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铠甲上的一道裂痕

自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指出包厢中的女人是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遗孀,整个演出在我眼里便化为乌有了。我竭力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打算趁开场的时候和福尔摩斯悄悄交谈几句,但他一本正经地把手指放在唇上,独自沉醉在音乐之中。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女人真的是军火大王的遗孀,要么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如果她是真的——我必须承认她的外表很有男爵夫人的气派——那么我们的委托人又是谁呢?她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又为什么缘故遭到绑架呢?

我向弗洛伊德偷觑了一眼,他也在思索这一问题。

我们坐马车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仍旧绝口不提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着刚才的演出。

我们回到伯格街19号的书房,弗洛伊德向妻子道了晚安,在椅子上坐好,准备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福尔摩斯含含糊糊地说他要回房间待一会儿。他走后,弗洛伊德皱起眉头,噘着嘴,不悦地望了望我。“我也想去一下,或者咱们最好一起去。”

我迷惑不解地跟他匆匆走出书房,疾步上楼。他没敲门,一下把福尔摩斯的房门推开。我们一眼看到他正坐在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支注射器和一个小瓶,小瓶中是可卡因。他没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我却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是有点想它,”他缓慢地、有点悲伤地说。

他用双手托着下巴,重新向镜台上的小瓶望去。可卡因和注射器放在那儿,活像祭坛上的供品。

他一把抓起小瓶和注射器,毫不在意地递给弗洛伊德(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把它们搞来的),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石南根烟斗,跟着我们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们回到书房,弗洛伊德绝口不提刚才的事,开始讲起我们在毛姆堡俱乐部和小男爵的那段奇遇。福尔摩斯静静地听着,只是问:“不打反手球?真有意思。他发球怎么样?”

我打断福尔摩斯一连串莫明其妙的询问,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

“只有最显而易见的一些看法,”他回答说,“而且仅仅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需要证据。”

“怎样才能证实呢?”弗洛伊德问。

“恐怕要到法院才行。我们可以随意作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如果无法证明它们是事实,那么我们只好睡大觉。”

他格格笑起来,“他们很精明,非常精明。而且在他们偶尔失误的地方,老天爷又帮了他们的忙,给了我们这么个证人,她的证词不仅极其有限,而且到法庭上还会遭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完全无效的。”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思,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斗。

“我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恐怕还不够深刻,”他终于叹口气说。“弗洛伊德大夫,你能帮帮我吗?”

“怎么个帮法?”

“哦,只需告诉我一些一般性的情况。奥托-冯,俾斯麦公爵还活着,不是吗?”

“我想他还活着。”

“但不再是德国首相了吧?”

弗洛伊德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当然,他不作首相已经将近一年了。”

“哦。”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弗洛伊德和我困惑地彼此望望。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俾斯麦和这件事有什么——”

“你怎么竟看不出来?”福尔摩斯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不,不会的。”然后回到椅子上坐好,“一场欧洲大战正在酝酿之中,这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惊愕地望着他。

“一场欧洲大战?”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点点,转身寻找火柴。

“而且规模巨大,如果我没把那些迹象理解错。”

“可是你怎么能从今天所看见的推测到这一点呢?”

“根据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和她继子的关系。”

“可是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的声调也和弗洛伊德的差不多。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他把杯子放下,那双灰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我们。

“弗洛伊德先生,维也纳有没有遗嘱登记处?”

“遗嘱登记处?怎么,当然有。”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上午抽一些时间去那儿,查一查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产业现在由谁掌管。”

“我十点钟还要去看一位病人,”医生不由抗议道。但福尔摩斯冷冷一笑,举起一只手。

“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

“好吧。我照你的吩咐去作。那么你去作什么呢?”

“在华生大夫的帮助之下,我要去寻找敌人铠甲上的一道裂痕,”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斗中的烟灰磕掉。“据你看,我们的委托人明天能出门吗?”

“出门?走多远?”

“哦,只在城里。我想让她去见一个人。”

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他犹豫地说。“她看上去身体很健康,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虚弱。”

“好极了!”福尔摩斯站起身,打个呵欠,一面用手背轻轻拍着背。“我们今天的时间够长了,恐怕以后还要干得更长,所以我想,该去休息了。”

说着,他鞠个躬,离开了房间。

“从这一切他究竟看出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我一无所知。”弗洛伊德叹息道。“无论如何,该睡觉了。”

我也感到筋疲力尽,但是当我的身体纹丝不动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头脑仍在久久地飞速旋转着,试图解开这个谜。一场欧洲大战!千百万人的生命!我曾多少次为我朋友那种奇异的才能而惊愕,但从未见他以如此之少的根据作出如此之多的推论。而且,天哪,假如这一切最后竟被证实,又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人在出门之前一道匆匆吃了早餐。福尔摩斯胃口大开,这表明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弗洛伊德严肃地吃着,但他沉默寡言和忧虑不安。他和我一样度过了一个不宁静的夜晚。

我们走到门口正准备分手,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是给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他撕开封套急切地读着,随后什么也没说,就把电报塞进口袋,向邮差摆摆手,示意不拍回电。

“我们的不变,”他说着向弗洛伊德微微鞠个躬,对我们俩好奇的目光不予理睬。医生满脸不悦地走了,福尔摩斯向我转过身,“现在,华生,我们也走吧。”

我们坐上出租马车径直向医院驶去,在那里他们见了弗洛伊德的亲笔字条,便把病人交到我们手上。她的体力明显恢复了,顺从地跟着我们出来,迈进停在大门外的马车。福尔摩斯事先已将我们的目的地写在衬衫袖口上,我们开始穿过城市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关于这项使命,当我询问时他只说:“时机快到了,华生,别着急。”

“你估计弗洛伊德医生会在登记处发现什么?”我问。

“他会发现我已经了解的东西。”

他转过脸向委托人温和地笑笑,但她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马车越过多瑙运河,进入一片居民区。我们在瓦伦斯泰因大街停了一下,然后驶进一条宽宽的车道,这条车道通向一幢有点阴森的房子,房前有一个精心修整的花园。一辆马车停在门前的停车处,就在我们搀扶着委托人下车时,房子的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等身材、腰板笔直的男人。虽然他身穿普通大衣和便服,但姿态却使人感到他不仅是个军人,而且受过最严格的普鲁士军队的训练。

他向我们,或者不如说向我搀扶的女子鞠了个躬,文雅地脱帽致意,然后钻进马车,马车随即启动了。

福尔摩斯凝望着远去的马车,皱着眉头。

“你见没见过那个人,华生?”

“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的。福尔摩斯,这是谁的房子?”

他微笑着按按门铃。

“这是冯-菜恩斯多夫男爵在维也纳的府邪,”他答道。

“福尔摩斯,这太荒唐了!”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怎么呢?”他轻轻挣脱胳膊,“男爵这会儿不在。”

“可万一他回来呢!你不知道那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我暗暗指了指那个沉默不语的同伴。“你应该事先和医生——”

“亲爱的华生,”他心平气和地打断我的话,“你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时间就是一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逼迫对手摊牌。无论如何,她看到这房子时并没有任何反应。谁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呢?如果她能有所反应,说不定正好就此痊愈呢。”

他的话音刚落,宽大的房门打开了。一个表情冷漠的穿号衣的管家问我们有何贵干。福尔摩斯把名片递过去。这人毫无表情地接过名片,把我们三个引进一问拱顶的前厅,然后退了下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旁边那间宽敞的长方形门厅,既华丽又阴森,象房子的外表一样。地板是橡木的,墙上挂着壁毯,装饰着中世纪的兵器,还有镶着镀金画框的油画。

“你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地方吗?”福尔摩斯在我身边悄悄说道,“瞧瞧天花板吧!”

“福尔摩斯,我真要对你的作法提出抗议了。至少应该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敌人是谁?”

“恐怕我也一无所知,”他无精打采地答道,一面仍旧用不赞成的目光望着头顶上那些洛可可式木雕。

“那么,你究竟根据什么说一场——”

“好吧,”他有点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们面临着一笔产业的争夺,这笔产业是一大批军火工厂。如果我们推测——”他见那个仆人走进门,就闭住了嘴。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随我来,”那人作个手势说,“我带你们去见男爵夫人。”

这幢大房子简直象座迷宫,假如没有向导,简直就找不到那个女人的客厅。

这个房间比我们一路走来时瞥见的其他房间较为多了点现代的色调,所有家具都罩着华丽的粉红色罩布,下面拖着长长的穗子。

在一片粉红色正中的一张沙发上坐着我们昨晚看见的那个美人,她一见我们进去,便站立起来,操着一口美国口音的英语说: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有幸——”她突然停住,惊喜地发出一声叫喊,一只手不觉按在胸口上,眼睛在惊愕中瞪得大大的。

“天哪!”她高喊道。“是诺拉吗?”

她冲上前去,把福尔摩斯和我撇在一边,拉起我们委托人的手,轻轻把她领到光亮处,热切地端详着她的脸。而我们的委托人,仍象以往那样顺从、冷漠、无动于衷,任凭男爵夫人的摆布。

“怎么回事?”这位太太嚷起来,“她完全变了。”

“你认识她?”福尔摩斯温和地问道,紧紧盯着男爵夫人,这时男爵夫人把头转向被称作诺拉的女人。

“怎么,我当然认识她。这是我的贴身女仆,诺拉-西蒙斯。她几个星期前失踪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天哪,诺拉,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来维也纳的?”

她的脸上布满疑惑的神情,然后又关切地审视着那个苍白倦怠的面孔。

“恐怕你会发现她无法回答你了,”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说,一面轻轻把两个女人分开,搀着诺拉-西蒙斯(假如这确是她的名字)坐下。然后他向男爵夫人扼要叙述了我们碰到她女仆的经过。

“这太可怕了!”她听完之后惊恐地说。“她被人绑架了吗?”

“看来是这样,”福尔摩斯平淡地答道。“从你风才的话来看,我想,她是随夫人到巴伐利亚去的?”

“从上船起,她就没离开过我一步——除了休息的日子。”公爵夫人的面容显出一种尊贵的气派。“她正是在大约三星期前那个休息日失踪的。”

“男爵去世的那天?”

这个女人眼圈红了,双手紧紧绞在一起。

“嗯,是的。发生不幸时诺拉不在别墅里。她在镇上,那个镇子我记得叫艾尔戈德已赫。在混乱中,谁也没注意她。而且,我刚才说过,那天她休息。第二天没见她回来,我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于是通知了警察局。如果不是我丈夫突然去世,我心里乱成一团,也许可以早一点通知警察。”

“你推测发生了‘意外’,难道你没想到可能是某种罪行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怎样想。她走了——”男爵夫人不知说什么好,两手摊开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

“警方没能发现你女仆的踪迹?”

她摇摇头,然后激动地抓起那双毫无生气的手,“亲爱的,总算找到你了!”

“能否问一下,你丈夫是怎样死的?”福尔摩斯紧紧盯住她问道。

男爵夫人的眼圈又一次红了,“他的心脏,”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用咳嗽掩饰我自己的慌乱,福尔摩斯却站了起来。

“我深表同情。好的,我们的事情办完了,华生。”他轻松地说,我觉得他的语调里没什么感情。“我们已经揭开了我们的小谜。”他把手伸向诺拉-西蒙斯。“太太,很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还勾起了你的伤心事。”

“可是你们不能把她带走!”男爵夫人喊道。

“她现在这副样子对你不会有任何用处,”福尔摩斯冷冷地说。“她自己还需要别人来照料。”说着又把手伸过去。

“哦,我会照顾她的,”这个女人坚持道。

“在目前情况下这样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的仆人正在综合医院接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治疗,我们把她带到这儿来并没得到他本人的允许。如果不是为了搞清她的身分,我不会把她带出来的。”

“得是——”

“不过,我可以劝说医生把她交给你照顾。在普罗维登斯的时候,你一定帮助教会照顾过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的穷人吧?”

“那时我常常做这类教会的慈善工作。”男爵夫人急忙答道。

“我也这样想。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向弗洛伊德医生反映这一情况,等到他要对病人作出处理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她还想说什么,但福尔摩斯一摆手,我们便告辞了,带着不幸的女仆一同出来。

马车在原地等候我们,我们钻进去,随即福尔摩斯不出声地大笑起来。

“一个极为出色的表演,华生。光凭她的勇气和机智就可以和最杰出的艺术技巧相媲美。当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这个女人受过很不错的训练。”

“那么说,她是个冒名顶替的?”简直很难想象那个天姿国色的女人竟是个骗子。福尔摩斯不耐烦地点点头,把烟斗中的烟灰摆掉,随后向旁边那个乘客偏偏脑袋。

“这个可怜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他严肃地说。“不过在了结这件事之前,我们可以恢复她的一部分权利,即使还不能恢复她的理智。”

“你怎么知道另外那个女人是在撒谎?”

“你是问她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除了关于女仆失踪的那段荒诞不经的故事之外?”

我点点头,并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她的话完全不可信。

“也许她的话包含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事实,它们会帮助我们搞清楚这件事的原委,”我继续说,越来越觉得我头脑中渐渐形成的想法是不错的。“也许——”

“也许是这样,”他微笑着表示同意。“然而有一些事实却证明了我的结论。”

这位珠围翠绕华贵雍容的女子太象个男爵夫人了,我们那位神经错乱的病人却与这个角色不大相配。然而福尔摩斯的态度又那么自信,自信得令人气恼(不到一星期之前,他自己还几乎是个满口谵语狂言的疯子),他那副表面谦恭实则傲慢的样子真叫人难以忍受。

“那么是些什么事实呢?”我愤愤地问。

“你也许想知道,”他说着,递过来早上收到的电报,对我话音中的愤慨不予理会,“罗得岛州的斯莱特家族二百年来一直属于贵格教派。贵格教派轻视教会,举行礼拜的时候是不去教堂的。他们自然不搞慈善事业。是这样,当然是这样。”说着,他把头转向车窗外面。

我愕然了,正想开口,他又继续说起来,“而且,巧得很,我刚刚想起在哪儿见过冯-施利芬伯爵。”

“什么伯爵?”

“冯-施利芬。我们在门口碰到的那个人,他的肖像几个月前曾上过《泰晤士报》。你见过吗?如果我没记锗,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德国的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