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后的第一个月，总之是入狱初期，至今还会生动地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后的狱中岁月在我的回忆中便只是隐约地闪现。有些往事仿佛模糊了，混淆在一起，只留下了一个总的印象：沉重、单调、窒息。
可是我在服苦役的初期所经历的一切，现在想起来却恍若昨日。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
清楚地记得，从跨入这种生活的第一步起，我就大为震惊，我在这里似乎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惊人、异乎寻常或不如说意料之外的情况。这一切仿佛以前也曾在我的想象中闪过，那时我在走向西伯利亚的途中竭力预测我未来的遭遇。可是不久，无数稀奇古怪的意外情况、骇人听闻的现象几乎使我每走一步都会愕然驻足。只是后来，我在狱中生活了好久，充分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的全部特殊性、难以逆料的意外性之后，我才对它越来越感到讶异。我承认，在我服苦役的漫长岁月里，这种惊讶始终伴随着我；我始终无法习惯于这种生活。
总之，我踏入监狱的最初印象，是极其恶劣的；但尽管如此，——说来也怪！——我觉得，监狱生活比我在路上所想象的要轻松得多。囚犯尽管戴着镣铐，却可以在整个监狱自由地走动、吵架、唱歌、干私活、抽烟斗甚至喝酒（尽管喝酒的人很少），每到晚上还有些人开始赌博。就说劳动吧，我觉得并不十分繁重，算不上什么苦役，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了，说这种劳动是繁重的苦役，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它艰苦而持续不断，而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的驱使之下非干不可。自由自在的庄稼汉的劳动也许多得不可比拟，有时还要夜以继日地干，夏季尤其如此；然而他是在为自己劳动，怀有一个合理的目的，因而比起被强制地从事于己无益的劳动的苦役犯来，会觉得无比的轻松。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要彻底制服、压垮一个人，要对他处以一种最可怕的刑罚，以致最可怕的杀人凶手也闻之胆寒，不敢以身试法，——那么只要使劳动具有毫无益处、毫无意义的特点即可。如果说现在的苦役对苦役犯来说是枯燥乏味的劳动，那么就劳动本身而言，它还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囚犯在制砖、松土、抹墙、盖房子；这种劳动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从事劳动的犯人有时甚至会着迷，只想干得更巧妙、更麻利、更出色。可要是强迫他，举例来说，把一只桶里的水倒进另一只桶，再倒回原来的桶里，或捣沙土，或把一个地方的土堆拉到另一个地方，再拉回来，那么我想，犯人过不了几天就会上吊自杀，或者犯下千百种罪行，但求一死，以便摆脱这种屈辱、羞惭和痛苦。不言而喻，这样的惩罚变成了一种酷刑，一种复仇，而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能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而由于任何强制性劳动都必然会具有这种酷刑、徒劳无益、屈辱和羞惭的成分，因而苦役犯的劳动比任何自由的劳动都痛苦得无可比拟，其原因恰恰在于它的强制性。
不过，我是在冬季的十二月入狱的，对夏季的劳动还一无所知，而夏季劳动的艰苦五倍于冬季。一般地说，在我们的城堡里，冬季的公益性劳动不多。囚犯们的劳动是到额尔齐斯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各个车间干活，在公家的建筑物旁扒开暴风雪吹积的雪堆，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等等。冬季白天很短，劳动很快就结束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全都早早地回到牢房，要不是偶尔干些私活，几乎就无事可做。但是干私活的犯人也许只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人便无所事事，在监狱的各个牢房里到处闲荡，吵架、互相搞阴谋诡计、挑起纠纷，要是偶尔有了点钱就酗酒；夜里聚赌，把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苦闷、无聊、无所事事。后来我才懂得，除了自由被剥夺，除了强制劳动，在苦役生活中还有一种痛苦，比其余的一切都更为强烈的痛苦。这就是：强制的群居。当然，别处也有群居生活；可是到监狱里来的某些人，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我相信，每个苦役犯都会感觉到这种痛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当然是下意识的。
我觉得，伙食也相当充足。囚犯们硬说，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军人囚犯连里也没有这样好的伙食。对此我不予置评，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再说不少人还能自己买到食物。在我们这里一磅牛肉半戈比，夏天是三戈比。不过，能自己买到食物的只是那些身边经常有钱的人。大多数苦役犯吃的是公家的伙食。不过，囚犯们在称赞自己的伙食时，讲的只是面包，确切地说，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是，面包在我们这里是敞开供应，而不是定量分配。他们怕的就是定量分配：如果按定量分配，三分之一的人就会挨饿；合伙吃大家都能吃饱。我们的面包不知怎么特别好吃，这是全城闻名的。都说这多亏监狱的炉灶砌得好。汤就很差劲了。汤是用一口大锅煮的，稍微加上一些谷粒儿，清汤寡水，尤其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汤里的大量蟑螂使我大惊失色。囚犯们对此却不予理会。
头三天我没有出去上工，新来的犯人都是这样：让他们在长途跋涉之后休息一下。可是第二天我就不得不走出牢房，因为要换一副镣铐。我的镣铐不符合规定的样式，是铁环式的，犯人们叫它“小叮当”。铁环是套在外面的。监狱里适合于劳动的正规镣铐不是由铁环，而是由四根几乎有一指粗的铁条组成，铁条之间用三个铁环联结。铁环要套在长裤里面。中间的铁环上系着一条皮带，皮带的另一头系在皮腰带上，皮腰带直接束在衬衫的外面。
我还记得牢房里的第一个早晨的情景。监狱大门旁的警卫室敲响了起床鼓，大约十分钟后警卫队士官把牢房的门打开。大家都醒了。在六支一组的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囚犯们纷纷起床，冷得直打哆嗦。大多醒来后都阴沉着脸不吭声。他们打哈欠、伸懒腰、皱着打有烙印的前额。有些人在画十字，有些人已经开始吵架了。室内的空气令人窒息。门一打开，新鲜的寒气立即涌入，一团团水汽便在牢房里飘荡。囚犯们聚集在水桶边；他们轮流拿起舀子，往嘴里倒水，再用嘴里的水洗手洗脸。水是保洁工在头一天准备好的。每个牢房按规定由大伙儿选出一名犯人在牢房里打杂，称作保洁工，不再出去干活。他的任务是保持牢房的整洁，要洗刷通铺和地板，把马桶拎进来拎出去，还要提供两桶清水：一桶是早晨用来洗脸，一桶供白天饮用。
舀子只有一个，囚犯们立刻为争夺舀子吵了起来。
“你往哪里钻，鱼脑袋！”一个脸色阴沉的高个子犯人嘟囔道，他又瘦又黑，剃得光光的半边脑袋上长着一些古怪的疙瘩，他边说边推搡着一个神情愉快、面色红润的矮墩墩的胖子：“等着！”
“嚷什么呢！在我们这里住下是要花钱的；你自己滚开吧！瞧，一座纪念雕像戳在这儿。一点儿不错，弟兄们，他是猪鼻子插葱——装象呢。”
这句俏皮话产生了一点效果：很多人都笑了。快乐的胖子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看来他是有意要在牢房里扮演一个小丑的角色。高个子囚犯以极度藐视的目光瞟了他一眼。
“一个木雕似的胖婆娘！”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瞧他，吃大牢里的白面包发胖喽！很高兴，到开斋节能产下十二只小猪崽啦。”
“那你算个什么鸟？”另一个突然面红耳赤地大声叫道。
“一点不错，就是一只鸟！”
“怎样的鸟？”
“这样的鸟。”
“这样的是怎样的？”
“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究竟是怎样的？”
两个人紧盯着对方的眼睛。胖子在等着回答，他紧握双拳，仿佛马上就要冲上去打一架。我真的以为他们要大打出手了。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所以好奇地看着。后来我才知道，所有这类场景都是没有恶意的，就像在演一场喜剧，为的是逗大家开心。几乎从来不会闹到拳脚相加的地步。这一切是相当典型的，表现了监狱里的风气。
高个子囚犯平静而庄重地站着。他意识到大家都在看着他，等着瞧，他的回答会不会让自己丢脸；他觉得一定要挺住，要证明他确实是一只鸟，而且要表现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只鸟。他以难以形容的藐视瞟着自己的对手，为了气他，还故意略微越过肩头自上而下地睨视着他，仿佛在打量他这只小甲虫，并曼声自称：
“大王！……”
这意思是说，他是鸟中之王。听众对这位囚犯的机敏不禁报以哄堂大笑。
“你是个无赖，不是什么大王！”胖子吼叫起来，他觉得自己一败涂地，简直气得要发疯了。
不过争吵双方一旦较真，大伙儿便立刻加以制止。
“嚷什么呢！”整个牢房响起一片呵斥声。
“你们最好还是打一架，免得喊破了喉咙！”屋角有人叫道。
“是呀，你别说，他们还真的会打起来！”有人接茬道，“我们这里都是一些爱惹是生非的硬汉；就是一个对七个我们也不怕……”
“这两个也真行，一个为了一磅面包进大牢，另一个简直是贪嘴的大肚子奶桶，偷吃了村妇的酸牛奶，就为这挨了一顿鞭子。”
“喂，喂，喂！都别说了。”残疾军人叫道，他是在牢房里维持秩序的，所以睡在屋角的一张单人铺上。
“快拿水来，伙计们！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醒了！涅瓦利德·彼得罗维奇，我们亲爱的老哥要用水！”
“老哥……我是你的什么老哥？一个卢布的酒也没有在一起喝过，还老哥呢！”残疾军人一边套上军大衣的袖子，一边唠叨……
准备点名了；天刚破晓；一大群人在伙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都穿着自己的短皮袄，戴着两色皮帽聚集在面包旁边，一名伙夫在为他们切面包。每个伙房有两名伙夫，都是大伙儿选出来的。切面包和肉的菜刀就由他们保管，伙房里只有这一把菜刀。
囚犯们分散在各个角落和几张桌子旁，戴着皮帽，穿着短皮袄，系上腰带，随时准备上工。有些人面前放着一木碗克瓦斯。他们把面包掰碎放进克瓦斯，小口小口地喝着。一片聒耳的嘈杂声令人难以忍受。不过有些人很知趣地在角落里小声地交谈着。
“欢迎，老人家安东内奇，你好！”一个年轻的犯人说，一边坐到掉光了牙齿，面色阴沉的犯人身边。
“哎，你好，你不是在打趣吧。”老人眼也不抬地说，用没有牙齿的牙床使劲咀嚼着面包。
“可我，安东内奇，说实话，还以为你死了呢。”
“不，你先死吧，我后死……”
我在他们身旁坐了下来。我右首有两个神情严肃的犯人在交谈，看来他们都想在对方面前摆谱。
“未必有人能偷到我的东西，”一个说，“我呀，老弟，说不定自己倒会偷点儿什么呢。”
“嘿，我的东西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呢：我是烫手的。”
“你说什么烫手啊！也不过是个歹徒罢了；我们这些人哪，连别的称呼也没有一个……她把你的钱骗光了，也不说声谢谢。老弟，我也被骗得一贫如洗了。前几天她来了。我和她到哪里去安身呢？我去求刽子手费季卡收留我们：他在城郊还有一栋房子，是从可恶的犹太人索洛蒙卡手里买下的，想不到这个人后来竟自缢而死……”
“我知道。前年他在我们那里当酒店掌柜，绰号叫格里什卡，是一家黑店。我知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是另一家黑店。”
“才不是另一家呢！你知道的真多！可我能给你举出那么多掮客……”
“你能！你是从哪里来的，而我是哪儿的人？”
“哪儿的！我还揍过你呢，我可不是吹牛，还说什么哪儿的人！”
“你揍过我！揍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揍过我的人已经埋进土里了。”
“宾杰里的黑死病！”
“让你染上西伯利亚的炭疽才好！”
“让土耳其人的马刀跟你说话！……”
于是破口大骂。
“喂，喂，喂！干吗乱嚷嚷呀！”周围的人们叫道，“自由自在的日子不会过；要闹到这里来吃白面包才快活……”
立刻都安静下来了。骂人、打嘴仗是可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伙儿的乐趣。不过，打架几乎从来就是不容许的，除非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真的会打起来。打架的情况是要向上校报告的，于是开始调查，上校亲临——总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打架是不允许的。而且谩骂的双方多半也是为了找乐子，练嘴皮子。他们往往还自欺欺人，显得盛怒如狂……你以为他们马上就要扑向对方了；没有的事，走到某一点便会各自散开。这些情形最初使我非常惊讶。我在这里是故意举例说明，苦役犯最习以为常的谈话。我起初无法想象，怎么能为了逗乐而吵架，而且在吵架中寻找乐趣、从事心爱的练习并得到快乐呢？不过，虚荣心也不能忽略。雄辩的谩骂者是受人尊敬的。只不过对他不像对演员那样鼓掌而已。
昨天傍晚我就注意到了，人们在对我侧目而视。
我已经有好几次捕捉到了向我投来的阴森的目光。相反，有些囚犯在我身旁走来走去，猜想我身上是带着钱的。他们马上就向我献殷勤：开始教我怎样戴新的镣铐；为我搞来一个带锁的小木箱，以便收藏已经发给我的公家物品和我带进牢房的几件换洗衣裳，当然，小木箱是要付钱的。第二天他们就偷了我的那几件衣裳，拿去换酒喝。其中一个后来成了对我最忠实的人，不过只要有下手的机会，还是不断地盗窃我的财物。他这么干一点也不害臊，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是在尽义务似的，简直不可能生他的气。
顺便说一下，他们怂恿我说，我应该自备茶水，不妨添置一把茶壶，他们临时为我借来别人的茶壶，还向我推荐了一名伙夫，如果我想吃小灶和购买食品的话，一个月给伙夫三十戈比，他就可以为我烹调任何菜肴……不言而喻，他们都向我借了钱，而且就在当天每个人都来向我借了两三回钱。
在服苦役的地方，人们总是以阴沉而冷淡的目光看着曾经的贵族。
尽管他们已经被褫夺一切公权，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犯人们却从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伙伴。这甚至不是出于有意识的偏见，而完全是下意识的真情流露。他们真诚地承认我们是贵族，尽管他们很喜欢拿我们的败落来打趣。
“不，现在完了！在这儿待着吧！彼得在莫斯科曾经是风光无限啊，如今彼得在搓绳子啦。”这样的风凉话层出不穷。
他们对我们的苦难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他们面前我们竭力不流露自己的痛苦。我们在劳动初期特别难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力气，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最难的事莫过于博得人们（尤其是这样的一些人）的信任和友爱。
有些服苦役的人原是贵族。首先是五个波兰人。以后我还要专门谈到他们。苦役犯非常讨厌波兰人，更甚于对那些被流放的俄罗斯贵族。波兰人（我讲的只是政治犯）对他们保持着一种带有侮辱性的彬彬有礼而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在囚犯们面前怎么也掩饰不住对他们的厌恶，对方了然于心，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在牢房里度过将近两年之久，才赢得了某些苦役犯的好感。不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后来都喜欢我了，承认我是一个“好人”。
俄罗斯贵族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一个是卑贱下流的家伙，极端堕落，专干暗探和告密的勾当。我在入狱前就听说过他，从最初几天就与他断绝了一切关系。另一个就是我在手记里提到过的那个弑父凶手。第三个是阿基姆·阿基梅奇；我很少见到阿基姆·阿基梅奇这样的怪人。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是瘦高个儿，生性愚钝，文化水平极低，非常爱发议论，办事像德国人那样一丝不苟。苦役犯都嘲笑他。不过，由于他那爱吹毛求疵的怪脾气，有些人甚至怕和他沾边儿。他从一开始就对他们很随便，时常和他们吵嘴甚至打架。他的正直是罕有的。一发现不公道的现象，便立刻干预，哪怕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是太天真了。例如他和犯人们争吵，有时竟责备他们做过小偷，还严肃地规劝他们不要偷窃。他曾在高加索服役，是一名准尉。我和他从第一天起就很投缘，他当即对我讲起了自己的案情。在高加索他从步兵团的一名士官干起，长期干着苦差事，最后升为军官，被派往一个防御工事担任指挥官。邻近的一个归顺的部落头领纵火焚烧他的堡垒，向它发动夜袭；夜袭被挫败。阿基姆·阿基梅奇使了个诡计，他知道谁是罪犯，却丝毫不露声色。案子被归罪于不肯归顺的那些人，一个月后，阿基姆·阿基梅奇友好地邀请那个头领到家里来做客。他毫无戒心地来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整顿队伍；对那个头领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谴责；并向他说明，焚烧堡垒是可耻的。随即对他详加训诫，告诉这个归顺的头领今后该如何行事，最后枪毙了他，并立即向长官作了详尽的报告。他因此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但从轻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属第二类苦役犯，要在城堡里服刑十二年。他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对我说，在枪毙那个头领之前他就知道这是错误的，他知道，对归顺者要依法审判；可是尽管他知道这一点，却似乎怎么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错在哪里，他说：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他是不是烧了我的堡垒？怎么，为此我还要向他鞠躬致谢不成！”他这样说，作为对我的不同意见的回答。
不过，尽管囚犯们时常嘲笑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傻气，对他的一丝不苟和心灵手巧毕竟是怀有敬意的。
没有一种手艺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不会的。他是细木工、靴匠、修鞋匠、油漆粉刷工、镀金工、钳工，而且这都是在服苦役的时候学会的。他干什么都是无师自通：看上一眼就会做。他还制作各种小箱子、小篮子、小灯笼、儿童的小玩具，拿到城里去卖。这样一来，他就有钱了。于是立刻用来买了一些多余的内衣，一个比较柔软的枕头，还添置了一个折叠式的床垫。他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走出监狱上工之前，囚犯们要在警卫室前面排成两列；他们的前面和后面都排列着荷枪实弹的押送兵。在场的还有一个工程技术军官、一个专业军官助理以及负责监工的几名下级军衔的工程技术人员。军官助理清点人数，把他们分批派往需要的地方去干活。
我和一些人被派往工程技术工厂。这是大院子里的一座低矮的石头建筑物，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这里有锻造车间、钳工车间、细木工车间、油漆车间等等。阿基姆·阿基梅奇就是到这里来上工，他在油漆车间劳动，熬制阿利芙油、调配各色油漆并打造精美的桌子和其他家具。
我在等候重新钉上镣铐的时候，与阿基姆·阿基梅奇畅谈我在监狱里的最初印象。
“是呀，先生，他们不喜欢贵族，”他说，“尤其是贵族政治犯，恨不得把他们吃了；这不难理解啊，先生。首先，你们和民众不一样，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其次，他们从前都是地主的农奴或出身行伍。您想想，他们能喜欢你们吗，先生？我告诉您吧，在这里生活是很艰难的。而在俄罗斯的军人囚犯连里就更艰难了，先生。我们这里就有从那里来的人，对我们的监狱简直赞不绝口，仿佛从地狱来到了天堂。问题不在于劳役啊，先生。据说，在第一类犯人那里，长官不是清一色的军人，至少他们的办事方式与我们这里是不同的啊，先生。据说，那里的流放犯可以住在自己的小屋里。我没有到过那里，不过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先生。在那里是不剃发、不穿囚衣的，先生；不过，我们这里剃发、穿囚衣倒也好；毕竟显得整齐些，看着也更像样一些，先生。可他们呀，却不喜欢这样。您就看看吧，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哪，先生！一个是世袭兵，第二个是切尔克斯人，第三个是分裂派教徒，第四个是信奉东正教的庄稼汉，他把家庭、可爱的儿女都扔在家乡了，第五个是犹太人，第六个是吉卜赛人，第七个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在一起生活，互相适应，用一个碗吃饭，睡同一张通铺。再说个人的自由吧：想多吃一块面包也只能偷偷地吃，一文钱也要藏在靴筒里，放眼望去除了牢房还是牢房……不知不觉就会胡思乱想。”
不过这些都是我已经知道的。我特别想问问我们少校的情况。阿基姆·阿基梅奇没有隐瞒什么，我记得，给我留下的是不太愉快的印象。
可是我注定还要在他的管制下生活两年。关于他，阿基姆·阿基梅奇对我所讲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在现实中的印象总是比听听故事的印象更强烈。这个人之所以可怕，正因为这样的人成了管理二百个人的首长，而且他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其本身而言，他只是一个不遵守制度、生性凶恶的人，如此而已。他把囚犯看作自己的天敌，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也是他的主要错误。他确实是有些能力的；然而一切，即使是好的方面，在他的身上也表现得那样乖戾。恣意妄为而又生性凶恶的他有时甚至在深夜闯入牢房，要是他发现某个囚犯向左面侧卧或仰卧，第二天早晨就会加以惩罚，他会说：“你要向右面侧卧，这是我的命令。”监狱里的人全都恨他，像害怕黑死病一样怕他。他面色赤红，一脸凶相。人人都知道，他完全受自己的勤务兵费季卡的摆布，他最爱的是自己的一条卷毛狗特列佐卡，特列佐卡生病的时候，他悲痛得几乎发疯。据说，他为这条狗放声大哭，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他赶走了一名兽医，像往常一样，几乎跟他打了起来，后来听费季卡说，监狱里有一名囚犯，是自学成才的兽医，医术非常高明，于是立刻把他请了去。
“救救它吧！我会重金酬谢您的，一定要治好特列佐卡的病呀！”他对那名囚犯大声说道。
他是西伯利亚的一个庄稼汉，狡猾、聪明，的确是个很高明的兽医，可他是个道地的乡巴佬，胆小怕事。
“我看着特列佐卡，”他后来对囚犯们说，不过这是在他造访少校很久以后了，人们都忘记了这回事儿，“我一看：那条公狗躺在长沙发上，枕着雪白的枕头；我看出来了，是炎症，要放血，狗是能治好的，我说的可是实话啊！可我心里暗想：‘万一治不好，它就会死，那怎么办？’于是我说：‘不，阁下，我来晚了；要是昨天或前天来，这个时候狗已经痊愈了；可是现在我无能为力，治不好了……’”
特列佐卡就这么死了。
人们对我详细地说过，有人曾想杀死这个少校。监狱里有过一名囚犯。他在我们这里待了好几年，以举止谦和著称。人们还注意到，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谈过话。所以人们以为他是疯修士一类的人物。他有文化，最近一年经常读《圣经》，日日夜夜地读。等大家都睡着了，他半夜起来，点燃教堂用的蜡烛，爬上高大的俄式火炉，翻开书，一直读到天亮。一天他去见士官，声称不想去干活了。少校得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亲自骑马赶来。那个囚犯抓起预先准备好的砖头向他扑了过去，但是砸偏了。他被逮捕、审讯并受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三天后他死在医院。临终时他说，他对谁也没有恶意，只是想受点儿磨难。不过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分裂教派。在监狱里人们是怀着敬意回忆他的。
终于给我重新钉上了镣铐。这时卖面包的女小贩一个接着一个来到工厂。有些是很小的女孩。成年之前她们通常是带着面包来的；她们把妈妈烤好的面包拿来卖。成年后她们还是来，不过不带面包了；几乎历来如此。这时来的并不都是女孩。面包卖半戈比一个，犯人们几乎把面包全都买了下来。
我注意到一个囚犯，他是一名钳工，头发已经花白，但面色红润，在与卖面包的女人们调笑。在她们到来之前，他刚好把一条鲜红的手帕围在脖子上。一个满脸麻子的胖妇人把自己用来盛面包的大木盘搁在他的钳工台上。他俩交谈起来。
“昨天您怎么没来呀？”囚犯面带得意的微笑问道。
“哼！我来过，还有人叫您米季卡来着。”泼辣的胖妇人回答道。
“我们被叫去干活了，要不，我们准会待在那里……前天你们的人都来找过我。”
“都是谁呀？”
“玛丽亚什卡来过，哈夫罗什卡来过，切孔达来过，两文钱来过……”
“这是什么事啊？”我问阿基姆·阿基梅奇，“难道……？”
“这种事是有的，先生。”他稳重地垂下眼睛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不错，这种事是有的，不过很少发生，而且困难重重。总的说来，更多的人，比如说，宁可好酒贪杯，也不贪图这种事，尽管在强制性的生活中会感到本能的压抑。要接触女人是很难的。必须选择时间、地点，讲好条件，约会，寻找幽会的环境，这是特别困难的，要得到押送兵的默许就更难了，还总是要大把花钱——这是相对而言。但我后来还是偶然地见证了男女勾搭的场景。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额尔齐斯河边一个板棚里把焙烧炉生得很旺；押送兵都很好说话。被囚犯们叫作“提台词”的两个女人终于来了。
“喂，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大概是在兹维尔科夫家里吧？”她们来找的那个囚犯迎上去说，他早就在等候她们了。
“我磨蹭了？刚才一只喜鹊在木橛子上蹲了一会儿，比我待在他家里的时间还长些呢。”姑娘愉快地回答道。
这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姑娘。她就是切孔达。和她一起来的是小铜币，这一个更是无法形容。
“好久不见了，”那个色鬼接着对小铜币说，“您怎么好像瘦了？”
“也许吧。从前我可胖多啦，现在瘦得像根针了。”
“老是在陪大兵吧，您哪？”
“不，这可是那些坏蛋对您造的谣；不过，也不错呀，您说呢？尽管骨瘦如柴，可见到兵哥哥就是爱！”
“您甩了他们，爱我们吧；我们有钱哪……”
为了补充这幅画面，请想象一下那个剃光半边脑袋、戴着镣铐、身穿条纹囚服并且在押送兵的监视之下的色鬼吧。
我知道我可以回监狱了，便向阿基姆·阿基梅奇告别，在一名士兵的押送下回去了。人们已经渐渐地聚拢在一起。最先回去的是按工作量劳动的那些人。使囚犯热心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规定工作量。有时规定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完成定量的速度仍然比被迫工作到敲午饭鼓时要快一倍。完成工作量之后，囚犯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去，谁也不会来阻拦他了。
午饭不是同时在一起吃，而是先到先吃；何况伙房一下子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尝了尝菜汤，可是因为不合口味难以下咽，便给自己沏了茶。我们在桌子的一端坐了下来。和我在一起的那位难友和我一样，也是贵族出身。
囚犯们不停地来来去去。不过地方显得很宽敞，人还没有到齐。有五个人结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伙夫给他们上了两碗汤，又摆上满满一钵子煎鱼。他们在庆祝什么，吃的是自备餐。他们乜斜着眼睛看了看我们。一个波兰人进来了，与我们并排坐在一起。
“我不在这里，却什么都知道！”一个高个子囚犯走进伙房，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大声说道。
他大约五十岁，肌肉发达，身材干瘦。脸上有一种狡黠而又愉快的表情。他脸上特别显眼的是耷拉着的厚厚的下嘴唇，这嘴唇使他的脸显得非常滑稽。
“嘿，夜里睡得真香！怎么不打招呼呢？大家都是库尔斯克人哪！”他添了一句，在吃自备午餐的人们身边坐了下来，“祝你们好胃口！款待客人吧。”
“兄弟，我们可不是库尔斯克人。”
“那么是坦波夫人了？”
“也不是坦波夫人。在我们这里，兄弟，你什么也得不到。去找有钱的庄稼汉吧，到那里去要。”
“弟兄们，今天我的肚皮贴着脊梁骨啦；他在哪里呢，那个有钱的庄稼汉？”
“卡津就是有钱的庄稼汉；你找他去吧。”
“今天，弟兄们，卡津在饮酒作乐，他又狂饮无度了，会把钱喝得精光的。”
“二十个卢布还是有的，”另一个人说，“贩私酒是赚钱的买卖啊，弟兄们。”
“怎么，你们不愿款待客人？好吧，那就只好喝公家的菜汤了。”
“你去要茶喝呀。瞧，老爷们正喝着呢。”
“什么老爷，这里没有老爷；现在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了。”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囚犯阴沉着脸说。在此之前他还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茶倒是想喝，就是不好意思去要：咱们可是有自尊心的人呢。”长着厚嘴唇的囚犯说，和善地望着我们。
“您要是愿意，我请您喝，”我邀请那个囚犯说，“好吗？”
“好吗？那怎么不好！”他来到了桌子跟前。
“瞧，在家里用草鞋盛菜汤喝，在这里能尝到茶的滋味了；他要喝老爷的饮料呢。”那个脸色阴沉的囚犯说。
“这里难道就没有人喝茶？”我问他，他却不屑于回答。
“这不，有人带着面包来了。您就再赏他一个面包吧！”
有人把面包拿了进来。一个年轻的囚犯带着一大串面包圈在监狱里叫卖。面包的女主人答应把第十个面包让给他；他就指望着那个面包了！
“卖面包，卖面包！”他走进伙房叫道，“莫斯科的热乎乎的面包！我自己倒想吃呢，可是要钱哪。喂，弟兄们，只剩最后一个面包了：谁的母亲来了？”
他这样以母爱作号召，逗得大伙儿都笑了，于是人们买了他的几个面包。
“怎么办啊，弟兄们，”他说，“卡津这样闹下去是要倒大霉的！真的！这时候还在酗酒胡闹。万一八只眼来了怎么办。”
“会把他藏起来的。怎么，醉得厉害吗？”
“醉得一塌糊涂！凶得要命，到处找茬儿。”
“嘿，这样闹会打起来的……”
“他们说的是谁？”我问和我并排坐着的那个波兰人。
“一名囚犯，名叫卡津。他在这里做贩卖私酒的生意。赚了钱就拿去喝酒。他又残忍又凶恶；不过清醒的时候挺安静；喝醉了就原形毕露；会拿刀子伤人的。这时非要把他制服不可。”
“怎么制服？”
“十来个囚犯一拥而上，狠狠地揍他，直到他完全失去知觉，就是说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撂在通铺上，再盖上一件短皮袄。”
“这样打不是会出人命吗？”
“要是别人就被打死了，可他没事。他力大无穷，在监狱里无人能比，而且体格极其强壮。第二天早晨他就安然无恙地起床了。”
“请您对我说说吧，”我继续追问波兰人，“他们这些人也在吃自备餐，而我在喝茶。可他们看着，仿佛在忌妒我喝茶。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因为茶，”波兰人回答道，“他们恨您，因为您是贵族，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其中有好多人想找您的茬儿。他们很想侮辱您、贬损您。您在这里还会见到很多令人恼火的事情。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的处境是可怕的。我们的处境在各方面都比别人更加恶劣。要适应这一切，就要学会无动于衷。您还会一再地遇到烦心的事情，因为茶和自备餐而挨骂，尽管这里有很多人时常在吃自备的食品，有些人还经常喝茶。他们可以，然而您却不可以。”
说完这些，他站起来离桌而去。几分钟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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