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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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晚7时。白宫宴会厅。

黄色的椭圆形大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乐队正在演奏悠扬的中国古典乐曲《梅花三弄》。井然有序的餐桌上摆着一丛丛盛开的红色的山茶花，这是卡特总统特意让人从自己的家乡佐治亚州采选的。应邀前来出席这次隆重的欢迎宴会的143名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和各国驻美使节已全部到位就坐。预定的晚宴时间也已超过近一个小时，但这次宴会的两位宾主仍迟迟不肯光临。白宫总统办公室主任汉密尔顿·乔丹不得不第二次宣布：因卡特总统和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尚未结束，请各位耐心等待。坐在餐桌旁的客人们渐渐有些不安，彼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记者们则拥挤在大厅入口处，举着照相机或摄像机翘首以待。

差5分钟7时，乐队忽然改奏《向元首致敬》，卡特夫妇陪同中国客人并肩步入宴会厅，在他们身后随着一群美中两国高级官员。卡特和美国人大都着深色晚礼服；而身材挺拔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全体随员则一律穿黑色中山装，虽然显得古板单调，却也庄重。男女来宾全停止交谈，纷纷微笑着起身鼓掌。

罗新华的精神也骤然一振，两只眼睛在数台电子显示器上不停地扫视。在这间十多平米的监控室里，他可以随意调整着不同的视角和距离，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宴会厅的每一张席位，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位客人，此刻，罗新华将视线紧紧盯住宴会厅首端一张圆型餐桌。被称为“1号首长”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夫人由卡特夫妇陪同来到桌旁，与同桌的众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和参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握手致意。刚刚入座，坐在一侧的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便将自己的请柬递给他，请求签名留念。“1号首长”略一迟疑，含笑应诺，挥笔而就。雪莉·麦克莱恩如获至宝，兴高采烈地将鲜红的请柬收入皮夹。

罗新华不明白卡特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女演员放到贵宾席上，却将中国人的老朋友、前总统尼克松放到了另一桌。美国人办事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卡特首先站起身致祝酒词，他讲得热情洋溢，神采飞扬，语调充满了自豪和喜悦。他称赞“尊敬的中国副总理的访问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满怀感情地讲到自己的身世和过去：

“像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当我长大的时候，在我那个小小的农业村社里，农业生产法和生活方式同几个世纪前并没有多大不同。我走出了那样一个世界而参加了一艘核潜艇的计划和安装工作，当我回到故乡时，我发现，新的科学知识技术已在短短的几年内改造了农业。我了解到那种变化所带来的震动，变化所要求的有时是痛苦的调整，以及变化对个人和国家可能带来好处的巨大潜力。”最后他说：“我知道，中国人民和您，副总理先生，十分理解这些事情。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民祝愿你们的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

男女宾客都坐在席位上静静聆听，并不时报以礼节性的掌声。在卡特演讲时，大厅中除一些侍者外，只有几名胸前佩戴着红色特别采访证的记者在席间穿行。这些有幸进入宴会厅采访的记者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大部分记者却被挡在了外面的大厅中。为了预防再次发生欢迎仪式上的“不测事件”，卡特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泰伯森的建议，对记者的采访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并在当天就颁发了不同的采访证。这自然引起多数记者的强烈不满，全美记者协会也为此提出抗议。但卡特佯装不知，不予理睬。为了确保中国领导人的安全，他宁可得罪这些无冕之王。当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

卡特演讲结束。中国高级领导人也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首先对东道主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对与卡特总统的会谈感到满意，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扇了勃列日涅夫一记耳光。

“我们都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坚决反对任何超级大国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阻止个别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扩张增添了责任感。”

罗新华注意到，当“1号首长”讲这段话时，坐在第6号餐桌旁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脸色阴沉，目光呆滞，他欠了欠身子想离席而去，似觉不妥又坐下来，顺手揪了一枝山茶花自嘲地摆弄着，以掩窘态。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中国高级领导人结束了演讲。

卡特擎杯起身，用他那浓浓的佐治亚州人的口音高声提议：为中国客人和夫人的健康，为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宾主纷纷起立，一时杯盏交错，笑语喧哗，乐队也奏起欢快的《圣诞老人进城来》。

当神采飞扬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同卡特夫妇和同桌的众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和参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一一碰过杯后，竟又斟满酒杯离开主宾席，径直走到邻桌的尼克松面前，微笑着同他碰杯问侯，一饮而尽。

罗新华看见，已明显苍老的前总统兴奋得满脸通红，两眼泛闪着晶莹的泪花。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涌过去，抢拍下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和人情味的镜头。

在忙碌的记者群中，罗新华又发现了杜立彬。只见他举着照相机不停地变换角度，摁动快门，忙得连锃亮的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也顾不得擦一擦。在挤动中他差点将一个扛摄影机的电视台记者撞倒，他扭头冲人家歉意地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而整齐的牙齿。他是近两千名记者中为数不多的获得红色特别采访证的幸运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随团记者，也凭他在新闻界的知名度。他拍摄的有关中国代表团访问活动的新闻照片，不仅发往国内，就连美国许多报刊的老板也高价索购。这几天这家伙一定发了笔小财。今天上午，罗新华在《华盛顿时报》上看到一组“1号首长”访美的专题照片，署名均是新华社记者杜立彬。他的摄影技巧确实不错，每张图片无论光感、立意，还是选择角度都无可挑剔，堪称一流。

罗新华将目光又投向3号显示器，他看见泰伯森仍站在大厅的左前方，神色冷漠地环视着四周。作为出席宴会的政府高级官员，礼宾司在第7张餐桌旁专门给他安排了座位。但他始终没去坐，就一直站在那里。用行家的眼光来看，他站立的位置非常好，既挨近侧门便于观察出入人员又能清楚地扫视整个宴会厅。他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也很少走动，只是有时下意识地摸一下左臂，大概是伤口在隐隐作痛。当侍者们端着托盘上菜时，泰伯森朝侧门移动了几步。这样每一个侍者和每一道菜都要从他面前经过。宴会的菜肴是罗莎琳夫人精心选定的，相当丰富：有哥伦比亚河鲑鱼、龙虾团花大拼盘、野蘑菇炒小牛里脊、蜂蜜奶油蛋糕和四色小甜点心。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卡特很少饮酒，也很少品尝菜肴，俩人似乎经过四五个小时的会谈仍没谈够，通过坐在一侧的译员冀朝铸的翻译继续不停地交谈。彼此时而倾身低语，娓娓而叙；时而眉飞色舞，开怀畅笑。他俩在谈些什么，罗新华自然不得而知。数年后，卡特在自传中才透露当时与“尊敬的中国副总理”的谈话内容：

……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向他建议次日上午再继续会谈，他表示同意。我们一起参加国宴时已晚了约一个小时，但这是一个愉快夜晚的开始。

在宴会桌上，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是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所有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当我提出他应该允许自由传教以及让人民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了。他保证要过问此事（后来他采取了有利于这两点建议的行动）。

副总理似乎对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很感兴趣，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的宗教因素。他说，中国也许有七百万穆斯林，中国政府并不干预他们的宗教信仰。我问他是否允许这些信徒去麦加朝圣，他说不行，但又说，如果这种朝圣有重大意义，这一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把这一信息通知了沙特的领导人。

关于人权问题，他说中国人对犯罪的惩处没有一致的标准，因此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律师很少，他拿不准如果多一点律师是否会对国家好些。他注意到其他国家的法庭上不断有争执，拖延以及明显的等级歧视等，他不知道中国是否应该有这些问题。他显然决定允许在了解争端和清楚犯罪行为情况的小范围内解决民事、刑事案件，并且限于只增加同其他国家谈判协定和合同时需要的律师。他说中国赞成所有分散的亲人团聚，不实行新闻检查，最近又容许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他还说根据中国的制度，必须审慎地对待这些自由。

2

1979年1月29日的整个晚上，罗新华对美中两国的两位首脑在餐桌旁谈些什么并不感兴趣，他现在所关注的只是身为国家掌舵人的“1号首长”的安全。上午欢迎仪式上的“突发事件”使他这种“关注”更加强烈，更加紧迫。虽然在出国前他已预料到可能会发生的种种不测，并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应急准备，但仍没想到在第一天的欢迎仪式上就有人跳出来行刺，而且凶手竟然那样轻松地就混过了警戒线。这使他对泰伯森吹嘘的“立体警戒网”不得不产生怀疑。尽管此后美方在客人的公开活动场所采取了更加严密的措施，但他浑身的神经仍如同拧紧弦的钟表分分秒秒都绷得紧紧的，唯恐稍有不慎再发生什么意外，而这种“意外”现在几乎随时都会发生。这时无线电对讲器中传来泰伯森低沉的声音：“丹尼尔，命令四、六小组马上进入A区。”

一直守在监控器前的局长帮办丹尼尔·约翰轻声应道：“明白。”他随即摁动了几下键钮，对着话筒呼道：“劳伦斯注意，‘老狼’命令你们马上进入A区。”

罗新华知道，所谓A区是指宴会厅便门外的长廊通道，国宴结束后卡特将陪同中国高级领导人到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文艺演出。原计划从正门穿过前厅走出白宫，现在泰伯森决定改走便门外的长廊。罗新华很赞成他的这一改动，因为他已在显示器上看见数百名记者已将前厅挤得水泄不通。他奇怪美国怎么有这么多记者，而且都能随便进入白宫。罗新华又扫了一眼泰伯森，见他仍然站在那个位置上，目光警觉地环视着整座宴会厅。他不太喜欢这个高大、傲慢的美国人，特别是他那饱满的前额和自负的微笑，总令他想起朝鲜战场上的仇敌和耻辱，心中总涌起一丝不快，甚至厌恶之感。但作为美方的安全特别执行小组组长，罗新华在短短的接触中又很佩服他的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凡“1号首长”经过的路线和停留的场所，他事先总要亲自反复勘察，布置警戒，细致得连一个窗口，一棵小树也不放过，而且总要亲临现场观察指挥，即使负了伤仍坚持如此。别看泰伯森表面上坦然自信，若无其事，但他这种不辞辛苦、忠于职守的行为已表明他内心的紧张和压力。尽管在双方互通情况时他只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讲了几句应酬话，但罗新华断定他一定掌握着别的“险情”和“线索”，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愿讲明罢了。对此罗新华虽不甚满意，却也理解。

丹尼尔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递给罗新华一杯，感激地说：“罗先生，谢谢你的灵丹妙药。”

罗新华关切地问：“怎么样？好点了吗？”

丹尼尔转了几下脑袋：“呶，完全好了。”

今天上午，罗新华见丹尼尔讲话时总歪着头，一问才知他昨夜值班在沙发上睡觉把脖子睡扭了。罗新华患有关节炎，每次外出总爱带几块‘虎骨舒筋膏’，于是便给丹尼尔脖梗处贴了一块，没想到还真见效了。

丹尼尔高兴地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语夸奖道：“中国药，伟大！”

罗新华笑了笑，没说什么，两眼仍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器。

丹尼尔指了指显示器上的泰伯森，轻声宽慰道：“罗先生放心，有泰伯森在，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罗新华呷口滚热醇香的咖啡，随口赞叹道：“泰伯森的确是一名出色的特工。”

丹尼尔却郑重地竖起一根手指：“不，他是一头老狼，一头真正的阿拉斯加雪原上的老狼。”

罗新华不明白他这话是褒还是贬，只好随之一笑，没再吭声。

从两天的接触中他对这位局长帮办的印象还算不错。也许是多年干特工养成的习惯，他很少讲话，无论是举行会谈还是私下交谈，他总是默默地听别人讲，干瘦的脸上总是泛着和善的微笑。不像泰伯森那样锋芒毕露，盛气凌人。论年纪他比泰伯森大四五岁，论资历也比泰伯森长几年，可论职务却比泰伯森小一大截。罗新华虽然对丹尼尔不甚了解，但看得出此人命运多舛，仕途不顺，奔波忙碌几十年，干到满头白发才于上个局长帮办。“局长帮办”算什么呢？看来和自己一样最多沾个“处级”的边。这使罗新华不禁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不免生出一丝同病相怜之感。可丹尼尔似乎对命运已很满足，或者说表现得很豁达。虽然他年长资深，虽然他即将离任退休，但对泰伯森却很敬重，甚至有些唯命是从。每当泰伯森指手画脚下达命令、分配任务时，尽管他是特别执行小组的副组长却很少提出异议。罗新华出于尊重，曾主动询问他对泰伯森的安排有什么不同想法，他很郑重地摇摇头：“不，我没有想法，在特别执行小组必须一切听泰伯森的指挥。这就像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统一样。”他还笑着反问道：“你们不是也主张‘一切行动听指挥’吗？听他的没错。”

罗新华略显窘迫地笑笑，觉得自己的“同情”很有些“小人之心”。对丹尼尔这种不计得失，顾全大局的“君子之腹”越发多了几分敬意。

从几次简短的交谈中，罗新华得知丹尼尔是路易斯安那州人。二战时曾在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巡洋舰上任中尉雷达员。珍珠港大战中巡洋舰被日军的炸弹击沉，他却只受了点轻伤死里逃生。退役后经海军情报处推荐到财政部秘密勤务局——也就是后来的联邦安全局任特工，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是安全局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他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妻子是圣保罗急救中心的护士，现在已退休。一儿一女也均已成家。他说他们一家人都很喜爱中国，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也是最伟大的民族。他还不无自豪的告诉罗新华：目前他正在学习汉语，打算退休后和妻子一同到中国去旅游，亲眼看一看黄河、长城、兵马俑。有时他还在罗新华面前有意说几句结结巴巴的汉语，那水平如同学舌的鹦鹉差不多。罗新华虽不敢恭维，但对他的友好之情却很感动。彼此熟悉一些后，谈话也就随便了。一次闲谈中，罗新华问他对中国领导人访美的看法。丹尼尔不加思索地用汉语连声赞叹道：“伟大！伟大！”他说你们的领导人敢来美国确实了不起，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并称这是跨世纪的访问。他也直言不讳地问罗新华，他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只让这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当副总理？“他应该是总理，是国家元首。”他有些忿忿不平地说。

罗新华笑道，这是上头的事，他不清楚。

丹尼尔递给罗新华一本刚出版的《时代周刊》，指着封面上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大幅彩色照片得意地说：“他在世界排第一。”那神态好像我国的高级领导人是他们美国的领导人。

罗新华看过才知道，原来《时代周刊》把“1号首长”评为1978年世界第一位伟大人物。

丹尼尔介绍说，这不是刊物评的，是几十万读者选出来的。他还说，亚洲领导人被评为世界伟人，这在《时代周刊》30多年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

罗新华倒被他的情绪感染了，凝视着杂志封面颇有些动情地说：“谢谢你，谢谢美国人民。”

几分钟后，丹尼尔便接到报告：被调往A区的两支行动小组已全部到达指定位置。他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泰伯森作了报告。从显示器中可以看出，宴会已进入尾声。两名中方贴身警卫也已站到侧门边等候护送中国领导人退席。就在这时，连接外线的电话铃响了。丹尼尔抓起话筒听了一下，又递给罗新华：“找你的。”

罗新华颇感奇怪，接过话筒一听才知是刘秘书打来的。对方言语很简单：“‘长城’请你立即返回住地。”

“长城”是王枫的代号。

罗新华心头一紧，不知王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找自己，忙应了一声：“好，我马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