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但作家是否需要在这个时代营销自己？
何伟：这也是我不喜欢推特（Twitter）的部分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推特很大一部分的作用是宣传。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过分关注自我宣传，不太健康。同时我也觉得，对驻外记者来说，这是一种糟糕的报道形式。我不想发一篇只有140个字的快讯来讲述埃及发生的事。当你从埃及或者中国发回报道，你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而不是只言片语，更不用说让从事长篇报道的作者按照这种限定格式思考是多么糟糕了。
正午：你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吧？
何伟：我很少遇到写作上的问题，但有时候我觉得开篇很困难。我尽量不去担心，保持冷静与耐心，写作需要更多时间，我接受这个事实。过去十五年，我写了那么多文章，这让我心里比较踏实。我知道我可以。我也明白，很多我本人很喜欢的故事，开头并不顺利。写作这件事没什么清晰的脉络可循。有时候一篇报道写起来顺畅无比，比如《唐医生》——我很快就写好了。但是《恕我直言》（AllDueRespect）的写作过程中则遇到了麻烦，初稿做了很大改动。不过，最终完成后也成了我最喜爱的文章之一。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一点——我总是有修改的余地，有时候开篇难产的文章到最后却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我在写作时总是会重读我喜欢的那些作家。我会读几页海明威，或者麦克菲，或者菲茨杰拉德，或者琼·迪迪昂（JoanDidion）。他们给我灵感，帮我保持镇定。
正午：那么最麻烦的是什么？
何伟：总体来说，我觉得写作相对容易，调研和采访则困难得多。我的所有写作计划都是无法预料的，这让我很有压力。而且，当你写到那些不为人知、也从未被媒体报道过的人，文章的重点就不是那么明显。作为采访者，你需要具备更多的智慧和耐心。我常常担心自己没有拿到最翔实的资料，或者故事进行不下去了。我也担心自己浪费了受访者的时间。为了写“唐医生”，我花了一年多收集素材，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这篇文章能否出来。直到最后一刻，一切才水到渠成。
故事
无意深刻，随事曲折。
——唐度
诗人出差
文_李纯
一
竖靠在竹木椅子上，几乎快要睡着了。和年轻时候相比，他的身材几乎没有走样，甚至更加瘦骨嶙峋了。我们约在上海复兴路上一家不显眼的咖啡馆。我走近唤醒他，微微握手，已入初春，气温却降了几度，他裹了裹深色的羽绒服。
“经过了十二年，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他像是怕惊扰到周围人，声音轻柔，几乎听不出语调的起伏。我慢慢意识到他所说的变化——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些诗人，从他们嘴里飘出的关于竖的只言片语，听上去活脱脱是个劣迹斑斑的北漂青年。
“竖是个酒鬼，他可以24小时不停地喝酒，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养竖很好养，买一条烟一箱酒他能喝一天。”
“我记得是2003年，凌晨三四点，公安局打电话给我，竖喝醉了踢了警车，罚了两千块钱，我保释他出来的。”
“竖的婚礼是我见过办得最好的婚礼，灯光慢慢亮起来，他一边唱歌一边从暗处缓缓走出来，竖一直认为他歌唱得不错。”
而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父亲。他的女儿已经快三岁了，他正在打开手机相册略带骄傲地向我展示他给女儿画的肖像——身体胖得团成一个球。“你怎么不把她画得美丽一点？”“她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美化。”他信佛，戒酒，并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竖。一个多月前，在北京，我看过一部电影《诗人出差了》，导演雎安奇。那是一部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但十二年后才剪辑完成，2015年获得鹿特丹电影节亚洲最佳电影奖。竖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电影的开头，是新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竖刚刚和一个妓女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性爱。妓女踮在高跟鞋上穿衣服，竖盘着腿，全身赤裸地坐在床上抽烟。他操着一口阴郁的上海话：“我是一个诗人，我没出过差。2002年的秋天，也就是十二年前，我决定派自己去新疆出一趟差，在出差的路上，我写了16首诗。”
和电影里一样，竖是一个诗人。
诗人身份，始终陪伴、折磨同时也慰藉着竖的生活。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诗人，他无法依靠写作获得周围人的认同和尊重。别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没有工作，我是一个诗人。”“写诗能养活自己吗？”“不能。得借钱生活。”“那你写诗干什么？”“不写不行，像我的一个本能，我怎么能够阉割掉自己的本能？”
说了一半，他沉默几秒，“一切都过去了”。
二
有一次，竖试图自杀。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设计，生活琐碎又无趣。他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巴士开在繁华的淮海路上，夜晚的街景看起来五光十色，他像一个多余的人，觉得一切没意思透了。回到家，他打开煤气，用湿布把门缝塞上，突然电话响了，谁会在他临死前给他打电话呢？他好奇地去接，是诗人乌青的电话。那时候乌青和他一样困窘，除了借钱一般不会给他打电话。他告诉乌青，卡号报给你密码报给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杀去了。挂完电话不多久，警察找上门。竖自杀未遂，他骂骂咧咧：他妈的，乌青这小子可以啊，居然还报警了。
那次之后，竖就交了狗屎运，发了一笔意外横财——他的诗歌被一家网站的老板看中，给了他一万块钱稿费。他拿着这笔钱，激动地辞掉工作准备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杨黎。但那早已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勃发于80年代后期以反朦胧诗为旗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偃旗息鼓，90年代的弄潮儿已是财富的制造者。杨黎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非非”诗派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非非”集体下海之后，正闲在成都打麻将消磨时光。竖拉上乌青和另一个朋友到了成都，和两个诗歌前辈在一家火锅店里碰面。三个年轻人挨个给前辈念自己的诗，那是一顿惺惺相惜的火锅——“就好像党组织终于找到了根据地”。
在成都，竖很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留在成都参与创办杨黎、韩东、何小竹发起的一个诗歌论坛——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他会一点美工，做网页设计。不久，他和一个来自北京的女诗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里的恋情，并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个月以后，激情耗尽，他们分手了，竖回到上海。
在上海，竖当起了厨房排气管道的货运工，把铝制管道从上海运送到其他城市。他痴迷美国的西部公路片，对此兴致勃勃。直到半年后，他遇见了一个“疯子”。
那天，他和几个人把货运到上海的某个仓库。卸完货，工人们蹲在地上抽烟。远处，天空中的火烧云层层叠叠，红光似乎晕染了整个世界。竖抬起头，看见高楼的阳台上，有个男人站在板凳上，俯视地面，像希特勒那样挥舞双臂，慷慨激昂：“你们这些人都是不知道天意的，你们都在违背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你们迟早有一天会受到报应的！”那副景象，“就像末世预言”。
工人们议论纷纷：“一定是个神经病！”
“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那我是不是也是个神经病？”竖反问。
工人们答应：“对，你一看差不多也是这种人。”
那个人给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个粗暴的人，相反，他说话音调不高，看上去温文尔雅。可是他的内心，时刻感受到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几条路线反复跑来跑去，他产生了厌倦，每天耗费太多时间在公路上，挤占了他阅读和写作的精力。那时，全国各地有很多诗人纷纷涌至北京，他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创作，杨黎打电话给竖：“来北京吧，你在上海干什么？”“做装卸工。”“你有毛病啊，赶快过来。”
竖在北京开始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生活。起初，竖和两个诗人一起租了一套单元房，随后人数不断增加，前来投奔的诗人一个接一个。他们在客厅安置了一个像炕一样的大床，五六个人并排躺着睡。他们爱喝酒，床底下常年堆积无数的啤酒瓶，场面十分壮观。
他们把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火星招待所”，像一个根据地，接纳来自各地的诗歌爱好者。有一次，房东打开门，吓了一跳，十几个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酒瓶。他们被房东轰了出去，搬到郊区。
在通州的“火星招待所”，竖和朋友们没日没夜地谈论诗歌，话题从一首诗或者一个诗人引申，讨论到最后常常指向某个宏大命题——诗是什么，诗和语言的关系，怎么写诗。讨论无疑是严肃而又情绪激动的，两个诗人聊着聊着，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骂：“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诗。”有人从外地赶来，又立马夺门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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