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香草精

那个夜晚我们究竟使了什么手段说服不幸的数学教师,这里不必详叙了。一句话,诱惑、哄骗、恳求、吓,凡此种种全用上了。然而迈克罗夫特使他屈服了。在当时,我还摸不透莫里亚蒂究竟为什么害怕迈克罗夫特,但他确实在这个大胖子面前俯首帖耳。

这笔交易总算作成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又一次想跟迈克罗夫特打听福尔摩斯一家的往事。但我抑制住自己的愿望,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我很快便倚在车厢边睡着了,直至马车驶到我家门口,迈克罗夫特轻轻捅捅我,我才醒过来。我们轻声道了晚安。

“现在就看我弟弟的了,”他说。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上床的,等我睁开眼睛,只见妻子站在旁边,俯身焦虑地审视着我的脸。

我看见她身后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个盘子,上面盖着餐巾,不由得吃了一惊,这时,我看到盘子里,在糖罐旁边,放着一个黄色信封。

我犹豫地望望妻子,她坚定地点点头,我拿起信封打开。

你能否离开诊所数日?

猎物开始活动亟需你的协助。

把托比带到哈默史密斯区芒罗街4号。

多加小心。

福尔摩斯。

托比!

我抬头看看妻子。

“开始了,”她平静地说。

“是的。”我竭力压抑心中的激动。追踪开始了,结局如何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判断。下一步该去取出托比,然后到教授的家和福尔摩斯碰头。

街上什么也看不见。雾,几小时之前刚刚没过脚面,现在却已成为茫茫雾海,把我深深地淹没了。我用手杖探路,慢慢向路口走去,不时闪避迎面而来的行人。终于,我找到一辆马车,乘车蜗行牛步般缓缓向莱姆贝斯区品琴巷3号行进。现在,距离谢尔曼先生住的那条小巷已经不远了。谢尔曼先生是个生物学家,他那条非凡的狗——托比——曾经帮助福尔摩斯办过不少案子。

如果托比是条纯种狗,人们也许会把它看作警犬。然而它非但不是警大,就连血统也搞不清楚。而且,有一个时期它生了病,结果身上的毛脱落不少,外貌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了。但托比的鼻子极为出色,就我所知,在嗅觉方面它尚未碰到一个可与匹敌的对手,当听到唧唧嘎嘎的动物鸣叫声,我知道目的地到了,吩咐车夫停车等候。下了车,我四处张望,寻找我熟悉的一排排简陋的房屋,找到他的门。我使劲敲门,还大声喊叫,因为里面的喧闹已达到极点。我敲打喊叫了一阵,门终于开了。

“好哇,华生大夫!实在抱歉!进来,进来。”

他怀里抱着一只猴子,我只好侧身从一只獾身上迈过去。窗外隐约传来河鸥在迷雾中乱飞乱撞时发出的鸣叫。谢尔曼把一只独眼老猫轻轻赶下摇椅,请我坐下。

“那么说,大夫,你是需要托比了?”他问道,“稍等一会儿,我去把它带来,你有时间喝杯茶吧?”

“恐怕来不及了。”

谢尔曼很快带着托比回来了,托比认出了我,冲上来热情地使劲摇它那条绳子般的尾巴。

“你带去用吧,多久都行,”说着,他陪我走出屋门,“钱的事以后再说。再见,托比!出色的小狗!代我向福尔摩斯先生问好!”

我一面答应,一面牵着托比朝马车的方向走去。我和托比找到马车,爬了进去。我说了一遍福尔摩斯电报中给的地址(我昨天夜晚也亲自去过),马车慢吞吞地移动了。我们终于移动了。我们终于驶进僻静的芒罗街,看到那盏唯一的路灯发出的微弱灯光,就在那儿停住了。

“我们到啦!”车夫惊喜地喊道。我走下车向四处张望,寻找福尔摩斯的踪影。周围死一般地寂静。当我喊叫他的名字时,声音在雾中奇异地回荡。

我呆呆站立了一会儿,正要向教授的寓所走去——忽然听到从右侧人行道上传来一阵笃笃笃的声音。

“喂?”

没有回答,只有手杖敲打路面发出的不和谐的笃笃声。托比也在倾听那个声音,不安地低声咆哮着。

笃笃的声音由远而近。

“喂!你是谁?”

“马克斯威顿山多么美!”突然从雾中传来一个尖尖男高音的歌声,“在那里晨露早降,在那里安妮-劳莉曾对我倾诉衷肠,为了你,美丽的安妮-劳莉,我愿死去,死在祖先的身旁!”

我惊呆了,一动不动,毛骨悚然,等待那位歌手走近——在一条迷雾笼罩的僻静街道上,一切现实感消失殆尽,旁若无人的神秘歌手在尖声歌唱。

慢慢地,伴随着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他出现了。借着路灯的昏暗光线,我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吟游诗人,上身是破破烂烂的没系扣子的皮背心,下身一条旧皮裤,脚上穿着用带子绑起来的靴子。他头上戴一顶皮帽,帽檐歪在一边。这一切使我感觉到他曾经在煤矿干过活。

这个幽灵般的人走过来,停止歌唱,我疑惧地盯住他,没有说话。

“施舍吗?施舍一个瞎子吗?”他忽然拖长声调说,把帽子摘下,反面朝上向我伸来。我在衣袋里摸索着寻找零钱。

“为什么我刚才喊的时候你不回答?”我有些气愤地问,心里为刚才差点从提包中掏出左轮枪而感到羞愧。

“我在唱歌,不想停下来。”他答道。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赚到钱哪?”

“情况?先生,什么情况?”

“怎么,这该死的雾呀!”我大声说。

“噢,是这么回事。”他又叹了口气,似乎向周围张望了一下。这举动放在一位盲人身上显得有些怪异。

“需要帮什么忙吗?”我问。

“不,不,谢谢啦,先生,我不需要。”说着,他一把抓起我放在他帽子里的钱,塞进衣袋,便踢踢踏踏走了。

我又一次环顾四周,大声喊道:“福尔摩斯!”

“没必要嚷,华生。我就在这儿,”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蓦地回头,和我脸对脸站着的正是那位盲歌手。

“福尔摩斯!”我惊呼道。

他哈哈大笑,一把扯掉假发,撕去假帽,揪下贴在下巴上的假瘊子,最后摘下墨镜,在原来那个吟游诗人的瞎眼部位,福尔摩斯那双眼睛在高兴地闪动。

“很抱歉,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一向喜欢搞点戏剧性的玩意儿。”

马车夫早已被这景象惊呆了,我们颇费了一番功夫才使他镇静下来。

“可是为什么要化装成这副模样呢?”我追问道,他抬起头严肃地盯着我。

“他把门锁上了,华生。”

“锁上了?谁锁上了?”

“教授。”福尔摩斯一面恼怒地说,一面直起身。“你背后就是他的寓所,昨晚我一直亲自监视着,直到半夜一切都还正常。后来,由于天气阴冷潮湿,我就到街那头的酒馆喝了点白兰地。在我离开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找他。他们说些什么我无从知道,但可以肯定,他们告诉他我布下的网正在收紧,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掉了,一切仍和原来一模一样。今天上午十一点钟,我接到电话,教授离家出走了。怎样走的,走哪儿去,这些还有待我们发现。我之所以装扮成这副模样,是为了提防他的同伙设下埋伏。”

我一面不露声色地听着,一面考虑提出适当的问题。

“是的。一个个子很高,相当胖——少说也有二百来磅——这样潮湿的地面很容易证实这一点。他的靴子非常大,靴尖翘着,后跟是方形的,内侧已经磨损。块头大的人常常把脚尖分开,于是便出现这种状况。他很果断,据我看,他是领头的。”

“那么另一个人呢?”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唉,另一个,”福尔摩斯沉思着叹了口气,向寂静无声的四周张望一下。“这个人的特征很有意思。他比他的同伙矮一点,大约不到六英尺,略微有点瘸,和你一样,华生,是左腿。他曾一度落在后面;后来被同伙叫过去,因为那一段路面他只留下前脚掌的印迹。从步长上可以看出他是跑着赶上去的,而且并没偷偷摸摸地干。他们走进屋子,和教授谈过话便离开了,我本来可以发现更多的细节,只是雾太大,有些东西看不出来了。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抓住这两个人。不过,你知道,我是不会为了小鱼放跑大鱼的。当心香草精!”他见我向房子那边走,突然喊,把我拉住。“你差点踩上,”他喘息着扶住我。现在我可以肯定,他是彻底疯了。

“香草精?”我强作镇静地问。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还没丧失理智,先付车费吧,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心神不定地走到马车旁,付了车费。马车轧轧地慢慢走了,福尔摩斯一手拉住我,一手牵着托比,向房子的方向走去。房子虽然还看不见,我已经可以凭直觉判断它方位了。

“你低头看这儿,闻一闻,”他说。我蹲下使劲闻,立刻一股甜丝丝的香草精气味扑鼻而来。

“究竟为什么——?”我问。

“如果会用的话,它比木馏油要好,”他一边说一边让托比上去嗅,“黏性不那么大,沾到鞋上不容易被发现。另一个好处是气味特殊、强烈,保持的时间长久,我相信托比不会再被相似的气味迷惑住,除非猎物穿过一间厨房。再闻闻,小家伙,闻闻!”他哄劝托比,托比听话地嗅着大街靠边处一大片水洼。

“这是我昨晚离开时泼上的,”福尔摩斯边说边继续卸装。“他们一个个全踩上了——莫里亚蒂,他的两个同伙,几小时前莫里亚蒂乘坐的马车也从上面驶过。”

谢天谢地,今天早晨我换了一双靴子。

“现在干什么?”我站起身问。

“让托比跟踪马车。”

他轻轻地拉拉托比,我们出发了。这种气味显然很强烈,尽管浓雾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托比仍然走得很快。当福尔摩斯到大街对面的灌木丛中去取他的红毡子旅行箱的时候,托比几乎要挣脱他的控制。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只是一个劲地跟着托比。

福尔摩斯很镇静,精力十分充沛,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搞错了,也许莫里亚蒂愚弄了我和迈克罗夫特,也许他真是万恶之源。但眼下这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把它抛开,不再去想,只是一瘸一拐地尽力跟在福尔摩斯和托比后面。

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格罗斯特街车站,我清晰地听到火车在鸣笛。

我吃力地跟在托比后面,看不出身在何处,福尔摩斯突然止住脚步,拉住我的大衣。

“怎么啦?”我喘着气问。

“你听。”

我竭力排除心脏急剧跳动的声音倾听着。马蹄声、马具、马车的吱吱嘎嘎声,车夫的呼喊声,还有火车的汽笛声。

“维多利亚车站,”福尔摩斯轻声说。

现在看出来了,真的来到火车站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福尔摩斯喃喃自语道,“你带上提包啦?真运气。”

他的语气中似乎带着几分嘲讽。

“你在电报中说过‘数日’,”我提醒他。

他仿佛没听见,跟着托比一直向马车停靠的地方跑去。托比在几辆停着的马车旁嗅了嗅,突然把头转向与火车站相反的方向,准备冲过去。

“不,不,”福尔摩斯轻轻地而又坚决地告诉它。“我们跟踪的是马车,托比。告诉我们它的乘客到哪儿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托比拉到那些马车的另一边,托比在那儿转了一会儿,它弄清楚了,“汪”地叫了一声,向车站奔去。

托比在焦急等待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最后来到去往欧洲大陆特别快车的站台。在这儿,它面对空荡荡的铁轨一动不动,香草精到这里终止了。我看看福尔摩斯,只见他微笑着扬起眉毛。

“是这样,”他平静地说。

“现在怎么办?”我问。

“让我们查查看,那趟快车开出多久了,还需要多长时间再发车。”

“那么狗呢?”

“唉,带上好了。我想还用得着它。”

当然,我要跟踪莫里亚蒂教授并不一定非用托比不可,”福尔摩斯说,此时我们的火车已经开出伦敦二十英里,把大雾甩在身后,向多佛尔驶去。”至少有三种办法可用,还不算香草精,”他微笑着说。

清新的空气使我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一些。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把福尔摩斯带出来。

我的同伴打起盹来,半小时后突然醒了,用奇特的目光凝视着我,然后猛地站起身,一把扶住头顶上的行李架。

“对不起,我出去一下,亲爱的朋友,”他紧张地说,随后向上瞥了一眼,把他那只红毡子旅行箱拿下来。当我们的火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开出之前,他已经借用那儿的便利条件去掉原来化装的一切痕迹,换上他自己平时的服装。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要去哪儿,做什么,为了什么。然而我没有规劝他。

大约十分钟后,福尔摩斯回来了,悄悄把毡子旅行箱放回架子。

到了多佛尔,轮船把火车运到汇合处。我们走下火车,在站台上休息。福尔摩斯事先已经让托比又嗅过一次他随身携带的一小瓶香草精。到了站台上,我们装作让狗散步,带着托比四处看看教授会不会趁他那趟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离开火车。我自然知道他不会,不过既然有托比在,我就没必要说出来了。

“既然所有的欧洲大陆快车都在同样的车站停车,我们就不会错过他下车的那一站,”福尔摩斯推测道,于是我们越过了英吉利海峡。

到了加来,我们又检查了一番——结果相同。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香草精的踪迹,一路寻到去维也纳的特别快车的站台。

福尔摩斯紧皱眉头。“为什么他要去维也纳?”

“也许他会在半路什么地方下车。我希望托比不会搞错,”我说。

福尔摩斯冷冷一笑,“假如它搞错了,华生,你的读者感到的将不是惊诧,而是好笑了。”

我没告诉他这件“案子”我根本没打算写下来。

当我们黎明之前坐上火车穿越法国时,睡意很快把我征服了。醒来时已近中午,盖着福尔摩斯那件斗篷,双腿搭在座位上。我的同伴仍旧坐在对面,一边吸烟,一边向窗外眺望。过了苏黎世来到德国边境,接着是慕尼黑和萨尔茨堡,站台上仍不见香草精的踪迹。

我感到天气在变暖,奇怪的是,在这般气候下前方那些壮丽的山峰上却仍旧覆盖着积雪,于是我请教福尔摩斯。

“噢,会融化的,”他向窗外白皑皑的山峰瞟了一眼说,“华生,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

他似乎又一次隐入阴郁的心境。积雪和冰块并未把他埋没,倒是他心灵深处的什么东西把他埋没了,我对此束手无策。

这么有好一会儿后,他突然站起来取下毡子旅行箱出去。福尔摩斯回来之后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红头发的英国人打开我们车厢的门,问我们能否让他进来,他到林茨就下车,福尔摩斯不情愿地作个手势,让他坐下,再不理睬这个人了。我只好自己和他东拉西扯地谈起来。

“我到蒂罗尔旅游去了,”他问答我的问话时说。这时福尔摩斯睁开眼睛。

“到蒂罗尔去了?肯定不是,”他说。“你旅行包上的签条不是说你从鲁里塔尼亚返回吗?”

这位英俊的英国人顿时脸色煞白。他站起来,重新提起旅行包,喃喃地表示歉意,说要去喝点酒。

“多遗憾,”他走后我说,“我本想向他打听加冕礼的情况。”

“没问题,”他心不在焉地答道。

“你说他叫拉森迪尔?我可没看见他的什么签条。”

“我也没看见。”

“那你究竟是怎么——?”我刚开口,他便笑着挥挥手打断我的话。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很神秘,”他说。“我认出他了,他是伯莱斯顿勋爵的弟弟。有一次,在托琅姆勋爵家举办的晚会上我曾和他聊过天。一个废物。”他兴趣索然地说。

火车到达林茨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带着托比到站台巡查。这一次,福尔摩斯认定莫里亚蒂是直奔纳上纳去了。我们坐上火车,一路睡着觉,清晨到达维也纳。这一时刻终于到了。福尔摩斯和我用手划着十字,顶祝这次能得好运,牵着托比走下火车,我们慢慢走着,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但托比没作出令人鼓舞的表示,快走出大门的时候,福尔摩斯的脸变得阴沉沉的。

突然,那只狗一动不动地站住,然后向前窜了一步,把鼻子贴在地上嗅来嗅去,尾巴快活地摆动起来。

“它发现了!”我们一齐喊道。它确实发现了,托比高兴地吠了一阵,转了几圈,便身大门跑去。

它带着我们来到外面的马车站,停住了,用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望着我们。“看来他坐上一辆马车走了。”他平静地说。“在英国,火车站上的马车拉完客人还要回到车站。让我们看看托比会不会对哪辆马车发生兴趣。”

然而它没发生任何兴趣。福尔摩斯沉思起来。

“我想到几种可能,但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留在这儿,让托比检查每一辆回来的马车。”

“好,我想我该去喝杯茶。”他站起来,把托比的牵带递给我。“我到车站餐室去,我们会碰上好运气的。”

他走了,我回到马车站,每回来一辆马车,我和托比便要走上前去,我伸出手催托比上车去嗅一嗅。

半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早在这之前,福尔摩斯便已经回来。我们几乎要失望了,这时走到一辆刚回来的马车跟前,突然托比高兴地叫了一声,使劲摇起尾巴。

“成功就在于等待,华生!”福尔摩斯格格笑起来,走去和车夫说话。

但他德语蹩脚,车夫不懂,他于是转向我。”告诉他,”福尔摩斯缓慢而清晰地说,“要他送我们去他几小时前送的乘客所去的地方。”然后他细致地描述了莫里亚蒂的外貌。

话还没说完,那位车夫突然微笑起来,大声说:“啊,是这样!”随后殷勤地请我们上车。

我们坐好后,他劈啪抖了抖缰绳,我们便奔驰在繁忙而美丽的街道上了。马车从大街拐进一条小路——然后在一幛漂亮的小楼前停下。马车夫用各种手势要我们明白,这就是我们要我的那位先生下车的地方。

我们走下车,把注意力转向那幢房子,福尔摩斯按按门铃。我看到一个小牌牌上写着我们将要拜访的人的名字,暗暗松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一位漂亮的女仆打开门,她看到两名来客带着模样如此奇特的一只狗站在外面,吃了一惊。

福尔摩斯把我们的姓名、身份告诉她,她立刻笑着点点头,用蹩脚的英语请我们进去。

我们跟着她走进一间小而雅致的门厅。“请到这边来,”女仆作着手势。依然微笑着,把我们引进一间窄小的书房。我们坐下之后,他问:“喂,华生,从这一切你可以看出什么?”“什么也看不出,”我坦率地承认。“然而这一切很明显,尽管不是什么好兆,”他说着站起来,走来走去查看那位医生的书籍。那些书虽然大多是德文的,也不难看出全是医学方面的——至少在我坐的这一侧。

我正准备要福尔摩斯解释他的话,门开了,走进一位蓄着胡须的人。他中等身材,有点驼背,透过脸上轻微的笑容,我看出他内心伴随着无穷的智慧。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那双眼睛并不很大,但黑黑的,深深的,目光锐利。

“早安,福尔摩斯先生,”他缓慢地说着纯正的英语。“我一直在期待着你,你终于决定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还有你,华生大夫,”他亲切地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和他握着手,眼睛却仍旧盯住福尔摩斯。

“你可以摘掉这个可笑的胡子了,”他尖声说,“也不必用那种演戏般的腔调说话了。我警告你,最好是坦白,这出戏演完了,莫里亚蒂教授!”

我们的主人慢慢转向他,对他的严厉我毫不介意,只轻轻地说:“我的名字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