱里从来没有人怕过他，尽管他在心里也许很希望享有“可怕的人”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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