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一个谜

相良信雄退休不当教师五年了。儿女们生活上都已自立,老两口在福冈市南郊悠闲自在地度日。相良每天花三个小时伏在案前写些东西。他想把一生中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事记下来。但他并不打算出版。

人一上年纪,总是爱回忆过去。对相良来说,也不过是想把一些事写成札记保存下来。

下面是其中的一篇文章,题为“不可思议的事”,约有四十页稿纸:我的这段回忆的起因,是在今年春天应友人之邀,去台北旅行的时侯引起的。

我三十岁以前在大陆生活过,故对中国有一种怀乡情感。但我一直没有运气去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友人提议去台湾时,我想这至少能玩赏一下中国风光,安慰一下缅怀过去的心情,因此决定去一趟。

台湾之行,比我原来想象的要自由一些。包括我的老伴在内,我们一行共十三人。

飞机晚七时从扳付起飞,不到一小时五十分钟抵达台北。我们下榻在安琪儿旅馆,准备翌日开始观光。我为能去故宫博物院而感到兴奋。

准确地说,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另一个在台北。我即将去的是后者。

三十二年前我二十岁时,曾经参观过北京紫禁城的故宫博物院。

应该说,台北故敌博物院也是非常出色的,收藏品很多。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北京时,国民党政府已把贵重文物运往南京,后来转移到重庆,最后几经周折才弄到台北。收藏品总数达三十万件之多。特别是陈列在宽敞的第一展室中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按照殷、周、春秋、战国年代顺序陈列,令人深深地感到吉代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旺盛的生命力。

进入唐代展室时,陈列在正面的唐三彩首先映入眼帘。我忽然想起三十二年前发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住事。

那是我初次看到唐三彩,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与唐三彩有关的事。

由于从事教师工作的需要,我多少掌握一点艺术知识。但对于唐三彩这样的艺术品,我就不仅是为追求知识,而是从小心里喜爱它。我在北京紫禁城里,深深地被那迷人的唐三彩所陶醉一九三九年。

我在大连某中学当美术教员的时侯,打算利用寒假到北京旅行。产生这个想法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当时独身,没有牵挂;二是我一直向往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都城。我是那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大连上船的。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船票是当地钞票十八元八角。从大连经塘沽和天津到达北京,用了两天一宿的时间。

当时,北京在日本军队统治下,治安情况还好。但听说郊外万寿山一带经常有匪徒出没。用今天的话说,大概是抗日部队吧。一般市民对日本民间旅游者是友好的。

一走出北京站,就看到雄伟的前门耸立在面前。它是北京的象征,具有和古都相称的丰姿。

我因为手头拮据,就投宿在前门外天桥的一家小旅店。里面只住有我一个日本人。街道上很少有日本人来往。

我是在大陆长大的,自己的北京话还有点把握。再说,我也很想试试我的北京话水平究竟如何。这也是旅行的目的之一。

落脚的她方,很象东京浅草的小客栈。我每天只是贪婪地游逛北京城。天坛、北海、颐和园、玉泉山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名胜古迹很多,景色十分秀丽。不用说,我也涉足于繁华的王府井、东安市场一在带,试图买些廉价的土特产品。

绘我留下更深记忆的还有天桥一带的茶馆。那里终日悠哉游哉的市民们,似乎不论战火蔓延到哪里,也照例不受影响地生活下去。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豁达大度、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清晨散步时,经常看到老人们拎着鸟笼悠闲地漫步,笼中云雀欢快地鸣啭。一些男青年在晨雾中练拳术的身姿,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天我参观了紫禁城。

紫禁城是明成祖时建的宫城。周围约三公里,座落在宽广的北京城偏南处。紫禁城门主要有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里面的宫殿建筑群一色是中国风格。主要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北面还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官、钦安殿。其他类型建筑也混杂其间。建筑物的顶部,都装饰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在蔚蓝色的天空下闪闪发光,一派金碧辉煌。饶有兴味的是,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中,有几处传说曾是肤香飘溢的香妃浴池。

这宫廷建筑已被用来展出艺术品。当年国民党政府在辙出北京时,已把珍贵文物运往南京。尽管如此,还有很多艺术品遗留下来。倘若你不加快脚步,当天就无法看完这许许多多的珍品。

重点陈列室,是由日本军队担当警卫的。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进入唐代展室坤宁宫。那里分为初唐、中唐、盛唐、晚唐四个展室。是进盛唐室,我的目光便落在绚丽多彩的陶器上面。展品有十件左右,我这双看惯了白瓷和青瓷的眼睛,被接近原色的浓厚色彩刺激得兴奋起来。

已有客人进来参观,一个年青的中国人在里面,我也站在他旁边,一同观赏。

中国大自然是荒暴粗野的,但有时却显得温和稳重。黄河浊流、夏天空中的滚滚黄尘都是如此。内部蕴藏着无穷的破坏力,表面上却似乎是平淡无奇。这就是当时中国的自然景观。

展品的明快色彩,仿佛就是以黄土为原料,经过焙烧而得到的。如今我喜爱洁净的白瓷。但那时,我却对接近原色的器物非常入迷,大概是年青的缘敌!我久久地姑在那儿,凝视着陶器。

“这是唐三彩呀!”身旁的中国人告诉我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我朝中国人望去。

他身材修长、鼻梁稍高、面色白暂,眉毛一端有个小痣。

“大约是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制品。”青年筒短地向我解释。

我的目光重新回到陶器上,一只带有把手的壶持别引我注意。釉质为杏黄色,通体呈现出典型的中国风格。

青年目光道随着我的视线,似乎了解我的心思。

“这叫凤首壶。风凰的凤,首就是头。是模仿凤凰制成的壶。”他的手揩边比划着边解释。

“您的日语很好啊”我向青年说。

“我在早稻田大学读文科。战争爆发后才退学回来”青年回答。

上层社会有很多人把子弟送往日本留学。这些子弟,多教才思敏捷,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我猜想。这个青年一定是个上层子弟。

青年向我看了一眼,默默走开。

翌日,我又去紫禁城故宫博物院。在偌大的北京城,不停地游逛十来天,弄得疲惫不堪。我大贪得无厌了。很想选择一个可心的目标,从容地观赏,好好研究一番。换句话说,把旅行目标集中在一个焦点上。

我确定的目标,就是唐三彩。

当时,我对中国古代陶器的知识很贫乏,也可以说完全不懂。但不知为何,我却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天,在盛唐室入口,我向日本警卫轻轻点了点头,便走进展室。

军事管制下的紫禁城,重要展室都有日本兵看守。

我感到:这个佩戴二等兵肩章的兵士,目光仿佛比昨日更尖锐些。

我在内室入口停下脚步。一眼看到,昨日相遇的青年正在出神地看着唐三彩。

从背影看到,他那修长的身子穿着合体的蓝色长衫。

“真热心哪!”我走到青年的身边,向他打招呼。

青年默然微笑。

“这壶的把手是龙吗?”我手指着一只壶问道。

“是的,是龙。不管是凤还是龙,都是吉祥的象征。这叫龙耳壶,或许是引用”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制成的吧!有人说是象征狂着科举考试如意。”青年人给我解释一番。

这是个高约三十厘米的壶。两条龙头伸向壶口呈饮水状,构成两侧把手。壶体的黄绿色釉质显得光滑璀璨、晶莹可爱。

“在唐三彩壶里,以凤首壶、龙耳壶为上品,万年壶、锦花盘也很名贵”青年把目光移向锦花盘。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一和日本盛放生鱼片的大盘相似的盘子。花纹宛如蔓藤花一华丽。用“光彩夺目”“来形容可当之无愧。

那天,我和这位中国青年并肩走出故宫博物院。

冬日夕的余辉,洒在屋脊的玻璃瓦上。

“您对艺术品很有研究吧!”我说。

平时,我不大使用“您”这样的字眼,今天这样称呼,算是对青年讲的一口地道日语的回敬吧!连续两天的不期而遇,他给我留下了十分亲切的印象。“啊,”“只是因为家父爱好”青年突然变得沉默。

我来北京后所接触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每当向中国人发问时,总能得到友好的回答。但一扯到政治或个人私事,他们就闭紧嘴巴了。尽管没有敌意,却令人想起对方是交战国的公民。

“告辞了”青年说。

“明天还来吗?”我向他询问。

“来倒是想来。”青年点点头,接着说,“警卫兵好象特别戒备呀!”“什么?”我不解地低声问他,青年默然一笑就离去了。蓦然,我想起今天警卫士兵那奇怪的目光。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明白。

过了一天,我又来到紫禁城。

在坤宇宫附近,我看见一个身着蓝色长衫的人沿石阶走进去。肥大的中国长衫下摆随风飘动。正是他。我边想边加快脚步。盛唐室在宫殿的尽头,我和那人相隔一幢房子的距离。因为相距稍远,只能看到背影。只见那人和警卫兵寒暄几句就进人盛唐室。我意忙赶上去。在我跨进盛唐室的当儿,警卫兵喊:“喂!”“什么?”我停下脚步。

“时间到了。”警卫兵说

“刚三点钟,不是规定到五点”我低声抗议。“今天提前闭馆!”佩戴二等兵肩章、稍胖些的警卫兵颇不耐烦地回答。

“前边的中国人”我想说:“刚才还进去人,为什么单拦住我?”,“好啦,放你进去。”二等兵似乎特别关照地用手指着入口。我进入盛唐室。

“噢。”我奇怪地发现,那个青年刚刚进来就不见了。

也许是通过盛唐室进入晚唐室了吧!晚唐室是最后一个,那儿有出口,可以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追上去交谈的亲近程度,况且又没特别约定,就只好让他先走了。

我是进唐三彩的陈列拒。

啊!奇怪。玻璃柜打开了,没有关好的玻璃门半敞着。再仔细一瞧,发现昨天看过的龙耳壶没有了。我急忙返回警卫兵那里。

“士兵先生,橱柜开啦。”我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二等兵瞪起眼睛,立刻跑入盛唐室,我也跟了进去。

“是那家伙。”二等兵横田嘴里嘟哝着,又跑向出口。

“什么事?”“在出口处站着一个佩戴上等兵肩章的警卫”展品被盗啦!刚才过去的那个中国人呢?“二等兵”从这儿到晚唐室去啦。“快追!”士兵们和我一起跑进晚唐室。

在晚唐室出口附近,站着一个军人。那人听到脚步声,慢慢转过脸来。

“乱窜什么?”他用低沉的声音问,如同操练时发口令。

两个警卫兵立刻直挺挺地站住了。

那人佩戴少佐肩章,年龄五十上下,身材矮胖,仪表威严,看上去象是从预备役中入伍的。

“刚才,一个中国人盗走了展品!”二等兵抢先报告。

“什么?”声音里明显地带着吃惊,少佐的脸色变了。

“逃到哪儿去啦?!”少佐讯问。

“就是刚才,从盛唐室向晚唐室这里来了。”警卫兵回答。

“混帐!”少佐厉声喝道,“我在这儿足有二十分钟,没有任何人过来!”以上就是我经历的不可思议的事。

我是受过大正年代民主教育的理性主义者,不承认有用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后来,在接受紫禁城警卫司令部调查时,我以在场者的身分对这一过程又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首先,我觉得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象蒸气一样消失。出事时,现场至少有四双眼睛在注视着。除我之外,肯定有人说了谎话。这话我虽没出口,心里却在想。当时我只记住两个警卫兵和少佐的姓,直到今天还没忘记。

调查官是警备队长和田曹长。两个警卫兵和我一样,象犯人似的受到严厉地讯问。守卫盛唐室的二等兵叫横田。守卫晚唐室的上等兵叫宇佐美。

每当讯问时,和田曹长总是呼喝着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很快就记住了。

少佐叫栗林。正如我的判断,他的确是从预备役应召的军人,在司令部供职。

入伍前,他就爱好山水画。那天,正在欣赏晚唐山水画李升的作品。被盗的唐三彩有:龙耳壶一只高三十厘米,彩碟二只直径十五厘米。

尽管正值两国交战,二、三件珍贵陶器被盗也应追查,实际却并非知此。

从和田曹长调查时的讲话,我了解到有这样的背景:一九三七年年底,北京亲日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签署了保护北京市民安全的声明,同时交换了不没收临时政府管理下的国有财产的协定。临时政府对保管故宫博物院民族遗产问题表示特别关心。不用说,粟林少佐只不过是以旁证人的身分列席。曹长是不能审问少佐的。

当然,粟林少佐的证词和横田、宇佐美两警卫兵以及我的申述发生了矛盾。

无论是盛唐室,还是晚唐室,都是一览无遗的开阔房间。倘若少佐和我们三人说的话都没错,中国青年就必然是在空中消失了。这样的事决不可能发生!反复讯问,回答都和最初相同。和田曹长问:“中国青年肯定进入盛唐室了吗?”二等兵横田答:“是的。”和田曹长问:“中国青年肯定是在你面前从盛唐室进入晚唐室的吗?”上等兵宇佐美说:“不会错!”和田曹长问:“粟林少佐,如果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您一定看见那个人……”栗林少佐说:““我在晚唐室呆了二十分钟,谁也没有通过和田曹长额头沁出汗珠。他一心希望能证明中国青年实际存在,那他就可以以警备工作疏忽大意为由结案了。

只要栗林少佐说一句”中国青年走过了晚唐室“那么,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了。报告书上是不能写人突然消失的,可是粟林少佐却固执地不改变说法。这样,我不禁发生怀疑。我当时认为,只要相信人不能消失,他的话就最靠不祝”我甚至想到:粟杯少佐明明看到那个中国青年逃走,却故意说没见到。

两天后,在调查的最后阶段,少佐却提出了个尖锐的问题。

他问和田曹长:“据说陈列柜的锁被砸坏,你认为需要长时间?”我也从在盛唐室入口处和警卫兵的谈话时间进行推断。

“从调查判断,一分钟左右。”和田曹长回答。

“用一分钟就能够砸坏锁头、打开柜门、盗走展品吗?”“这”和田曹长边苦苦思索边回答:“那个中国人四、五天来都到过盛唐室。也有人认为:锁头前一天就被弄坏。”粟林少佐又讯问上等兵宇佐美:“那个壶足有三十厘米,藏在什么样的衣服里面,都会很显眼。你没有注意到?”“是啊,我注意不够。”“不需要道歉!问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上等兵宇佐美的脸色变得苍白。

“二等兵横田!”

“在!”

“那个中国人确实进了盛唐室吗?”

“是。进来啦。这位先生”他的手指着我说,“也见了。”当时,几乎使我产生了粟林少佐在审讯的错觉。

报据外部知情人提供的情况来看,栗林少住的证词倒是可靠的:一个是在坤宁宫出口附近的中国警卫员。他说;午后三点以后,没看见有人从里面出来。另一个是位日本游览者,约五十岁的军需公司经理。他走累了,在坤宁宫出口不远的树下休息。他也证实说,三点以后没看到有人从坤宇宫出来。据说这位经理从有关军人口中听到这事,觉得奇怪,特地托人来说明。在没有完全搞清事实的情况下,我被释放了。这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就留在我的脑海里时至今日。我把它详细记下来,是因为在三十二年后,我去台湾旅行时,碰上了解开这个谜的机会。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结京,我们一行人来到门口。这时,对面走来一个中国人。他身材修长、体格键壮。擦肩而过的功关,他眉旁的小疣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在走向观光车的途中,我一直在向记忆中探索。

“啊!”

我轻声叫起来。三十二年前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复现。那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门前。

我想追上去。

“哪儿也不能去,马上就发车。”领队说道。

“去厕所!”我生气地推开他,急急跑起来。

不错,不错,尽管他上了年纪,肯定是当时那位中国青年。我心中反复叼念着。不料,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我追进故官博物院,也无影无踪。

观光车出发时间到了。十分遗憾,的确真遗憾哪。

那个中国青年还活着。

但我想解开这个谜,却没有第二次、第三次却台湾的机会。

这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依然作为“不可思议的事”留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