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是耶非耶 后记

从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已出了二十二种，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我不可能去写《金庸传》，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而已。《明报》因为隔得太远，我那时并不了解。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书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新闻夜话》的专访，主持人将《北京日报》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称新版的《金庸传》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材料说话）。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

因为传主的不高兴，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我的看法是，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

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更不想讨传主的欢心，传主是否认可，是否喜欢，跟我无关。我只想抱持严谨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观、中立，以平实的语言，将传主真实的人生、心路历程和毕生的事业写出来，并在他的命运遭遇中，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波诡云谲。

我之所以愿意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金庸生于1923年，经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局，却在民国教育环境中得到成长，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识根底和精神气质。他也有幸进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受到前辈报人的熏陶。1948年以后定居香港，处北京、香港、台湾之间，一面守护着他喜爱的故国文化，一面热切地关注着时局动态。他自创《明报》，在数十年间指点国是，激扬文字，并以充满想象的武侠作品赢得广泛的读者群。他的命运遭遇，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头的选择，都值得细细斟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都是可以长久探讨的命题。

金庸自谦只是个小人物，“不值得写传记，没什么大价值”。又说，“我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复杂”，“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极复杂”，在他的个人隐私中，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他说，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他认识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开谈论。他在香港办报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态度，他在京、港、台之间的立场选择，他内心的复杂，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两岸政要的青睐也不是偶然的（比如，与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郝明原是中国社科院《新建设》杂志编辑，70年代赴港，后移居纽约，曾将他们之间的渊源、纠葛亲口告诉范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每个阶段他的表现都是世人能看到的。虽然他晚年的表现引来了许多非议，但我依然认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是无亏的。钱穆先生曾对弟子辛意云教授说：“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历史大事去把握，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以及对大事的影响，不能只看小事。”我想这就是“同情之理解”，对金庸同样要这样看。因为某种原因，我无法将他在一些历史大事中的表现如实写出来，这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他的公允评价。

此书初版十年来，我继续搜集有关的材料，其间有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访学，浏览了《明报月刊》、《明报》（缩微胶卷）、《明报周刊》等金庸手创的报刊，他的下属石贝女士等人的回忆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他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个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体回忆。此次修订，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他一生的黄金时代（1959年—1989年）的内容，对于解读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择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答。对他早年在衢州中学，在《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大公报》的学习、工作，也有许多新收获。另外，全书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删，删去的章节主要是他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此时他享受盛名、鲜花和聚光灯，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时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虽然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对于传记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后完成的修订本是否已真实地写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命运，但我已尽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完全负责，请方家和读者朋友随时指正（我的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感谢丁东老师和丁宁大姐，感谢金钟兄、董炯明兄、钱钢兄、蔡咏梅大姐及樊百华兄、陈远焕兄、余国明兄、应辉兄、巫少飞兄等师友为我提供的珍贵帮助，感谢老大公报人的后人王芝琛先生、许乃玲女土帮我复印内刊《大公园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谢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为我答疑解难，他是传主初一时的数学老师，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还要感谢董晋之在港大给我的帮助，感谢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感谢我的妻子曹丽蓉和儿子傅阳一直以来给我的爱与理解，这本书的初版和修订版之完成，离不开你们，我对此充满感恩，愿耶和华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