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都秋日

北京的夏天,在短暂的时间里,似乎即将流逝。

凉风带来了秋天的气息。

正是在这个季节里,土井策太郎路上了离别两年之久的北京的土地。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年),清朝年号是光绪二十九年。达一年是旧历闰年,有两个五月。虽然已经过了九月中旬,皇历上却依然写着七月。

土井策太郎遵照上级的命令,到北京内城金鱼胡同的那须启吾家中去拜访。

那须启吾的住宅纯粹是中国风格的。室内地板一角高出的地方,是冬天取暖的热炕,炕上横铺着业已磨损了的地毯。中间接着的一张细竹帘子将房屋隔成两半。穿帘子的线已经脱落,作为“墙壁”的竹帘便显得歪歪斜斜的。夏天实际上已经过去了,竹帘不久也就该换上布帘了。

房子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看起来像紫檀木做的,实际上却是极其廉价的木制品,只不过是涂上一层黑漆罢了。为什么说它不值钱呢?在桌子斑剥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木质,这便说明真相了。

塘上的挂轴是赝品,花瓶的质量也比较低劣。其实这家主人并非贫穷,只不过是对装饰房屋并无多大兴趣,漠不关心而已。

当土井策太郎(以下均简称策太郎)坐下时,这张“紫檀木”椅便吱吱作响,似乎要散架似的。

那须启吾拿起蒙上一层灰尘的素陶茶壶,往那不曾认真洗过的茶杯里斟上一杯茶。

“啊!你喝吧。”棒槌学堂·出品

那须一边得意地摸着胡须一边说。这间房子虽然简陋,可是他那向上翅的八字胡须,却修剪得极其讲究。

浓茶的表面好像浮上—层油,策太郎装出毫不介意地勉强喝了下去,而且说了声:“多谢!”

“关于目前的局势,有没有听到些什么?”那须问道。

“是的。一点也……”策太郎含糊地回答着。

“多少总有个大略的估计吧?”

“啊!目前的局势,我总感觉到……”

达时,日俄两国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三年前,俄国趁清政府忙于应付义和团之乱而出兵满洲,并与清政府约定,待中国秩序恢复后即撤兵。虽有约在先,但俄国故意拖延时问,企图利用与清政府所订的密约使占领满洲一事合法化。

第一次中俄密约的要点是将满洲的军政大权置于俄国控制之下。当时,清政府的奉天将军在俄国关东总督阿历克谢耶夫的要挟下,不得已只好应允了。但是清政府未予批准。

在磋商第二次密约的过程中,俄国仍企图从中国获得管辖满洲的军事、行政以及其它权益,由于受到日、英、美、德等国的警告才未得逞。

去年四月,俄国和清政府缔结了从满洲撤兵的协定,计划分三期撤退。第一期撤兵业已实行;第二期撤兵计划规定应在今年四月八日前将军队撤出盛京【注】和吉林两地区,然而俄国政府却一再拖延,迟迟未能付诸实现。

【注】即今辽宁沈阳市。这里的盛京是指当时清朝所划的区域。凡山海关以外,内蒙古、外蒙古以东,奉天府尹,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辖地区,皆属盛京统辖——译者注

另一方面,日本与英国结盟后,开始对俄国实行强硬外交。东京帝国大学七名博士联名向日本首相桂提交意见书。他们认为俄国人的目的是先占领满洲再进军朝鲜,然后,将矛头指向日本,故而提出主战论。同时,日本国内亦认为对俄作战势在必行。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外务省工作的策太郎父亲的同乡好友,前来找策太郎商量工作:“现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去北京。你的意见如何?”

策太郎家世代经营书画古董。他在父亲的好友,同行鹿原氏经营的鹿原商会里从事这一行当的见习工作,曾被派往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正值义和团事件发生不久。

实际上他是非常愿意去北京的,因为从自己的家庭事业来看,可以大开眼界,增长见识;此外,当然还有他个人的憧憬和希望。

“你在鹿原商会学习的事,大概已经结束了吧?我见到了你的父亲,他很健壮……看来,在一定的时期内,似乎不需要你为他操心。为此,我们和你父亲商量过,打算委托你做些工作,你父亲很愉快地同意了……”

可是,策太郎却回答道:“我父亲虽然同意了,可我是我啊!”

“哎!别这么讲。现在咱们要服从国家需要嘛!”

“服从国家需要”这句话,对明治年代的人说来,是具有重要影响的。策太郎不满的是自己的家庭出身,由于祖辈和父亲都是商人,别人瞧不起,为此他才对自己施加压力。至于到北京去,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目前策太郎所担心的是,外务省的工作到底属什么性质,自己是弄不清的。据说日本已连续派密探到中国去。一旦日俄之间发生战争,则中国领土满洲,就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战场了;所以目前对清政府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吧。

“可是除了书画古董以外,我什么也不会啊……”

策太郎刚说完,他的前辈便紧接着说道:“不!你可以胜任的。除你以外,别人还不行呢。所以才特地拜托你哪。”

“到底是什么工作呢?”

“总之,你先到北京,见了那须启吾再说。他知道该怎么做。”

两天后,策太郎就离开东京到北京来了。

那须启吾摸着自己的八字胡须,望着天花板,一边听着土井策太郎向他述说前来北京接受工作任务的经过.听完策太郎的话以后,那须摇晃着肥大的身躯,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那小子真会故弄玄虚。其实你的工作也并非那样神秘嘛。”

对那须的这副神态,策太郎感到有些恼火,不禁问道:

“听您这么说,那……”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跟你这么交代也是合乎情理的。”那须抱着胳膊说,“说实在的,是我希望能派你来工作。”

“是您要我?”

“是啊。是我指名要的啊!”那须边讲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两手抄在身后,挺着胸脯。

“您干嘛要这样做?我可以问问吗?”策太郎有些焦急不安了。

“你别那么紧张嘛!哈哈哈哈……”那须得意地笑着说,“你的工作并不难,你是学过做买卖类的。干脆说吧,我只希望你拉拢文保泰。”

“文保泰?……不就是那个搞字画拓本的名家吗?”

“是啊!”

那须凝视着策太郎,然后又嗤嗤地笑了起来。

文保泰是中国人。他搞字画拓本的高超本领,就是在北京也是享有盛名的。然而他既非商人,亦非工匠手艺人,而是富有的世袭财主。他对拓本领感兴趣,专爱收集名贵的字画拓本,还掌握了一手好技术,不知不觉地成了这方面首屈一指的能工巧匠和知名人士了。

两年前,策太郎来北京时,经琉璃厂【注】某书画商的介绍,和文保泰见过面。

【注】琉璃厂是北京的地名,过去这一带做生意的大都经营书画古董——译者注

当时,凡从事古玩字画交易的人,都要拜访这一行业的权威人士文保泰,策太郎亦不例外。

在日本外语学校学过中文的策太郎,在北京逗留期间,曾经特别注意提高会话能力。

当时的策太郎尚不谙人情世故,喜欢向文保泰请教一些问题。有一次,策太郎提出拓本的工具,长期以来墨守陈规,可否下功夫钻研新技术,例如能否使用西洋制造的一些新材料等等。

文保泰对策太郎的设想频频点头,大加赞赏,并且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嗯!你的建议很好,确实值得考虑。”

文保泰看中了策太郎。

“我一向不收门徒,可是愿意教你。即或你将新的取拓本技艺传到日本去,我也愿意收你这个门徒。”

真是出乎意外,策太郎居然被这位知名人士赏识而予以特别关照。

自此以后,策太郎经常出入于文保泰家中,并掌握了取拓本的技巧。回国后,策太郎曾在父亲面前表演了取拓本的技术。

他父亲看后,兴致勃勃地夸奖他说:“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去北京。”

言归正传。当那须和策太郎谈及文保泰时,策太郎侧首沉思道:“文保泰不是全然和政治无关的吗?”

“谁说没有关系?他是和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人哪!你当然不了解了。”

于是,那须启吾将文保泰与清朝政界人物的关系向策太郎详加说明。

据说,文保泰是一个深知中国政界动向的重要人物,他被人们称为清政府的“政界之窗”。

清廷腐败无能,贿赂成风,已属公开的秘密。行贿之后,就更加便于了解其政治的变化。

虽说人们在明日张胆地进行收买行贿,可是那些高级官吏及一流政客毕竟尚不敢公开露骨地受贿,因此,便自然而然地设置一种类似代办受贿行贿的机构。

例如甲有求于袁世凯,乙有求于荣禄,行贿前,他们各自与该机构商谈,该机构则按照所求之事的性质,分别指出大概应当拿出多少钱,然后行贿者便按其意图进行交易。

“唉!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策太郎听了那须启吾的说明后,叹了口气说道。

至于文保泰呢?表面看来,他只是热心书画古董面且有高超的取拓本技术;除此之外,他似乎对什么也不关心。

“人类社会都有其内在的一面,尤其是大清国,从表面看,是难以捉摸其真相的。”

那须启吾摆出老前辈的架子说。对策太郎说来,那须确实是前辈,他就读外国语学校,要比策太郎早一些。

“照这么说……”策太郎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这时,他想起了两年前回国时的事:当时文保泰买下了自家邻近的土地,打算建立新居。文保泰乃素封之家,父亲留给他的财产大概不少吧,他就用那笔款子买土地建房屋,这是不足为奇的。

那须启吾听到策太郎嘟嘟囔囔,于是问道:“怎么啦?你说什么?”

“不,没什么……只不过是我想起了前年从北京回国时,文保泰正在盖房子的事。当然,估计现在已经盖好了吧。”

“咽。是美好了。还取了个装饰门面的名字,叫作‘悠悠馆’。”

“悠悠馆?”棒槌学堂·出品

“之所以取名悠悠馆,乃表示悠然自得之意……”

“啊!是这样!这么说,那座房子是他的工作场所了?”

策太郎回想起上次回国前,到文家去辞行的情景:当时,这座房子才刚刚着手打地基。文保泰在工地现场兴高采烈地指手画脚,谈论着他的计划:

“还要在后院另建一栋房子,我把它作为工作场所……”

他所说的工作场所,当然是取拓本的地方了。

文保泰并非以取拓本为生,将那栋房子取名为悠悠馆也确实恰如其分。

“文保泰与政界要人来往频繁,简直成了头面人物。据我了解,他与庆亲王特别亲近。说不定可以从他那儿得到重要的情报。过去你在北京和他相处时,他很喜欢你。希望你能担当起和文保泰联系的角色……暂时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要你去做。首先,你必须进一步设法取得文保泰的好感和信任。”那须启吾说。

策太郎从那须的住宅出来,漫无目的地信步而行。

当他下决心到北京来的时候,他的脑海里便不时地出现一位年青美貌的女性的倩影。

这就是名叫王丽英的中国女郎。她热心妇女教育,尤其喜爱美术,曾到日本求学,就读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

策太郎回日本后,曾利用业余时间担任过汉语讲习会的讲师。在汉语讲习会会场经王丽英的介绍,他还结识了一个名叫李涛的清朝留日的男青年。那时,李涛在该讲习会担任会话教师。

在日本时,策太郎和王丽英曾有过多次相会,王丽英旅居日本期间总是穿和服,并且外罩一件带折子的宽大的和服裙。

“为什么您不穿本国服装呢?我觉得中国服装是很有魅力的。”

有时,策太郎这么问她。每当此时,她的表情总有些不大自然:

“您说的是旗袍吧。那种衣服是满族服装,原非汉族的传统服装,我想,这一点您是了解的。日本的服装源于中国,我喜欢穿日本服装。”

王丽英就这么简单地答复了他。

不久,王丽英回到中国,住在北京。这是李涛告诉策太郎的。王丽英回中国不久李涛也跟着回国了。

李涛回国后,策太郎通过友人了解到李涛住在北京的高公庵胡同,把地址记在笔记本上。他想,要想知道王丽英的住所,间间李涛就行了。估计李涛和王丽英彼此之间肯定会有联系。

一九○三年前后的日本,成了中国革命的温床。中国惠州地区反清起义失败以后,许多血气方刚的进步青年纷纷逃往日本。他们经台湾来到横滨。这些留学生大都聚集在孙文的周围。孙文时年三十八岁,他提倡打倒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体制。此外,稳健的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政变失败后,也亡命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都在争取留学生。

平素不大关心政治的策太郎,此刻也察觉到李涛和王丽英很可能是上述某个政治集团中的成员。

一九○三年,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尚未建立什么明显的组织机构。当时,那些热血沸腾的中国爱国青年,奔走各地。祖籍江苏的王丽英去北京,也可能和反对清政府的政治运动有关。像她那样美貌的女性,确实不适合出入于残酷斗争的政治场所。

也算是多管闲事吧,策太郎在内心中暗自为她祈祷,希望她不要冒什么危险去从事这类活动。

他想,如果王丽英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她很可能倒竖柳眉,或是哈哈大笑,也未可知。

“还是到李涛那儿去看看吧。”

策太郎自言自语地从衣服的内袋里掏出了笔记本。虽然他曾多次翻阅记着李涛地址的笔记本,也记得很清楚,可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打开来仔细核对一下。

他并非思念李涛,只不过是想通过李涛打听王丽英的消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