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警察

托尼本想到温泉般的水边去，结果在12月份的希腊沙滩上冻得发抖。此时是1970年。托尼20岁，穿着一身典型的嬉皮士服装；一件长长的印度毛巾衫和一条磨得几乎透明的牛仔裤。厚厚密密的胡子犹如皮毛围巾围在他那张瘦小的脸的四周，然而一直垂到胸前的头发却十分稀少，不能当他的风雪帽。他为了避风，爬过一个小沙丘，见到一个尸体。竟尽管他是个不信上帝的嬉皮，但出于本性，他还求助于上帝：“圣母玛利亚，保佑我！”……的确托尼很后悔来到欧洲。虽然那儿有太阳，但它总是躲在厚厚的云层后边，与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滩的太阳相比不能同日而语。蔚蓝色的爱琴海海水翻滚着，沙子冷得象雪。昨天，他本该也差点这么做了：乘头班飞机飞到天空更蓝的地方去。

现在他要走就会受到牵连。如果他把刚才发现的尸体通知警察局，他肯定要被留下来接受询问。欧洲警察局可不大喜欢嬉皮土这类的人。自从他来到欧洲的三个星期中，就已经被搜查了17次，检查他是不是带了毒品。托尼面对着尸体犹豫着。他既不是一个无责任心的人，也不是一个蠢货。这肯定是一桩杀人案，而且如果不能及时抓住凶手，他就可能被指控为杀人犯。

但是公民意识是有限度的。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尽管并非出于他本意，他还是离开了尸体。走到大约离尸体50米的地方，他又转身回去。两行脚印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来回所走的路。人们知道他到沙滩上去睡觉，他得承认他见到了尸体。这场官司是跑不了的了。因此，他没有急急忙忙赶往机场，而是前往雅典警察局。

一个年轻的警官协助负责此案的侦探工作。尽管他留着小胡子，穿着深颜色的制服，打着齐齐正正的领带，做出严肃的样子但大家都觉得他还是个孩子。的确，尽管伊利亚·安布罗十分用功认真，但他总有一副嘲讽别人的表情，还有他那豆芽菜般的细身材只能使人产生极有限的信任。然而伊利亚却成了负责此案的侦探的助手。侦探用一种权威的口吻给他讲了一节刑事侦察课。

“当一个嬉皮士来报告发现一具尸体时，对一个有组织的国家警察该怎么办？警察可以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询问，后者可以向嬉皮土所在国家分部发出询问。”

这样一份要求了解托尼情况的报告从雅典寄往华盛顿。借此机会，雅典警察局也要求知道有关死者的情况。尸体是这样的：黄头发，头发很短，几乎是剃光的，白皮肤上有星星点点的雀斑，很可能是旅游者。剩下的只有靠猜测：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他衣服上的商标也被割掉，好象凶手虽不毁尸却要灭迹。

个子矮小、面色苍白的侦探此刻不作声，他想叫法医拿出看法。法医几乎也用权威似的口吻阐述着自己的结论，意在给这位实习警察上司法课：“尸体曾泡在海水中，因为我在他胃里发现了威海水。但他并非溺水而死，因为他肺中并没有海水。他身上绑的铜线并不仅仅是为了捆他，同样也是杀人的工具。我认为他是被电死的。也许是电压不高，不足以使他马上毙命，所以通电的酷刑大概延续了一段时间。死者的心脏是在遭电击后停止跳动的。然后凶手试图把他扔到海里，但没有成功。我发现在尸体身上不该有沙子的地方却有沙子。因此我认为凶手想埋掉尸体，可能在此时受到干扰，只好弃尸逃跑。”

“那么，伊利亚，您怎么考虑？”侦探问道。

年轻的警官只是作了一个表示怀疑的表情。既然头头们发表了见解，他哪敢有异议？然而他力图表现出不辜负人们对他的重视。

“头儿，我不知道。难道真是桩凶案吗？因为，如果……如果这些人要杀死这位先生，他们会用其他办法的。”

“好，如果这不是桩凶杀案，那又什么呢？”

“嗯……我也不知道，头儿，有人……比如说有一家人家想通过武力从他身上得到什么，结果这个人死了，那家伙想弃掉尸体以避免麻烦。”

老板思考着，抚摸着苍白的面颊，这个男孩说得很符合逻辑。

“但是，”伊利亚接着说，“干这个必须得有一间有电的空房子。如果死者是个旅游者，就应该挺容易找到他死前与他有来往的人。”

大侦探和法医惊讶地瞧着这个男孩子，的确他并不蠢。而那个大男孩直咽唾沫。

托尼在警察局等了12个小时了。他恨死了自己的长头发。然而当一个想打扮成嬉皮士的人，留着浓密的胡须和脏头发，就得学会有耐心！当警察们从他发现尸体的沙滩现场回来之后，年轻的伊利亚被邀参加审讯托尼，并给托尼倒咖啡。令人吃惊的是，尸体上留下的手印十分清晰。

“然而有个细节要讲清楚，”年轻警官问道，“根据足迹，您距离尸体有两米开外，您怎么能象您所说的那样马上认出是一具尸体来呢？”

“噢，”嬉皮士回答道，“首先是那身体的交工。同一个熟睡的或失去知觉的活人完全不同，他的身体弓成一个弧形，双臂小心地放在身体而侧。然后是几米长的电线捆在他身上。那人大概三十出头，身上到处是青块，尤其是在脸上。这样就不可能是一场事故，而肯定是谋杀。”

“那么，”脸色苍白的侦探在年轻的伊利亚结束他的审讯之后说道：“我认为他是无辜的，他与此案无关。”

这时，华盛顿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寄来了对年轻嬉皮士有利的材料。托尼十分吃惊自己这么快得到释放，当天晚上他就乘飞机到了阿富汗……但是案情并没有大白。

国际刑平组织只是搞清了死者的身份，他叫朱利斯·卡里，桥牌冠军，洛杉矶唱片公司的经理，来此地已有一个月了。他乘的是一艘“赞地号”游艇，船是他妻子租的。已经四天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妻子报了警，并在雅典湾四处寻找他。

失踪者的妻子玛丽莎·卡里来到雅典停尸房，她今年27岁，既不漂亮也不丑，但线条极好，很健壮，犹如运动员。她既害怕又吃惊，确认在沙滩上发现的尸体就是她丈夫。她不知道她丈夫有什么仇敌，他们在一起度着平静悠闲的假期。在雅典湾海达小站停船后，他就没有回来。

对海达警察局来说。很容易找到那天晚上与死者在陆地相处的三个人，先是两名“赞地号”的水手，然后是一名居住在海达的年轻女子埃莱娜·玛克丽斯。两名水手让他一个人留在女人身旁，他们先走了，从那以后，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玛丽莎·卡里本人知道丈夫有时玩玩女人。他对此并不向他妻子隐瞒，而她也不在乎。

第二天，大侦探听取伊利亚的汇报。大侦探对小伙子的才能根欣赏，就派他到海达调查埃莱娜·玛克丽斯。在侦探的办公室里年轻警官很兴奋，表情象个大男孩子，讲述着他的调查经过：“她与此案毫无关系，头儿，她同他在海达港口她的住处呆了两个小时，然后他以离开了。”

“是她跟您这么说的？”

“是的，头儿。”

“您证实了吗？”

“没有。从那以后，没人再注意那个美国人。”

“那么您相信她的话？嗯？回答我，您为什么相信她？”

“因为我肯定她说的是实话，头儿。她是个轻浮的女人，这是肯定的，不过她是一个诚实的姑娘。”

侦探发现年轻伊利亚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他的戏谑的眼光躲闪着，他豆芽菜似的身体极不自在……“这个姑娘长得怎么样？很漂亮？我想。”

“是的，头儿。”

“当然，您不会为此动心？”

“没有，头儿。”

侦探逗着他的学生，让他“火上烤烤。”

“那好吧，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年轻警官不满地瞧了一眼他的老板，但是他迫不得已还是照着做了：“嗯，她是高个子的棕发姑娘，24岁，黑眼睛，很有活力。我觉得她很聪明，而且很直率……就这些……”

“很明显，她身段很好……”

“啊，这倒是，头儿，而且她穿戴很得体。”

“她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头儿。当她知道我正调查一桩杀人案时，尤其是涉及到美国人，她尽全力来得助我。依她看，应该去问问‘赞地号’船上的人……可能船上的水手隐瞒了什么。”

“好。行啦，谢谢。”

侦探觉得明白了，年轻的埃莱娜·玛克丽斯是注册的妓女。她很会来事。她大概挑逗了可怜的小伙子，然后同他过了夜。因此，他让他年轻的同伴退出此案，让他去处理一桩荒唐的偷摩托车案。他决定来自去一趟海达。

侦探登上每天摆渡两次或三次的轮渡，他坚信他会很快发现真相。当那个漂亮的妓女出来开门时，他心里想，这是他有机会碰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太聪明了，以致他从她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新东西。她用略带嘲笑的口吻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

她不是偶尔到此地的，也不是出于偶然当的妓女。此二者都出于深思熟虑的选择。因为她很漂亮，完全可以挑选顾客，让他们出大价钱。她很富有，生活在四季适合于旅游的小城。在这里商店里搜满了小饰物，有最好的鱼和水果。只有傻瓜，才会参与到如此荒唐的杀人案中去。

“您同我年轻的同僚睡过觉了吗？”

“您为什么问这？他跟您说了？得，我肯定他没给您说这个。”

“那个美国人，他和您谈了什么？”

“噢，我们谈得很少。我只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希腊。他租了与上次相同的船和船员。我猜想他妻子同他不太合得来。但我能告诉您的也就是这些了。”

“他出手大方吗？”

“就象一般美国人那样。”

“他离开您是几点钟？”

“快凌晨2点了。”

“他告诉您他去哪儿吗？”

“他跟我说他回船上去。”

“您知道您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吗？”

“您年轻的同行也这么说，但是您问过船上的人了吗？无论如何，很可能他们说谎。”

侦探决定审问那尼斯和庞蒂两个“赞地号”船上的水手。一个是希腊人，另一个是南斯拉夫人。两个粗鲁的人不太友好。然而，“赞地号”船长却是个花花公子，罗嗦，生活很惬意，热爱潜水运动，好色好酒。

这是卡里夫妻第二次租他的船以及全体船员。他们相处得极好以致成了好朋友。他承认夫妻俩时不时地吵嘴，但是天下夫妻哪有不吵的呢！他宽宏地补充道。

侦探有些担心了，他感到调查毫无进展，仍在原地打转。他到海达警察局打听一下有没有收到转给他的消息。

只是年轻的伊利亚曾给他来过电话。他对这个电话也并没放在心上，只是在上床睡觉之前给小伙子挂了电话。

“伊利亚，你给我打电话了？”

“是的，头儿。我想到一些事。当有人把电线绕在一个人身上时，那该在电线上通电……”

侦探叹了口气，但还听着。

“是的，那又怎么样？”

“那就得烧断保险丝，头儿！”

“那又怎么样？”’“头儿，如果要修保险丝，如果重新通上电，那还得烧断保险。另外根据法医说的，通电折磨了他很长时间，如果保险丝断了，就不可能折磨他很长时间。”

侦探又恼火又激动，恼火的是他本该自己想到这些，激动的是当他在垂老之年发现了同行中的年轻天才。他的沉默给伊利亚添了说下去的勇气；“那么，是这样，头儿。我想了想埃莱娜跟我说的，很可能船上的人在说谎。您见到船长了？他是个英俊男子。这是第二次他们和他在一起，然而根据国际刑警组织寄来的情报，那个美国人并不太喜欢体育。是他妻子坚持要游海。您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头儿？这就是我想的。如果，我说了蠢话，您别怨我，头儿。”

“不，不……说吧，既然我让你说。”

“好吧！设想女人同船长成了情人，无论如何，一个喜欢运动的女人当然喜欢生活在希腊的船上。他们也许决定生活在一起了。可是钱是她丈夫的。那么很可能他们想折磨他，可能是想离婚。然而却把他弄死了，因此他们为抛弃尸体，在夜里把尸体放在沙滩上。”

侦探想了想：“你的假设很好，但有点浪漫是不是？还得证实一下才行。”

“正是这样，头儿，有保险丝。他们肯定不会在船上干……而是在港口……如果美国人叫喊，就会有人听见。然而水手那尼斯在海达港有一个小屋子。您最好能去看看，如果保险丝经过修理或者用一根铁丝代替保险丝，就说明我有理。”

侦探目瞪口呆。自从他干这行以来，从没听到过如此符合逻辑的推理。他二话没说挂上了电话，召来了武装警察一同到“赞地号”找水手那尼斯，然后让他带他们去他家。

那尼斯一下子惊呆了，他不明白人们这么快就发现了真相……侦探开着车在同样月色苍白的夜晚朝那尼斯称为房子的牧羊屋驶去。快到的时候，侦探抬头看看上边有没有电线通向这座用石头堆成的房屋。

一进屋，他就问那尼斯：“电表在哪里？”

在那儿。电表下边，侦探着见一排保险丝。他打开一个保险盒，然后又打开一个：果然一根粗粗的铁丝代替了保险丝……那么……。八年以后的今天，伊利亚·安布罗，尽管他还是豆芽菜似的身材，但已成为希腊警察局里最出色的侦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