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我来说，法官这个职业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我的奶奶曾经是名人民法官，印象中，她永远是一身蓝色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理直气壮。奶奶的原则性很强，很多时候，她的脸上就刻着“不可侵犯”四个字。在她60多岁时，还保持着每天早上起来诵读法条的习惯。
小时候，我曾去过奶奶的法庭，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房间，木质的旧椅子，有些小喧闹。我读了法学专业，在奶奶看来，是继承了她的衣钵。我也曾经想象过成为一名法官，但我想象中的画面，大多是外国电影和港剧里的法官角色。而我第一次正式参观法庭，是在大学，老师带我们去旁听法院的庭审。
那是位于北京的朝阳法院，方方正正的大楼和高悬的国徽让我感觉肃穆威严，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法庭给我的最初感觉，并不像是个打官司的地方，更像个神坛，而其中最显目的就是法官。每次在法庭里，我都会有种错觉，认为法官们的身躯都异常庞大，他们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许多。我猜那是椅子的缘故，或者是法袍的缘故。
大学毕业后，决定选择法官职业的同学都报考了研究生。我不想再读书，便开始工作。我很难在学生时代把那些准备做法官的同学们，和这份职业联系在一起，对很多法学学生而言，法官太神圣了。
我的法官朋友们，大多是女生。她（他）们并没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躯，彼此也并不相似，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也常常脑子不清楚，有时候辩论起来，说话总是没逻辑。
有时候，我会询问她们一些热门法律问题，比如某个法律修正案什么时候出台？她们一脸怒气：“这我上哪儿知道？”我拿报纸上的热门案例请教她们，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也不清楚啊，知道的和你一样。”但我们一聊起某个离婚八卦，她们分析起财产分割和抚养权总是头头是道。
法官朋友们总是很穷。起初我不相信，因为她们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单位负责，根本没有花钱的时间和地方。法官朋友们总是在加班，晚上在加班，周末也在加班，她们好像比任何职业都忙。
每次聚会，她们总会鸡毛蒜皮地讲一些琐事，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用法言法语的表达方式，让人一头雾水。当我身边的法官朋友越来越多时，我觉得这真是个怨气很重的职业。她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似乎每个人都干不下去了。
四
王箫是田丽丽研究生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有时候会想，她们真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田丽丽渴望成功，王箫安于生活，田丽丽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也没有这些计划，王箫大学一毕业就按部就班开始解决这些人生难题，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别人去解决这些难题。
王箫进入法院工作，并没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和老一辈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做公务员，有保障又稳定，钱的事情让男人去愁。
刚入法院的头两年，王箫谈得最多的是分房。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们最热衷谈论的事情，从他们进入这个系统的第一天起，就翘首盼望能够分到一套房子。2010年，和王箫同一批进入北京某基层法院的有近70人，他们住在法院的公租房里，两居的租金是4500元，一居租金大约2700元，据说这是周边房租的八折。法官们需要一次缴完一年租金，而刚进法院的硕士生，每个月工资只有3600元左右。
法院朋友们的聊天话题，总是围绕“大概什么时候会分房？”。不幸的是，王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经分过一次房，2005年之后入院的公务员都没有资格享受。而他们所在的区域寸土寸金。我去过王箫的办公室，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每人除了一张办公室，还配有一个案卷柜，平时走路都要侧着身。
很快，王箫的话题转变为“还会不会分房？”每次提及，她都一脸沮丧唉声叹气。在法院的第三年，王箫终于等不及了。她和家人在距离法院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买了房，开始准备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孩子。
我从田丽丽口中得知，王箫的新阶段并不太顺利。后来我还听说，这两年，基层法院的很多适龄女法官在怀第一个孩子时，都会流产。大家私底下议论猜测，这也许和工作压力太大有关。
王箫的工作状态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九点换好制服开始上班。案多庭少，法庭不够用，王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个法庭，她的庭审时间都排在了下午。整个上午，王箫都在写判决书，大多数案子光证据就有二三十份，她都要仔细阅读。她还要见缝插针地打调解电话，听听各方意见和诉求，帮着分析利弊。
好几次，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箫吃饭。她坐下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喝水，一口气喝上两三杯：“一上午忙得水都没时间喝一口。”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公务员们“喝茶看报”的想象。
王箫午饭的时间很短，她总是急着回办公室阅卷。下午一点半，开第一个庭，她把第二个庭排在三点，但实际上每个庭审都会多用一些时间。等到所有的庭都开完，也已经快要下班了，许多同事会选择在法院吃饭，再加班。但王箫需要赶回家做饭，晚上再加班写判决。
经常加班，并不是因为王箫的工作效率有问题，她是一个办事极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务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从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法院的案子一下子呈爆炸状，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结完400多件案子，还会遗留300多件未结案。
为此，北京一些基层法院的规定是，每年9月份开始，每周二、四加班到8点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则规定，周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报批评。
即便如此，案子还是审不完判不完，当事人便常常打电话来催促，问题大多是：“为什么还没有结案？”“为什么这么慢？”王箫不得不一个个解释：“这案子也有个先来后到，您再等等。”等久了，当事人总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来询问。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时间每分每秒被电话轰炸，直接就拔了电话线，或者拿件衣服盖住电话。找不到法官，当事人更急了，便开始投诉法官。田丽丽问过王箫：“遇到这种投诉，你们院会怎么办？”王箫说，会有相关部门去接待，不会反映到我们这里。
但在深圳，田丽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投诉的渠道五花八门。田丽丽形容说，她所在的法院就像个餐厅，是个服务机构。信访办就设立在立案大厅旁边，全院脾气最好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周五天工作。他们接待完投诉人，把投诉内容抄送所有与被投诉人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条投诉信息会出现在被投诉人的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里——如果你不处理，它就会随时跳出提醒。
投诉人还可以去区政府、司法局、街道办、检察院、中级法院，几乎到哪里都能投诉到田丽丽。深圳市中级法院还研发出一个便民措施，直接拨打投诉热线，热线电话将自动生成一条短信发送到被投诉人的手机。如果收不到被投诉人的书面回复，就不断发送短信提醒。
在北京，王箫的法院，有时候当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门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们就能直接犯焦虑症。
整个2015年，王箫身边人心浮动，许多同事都想辞职。进入法院工作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满才能辞职。每年的7月，就是辞职高峰。2015年，王箫这一届的法官入职刚满五年，一下子就有17个人提出辞职。但北京基层法院的人手实在太紧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辞职，有些则会压到年底才批。
同事们离开的时候，王箫正在休产假，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孩子，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来，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起初她还好言好语，给当事人普法，时间长了，耐心也渐渐失去。而且，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内部，围绕着分工和晋升，又有数不清的矛盾。
进入法院之前，田丽丽对我说，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除了重新考试、进行遴选，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员额制试点得稍早。所谓员额制，极大程度地削减了法官队伍，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这意味着，田丽丽这个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学们，工作两年就已经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标准也让田丽丽不服气，其中之一就是上诉改判率。田丽丽说，在法院内部有个说法是“做多错多”——“审得多的人肯定错得多。不干活的人，判决书永远不会出错，他们更容易晋升。”田丽丽的师傅兢兢业业，直到快50岁才混了一个正科级。田丽丽后来改做法院领导的法官助理，对方的审判风格是每个庭审十分钟完事，什么问题都不问，让写判决的田丽丽去发补充询问，书面再了解。
每年评法院先进，是田丽丽最受挫的时刻。头两年，她都是法庭同事们认可的先进人选，但领导一句“再考虑考虑”，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说你是干得最好的那个，就能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很多时候，你还要和领导的关系够好。”
有一年，田丽丽来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辞职的前辈：“有个法官审理拆迁，两次都没能通过审判管理委员会，领导让他再回去想想，后来他要求调离岗位，最后辞职了，这就是因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气吞声了。”
我了解田丽丽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领导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还是秉公办理。她说：“我遇到的也就几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意思是尽可能支持‘他们’，我能做的就是对领导请托的人态度好点，多给他们一些建议。”
2014年，田丽丽终于辞了职，她决定回北京做律师。在提出辞职之后，她和第一个师傅长谈了一番，聊到现状和遇到的事情，两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员工闹访的案子之后，师傅调离了审判岗位，从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丽丽又恢复了学生时期的热络来往。她常常会提及自己那几年的法官生涯，但没有一刻后悔离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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