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排扣西装
纽约市警察局试验室主任芬尼探长正在为一起案子犯愁：16年来，有个不知姓名的人一直在四处放置炸弹，而侦破工作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他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求教于布鲁塞尔大夫。这倒是有些缘故的，芬尼探长持有法学精神病学学士文凭，而布鲁塞尔大夫，则是对罪犯的犯罪行为颇有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家。
一天下午，芬尼和两个警察携带着此案的全部卷宗来到布鲁塞尔大夫的诊所。这次研讨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会议之后，诞生了一种崭新的刑事侦破方法，成为侦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次会议的内容披露以后，引起轰动，报界连篇累牍地刊载出评论文章，舆论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许多专家却投入了认真的研究工作。布鲁塞尔大夫后来出版了《犯罪精神分析学》一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章记载的就是这一案件。
芬尼探长来到布鲁塞尔大夫诊所当然抱有希望，而他手下的两个警察对于精神分析学却是一窍不通。他们不耐烦听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夫分析刑事案件，两个人心不在焉，不时地相视一笑，或者发出几声厌倦的叹息。总之，他们时这种侦破手段的可行性根本不相信。我们知道，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试图解释精神学无力解释的行为。其研究对象是隐藏的精神活动及其异常现象。由于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根据看不见，摸不着，使引起多数人的怀疑和反感。这两个警察就属于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不明白精神分析学到底讲的是什么，或者。按照精神分析学大夫的说法，他们是害怕这种分析方法有朝一日也会施用到自己身上。
布鲁塞尔心里明白，接待这几个来访者，举足轻重。他的诊断，既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也关系到他所从事的事业声誉。他于的这一行本来就经常叫人说三道四的。他也想得到，光凭着这几个警察掌握的零碎情况，迅速作出结论不啻是痴想。目前只有两样证据，一件是放置炸弹的那个“疯子”写的信，另一件是炸弹和炸弹碎片的照片。
故事要从1940年11月16日开始讲起。第一颗炸弹安放在爱迪生公司大厦内部。没有爆炸。几个干活儿的工人在窗台上的一个工具箱里偶然发现了它。炸弹外壳是一根铜管，里面塞满炸药。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炸弹外面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
这叫人颇费琢磨。要是炸弹轰隆一声炸了，灰飞烟灭，自然谁也无法得知纸条作者的用意，“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也无从受到敦诲，故此，可以设想，罪犯要么丧失了理智，过着一种行为与现实差距甚远的超现实生活，要么只是开开玩笑，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的人，爱迪生联合公司负责为整个纽约城提供电力，雇有几千职工，为几千万用户服务。向公司表示不满、为这样那样的纠葛抱怨的不乏其人。有文字记录的恐怕也有上千例。倘若到档案堆里一页一页地去查找谁有可能放炸弹，这工作之浩繁确乎令人生畏。幸好，罪犯在放置了第一颗炸弹以后消声匿迹了。警方乐得中止了调查工作，报界甚至对此只字不提。
好景不长，几周后，爱迪生联合公司司总部大楼里又发现了一颗炸弹。这次是塞满炸药的一只毛线袜子，它当然也能爆炸，只是威力甚小，顶多是制造一场虚惊，这种鬼把戏好象还算不上复仇的手段。
1941年，美国向轴心国宣战。这件事被搁置在一旁，假如没有以后发生的事，这件事也许就永远地被人淡忘了。
战后，恢复了和平与平静，放炸弹的人却又闹腾起来，1950年圣诞节前夕，《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信是从西彻斯特发出的，内容是手写的大写字母写成的，用的是一张普通信纸：
“我病了。爱迪生公司为此将追悔莫及。他们犯下了卑鄙罪行，是要后悔的。作为警告，我将于近期在剧场的座位底下放量炸弹。
F。P。”
F。P。履行了诺言，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他那整洁的字迹。F。P。的签名，和每次值中都提及的“卑鄙罪行”，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警察局的刑事档案里，警方采取了谨慎措施，禁止对罪犯的活动作任何宣传张扬，这种事如果闹得满城风雨，会诱使一些穷极无聊的人模仿罪犯的行为，有些嗜好恶作剧的，还有一些疯子，也会趁火打劫，都将给侦破工作带来意料不到的困难。
不过，这位行迹诡秘的罪犯却逐渐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最初放置的八枚炸禅只有两枚爆炸了，而1951和1952两年中放置的四枚却都炸得非常成功。1955年，他变本加厉，竟在一年中放置了五十二枚炸弹，其中三十枚爆炸了，后来，他的炸弹炸死了人。同时，他向报界投去一封又一封措辞激烈的书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然已经成为公开的新闻。“炸弹疯子”已经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了，而成为值得正视的社会安全的威胁，他象一个恐怖的幽灵，游荡在纽约城的上空。公众强烈要求制止罪犯的危险活动：既然他存在于世，就应该将其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正是迫使芬尼控长急匆匆赶来向布鲁塞尔大夫求教的原因。芬尼在大学时专修过精神病学，布鲁塞尔则是精神分析学专家。两个人，从同两种学科，代表着两大营垒，而这南大营垒老死不相往来，一直在明争暗斗。这样看来，芬尼敢于破除门户之见，谦逊好学，确是令人钦佩。
布鲁塞尔仔细审阅了“炸弹疯子”案卷，格外用心地看了没爆炸的炸弹照片，然后提出了第一个推恻：F。P。可能是利用职业之便制作炸弹，也可能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的恶作剧。但是，有一点可以初步肯定，这是一个男人所为。在以往的历史上，制作炸弹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部是男性。
布鲁塞尔接着说：“他大概以为他患慢性病应当归咎于爱迪生公司。渐渐地，他又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对他的不幸负责。如果某人确信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找自己的麻烦，便可以认为他有偏执狂的某些特征，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紊乱病症，患者总有一些固定不变的幻觉和错觉，而他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却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偏执狂有潜伏期，在这一期间，病势发展缓慢，不易察觉，35岁以后，病状急剧加重。罪犯从放置第一枚炸弹迄今已有16年的历史，那么他的年龄应在40岁以上。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可能。
“说得更清楚一些，偏执狂患者通常过于自爱，以此保护‘自我’。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弱点和失败承担责任，而执拗地认定生活中的不愉快全都是他人造成的。‘他人’一般又指某些大的社会群体，我们这个案子中，罪犯便是对爱迪生公司怀着一肚子怨气。他的幻觉与错觉日益加剧、延展，直至彼及到纽约全体市民和整个社会。诚然，他在爱迪生联合公司受到的待遇未必公正，他这番推理的出发点未必不正确，他的失误，仅仅在于无凭无据地断定这家公司在迫害他。偏执狂症形成的基础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患者以后的推理逻辑几乎无懈可击，因为，罪犯一般都是智力发达的人。根据罪犯的笔迹着，他象是一个学业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这是第三种可服，加上偏执汪症，我已经讲四种可能。”
布鲁塞尔侃侃而谈，在座的警察们听得入了迷。
“如何发现偏执任却是一件难事，”布鲁塞尔继续说，“患者的表现无异常。他行为谨慎，自以为完美无缺，决不会贸然干一件有悖常理，可以引起非议的事情。刑事档案里不可能有对他的记录，医院和疯人院更与他无缘，原因很简单，一个自以为智力超群的人肯定不会以为自己有精神病。按照德国精神病学家柯尔会奈的理论，85％的偏执狂患者的体型都象田径运动员：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第五种可能：罪犯身材均称。不胖，也不瘦。”
布鲁塞尔又看了一眼罪犯写的信。这些信用词准确，字体清晰，给人以严谨、整洁的感觉。他又说：“第六个可能：罪犯肯定是个表现出色的职工。他按时上下班，工作无可指摘。他穿戴整齐，天天剃胡子，过着一般守法公民的生活。直到成为‘卑鄙罪行’的受害者时为止。‘卑鄙罪行’不是美国人的语言，他信中的文字都不象出自美国人之手。‘卑鄙罪行’有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风的意味，那个时代荒诞不经的小说里充斥着这类词汇。再比如，他写的是‘爱迪生公旬’，而美国人只是简略地称呼该公司的缩写。由此可见，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
“您说的全对。可我们稍微动动脑子，也能分析得八九不离十。”另一个警察说。
“再有，您说罪犯普普通通，为人处事规规矩矩，年岁在40上下，这些情况太泛，对我们这些搞侦破的没多大帮助。”一个警察说。
“诸位言之有理。”布鲁塞尔泰然地应道：“我将进一步研究罪犯的笔迹，但愿能有所发现。我的推论可能要刺激你们，但是请别见怪，讨人嫌也许恰恰是搞精神分析学的人的职业习惯。”
他长时间地审察着信和照片，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笑着说：“恐怕到此为止，我才是以我的职业资格开始进行评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和爱迪生公司闹过纠纷的人少说得有几千人，但是，除了罪犯，谁也没有因此就在纽约城四处要放炸弹，为什么？”
“和爱迪生公司间纠纷未必是罪犯放炸弹的真正原因。”一个警察应了一句。”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连罪犯本人也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便是我用精神分析学推断出来的。倘若罪犯坐在我跟前，并愿意开口讲话，那么我和他经过商议，可能会得出一详的结论。可借他今天不在，我只好根据现有的情况，按照我以为再明白不过的，而你们可能深表怀疑的道理进行推理。罪犯的信中使用的是大写字母，字体严谨整齐，只有‘W’字形状有些怪异。上下的笔画略呈圆形，正西着去，稍加想象，有些象女人的两乳和男人的睾丸。性的因素在罪犯身上极力强烈，以至罪犯在写‘W’字时，把他平日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也忘在了脑后。再请看这几张剧院座位的照片，罪犯狂暴地用匕首戳破座面放量炸弹，可他原本是干个行为谨慎，精于计划的人，这一切，连同字母‘W’，都揭示出罪犯性格中的裂痕，这裂痕在罪犯感情冲动的时候，便会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我们知道，男性儿童在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会受到母爱的强力吸引，甚至会仇视父亲，把这种敌对父亲而又不便于公开的情绪隐理在内心深处，有的儿童会在这一过过渡期碰到障碍，我们面对的这个恐怖分子可能就碰到了这种障碍。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使他对母亲的违反常情的爱得以滞留、固定了下来，并且使他不再相信他所蔑视的男性权威。由此可以推演出几种可能：他的母亲可能已经过世，或者生活在遥远的异地，他是和比他年长、可以唤起他对母亲回忆的一个女性亲戚一起生活。戳破座面，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与发泄，这或者意味着他对母亲的情欲，或者意味着要割父东。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一切便都有了解释。一个正常人，即使和爱迪生公司吵了架，也不会在纽约城到处放炸弹。由于罪犯在童年时代有碍于父亲，不能把母亲的爱延伸发展，因而，耿耿于怀，产生了持续存在着的失望，也产生了对权威的反抗。这两种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势不可挡地渲泄了出来。把这种感情的曲折变化移放到另外一个警察局，正好和罪犯的犯罪行为吻合；16年来，他固执地以为别人企图掠夺理应属于他的权益。表面上，他是在指责爱迪生公司，实际上却是由于他对母亲的爱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产生了第九种可能：因为爱母亲，他对别的女人不感兴趣，他是个单身汉，喜欢孤独，没有朋友，我甚至敢说他没有吻过任何一个姑娘。”
“是不是同性恋？”一个警察问。
“不是！他没有朋友，也绝不去干不合适、不体面的事情。他对人缺乏热情，但是彬彬有礼，对所有的人都一脸和气，因为他是偏执汪病人，一定要表现得完美无缺。适才我说过他身材均称，现在我甚至进一步说，他可能很注意打扮，衣冠楚楚。这是第十个可能。”
“您凭什么说他爱打扮？”这是刚才发问的那个警察。
“不凭什么。我只是试图想象出罪犯的人物形象。我在推理。一个偏执狂病人，不管是在穿戴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典范的标准之下。”
接着，芬尼深长又按照自己的逻辑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恐怖分子住的是独门独院，而不是住在公寓里，因为他要有一个不惊动邻居的僻静处所。
“第12种可能，”布鲁塞尔说，“他的问题在性方面。他的性冲动既然还未冷却。所以他不超过60岁。还有，刚才我说过他是生活在外籍人的圈子里，我现在加上一句；他是斯拉夫人。”
警察们眨了眨眼睛，听得更有了精神。
“使用何种凶器不是以国界来划分的。但是，众所周知，行凶用扼杀的手段在地中海国家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为普遍。历史地看，使用炸弹和匕首一人流行于欧洲中部，当然，全世界各地的凶杀案中都有使用炸弹和匕首的，然而，要是有一个人同时使用两种手段，就说明是个斯拉夫人。这是第13个可能。”
“既然是斯拉夫人，就有理由认为他是个天主教徒，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14个可能：他有规律地按时去教堂，因为他的生活习惯是有规律的。”
“罪犯的信封上分别盖的是纽约和西彻斯特的邮戳。他可能是在他的家和纽约之间的某地发的信。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聚居着该地区的斯拉夫人。这位有了第15个可能，他可能住在这个地区。”
布鲁塞尔大夫的推理纵然出神入化，却也提出第16个可能时犯下了一个错误。在确定“炸弹疯子”患的是什么慢性病时，大夫有几种选择：癌、心脏病和肺结核。大夫说，要是罪犯患了癌症，那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要是肺结核，那他可能早就医好了，于是判断他有心脏病。大夫却忘记了，偏执狂讳疾忌医，根本不会找医生看病。事实上，“炸弹疯子”患的是肺结核。
布鲁基尔的诊断结束了。
“您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芬尼探长问。
“向社会公开这16种可能性，大事宣传。我觉得罪犯愿意被人发现，长期地隐性埋名使他越来越失望，为了从失望中挣脱出来，他需要刺激。应该向他挑战。向他表明，我们的智力和他可以分庭抗礼。如果我的推理不对，他会告诉我，从而向我们提供了情报，如果我说得不错，随便哪个邻居都会认出他来。”
“成功的希望只入百万分之一。”一个警察嘟囔了一句。
芬尼推开门，准备告别。布鲁塞尔大夫忽然又叫往探长，补充说：“还有一件事，（大夫闭上了眼）我好象看见了罪犯……他衣冠楚楚，却不大能接受新的衣服式样。你们抓获他的时候，他穿的应该是一件双排扣的西服，扣子全系得紧紧的。”
1956年圣诞节前夕，布鲁塞尔推断出的16种可能性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继而又刊登在全美国的各种报刊上。
一时间，公众中掀起了波澜。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打电话的人当中，有报告哪里有炸弹的，有提供罪犯线索的，一切都要核实，都要查阅爱迪生公司的人事档案，都要翻出几十年前的老帐。
一天夜里，凌晨一点钟，布鲁塞尔大夫家的电话响了；“这是布鲁塞尔大夫家吗？”
“是。您是谁？”
“我是F。P。您最好别插手，否则您会后悔的。”
说完，对方便挂断了电话。
F。P。接受了圣诞节的挑战。四天后，他又在一家图书馆和帕拉蒙电影院放置了炸弹。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写信回答了。信是12月27日下午1时30分从西彻斯特发出的：“我看到你们12月26日登在报上的东西。要我投降是荒谬的。不要糟践我的聪明才智。还是把爱迪生公司拉上审判席吧！”
1957年1月10日，美国报纸要求恐怖分子对自己的不满进一步作解释。两天以后，对方有了答复。
“我一辈子生活在贫困与清苦之中，到头来一无所获。我得到的只是辱骂。我的遭际很好地说明了你们所谓‘美国社会制度之正义’是什么东西。我要让公众明白它犯下了卑鄙的罪行。你们要我投降，莫非要我再一次付出牺牲么？谁是罪人，是我，还是你们？F。P。”
人是健忘的。这以后，人们又好象放弃了“炸弹疯子”这个话题。过了一些日子，一位妇女在查阅爱迪生公司二十年代的档案时，在公司与其雇员的纠纷部分中，看见了工人乔治·梅泰斯基的卷宗。此人的情况和别人差不多，他受了伤，公司发给了些钱，他嫌不够，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卷宗里存有本人的申诉信，这种信别的卷宗里也有，所不同的，是他用了“卑鄙的罪行”这样的词，这位妇女显然被挑起了好奇心，她抽出卷宗。认真地审阅起来。
1929至1931年间，乔治·梅泰斯基在一家工厂当发电机修理工，该工厂后来被爱迪生公司兼并。1931年9月5日，锅炉的膛火喷出来，将梅泰斯基掀翻在地，公司付给他工伤补贴，他经过医治，没有查出任何残疾，几个月后，公司在裁减人员时将其除名。1934年1月4日，当他申请残废补助金未能如愿以后，他宣称自己患了肺结核。
爱迪生公司的报告，认为梅泰斯基工作出色，一丝不苟，手脚麻利，遵守记律，与人和善，品行优良。
人们又发现其它一些有意思的因素。梅泰斯基在锅炉喷火事故受伤时28岁，今年44岁。他有一个波兰名字，信天主教，住在康涅狄格州。进一步的暗中侦查证明他尚未婚娶。他和两个姐姐住在独门独院的一座房子里，两个姐姐一个叫安娜，一个叫玛伊，都是独身，她们供给弟弟生活费用，还送给他一辆小汽车，梅泰斯基的双亲早已亡故，他患有慢性病，没有工作。警方没有他的刑事记录。他身高1。75米，重74公斤，邻居们说这一家人从不惹事生非，但和外人交往不多。梅泰斯基给人的印象总是彬彬有礼。
“奇了，这和布鲁塞匝大夫说得一般无二，”警察决说，“得找这个人会一会去。”
1957年1月22日星期一，四个侦探来到梅泰斯基家门前。这是一座四层楼的高大别墅，外表阴沉，灰暗，镶有木柱的游廊多有残破之处，楼前是一个荒凉、却还失事掇得干净的花园。侦探叩响了大门。里面亮了一盏灯，有人踮着脚尖，踩着吱嘎作响的地板走了出来。这是乔治·梅泰斯基。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睡袍，蓝色的眼睛透过金边眼镜冷静地看着侦探们。
“晚上好。”他微微一笑，请四个不速之客进了房间。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您的笔迹吗？”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我这儿。你们以为我是‘炸弹疯子’？”
“我们恐怕并没有搞错。”
梅泰斯基只是哑然一笑。他仿佛漫无边际地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把侦探们引到别墅后面的车库里：这是生产炸弹的车间，工具排列得井然有序。
“那么，是您了？”
“正是。”
“F。P。是什么意思。”
“费厄泼赖（公平的意思）。”
两个姐姐不知所措地哭着，喊着：“他不会伤害人的呀！”
侦探要梅泰斯基穿好衣服。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头发梳得油光，皮革擦得锃亮，当然，还有更使布鲁塞尔大夫感到自豪的：“炸弹疯子”穿一件蓝色细条纹西装，双排扣，三个扣子全部系得紧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