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无名男尸

四天,总共四天,我就解放了。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忧愁,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人们通常在去看牙医或性病医生之前的那种感觉。常言说,每个人都有更亲切的东西……很奇怪,我的心并没有在欢唱,只是屏住呼吸——重新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是熟悉的把手,锁,地毯,还有无数次看过的东西,从它们这边经过,不用看就知道,在第三扇窗子窗框之间,一年多了,一直有一个不知怎么进来的用过的火柴盒落满了灰尘——走廊里所有窗子的缝隙都堵上了。楼梯的第八个台阶比其他的低,我门上的号码是四号,在一个发旧的钉子上挂着,摇晃着。

“加尔金,到副局长那儿去。”在号牌下面钉着一个纸条,是格里布曼匆忙写的。我推了推办公室门,锁着,我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顺走廊走十二步,蒙着眼睛我也能找到格里布曼的地方。

“请坐,瓦洛佳。‘路里布曼从一大堆废纸中找出一张标准的寻人启事的表格,扔到我这边的桌子角上。

“认出来了吗?”

我打开表格,看了一眼照片上那人的脸,好像嗓子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出不去,进不来,在这张讨厌的、廉价的照片上……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大家都知道我们印刷品的质量……照片上冲我扭捏地看着的竟是因加!

“认出来了吗?”

“是的。”我读了下面的文字:“波尔霍夫市内务局寻找因加。尼古拉耶芙娜。索果里斯基,七一年生人……”照片拍得是业余水平,没有经过修版,简单的刘海儿,稍微化了化妆。

“波尔霍夫在哪儿?”

“普斯科夫州,离彼得尔三百多公里。”格里布曼又推过来一张纸,这一次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你看,我画线的,在交通事故部……”

“在第三环路?”

格里布曼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该做什么有关的事?”

“和我一起去辨认。”

“为什么?”确实,我干嘛去那儿,看着她脱光了,在解剖台上?……我的因加?

“瓦洛佳!”格里布曼温和地,却坚持地让我回过神来,“应该去,也许不是她?”

“那这个呢?”我给他看寻人启事,然后把它扔在空中,薄薄的纸片像个小船儿,晃了晃,无声地落到地上。

“这个我问过,你看日期了吗?”

我俯身从地板上拣起表格。

“三月。”

“现在呢?”

“七月。”

“你什么时候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不记得,很久了。还是在见西尔尼茨基之前……”

“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通电话?”

我开始想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听到因加的声音,星期六?不,昨天?星期五彼得接的电话……

“星期二!”

格里布曼看了一眼目历:“二十三号?”

“是这样。”

“而有人从三月份就在找她!”

“谁?”

“她父亲。我一个小时前跟他联系了。”

“什么时候?”

“今天!”格里布曼忍不住了,冲我喊起来,“你看看表,什么时候你才来上班!”

我看了看表:十二点半……

“而我早上九点就开始上班!”

“好,她父亲说什么了?”

“我和他没谈。”

“明白了,接下来怎么办?”

“去认尸体……”

“给彼得打电话了吗?”

“打了,除了办公室,哪儿都没人接。那么,据你所知,不给提供情况?”

“是的……”我垂头丧气地说。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格里布曼拿起话筒,拨了个号码,听到一声“哈罗”,开始说:“我是总局的格里博夫,过四十分钟左右,我们会停尸间。你们那儿怎么样?……明白了,带上在现场发现的材料。”

没有比去停尸间更好的路了,就像在训练比赛中熟悉新赛道那样。呼呼驶过冷漠的楼房,暗淡的阳光勉强穿过云层。还有车,车……就好像它们和我们顺路,也去太平间,但它们不着急。

车从主道上拐下来,在红绿灯前停下来,让懒洋洋的冒汗的行人先过去。他们也和找们顺路,但不是今天。尽管他们的某个人到那里完全没有任何预先的准备。

格里布曼开车,开得很好,很少吓唬同行的人。杨树的林荫道,大门口的拦路村,朝天空竖着,像是在敬礼。矮矮的通往半地下室的双扇门,周围摆满了棺材盖。

“到了,下车吧!”

我从车里出来,脚下踩着铺满柏油路的杨树柔美的花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远处,警察局的小汽车在放着热气。

“中尉,巴伍金!”

“中校,格里博夫。这是我的同事,少校加尔金,他和受害人认识。”

巴伍金不知为什么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后让我们跟他走。走廊比门要低得多,它整个的长度也就能装下两个棺材,还有给死人穿衣服准备葬礼的老头儿、老太太。不知是哪一个亲戚用手戳者死者,棺材周围是为带来的物质开销而悲痛的亲人。

往右边,再往右,气味更浓了。门后是桌子、手、脚、头,一个健壮的男人穿着肮脏破旧的大褂和黑胶皮靴。

“难道他一整天都穿着这可怕的鞋吗?”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那带有沟纹的鞋掌在被走过几十年的瓷砖上留下清晰的痕迹。

“这是你们要看的……”男人朝躺在锌盒里面的女人身体指了指,就退到一边。

“是她吗?”

我看着因加,头发是湿的,皱成一团。她身体的左面被烧焦了,胸部发黑微微隆起……胸前放着一个被熏黑了的小铃挡,额头中部被压瘪,还有腿……她的腿!好像和她的身体是并排放的。

“瓦洛佳!”

“她……”

“请签字,”中尉递给我一张辨认记录,我连看都没看写了一些弯弯曲曲的笔划。

“通知她父亲了吗?”

“他在医院,最早三个星期后出院,肾病!”

“明白了,我们到外面去吧。”

我们走了出来,往灵车上又装上一只棺材,一切都很平静,不是匆忙的,也没有骂人话。我走近自己的车,坐在乘客的位置上。格里布曼又耽搁几分钟,拿出一张纸来。

“去局里?”

我有些迟钝地、惊奇地看着他:“那去哪儿?”

“你家里人在别墅吗?”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就去你那儿。”他拐了个弯,让车疾驰起来。然后应该预料到,经过他熟悉的商店,那里有四分之一升的小瓶酒,煮肠,还有橙子的香味。

家里很静,穿堂风把轻薄的窗帘吹卷起来,电表在单调地响着。我坐在厨房扬声器旁边,按着键盘,第一套节目,第二套……

“来,瓦洛佳,喝酒,否则咱们没法谈话。”

我没有拒绝,喝了一百五十毫升,吃了一口没有滋味的肠。

在哪儿还有烟呢。

“瓦洛佳!”

我看了看他。

“这个驾驶执照是谁的了”

我看着对我来说很亲切的照片上的脸:“因加的。”

“很好!写着谁的名字?”

“索果里斯基……”

“好,这本护照呢?”

又是一张照片,稍微黑了一点儿,“因加的。”

“念一下。

“拉丽萨。尼古拉耶夫娜。尼古诺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莫斯科……”我又拿起驾驶执照:“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叹了一口气,摊了摊手。

“没有。”

“好!”格里布曼拿起电话听筒,打听了号码,给中央居民住址查询台打了一个电话:“小姐,六处,格里博夫中校,尼古诺娃。拉丽萨。尼古拉耶夫娜,莫斯科市,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人。”他停了一会儿,开始记:“工会大街,43号楼群,4号楼,86号住宅,还有电话号码……谢谢。”

他拨了一下记下来的电话,没有人接。

“怎么?”我开始感兴趣了。

“在出事地点发现了一具男人尸体……但这不重要……科国生产的左轮手枪,8730美元和15000卢布……驾驶交通工具……明白了……”

“是彼得?”

“我不这样认为,他有自己的车,至于受害人,是烧焦了的木头块。”

“那因加为什么没被烧焦?”

“她由于撞击被从后门抛了出去……”格里布曼两眼盯着技术鉴定报告:“死亡。等等……在死者血液里发现了以吗啡为主的残留的毒品制剂。”

“他们给她注射毒品,杀了她?”

“别急于得出结论!在她的脚趾之间清楚地发现了不只一次注射的痕迹。”

“是的,她也许还是个吸毒者!”

我又打开了第二瓶酒,和他分开倒上了——好酒使人心旷神怡!

格里布曼带有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重新拿起话筒:“小姐,还是格里博夫,是的,刚才我打过电话,从哪天起尼古诺娃以自己的地址登记的?什么?从七一年?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好,我等一会儿……离开了……什么时候,去哪儿了?没有资料?不管怎么样,谢谢您!”

我坐在那儿,迟钝地看着被挤压的橙子。果汁顺着手指流到桌面,粘乎乎的令人讨厌。

“你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我摇了摇头,“没有!”

“而我有!家里有没有公路图?”

我懒洋洋地站起来,翻找了整整二十分钟,找出一本散了页的小册子。

格里布曼找到了需要的那页,用手指在诺夫格罗得——索利齐——波尔霍夫线上画了一下,算了算距离,然后看了一下表:“现在四点,喝点酒,吃点东西,十一点出发,八点钟就到了……”

“到什么地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材料收到文件夹里,一边走,一边在门口朝我喊:“我开你的车赶去上班,你先准备一下……”“当”地一声把门关上,剩下我和电表,两瓶满满的酒和歪歪扭扭的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