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1 出走3

遇到人生的沟时，把自己丢到沟里面，宁可在沟里面痛苦，也不要一生都不面对那份迷惑。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每次去参加同学会，看到那些多年不见的同学，首先你会发现谁变漂亮了，而谁又变沧桑了。坐下来以后，如果发现自己过得比大多数的同学好，你就会觉得轻飘飘，可是如果大家都比你如意，你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悲。

就和所有家境还可以、英文还不错的小孩一样，大四毕业前，我已经准备好要出国念硕士。可是眼看入学期限就要截止，我却迟迟无法决定到底要去念哪间学校。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不停地在质问我：

"现在的你，真的很想念研究所吗？现在的你，真的已经准备好要作研究了吗？现在的你，是真的想念书，还是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可是那些成绩比我差，申请到学校比我烂的同学都要去念了，我不去念，很没面子耶！"我说。

"这不是你自己的人生吗？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声音问。

"可是，这个时代不念研究所，等于没有学历。"我说。

"报纸上都已经说了，研究生的能力受到质疑，更何况，你对自己，还有那么多怀疑，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真的好吗？"那个声音问。

"我不能停下来，我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输给别人。"我说。

"那我呢？你怕输给别人，却不怕到最后把我输掉吗？"

第一次听到gapyear，是2005年，我20岁，在曼谷。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助旅行，拉着行李箱，跟在哥哥屁股后面。在前往曼谷市中心的巴士上，挤满了人，我旁边坐着一个娇小的金发女孩，她背着一个快要和她一般高的背包，独自一人。

她告诉我，她18岁，德国人，今年刚高中毕业。她说她们那里的人会先参加大学联考，可是不填志愿，大家会先出来经历一个gapyear，等gapyear过完以后，再回去决定大学要念什么。

"gapyear是多久？"我问。

"一年。"她笑着说。

"一年！"我受到很大的惊吓。

我跟哥哥这趟来泰国，不过3个星期，已经被所有亲朋好友直喊夸张，台湾人习惯旅游5?7天，3个星期已经是奢侈，是创举，这个外国女生居然要旅行一年，而且还是独自一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

她打开地图，告诉我她是怎么来到亚洲的，她说她一路从欧洲到土耳其，再从土耳其飞北京，穿越整个中国后，她经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泰国之后，她还要去越南，柬埔寨，老挝。

我讶异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么瘦小的一个女孩，却有这么大的勇气，她的年纪比我小，我却觉得我不如她了。

在泰国的那3个礼拜，我遇见更多像这个德国女孩一样的年轻外国旅人，他们大多20岁左右，游历的时间都以一年为主，短的话也有6个月，到后来我已经很不愿意把我们的21天拿出来讲，怎么听都像个笑话。

看着这些背大背包、穿登山鞋、单独行动却总是一脸无所畏惧的年轻人，我开始打从心底感到羡慕，我羡慕他们的传统，教导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缓一缓，放下手边的一切，花一年时间大胆地去探索这个世界，反观我们国内的年轻人，从小到大不停地赶，就怕比别人慢一步，人生最有活力的十七八岁每天关在冷气房里准备考大学，很多人好不容易考上以后，念了一两年，发现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却又已经没有勇气重来，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研究所上。念研究所逐渐变成一种流行之后，不念研究所就好像不如别人，于是大家又一窝蜂地去念，念完以后，差不多25岁了，马上就面临必须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压力，否则，就快要赶不上人家28岁嫁人，30岁生小孩的标准人生计划了。

人生好像从来就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

因为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性，所以从泰国回来的那天开始，我努力学着变勇敢。我开始打工赚钱，用赚来的钱帮自己安排寒暑假。大学四年里，我把自己送去美国最荒凉的蒙大拿州度假打工，去尼泊尔的小学教书，去西班牙学西班牙文，去印度挤平民火车，去北京和当地大学生一起上课；我买了德国女孩那种大大的后背包，变得风尘仆仆，我的眼神变了，也开始无所畏惧，我不怕独自一人，也不怕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图说：当时为了申请摄影研究所，特别设计了一套名为ChineseManiac（中国热）的作品，主要灵感来自于21世纪中国的崛起和黑人欧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作品中的女孩生活在2050年，那时世界对于美的追求早已因中国国力强盛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黄种人的长相变成新兴时尚指标，而欧美的年轻白人为了达到这种社会认同的美丽，纷纷把头发染黑，把双眼皮缝成单眼皮，甚至削骨让鼻子不再那么挺直。

我就比手画脚，累了只要一间破茅屋我就可以安身。

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变得很勇敢，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变得跟他们一样，可是到最后，我发现，其实我只是外表变了，真正的我并没有改变，和当年那个拉着行李箱的小女孩一样，依旧那么胆怯。

我就要毕业了，我面临着应该工作还是应该念研究所的问题，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高中的我喜欢历史，梦想当一个让学生上课上到忘记呼吸的历史老师，大学阴错阳差的考上广电系，从此认定自己以后要走编剧，大三下的时候发现自己对摄影好像还有点兴趣，靠着恶补出来的摄影作品很幸运地申请上几间还不错的摄影硕士，就这样仓促地决定出国念摄影。

摄影好像很有趣，但能带我走到哪里？

我想念研究所的心态其实很幼稚，我只是觉得申请上了不去念很可惜，我只是不想在其他也要出国念书的朋友面前鸟掉，我只是觉得家里有这个钱可以出国念书不念很浪费，我只是崇洋媚外，羡慕学长学姐在国外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只是觉得我现在世新大学这个私立大学的学历不够好看，我只是想帮自己的鸟学历加点分。

好多个夜里，我睡不着，看着那些研究所的入学通知，我知道我的心在迟疑什么，花爸妈一两百万去念摄影研究所，我就可以变成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吗？出国念书当然多多少少会有收获，但这真的是最适合我的选择吗？

这一辈子，我一直活在一个规则清楚的世界里，小学念完念中学，中学念完念大学，60分及格59分当掉，我是一个习惯参考书背面有标准答案的台湾学生，可是我走到了我的23岁，我就要大学毕业了，我突然发现没有任何一本书的背面，可以给我一个人生的标准答案。

我就像一个在山路里开车的人，我孤单地坐在车上，好多辆车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又在转角处消失。我好紧张，我不知道那些车已经离我多远了，我只知道我好害怕一个人被留在后头，我把油门踩到底，拼了命地赶，我心跳加速，满脸是汗，那些汗遮住了我的眼睛，我就快要看不到前面，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总觉得再这样加速下去，很快就会撞上山崖。我知道其实我很想停下来，哪怕只是一下下也好，我应该停下来，走出我的车厢，好好地喘口气，把脸上的汗抹一抹，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

8个月后，我拒绝了所有的研究所，背着七公斤的行李，离开家门。

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将走上世界的山坡，写下属于我自己的答案。

一直到出国前一天，我都还在上班。

我记得那天中午，我跟老板在台北的琉璃工坊拍摄一个洋酒的广告，午饭过后，老板大发慈悲让我趁空当溜出去看牙医，不然我这趟为期一年的旅程，恐怕就要因为牙痛喊卡了。

早早就决定了出国的日期，却什么都没准备好，健保卡还没停办，牙医也没去看，欧元没换，信用卡也忘了申请。甚至连行李，也是最后一天晚上才打包的。

我对待这趟旅程的态度，仿佛宜兰三天两夜泡汤之旅，而不是时间长达一年，幅员横跨欧洲和美洲，近乎环游世界的壮举。连我自己都偷偷怀疑，我是不是打从心底希望这趟旅程快点失败，这样我就有借口可以提早回来。

毕了业的我同时做两份工作，一个是平面摄影助理，一个是电视台翻译人员，我每天都活得很忙碌，日子充实得分秒必争。可是我自己知道，我只是走在一个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很安全的框框里，作一个看似幸福的表演，骨子里的我，因为看不到一个清楚的目标，惶惶不安。

要上飞机的前三天，我甚至有一种厌恶的感觉，我跟自己说干脆不要去了吧，两万多块的飞机票就算了吧，省得我这样赶鸭子上架。

我知道其实我很害怕。

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幸福吗？为什么要改变呢？

这趟旅程，和以往大学时代的那些都不一样，以前的旅行，大多有个名堂，例如去美国打工，或者去尼泊尔教书，或者去西班牙学西班牙文。

时间都很短，几个月，然后就赶着回来上学。这些旅程就像调剂品一样，点缀着我枯燥的大学生活，虽然我很重视，却从来不是主菜。

临上飞机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以前的我出国，都叫旅游，有时间限制，开学就得回来。这一次，我一个人，放掉所有的一切，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我才明白，这叫自我放逐。

我的行李很少很少，少到接下来旅程里不论男女都对我的行李刮目相看，我知道我会去很多地方，走很多路，见很多人，我会不停地移动，不停地漂流，我不能带太多东西，太多的行李会限制我。

我只带了三套换洗衣物，一双雪靴，一双拖鞋，一件厚外套。简单的盥洗用具、化妆品、相机、电脑和一台小小的吹风机。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在一个黑色的后背包里，七公斤的重量，却足以容纳我四百多天的旅程。

离开了以后我才明白，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可以很少，如果那包行李可以让你撑上一星期，就可以撑上一年。

飞机起飞那天，12月的台北冷飕飕，香港却艳阳高照。我站在油塘地铁站出口等朋友来接我，天气太热了，我忍不住，就在路边把我脚上穿的雪靴脱掉，换上拖鞋。从地铁站走出来的香港人一个个诧异地斜眼看我，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白花花的树荫下，我忍不住笑了。

明明只是在香港，明明离开台北还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我却觉得，我已经离我原本的生活很远很远了。远离忙碌的工作，远离家人，远离游泳池，远离所有的朋友，远离我熟悉的街道和交通工具，远到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渐渐开始忘记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那一刻，我不再是谁的助理，谁的小孩，谁的好朋友，或哪间游泳池的忠实会员。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你知道站在原地的那个人是你，但因为一切构成你这个人的外在因素都消失了，于是你好像突然间变成一个半透明的人，若隐若现，那么轻盈。

会在香港停留，只是为了转机和探望以前大学时代的好友，所以两天密集的美食之旅后，我又背着行李回到机场，搭乘前往伦敦的班机。我没去过伦敦，不过在候机室里等待的时候，周围开始慢慢出现许多苍白且漠然的脸孔。他们操着含糊又高分贝的英国腔，听起来让人莫名心慌。

前往伦敦的班机上，座位很小，英航空姐看起来都很老了，松垮垮的皮肤下凸着结实的肌肉，我打心底觉得英国真是个尊重人权的地方，不过一直以来都很习惯年轻貌美的亚洲航线空姐的我，望着已经呈现大婶风格的英国空姐，总觉得有些空虚。

我看着从香港机场买来的张小娴新书，不知不觉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很沉，睡梦中好几次闻到食物的香气，却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一直到身后小男孩发出了尖叫声，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揉揉眼睛，拉开窗户上的隔板，一片漆黑的云海当中，伦敦在我脚底下闪闪发光。

出关的时候，天还没亮，我不想在黑暗中进入伦敦市区，所以我决定先在机场里面探险。经过机场书店，我第一眼就被一本放在架上的成人杂志吸引，那本杂志的封面是一个近乎全裸的女人穿着圣诞节装饰，笑容性感迷人。我翻开杂志一看，里面的图片果然比封面更让人脸红心跳，我狐疑地看了看整架的成人杂志，赫然发现居然只有一两本是像台湾那样用塑胶套包起来的。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只怕那间书店已经被婆婆妈妈告到趴在地上了，不过有时我怀疑，台湾把成人杂志包起来到底是为了怕被小孩子拿去看，还是只是怕大人看完了不买？

天微微亮了，我坐上前往伦敦的地铁，地铁穿过乡间，窗外的伦敦蓝天白云，阳光刺眼。传闻伦敦多雨多雾，我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兴奋不已。

不过除了第一天的好天气，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伦敦换了一张面孔对我，细雨开始下个不停，气温骤降，每天下午3点，天空已经黑成墨色，我的外套不够厚，冷到走在路上不停打哆嗦。

伦敦太冷了，基于某种动物求生的本能，我开始出现暴食的行为。只要一看到食物，我就会用飞快的速度塞进嘴巴里，总觉得，只要稍微吃得慢一点，下一秒我就会被冻死。狂吃的时候，因为太专心一意，我发现我竟然想不起那些我在台湾时永远做不完、一直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我记得出国前我一直很烦恼，太多事情要做，太多事情还来不及做，我一直到上飞机前一刻还在痛苦，犹豫着要不要等事情全都做完再出国，可是这一刻，换了一个时间空间，那些我曾经怎么也放不下的事情，却一件都想不起来了。

我在伦敦住了一个星期，住在一个念LondonCollegeofFashion（简称LCF）时尚摄影系的女生家里，她叫Hedy，是我台湾摄影师老板的朋友。

当时我也有申请上LCF的时尚摄影系，几乎就要和Hedy做同学，手牵手来伦敦，但是最后一刻，我还是决定先不要念书，第一站会来伦敦，也是因为好奇LCF是否名不虚传。

LCF隶属伦敦艺术大学六大校区之一，分别是Camberwell（坎伯维尔）、CentralSaintMartins（中央圣马丁）、Chelsea（雀儿喜）、LondonCollegeofCommunication（伦敦传媒）、LondonCollegeofFashion（伦敦时尚）和Wimbledon（温布顿）六间学院。在台湾最为人所熟知的通常是中央圣马丁和LCF，一般人在讨论中央圣马丁和LCF的差别时，会很基本地把中央圣马丁归类为比较偏纯艺术，而把LCF归类为比较偏业界实作。

如果要以台湾的学校来作比喻，中央圣马丁比较像台北艺术大学，充满实验性，曲高和寡，怪人也多。LCF比较像台湾艺术大学，综艺感十足，主流性强。

我和Hedy在台湾当摄影助理时跟的都是时尚摄影师，未来想走的也偏时尚，希望学成之后可以很快跟业界接轨，理所当然地，我们都选择了LCF。

在伦敦的第二天下午，Hedy带我去逛了LCF和圣马丁的校园，说是校园，其实只是伦敦市中心里某栋不起眼的大楼。圣马丁和LCF的学生打扮果然不同，光看圣马丁的学生都绑着七彩的雷鬼头而LCF的学生一个个脚蹬Chanel高跟鞋，就知道伦艺大这两大龙头的差别有多么极端。

Hedy带着我在LCF学生餐厅里喝东西，我看着隔壁桌的金发美女，挺直的鼻梁精致的妆，小小的嘴说话时撅得老高，桌上的包包不是PRADA就是LV，活生生像在演美国影集《GossipGirl》，我有点担忧，总觉得自己无法跟这些人齐聚一堂。

Hedy说台湾人来英国念书会失望是很正常的。上课时间少到不行，老师来了也只是发题目要大家回去作research，如果真的想学到什么，必须很自动自发地泡书店或泡图书馆，学校的帮助反而不大。习惯填鸭式教育的台湾人一来到英国就慌了，老师不教也不会自学，到了期末，反正老师看在你是外国人的份上多少会放水，所以留英的研究生常常因为程度太差被冠上买学位的难听名称。

其实说穿了，不是英国的研究所教育不扎实，而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心态多少有些问题。整个英国，习惯把最扎实的教育训练放在大学时期，他们的目标是学生从大学毕业时就已经具备踏入职场的实力，所以三年的大学课程没有通识教育，完全专注在专业科目上。至于研究所，是给真的对研究学问有能力且有兴趣的人去念，而不是拿来作职业训练或转换人生跑道用的。

我看着LCF的大门，有些不知所措。要当一个时尚摄影师，与其去念LCF的摄影硕士，不如去念他们的摄影学士，或是找一个厉害的外国摄影师当助理学习。不过，再花三年去念一个大学学位家人肯定无法接受，而找一个厉害的外国摄影师学习，又岂是那么简单？

隔天早上，Hedy去学校上课，我独自出门闲逛。为了一探维多利亚时期的莎士比亚环形剧场，我搭乘地铁到LondonBridge站。

LondonBridge是一个很大的地铁站，同时也是伦敦十分重要的火车枢纽，囊括大部分伦敦以南的铁路。我才一出站就被拥挤的人潮和为数众多的出口搞得眼花缭乱，在问过路人之后，我沿着泰晤士河往西走，经过了小教堂和青石板路，我莫名其妙走进一间精致小巧的校园。

这间学校特别美，四面都是砖红色的古典建筑，中间一个小广场，铺满修剪整齐的青草，明明是寒冷的12月，树梢上却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

我在小广场中央随便找了个木椅坐下，自得其乐地享受起这不在计划中的美景。一些穿着黑大衣，捧着书本，看起来气质很好的学生三三两两从我面前走过，我的目光随着他们走进砖红色建筑里就中断了，我开始好奇，如果建筑物的外部都这么美、这么古典，那他们上课的教室到底长什么样子？会是像电影《哈利·波特》里那样的教室吗？

我于是大着胆子，随着一群学生，若无其事地通过警卫走进其中一栋教学大楼里。让我有些失望的是，教学大楼的内部反而没有外观美丽，只是很平常的现代化装潢。我沿着走廊缓缓地走，边走边看布告栏上的文章和教室外的课表，我又开始好奇，一所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头的学生到底是学什么的？

布告栏上的文章充斥着艰涩的英文单词，看得让人有些糊涂，我停下脚步，很专心地又看了一遍，我赫然发现，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大学，这是一间医学院。

一抹忧伤的感觉爬上我的胸口。

我的爸爸是个医生。

从我有意识起，他就告诉我，他希望我跟哥哥长大以后可以像他一样当医生。

我还记得，那年我5岁，还在念幼稚园，爸爸牵着我的小手，走在绿树林荫的台北街头。他一边走，一边动作夸张地比画着："妹妹，如果有一天你跟哥哥都当医生，那我就会像山霸王一样仰着脖子、鼻孔朝天地走。

如果你跟哥哥只有一个人当医生，那我就像正常人那样走。可是，如果你跟哥哥都没有当医生，我以后只好低着头畏畏缩缩、像过街老鼠一样走了。"

"我要当医生！"我大声地说。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爸爸一直是个很遥远的角色。他是忙碌的代名词，BBcall永远在响，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我看到他的次数却少得可怜。

他疼我的方式，是一见面就塞给我1000块钱零用钱，寒暄两句以后，就消失不见。

念小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爸爸的作文，作文里，我说，我的爸爸，是一个会走路的提款机。

因为我的成长过程他没有参与，我对当年的诺言也看得很淡。在我眼里，当医生就是成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家庭生活，身体也搞坏一半，要我向往成为一位医生，真的很困难。

高一下学校要我们选组，我勾了文组，拿回家给爸妈签名，爸爸看到我勾的是文组，愣了一下以后，有些迟疑地问我会不会想念理组，我只是冷冷地说不要。

从那天起，我感觉到我被爸爸放弃了。

我一直过着很精彩的生活，小说登上校刊，台北市演讲比赛得名，当选学生会主席，代表学校出国参访，可是我很清楚，对我的爸爸来说，这些都只是雕虫小技，他看不上眼。

我一直以为我不在乎。

那是他没品位，竟以为全天下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医生。我喜欢写作，我那么有领导能力，我的演讲和体育出类拔萃，他都看不见。

我跟自己说没关系，天底下这么多人，他只是一个糟老头子，只要他还愿意拿钱供我生活读书，我也愿意礼貌性地点头微笑，我不需要你的肯定，我可以自己肯定自己。

可是这一刻，独自一人在英国，我站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面，当这些穿着黑大衣、一脸聪明的医学院学生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很自卑。我已经24岁了，却连自己以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觉得很模糊，我一直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很成功，然后我会站在爸爸面前，一脸不屑地跟他说："连医师，你知道吗？其实除了当医生，还是有很多行业可以很有出息的。"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那片绿树林荫的街道，我看到爸爸牵着小小的我，手舞足蹈，他说他多么希望我们当医生，说得那么兴高采烈，我看到小小的我望着爸爸，用力地点头，我突然很想哭。

好不容易找到莎士比亚环形剧场，才发现因为是露天剧场，所以冬天不开放。剧场旁有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造型利落简洁，颜色是充满科技感的银。桥身很窄，只供行人使用，旅游书上说这座桥是伦敦为了庆祝2000年建造的，取名"千禧桥"。

我爬上千禧桥的时候，第一次觉得伦敦美丽，我站在桥上，风呼呼地扑上我的两颊，整个人有一种快要飞起来的感觉。我的身后是伦敦有名的泰德现代美术馆，前端遥远的，因为桥身坡度的关系，古老的圣彼得大教堂像是浮在云端里，仿佛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境。

那天下午，我在千禧桥上徘徊了很久，风吹得我浑身发痛，我却不愿意离开。

离开台湾以后，心情一直很迷惘，好像渐渐把自己看清楚了，却又觉得很多东西也开始渐渐模糊。

我一直想着我在大前研一（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书上看到的那句话，他说："遇到人生的沟时，把自己丢到沟里面，宁可在沟里面痛苦，也不要一生都不面对那份迷惑。"

我很想回家，却有一种不知道家在哪里的感觉。

我跟自己说，我不是出来寻找一个答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