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阿宽绝望地发现两个伤口的血都凝固了。他只能回家。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爸爸和爷爷正在擦他流在地上和桌上的血。这场景加深了他的自责：“我是个畜生，我死了他们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他上床躺下，没多久就醒了。厨房的刀都被爷爷藏起来，阿宽还是找到一把水果刀。他握紧水果刀向脖子猛扎，半条衬衫瞬间被血浸透。房门没锁，阿宽看到爷爷在门外。天还黑着，爷爷没有看清他身上的血迹。“爷爷，任何人来你都别开门啊。”阿宽把门锁上，回到床上躺着，很快失去了知觉。
再醒来时，爸爸在房间里，正准备送他去医院。昨晚上的声音又出现在耳边：“你要去了医院的话你家人全都会死。”阿宽把爸爸劝走，甚至不让他给自己包扎，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去买安眠药。店员看着人模鬼样的阿宽，确定这是个因焦虑而长期失眠的人。阿宽把买到的六盒安眠药全部吞下。他想，这回应该可以了吧。
阿宽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多少事。他睁眼后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张病床上，手上扎着滞留针，姨妈在旁边问他要不要喝水。阿宽反应了一会儿，才弄清楚自己在医院的急救室。
后来家人告诉他，他差点就死在了那里。
八
嗜酒者一旦认识到这是一种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医院。在北京，他们大多选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安定医院或者回龙观医院。所有到这些医院求助的患者，都能在药物的帮助下脱离对酒精的躯体依赖。但毫无例外地，出院之后，他们又开始喝酒。然后很快，他们又回到了那种抑制不住、不分昼夜的酗酒状态。
那种状态被互诫协会（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Anonymous，简称AA）的成员称作“喝到底层”。
用阿宽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喝到底层”好长一段时间了。25岁生日那次的自杀之后，他从医院出来，被父亲送到北京一所计算机学校。很快，他在那里酒瘾复发，每天在宿舍里喝得烂醉。他的两个手腕和右边脖子上还留着刀疤。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法理解他的酒精依赖。阿宽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无法控制酒量，直到2010年的国庆节。
他突然在《醉梦人生》中看到了与自己极其相似的故事。这部由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拍摄的纪录片用两位嗜酒者的经历来向大众介绍酒瘾。两位上海的互诫协会会员与一名尚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治疗的嗜酒者在纪录片里出镜，北京安定医院的会场也被摄入其中。
在互诫协会的传统中，会员的姓名和图片不应出现于广播、影视或公共印刷品中。《醉梦人生》因此在互诫协会中引起了争论。但是阿宽对那些争论一无所知。视频中主人公的经历与他何其相似。他们在停酒和复饮中的挣扎，他们的戒断反应，他们看见的幻觉，阿宽被这些相似的经历吓得毛骨悚然。最后，两名嗜酒者找到了互诫协会，并在其中成功戒酒。
阿宽也想去互诫协会。他在网上搜到了一个QQ群，群里是互诫协会在全国各地的会员。
刘萍也在网上找到了互诫协会。一夜的戒断反应后，刘萍连从火车上铺下来的力气都没有。她回到家，在百度上搜“戒酒”，然后，由于现在她称之为“天意”的力量的左右，她加了一个空格后输入了“团体”。
刘萍找到了互诫协会在北京东四十条的会场。一位会员讲述了自己的酗酒经历。“他就说了几句吧，我就觉得我们是一伙儿的。”刘萍后来回忆说。那位会员告诉她，自己已经停酒六年。这对刘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随后，另一位女孩分享了自己停酒后与父亲改善了关系，而刘萍，当时正在与父亲冷战，这也让她惊讶不已。
九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名叫李冰。1983年本科毕业后的十几年里，她被挪威科学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研究员，主编的《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出了三版，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成功地帮助任何一个嗜酒者完全戒除酒瘾。
直到2000年6月，美国人David（一位在中国工作的互诫协会会员）邀请李冰，前往纽约参加互诫协会五年一次的国际大会。结伴而行的，还有她在安定医院药物依赖科的同学郭崧。那一年，互诫协会已经在150多个国家中组建了超过99000个分会。李冰在会场看到150多面飘扬的国旗，五星红旗不在其列。
李冰和郭崧参加了当地的互诫协会小组会，让他们诧异的是，“国外有那么多人能把酒戒了，很年轻就戒了”，而且“他们都那么快乐”。根据《嗜酒者互诫协会》中的数据，2000年，在世界各地的216万名会员中，八分之一的会员在30岁以下。李冰对国外的团体治疗早有耳闻，但亲眼目睹其形式和效果还是第一次。
两位医生决定将互诫协会引进中国。李冰联系了陈友，这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有近三十年酒精成瘾史的嗜酒者。在他第三次住院戒酒时，李冰告诉他，根据国外的经验，嗜酒者之间的互助比医院的治疗更有效。
2000年10月5日被认为是北医六院互诫协会会议的起始日。陈友和哥哥，与在中国工作的两名外籍互诫协会会员在星巴克分享了彼此的酗酒经历。其中一名外籍会员表示，愿意每周五开放自己的公寓来举行双语的互诫协会会议。而李冰也将病房中的多功能厅开放，用作每周一次互诫协会会议的会场。那年7月，郭崧在安定医院也已组织了互诫协会会议。尽管成员不多，但互诫协会在北京有了三个会场，其中两个在医院。
安定医院的会议时有中断，北医六院的会议和双语会议则不间断地持续至今。
十
在1939年出版的《嗜酒者互诫协会》中，AA创始人比尔（BillWilson）的自述被放在第一章。这本书在AA会员中被称为“大书”，视作终身学习的教科书。几乎每个嗜酒者都能从比尔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尤其是比尔的人生在停酒和复饮的反复中不断下滑的故事。
在比尔17年的嗜酒岁月中，他尝试了自己也数不清多少次的停酒以及两次医院的脱瘾治疗。他发现即便自己在其他事情上有多么顽强的毅力，但面对酒精，他根本不堪一击。这位参加过一战，又在战后大繁荣中成为华尔街坐拥上百万美元资产的知名股票经纪人，因为嗜酒落得几乎一无所有。每天宿醉清醒之后，他都被后悔、恐惧和无望的感觉充斥着，身体每况愈下。医生告诉他的妻子：比尔将在谵妄发作中死于心力衰竭，或者可能在一年内发生脑水肿。
1934年11月，尽管已经有了医生的警告，比尔还是每天喝得不省人事。在自述里，比尔将其称为自己的最后一段堕落，“黎明之前，黑暗是多么深重！”他写道。
黎明的开端是比尔一位旧时酒友的拜访。这位酒友的变化让比尔诧异。“门开了，他站在那儿，皮肤红润，神采奕奕，目光中有种特别的东西。他与从前判若两人。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比尔，他信教了，参加了牛津团契（oxfordgroup），并因此戒了酒。他向比尔传道，而比尔却在思考他何时向自己手中的杜松子酒屈服。
比尔是个不可知论者，打动他的是这位朋友的变化。“和我一样，他也曾承认自己一败涂地。但他却终于从死亡中复生，突然间从一堆废物中一跃而起，过上了一种他自己从未想到过的美好生活！这种力量是源于他自己吗？显然不是。那时，他自身的力量一点不比我当时拥有的力量大，这点力量微小得几乎不存在……我开始发现，宗教人士所言也许是对的。人的内心深处有某种力量在运作，它使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
在比尔的自述中，朋友没有强迫他接受自己信仰的上帝。“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你自己所理解的‘上苍’呢？”朋友说。此后，经过近80年的发展，互诫协会成员的信仰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哲学。
在自述里，比尔意识到自己只要相信存在一个比他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就足以支撑他开始新生活了。比尔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上苍，祈求上苍将他所有的罪恶连根拔除。此后他在朋友的推荐下参加了牛津团契。他的参与度不高，但这个曾经在北美新教徒中风行一时的道德重整运动无疑影响了比尔。他列出自己曾经伤害和嫉恨的人，努力接近他们并道歉。
至于生活中遇到的新难题，比尔会祈求“上苍”赐力量解决。不论这位“上苍”是否存在，至少直到1971年去世，比尔一直过着滴酒不沾的生活。
但保持停酒并非易事。1935年6月，比尔前往俄亥俄州开拓生意，几无收效。他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因为低落的情绪复饮。为了避免惨剧发生，他必须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另一个嗜酒者。
在认识比尔之前，医生鲍勃尝试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精神方法来帮助自己戒酒，都没能成功。比尔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精神工具，即道德上的检讨、对人格缺陷的悔悟、对受过自己伤害的人的补偿、对他人的帮助以及对“上苍”的信赖。
“这个人是个有过许多年可怕的嗜酒经历的人，他有过人间所知的一切醉鬼体验，但他正是用我所试图采用的方法治愈了顽疾，这就是精神方法……在与我谈过话的活生生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因自己的经历而了解自己所谈的酒瘾问题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用共同的语言交谈。他知道所有的答案，当然不是在阅读中找到的。”在《嗜酒者互诫协会》结尾鲍勃医生的自述中，他如此写道。
1935年6月10日，最后一次宿醉后，鲍勃决定接受比尔向他传递的精神疗法，自此他也过上了滴酒不沾的生活。比尔曾向许多嗜酒者传递自己的精神疗法，而鲍勃医生是第一位接受此疗法并借此保持清醒生活的人。1935年6月10日，鲍勃医生的清醒生日，也因此被定为AA的诞辰日。
十一
比尔和鲍勃并未因为停酒马上出现转机。比尔的生意挫败，几近破产，鲍勃医生则因为三十年的狂喝滥饮债台高筑。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保持积极活跃的精神状态，不然极有可能复饮。他们找到当地医院的一位酒瘾患者，向他讲述自己的成瘾史和精神体验。这位患者后来成了互诫协会的第三名会员。他们继续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嗜酒者，那年年底，互诫协会的人数增长到10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传递互诫协会，甚至有一对夫妇开放自己的家给会员们聚会。
鲍勃医生在自述中谈到他这么做的理由：“责任感；这是一种快乐；因为这样做可以报答那个花费时间将这些讯息传给我的人；因为我每次这样做，都为防止自己失足增加了一分保险。”
出于同样的原因，孟军耐心听着阿宽每一次醉酒后的倾诉，并且不厌其烦问阿宽是否愿意到互诫协会的现场开会。孟军看起来是个和蔼的男人，中等个子，三十岁左右。阿宽在QQ群上联系到他时，他停酒已经好几年。
阿宽还在被幻听困扰着，他依然以为自己是许多人的暗杀对象。他在北医六院参加的第一个互诫协会会议，是坐着孟军的车去的。孟军和朋友在前座谈笑风生，阿宽则坐在车后座一边不住地发抖，一边诧异于这两位同是嗜酒者的人看起来如此快乐轻松。
当阿宽在北医六院的多功能厅里听着会员们谈论上苍，心想：“这是传销吧？”自认为是五好青年的阿宽决定，他以后不来参加“邪教会议”了。
但是，在阿宽从“邪教会议”回去后的三个月里，在每个阿宽醉酒后打过来的倾诉电话里，孟军还是不厌其烦地问：“你愿意来开会吗？愿意的话我来接你。”
阿宽被说服了，他连续21天出现在互诫协会的会场。第21天，他看着屋子里平均年龄在40岁上下的会员，心想他才25岁，还可以再喝两年，再来过互诫协会所提议的滴酒不沾的生活。“一辈子不喝酒？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第22天，阿宽没有到互诫协会会场，他又在宿舍里喝醉了。阿宽连着过了一个月烂醉的生活，同学因为受不了他没日没夜地醉酒都搬出了宿舍。阿宽打电话给孟军，哭着问该怎么办。孟军的回答依旧是，你愿意来开会吗？愿意的话我来接你。
阿宽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他的父母不允许他住院。
2010年12月，离26岁生日还有两天，阿宽回到了互诫协会会场。那天是个读书会，会员们轮流念出书上的一段话，然后自由发言。坐在会场后面的一位会员说：“我们得的是一种精神病，终身不能治愈无药可医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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