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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萨斯中心的一个小型独立电视台阅读农场报告。
从那时起，吉多就断断续续地和我在一起工作。那时他是一个实习摄影师，我们俩都刚刚跨出大学校门。我干着一份很低级的活儿，工资也特别少；吉多每天都开车送我去上班。
离开堪萨斯后，我们就像跳探戈一般，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偶尔我们也会聚在一起。在一次次的跳槽中，我们都有了业务上的升迁。最后，我成了一个大城市的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每天都必须精心梳妆打扮。吉多则成了一个电视网的记者，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冒着枪林弹雨去海湾地区采访。可随后，我们又都不约而同地辞职了。现在我制作电影纪录片，他则在洛杉矶电影学院教授电影课。
大约一年以前，我与三大新闻网之一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一项合约。然后，我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凯茜从旧金山来到了洛杉矶。
这又是一次工作调动。我默默接受了伴随着这个短期电视台工作而产生的所有烦恼——没完没了的疏忽、没完没了的解释，但我只能忍受，因为，第一，我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第二，我需要时间留在洛杉矶，好让麦克-弗林特与我之间的感情有个结果（他是洛杉矶警署刑侦科的一名侦探）。
麦克还有三个月零五天就可以享受全额养老金了；我的女儿凯茜四个多月以后就要高中毕业，秋天她将进入休斯顿的一个舞蹈学院学习。我正在拍摄的电影是我与电视网签约的最后一项工作计划。那是一部关于当代冲动而迷惘的年轻人的悲剧故事，而我们在南帕萨德纳租的房子也将在六月份到期。这一切完成之后该干些什么呢？眼下我还顾不上去想。
“玛吉，你确信地址没错吗？”吉多把他的摄像机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
“过排水沟的第一间小屋。就是那儿，那间用百威广告牌当门的屋子。”我答道。
我们正在寻找米丹的房子。它是灰褐色的，看起来脏兮兮的，而且几乎是用破布和硬纸板拼凑而成。它似乎粘附于两棵“营养不良”的蓖麻树之间，摇摇欲坠。洛杉矶河的这段河堤碎石杂陈，寸草不生，而河水正是从这里呼啸着流入长滩港。
贫瘠的河堤上有几处茅舍，家庭废弃物和工业废品充斥河道，恶臭无比。
吉多挎着他那架小小的摄像机，但却像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神，以善于负重而著称）的重负那样令他难以忍受。今天是星期二，天空灰蒙蒙的。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找借口搪塞着没来；平时能与我愉快合作的吉多今天也显得暴躁异常。我问过他两次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烦闷，他却总是缄口不言。于是我只好不再向他发问，而他却不停地发着牢骚。
吉多把摄像机又换了一次肩膀，说：“我们不应该在这里瞎转。住在这种狗洞般的屋子里的人都他妈不是省油的灯，我可不想被这帮在圣诞节后就再也没洗过澡的家伙们袭击。”
“为了找到这个地方，电影学院的两个实习老师可是花了整整三天时间！他们拿着米丹的照片在每个需要领取救济金的贫民区里寻找他。现在是动真格的时候了。你应该为我感到自豪，亲爱的。”我用拳头打了一下他那结实的肩膀。“在我探索他人世界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致力于探寻他们的生活世界，可很少成功过。找到这个该死的屋子将会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给我闭上嘴，让你的摄像机开始工作吧！我们必须记录下这一时刻。”
吉多还是嘟嘟囔囔地说：“它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家！”
“可是如果我们不下去看看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这个越南人——米丹可能会有武器吧？”
“也许吧，但如果我被打倒，请你务必保证录像带还在转动。”
“这个河堤太陡了，玛吉。我可不想与摄像机一块掉下去！”这话竟然出自吉多的口，真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他曾经在伊拉克拍摄过飞毛腿导弹发射时的壮观场面。
“你就站在这儿吧！”我把我背的死沉死沉的录音机递给他，“我自己下去看看米丹先生在不在家。如果他在，我会把他叫上来的。”
“我想摄像机的电池可能快没电了。”
我绕过他，伸手打开了摄像机上的电源开关。电池还可以用90分钟，而且还有一节备用的充满电的电池。于是我说：“还有别的理由吗？”
“我只想再提一件事，”他那刀刻般的下巴绷得紧紧的，“阮凯的伤有多重？”
“阮凯所受的精神伤害比她的肉体伤害更严重。”我说，“她被人捆起来，还遭到恐吓，身上有不少伤痕。不过她的身体倒还是完整的。”
“她受到了恐吓，”吉多一针见血他说，“因为她很聪明，玛吉。像这样的家庭暴力抢劫只有那些心狠手辣的人才干得出来。你对这件事似乎倾注了太多的热情，是不是担心那些翻墙越壁者有一天会出现在你自己家里？”
“阮凯熬过来之后，我能做的只有帮她找到她的朋友米丹。我要使她平静下来，让她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这不算太过分吧？”
“可是这不关你的事！”
我背冲着他，不再理他。
我以拍纪录片为主，找人确实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而且，我会尽力避开任何能够与我的前夫斯科蒂碰面的机会。阮凯是我前夫的一个长期法律客户，我们就是这么相识的。但是现在她的确出了问题，我也只好暂时中断电影的拍摄。星期二早晨本来有一个预定好的聚会——该死的网络行政会议，我也想方设法给推掉了。如今，我却必须先去寻找米丹先生。
出于习惯，吉多和我出门时总是带着摄像机。当然，这也是为了防止我们溜出摄影室时被人查问。米丹与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毫无关系。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关于那些迷惘的年轻人的悲剧故事。我们来找米丹这件事对执行编剧也是保密的。
我们把电视网的敞篷小车停在长滩港的商业中心停车场。沿着一条铺好的自行车道走了大约一段路后，来到一个花园。身后的斜坡上是这个城市的修船厂船道和街道商场的仓库；半公里长的防飓风墙上面是一道道带刺的铁丝网；而我们面前的河流那边则是这个城市的西部贫民区。
“我只是不想让你受伤。”吉多仍在与我争执。因为我正试着离开人行道，踏上满是石头的河堤。大块的石头在脚底下凸现着，踩上去感到脚底隐隐作痛。
吉多不想让我走在前头，他把录音机还给我，走在前面带路。其实，我就知道他会这样。
由于刚才的争执，我们之间似乎显得有些别扭，谁都不知道该如何恢复先前的和谐。我把录音机的背带挎在一只肩上，吉多就像抱小孩一样把摄像机抱在怀里。
突然，吉多一个踉跄滚下了河堤，幸好，他一只手紧紧抱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抓住了一棵树的结实的树干。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慢慢滑向他，堤岸上的石子散沙般落进下面那散发着恶臭的污水里。最后，他终于努力站直了身体。
“摄像机还好吗？”我问道。
“还好，摄像机没问题！”
“好！”我站起来，发现脚踩的地方特别硬。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根混凝土做的出水管。我抽出水管递给他，他借势跨上来一步。这位焦躁而紧张的朋友紧紧地抱住了我。
“你没有受伤是吗？”他问道，声音有些颤抖。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不幸而更关心起我的情况。
“我很好。”
他用手臂抱着我，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跟我说实话，你真的没事？”
“我会向你撒谎吗？”我拍了拍他的下巴，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到了那间用百威广告牌当门的屋子，我大叫：“米丹？米丹先生？”
广告牌移动了一下，一只黑色的眼睛露了出来，随后我们又看见一张褐色的亚洲人的脸。按阮凯所说的，米丹该有53岁了，可看起来他比实际年龄要大些。可能由于长年的日晒雨淋，岁月已经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我又问了一次：“是米丹先生吗？”
“你们是来检查卫生的吧？我没有打扰任何人。这是我个人的地方，请走开。”
“我们不是卫生部的，也不是其他什么部门的，米丹先生。我叫玛吉-麦戈温，这是吉多-帕特里尼。我们想和你谈谈。我是阮凯的一个朋友。”
“阮凯？”他把头探出来一点，四下环顾着。我猜他是希望找到阮凯。
“阮凯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你，就给你看这张照片。”我递给他一张我和阮凯野餐的照片，上面有阮凯、她的丈夫萨姆以及他们的四个成年子女。米丹先生认真地研究着那张快照，就像护照检察官正在搜寻一位逃跑中的恐怖分子一样。他还不时地把照片里笑眯眯的我与现在的我进行对比。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决定走出来。他身材瘦削，穿着一条肥大的咔叽布裤子，一件干净的带钮扣的衬衫。黄黄的牙齿中间有一些缝隙。但看起来还算健康。至少，他的眼睛还有神采，头脑似乎也还敏捷。
“阮凯在哪儿？”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他就偷偷地把照片塞进了衬衣口袋里，“她和你们俩一块来了吗？”
“她在家里。”我说，“在圣玛利诺。她要我们给你捎个口信，是关于一个人的，他叫包贡。”
米丹先生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地向他那破烂的屋子里退缩。
“你认识包贡？”我问道。
他背对着我，一个劲摇手：“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想让你再看另一张照片，米丹先生。”
我拿出一张旧黑白照片，上面是两个年轻人在以越南人的方式握手。其中一个便是米丹，当然那还是在他两鬓尚未斑白时。这张照片曾经被我的实习生们在镇上四处传看，希望有人能认出米丹来。大约有一打以上的人知道他是谁，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住在哪儿。
我把照片递给米丹：“阮凯说与你站在一起的人是包贡。”
米丹转过身来，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才伸手接过第二张照片。当他凝神注视照片时，一种惊喜的表情洋溢在他脸上。就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饥渴难耐，终于可以喝上第一口水那样。他惊叹了一声——是那种短暂、尖厉而又快乐的惊叹。泪水一下子迷糊了他的眼睛。
“这张照片很古老了。”他喃喃他说。
“阮凯从越南带过来的。”
米丹慢慢地转动着照片以躲避太阳的照射。吉多则把摄像机扛在肩上并打开了开关。
也许阮凯应该让我知道得更多些。起码，她应该告诉我照片上这两个人的关系。
我又问了一次：“那是包贡吗？”
“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吗？”
“不是，我是电视节目制片人。”我把我的工作证递给他，上面的一角有用电影彩色印片法制作的电视网标志。真该感谢电视的魔力，因为这次米丹又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
“你们想和我谈谈我的表弟？”他那深而柔和的棕色眼睛睁大了，“难道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吗？”
“你太有趣了。”
“有趣？”他第一次冲我笑起来，那自嘲的笑里隐藏着一种睿智的幽默。“我已经试着找了很多条理由来解释，但我从没有认为它有趣。我和我的表弟包贡之间有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认为你能帮助阮凯。”我停顿了一会儿。我觉得如果告诉米丹太多太早，也许他会因恐惧而不再与我交谈。“她一直在为你担心，她想与你谈谈包贡的情况。”
“哦，我明白了。我的表弟是不是死了？”米丹低垂着头。思绪万千，面露悲容。微风吹来，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照片，就像父亲轻抚孩子的头那样温柔。“真的，这一定是真的。如果包贡没死，我为什么从未收到过他的信？”
尽管他的推理有点荒谬，但我暂时不想反对他。我问：“你最后一次见到你表弟是在什么时候，米丹先生？”
“很久很久了……在西贡。当时是1975年4月29日，在共产党到达西贡之前，我搭上了撤离美国大使馆的最后一架直升飞机。包贡没赶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我逃离时，他在直升机场朝我挥手告别。”回忆这些往事时，他戚容满面，语调低沉。“我表妹阮凯知道包贡是怎么死的吗？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据我所知，包贡没有死。”我缓缓他说，“阮凯上周看见他了，在她圣玛利诺的家里。”
“上周？”米丹很惊讶地四处观望着，似乎某个地方会有人告诉他更确切的消息。“简直是天方夜谭……怎么会这样？包贡一直没与我联系过。我想他一定死了，即使他还活着，写信给我对他来说也是有危险的。”
“为什么有危险？”
“共产党，”米丹咂咂嘴，似乎这个词在他嘴里留下了坏味道，“在越南时，我就知道共产党想逮捕或者干脆把他干掉。”
“和你一样，包贡也乘直升飞机逃离了越南。”我告诉他，“他虽然错过了撤离的飞机，却成功地登上了一架加拿大的运输机。1975年9月，包贡从洛杉矾港口进入了美国。”
米丹使劲摇着头，说我在骗他。他双手不停地摆动着，似乎在抵挡我话语的力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上周包贡闯入阮凯家，把房子洗劫一空，并把她当做了人质。”
“上周？”米丹似乎更惊奇于这个时间而不是这件事情。
“是的，很抱歉告诉你这件事。但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能使他对亲人痛下毒手？”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又回到了那个一直困扰着他的话题上：“可这些年来包贡会在哪儿待着呢？”
“我希望我知道的更多些，米丹先生。可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我说，“1975年包贡进入美国后，任何电脑数据库里都没有关于他的记录。除了一些老照片和他进入美国时由移民局签发的海外身份证号码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没有进过难民营；没有用他的本名拿过居民身份证；也没有驾驶执照；并且从未纳过税。直到阮凯打开她家的大门，发现包贡拿着一把枪站在那儿，我们才认识了他。”
“电脑？”米丹又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想，也许我表弟包贡只是不想被人发现而已。”
我没有说话，泼水声和远处的车鸣声更加衬托出我们之间的沉默。
“我们可以请你吃午饭吗，米丹先生？我们还想和你谈谈。”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和吉多走在前面，米丹则跟在后面。我们准备回市中心帆船港口的旅游度假村，那儿有一流的礼品店和饭店。我感觉到米丹身上有股傲气。他偏向一边的走路方式表明：虽然我们现在走在一块，但我们仍然是陌路人。
我们在一个食品摊前买了些食物，米丹选了汉堡包，拿着它来到了凉台上。一排排的小船静静地泊在红木栏杆的那一端。我挪动了一张长凳，以便他坐下时背能靠在船上。在正午太阳的照耀下，长滩市中心的天空显得异常高远，随风飘来的粉红色和古铜色云彩也越来越浓，演绎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奇妙画卷。
稀稀落落的窗子发出的散射光对镜头有些影响，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些挥舞着手想挤进镜头的游客们。我们坐定了，把那些挥手的人挡在视线之外。除非有人从水里跳出来抢镜头，否则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们。为了避免他们的呼喊声和城市的喧嚣，我们在米丹的衬衫上别了一个小小的胸麦并打开录音机。
吉多仍然很乖戾，他一屁股靠在6英尺远的一张桌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个油腻腻的鸡肉汉堡。他用一叠餐巾纸擦擦手，然后把摄像机扛在肩上，试了试机器。调整一番后，他冲我举起了大拇指。
米丹的注意力游离于一对在附近闲逛的人身上；而他们也正注视着我们。他们看上去有点像政府公务员或中型公司的白领阶层：短袖、没有皱纹的衬衣，普通的领带，松松垮垮的裤子上因久坐而起了褶子——都是廉价的随处可见的服饰。但他们显得挥洒自如，这令我想起与麦克-弗林特一起工作的侦探们。
“米丹先生，”我叫道，把他的视线重又拉回到我身上，“请跟我说说包贡的经历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口可乐。他讲话的时候，看起来是那么不动声色、超然物外。他的冷漠让我再次感到了他的傲慢。
“从孩提时代我就认识了包贡。”他说，“我们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我们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在一块长大的。我们的家庭送我们一块上学。在我的表兄和包贡的姐姐结婚后，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阮凯告诉我，在越南战争期间，你、她还有包贡在博物馆工作，那是一个在帆港的法国殖民地博物馆。”
“噢，是的。”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承认这件事，“南越最后一任总统的妻子蒂厄夫人要包贡当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包贡则请我和阮凯帮忙。”
“这个博物馆听起来像是一笔家庭财产。”我说，“包贡先生与蒂厄夫人有过联系吗？”
他再次点了点头：“这是越南人做事的方式。”
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于一个居住在污水横流的河堤旁的小屋里的人来说，米丹先生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他的英语口音纯正，言谈举止文雅大方。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似乎有点不太和谐。
“当共产党从北方大举进攻时，我们——包贡、阮凯和我只有一天时间把那些最重要的博物馆珍品装入箱子，并装上军车。”他的目光穿越港口，回忆着往事。“我们只有一天时间和四辆卡车。但我们却要挽救经历过八百年风风雨雨和侵略者破坏的历史文化遗迹。时间太短了，是不是？”
也许根本没有保护的必要，我在心里暗暗地想，但我控制着自己没有说出来。那个法国博物馆已经被河内政府重建了，并以世代居住在岘港地区的人们的名字重新命名为查姆博物馆。我猜想，除了脱离逃亡的西贡政府的控制这一事实外，里面的文物从未有遭受损坏的危险。
“你把那些文物送到了什么地方？”我问道。
“西贡。我们一行四辆卡车在军队的护送下出发了。但我只看见两辆车到达——我和包贡的。路上挤满了逃出来的人。在帆港南部几公里远的地方，一群被抛弃的士兵抢占了阮凯的卡车。第四辆车呢，我就不知道了。”他抬起了像学者一样纤细柔嫩的手，“上路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没再见过它。要折回去找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它后来也到了西贡，但我不知道。”
“你和包贡、阮凯，还有谁一块逃离的？谁开着第四辆卡车？”
他打量着我，眼神里闪动着一丝机警。然后，他用手挡住了脸以避开吉多的镜头，谈话到此终止。“你说你叫什么来着？”他问我。
“玛吉-麦戈温。”我回答。
米丹把手伸进兜里，摸出我先前给他的名片仔细看了看，然后又抬头盯着我：“麦戈温？你的本姓吗？”
“我丈夫的姓，也是我工作中使用的姓。在国家税收档案上我叫玛戈-迪尚斯。”
“是个普通的名字，对吧，麦戈温？”
“是的，很常见。”
他点了点头，收起名片，但仍充满警惕。可是他并没有站起身离开，这倒真让我松了一口气。
“那第四辆车呢？”我督促道。
他避开了这个问题：“那么久了，谁还记得呢？”
我接着问：“那些被你们送到西贡去的文物后来又怎样了？”
他耸了耸肩：“到达之后我就走了。我们把车停在了皇宫的后门，拿到了外交凭证，就直奔美国大使馆等待撤离。事情就是这样。”
我提示他继续讲下去：“然后你离开了越南？”
“所以今天我才会在这儿嘛。”他摊开两手，好像我不该问他这么傻的问题。
“你好像过得很不好。跟我讲讲你在这儿的生活吧！”
“我开了一个小礼品店，可是不景气。然后我找了份厨师的活儿。”他笑了笑，撇撇嘴，露出一副灰白的牙齿。“我父母送我上大学的初衷可不是让我在饭馆里当厨子，可我还是成了一名成功的厨师。”
米丹搅了搅杯子里的冰，眼睛望着远处的船只：“你说对了一半，麦戈温小姐。搞艺术的确是我们的家业，可我爸爸和我爷爷都只是出口商，不是收藏家。他们坚持留在越南多捞点儿。”
“你现在有工作吗？”
“我被解雇了。”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懊恼不如说是愤怒。“我和最后的这个老板吵了一架。这件事本来无足轻重。但是他告诉所有愿意听他的话的人，说我是河内的奸细。现在连我的老朋友都不愿意被人看见与我在一起，更没有人肯雇佣我了。”
“河内的奸细？战争已经结束了，米丹。”
他往椅背上一靠，两手交叉于胸前：“是吗？”
我不愿给他目前的处境雪上加霜。缓了一会儿，我问：“你陷入困境时，为什么不向你的家庭寻求帮助呢？”
“傲慢。傲慢是你们美国文化中的七宗罪状之一，对吧？”他捶捶胸脯，“看看这个罪人。”
“如果你想弄清包贡从1975年到现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去哪儿了，你会从哪儿下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国家税收档案上有你的地址，我们按那个地址去找，结果房东太太告诉我们你搬走了，但时不时还在那一带看见你。于是我们拿着你的照片四处寻找，直到有人认出了你，告诉我们你住的地方。”我说，“但是包贡从他踏进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行踪。我想知道——警察也想知道——他1975年以来到底去哪儿了。阮凯说没有任何亲戚收到过他的信。”
“的确没有。”米丹想了想，然后耸了耸肩。“如果他没有与家人联系，当然没有人收到他的信。包贡不想被人发现。谁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像包贡那样不在电脑数据库中留下任何资料是明智的。”
“那你觉得应该从哪儿找起呢？”
“我想包贡也许会像当初离开难民营时那样，去那些拥有亚洲文物的博物馆、画廊或拍卖行找工作。他也许还是个艺术品进口商呢。这种人不多，或许有人能记得他。你们可以在电视上登出他的照片吗？”
“不太容易。”我回答。
“嗯，”米丹的目光又放远了，显然又陷入了沉思，“那我帮不了你们。”
“那么你知道包贡为什么要躲起来吗？”
“不知道。”
他回答得匆忙而简短，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他都这样处理了。午餐已经用完，一堆餐巾纸整齐地堆在他的手边。显然，米丹已经不想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了。
最后，他很不情愿地答应我们：若再有问题，以后还可以找他，并让我们见到阮凯时代他问候她。我们向他道了别，留下他一人在那儿晒太阳。
吉多收拾好录音机和摄像机快速地朝我们的小货车走去，好像还在生气。平日夸夸其谈的吉多今天却如此沉默寡言，真有点奇怪。
“来杯啤酒怎么样？”我在他背后喊，“能报销的。”
他停下来，想了想，重新卸下了他的那副行头说：“好吧。”
我们锁好车，沿着河岸走到了这小小水村的尽头，这里有一处带露天甲板的酒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月天：天气晴朗，有着微微的海风，摄氏21度左右。其实，除了八九月份会热几天，新年伊始时下点儿雨，七月份有点雾，洛杉矶海岸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好天气。这天惟一煞风景的是吉多的忧郁。
一位身着短装的女侍者把两杯冰啤摆在我们面前。吉多瞟都没瞟一眼她年轻的背影。他用胳膊时斜撑在桌子上，压根没看一眼面前的冰啤。
“你做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他问。
“你知道麦克正在办的那件案子吗？”
“知道。”吉多皱了皱眉，“一群孩子把一个老家伙折磨至死。在我们新制作的影片中将要用到的题材。”
“佩德罗并不老！他刚21岁。”我说，“但杀他的人令我想起包贡，也许我们能把他也加进影片中。”
“把他加进来？”吉多皱了皱眉，“佩德罗死了，包贡是个恶棍，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提高了嗓门，这不仅让我自己吃惊，也震住了吉多。
他像拳击手上场前那样用手托着自己的下颌：“你究竟怎么了？”
“我不想按原计划完成这部影片了。我不想再面对那些几近病态的青少年和他们无能为力的母亲们。‘我的孩子不坏’，我每天都陷在她们这样的哀诉之中，‘是这社会毁了我的孩子’。”
“你需要休息。”吉多说，“你已经马不停蹄地拍完三部电影了。”
“问题不在于工作量，而在于那老一套。我制作的三部电影全是关于噩梦的制造者——那群小畜生的。”
“我了解。”他稍稍放松了些，“你已经成为你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你为电视网制作的第一部影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们希望你沿着成功的轨迹继续前进，一而再、再而三地创作出相同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要在他们手下，你就会永远拘泥于这一套。”
“可我想摆脱出来。”
“但我看不出包贡怎样能使你继续创新。你打算怎样？去弄清包贡这二十几年来究竟在哪儿？像电视剧《寻找沃那多》那样？”
“也许吧。我想搞清楚神秘的包贡——个失踪了二十多年后又突然出现，却是来袭击自己家人的。你不能否认这是个谜。”
“谜？”吉多嘟哝着，“这事儿是有点邪门。”
这时，甲板那头的争吵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又是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两个人——穿着短袖衬衣，观察过我们与米丹谈话的人——正在为一张餐桌与小姐发生争吵。他们要求坐靠水边的桌子，那桌子就在我和吉多的旁边。但是服务小姐不肯把这边仅剩的一张桌子给他们，因为这是一张六人桌，已经被人预定了。两人显得极其粗鲁无礼，并用所谓的行政机构的名义来威胁她。
幸好那位小姐没有屈服，这让我感到高兴。我讨厌与多嘴或者爱管闲事的人为邻。两个人怒气冲冲地走了，其中的高个子临走时还推倒了一把铁椅子。
他们往外走的时候，我赶紧把椅子往里挪了挪。
看着他们的背影，吉多骂了一句：“混账！”
我伸出手按住他的手臂，他这才转向我。我问道：“如果我们废掉目前正在制作的见鬼的《堕落的一代》，而是完全换个方向，你猜会怎样？”
“我得提醒你注意‘经费’、‘最后期限’，还有你那位自以为是的制片人的血压。你说结果会怎样？”
“兰娜能把我怎么样？”说完这话，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我早该注意到。“我的合同是要到期了，让他们解雇我好了！我们为这部片子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重复劳动，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可那些无人管教的青少年长大成人之后还是成了街头的恶棍和便民店里的窃贼，甚至成了强xx犯，那又怎样呢？”
“怎样？让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所完成的那部分影片的确是些触目惊心的、伟大的、经过深入分析的、甚至很玄妙的东西，玛吉！”
“可我们能做得更好。想想那些杀佩德罗的人和包贡，他们几小时地折磨自己的猎物并置之于死地，却没得到钱，也没得到别的东西。我问你，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吉多咬住下唇，陷入了沉思。
“想想吧，”我对他说，“佩德罗的错误在于他低估了对手，他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获得某些东西，结果势必自讨苦吃。”
“什么苦头？”
“我说不好，但是我有种感觉，也许他知道是谁主使的。”我说，“佩德罗年轻，又有点好色，兜里还揣着一周的薪水。他性格高做，但他并没有走到大街上去狎妓。他去了公园，因为他知道那几经常有一群女孩闲逛——他看到过好多次。他知道她们很穷，都是孩子，毫无头脑，容易上当。也许给她们几个零花钱，她们就会投入他的怀抱。说不定只要几句花言巧语他就能得到战利品呢。佩德罗自以为魅力十足，因为那些女孩竞相邀请他回家。”
我用余光看着吉多，继续说：“我在想，在长达九个多小时的折磨当中，佩德罗什么时候才认识到自己搞错了幕后指使者。”
“嗯……”吉多开始联想了。我知道有一幅幅连贯而完整的画面正通过他的脑海。
“那些女孩不是因为上当受骗而有了孩子，孩子只是她们的诱饵，而待在远处的男孩们则是她们的爪牙。对那群女孩来说，性意味着权力。”
“对，我明白，但阮凯有什么？他们为什么折磨她？”
“她有着包贡自认为属于他的东西。”
吉多并不那么容易改变主意：“你想废弃整整一个月的工作？”
“并不是全部。”我啜了一口啤酒，脑子里想着电视台我办公室里的那些盒带的内容。
“圣玛利诺离那个贫民窟十万八千里呢。”吉多提醒我，“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决定？玛吉，你需要最好的东西来填补这中间的空白。”
“我们不必大肆宣扬我们的行动嘛，吉多。”我揉了揉眼睛，望着面露怒色的吉多，“让我们这样试试看：利用新年这个举家欢庆的日子，我们去找阮凯。我们到小西贡，录制下周六的游行。最好我们再飞到旧金山去拍下格兰特大街舞龙的镜头。难道你还看不出，庆祝新年能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提供解决的契机。”
“没什么可争论的了，对吗？”吉多闭上嘴，心不在焉地看着远处的海鸥。
“争论什么？”
慢慢地，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又盯住了我：“包贡与麦克-弗林特没有联系，对吧？”
“是，一点关系没有。”
“而佩德罗与他有关。”
我点点头：“佩德罗被杀案由麦克主管。”
“我知道，玛吉。”我没理会他那“万事通”般的沾沾自喜，他继续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做的其实与这部影片或者其他影片甚至与包贡都无关。你只是想独立于麦克，你想充分地表现自己，你觉得该是一鸣惊人的时候了，但我认为你不该为私人问题妨碍工作。”
“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吗？”我吼道。但是无可否认，他说的确实有些道理——这该死的家伙！
气氛有点不对头。我靠在椅子里，望着吉多的侧面。“你想说什么？”语气中充满了挑战。
他好像很吃惊，反问道：“什么？”
“发泄出来吧，吉多。”我放下酒杯，“免得你整天都郁郁寡欢，如果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伤心的事或者伤害了你，那么你就直言不讳他说出来。”
“没什么。”又是一个不假思索的回答。
“那……”
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海鸥。
“吉多？”
终于，他望着我，双目含情：“我们做了多久的朋友了？”
“很久。”
“好朋友？”
“你对我就像兄长。”
“我们是一家人了？”他问。
“甚至更亲。”
“我想知道你到底怎么了，玛吉！”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我想我现在一定还没察觉。”
“你没事吧，玛吉？我是说你的身体。”
“我整天与你在一起，吉多。如果我有事，你怎么不知道？”
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满脸怒气，一副要吵架的样子。带着指责的口吻，他说：“你母亲星期天早上来的，现在应该还在你家吧？”
“妈妈的来访对我们来说太好了。你母亲不也飞来陪你了吗？”
吉多整个人突然变得僵硬起来，我显然伤害了他，是我对他的忽略伤害了他，因为我故意把话说得像两家人。
他又开了口：“是四频道新闻台的莱姆-法林顿周六晚在西奈医院追踪一起汽车肇事后逃逸的线索，他看见麦克把你送进了急诊室。”
“所以他马上给你打了电话，告诉你这条头条新闻？”
“他很为你担心。他说看见了好多血，还听见你在哭喊。”
“他是想知道那里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说。
“真的有事吗？玛吉？”吉多打断了我。
我啜了一口啤酒，却哽咽着几乎吞不下去。吉多伸过手来抓住我的手，我却把手缩了回来。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时我丧失了镇静，感情就会如洪水一般一发而不可收拾。
星期六傍晚时分，整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分成了两半：了解内情的和不了解内情的。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他们是麦克、孩子们以及我的父母。
我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咽下那口酒。我的目光越过吉多的肩头，说道：“我们忘了要米丹的签名，得回去一趟。”
“玛吉？”
“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拍一点他的小屋作为背景。”我迅速站起来，“你准备好了吗？”
“既然你已经好了……”吉多不再看我，我想他是忍着才没哭出来。他把钱扔在桌上，站起身来帮我把椅子拉开，就像我突然问变得娇贵起来，需要人帮助似的。
米丹已经离开了我们一起吃饭的地方，我很庆幸他已经走了，因为我其实根本不想再见到他。也许以后想见也说不定，但绝不是这会儿。
我们顺着自行车道往回走。一路上，我和吉多闲扯着些不相干的事情：什么数字胶片的质量啦，剪辑时把35毫米胶片和VHS录像带混用其实很容易啦等等。这些内容表明了我们之间的疏远。不管现在我俩之间距离多近，吉多都无法插手我和麦克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
我们几乎是与污水道并行的。这时，我突然看到了那张曾作为米丹家的门的百威广告牌在河里飘荡。和它连在一起的还有硬纸板、蓖麻树的大叶子等等那些曾作为他家的墙啊、房基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翻卷着流入了大海。
我心中一惊：米丹所谓的“家”就这样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