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辛西娅已穿戴整齐,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闻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边。我坐起来,她递给我一只塑料茶缸说:“楼下有个咖啡间。”

我问她:“几点了?”

“刚过7点。”

“7点?”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丝不挂。“你为什么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坏的树木还要惊动多少人?”

“你去过了?找到什么了吗?”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辆车从乔丹机场路开进了树林,在距步枪射击场路50米远的地方。轮胎印虽然被雨水冲没了,但还留下了车辙,而且还有被撞断的灌木树枝,那儿有一棵显然是不久前被擦伤了皮的松树。”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边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娅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白色网球衫,显得精神焕发。我问她:“擦伤了树皮吗?”

“对。所以我就去乔丹机场,把可怜的考尔从睡梦中叫醒。他带着一个人与我一起赶到现场,将撞坏的树枝砍了下来。”

“然后呢?”

“啊,我们回到了机库。透过显微镜,我们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尔要把树枝样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诉他我们怀疑那是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他说可以通过汽车制造商,用存档的汽车油漆标本核实一下。”

“好。我们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车有没有撞树的痕迹。”

“希望能找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可以证明你为肯特设想的行动计划可以成立。”

“对。”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这漆确实是黑色切诺基吉普车的,也只能证明有一辆黑色切诺基吉普车撞上了那棵树。不过,这就足以让我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对,就我来说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头柜上。“我希望你当时能叫醒我,你有没有试过?”

“没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干得不错。”

“谢谢。我还把你的靴子拿给考尔-塞夫尔了,他把你的靴印与塑料模子上没有确认的脚印比了一下,发现你的脚印与他图纸上的脚印大小相符。”

“谢谢你。我是嫌疑犯吗?”

“还不是。考尔确实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没有把我的靴子擦干净?”

她没有理我,继续说道:“考尔从吉勒姆弄到一个电脑程序。他正在机库编制程序,用来显示每个已被确认或尚未确认的脚印。我向考尔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我们推测出来的那天夜晚发生的事。”她站起来,走到窗口,说:“雨停了,出太阳了。这对农作物有利,对丧葬仪式也有利。”

我发现床上有张纸,便拿了起来。这是安-坎贝尔写给肯特太太那封信的电脑打印件。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写信给您,是为了跟您谈谈您丈夫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信是这样结尾的:“虽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对他毫无兴趣。我建议,他应该寻求心理咨询,或是他单独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调动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关心的是您丈夫的事业和名誉,还有我的名声。我不希望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您真诚的安-坎贝尔。”我大声念道:“在我父亲的管辖区内发生任何不得体的事情。”我几乎笑出声来。辛西娅转过身来,说:“这说明她很有胆量。我一定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

我将信扔在床头柜上:“我敢打赌,肯特看了这封信一定气疯了。对了,考尔有没有奥克兰那个脚印专家的消息?”

“还没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着身子。”

辛西娅把浴衣扔给我,掉转脸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进了洗漱间。我洗脸时,肥皂泡沫抹了一脸。

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辛西娅拿起话筒。水龙头声音太大,我无法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大约过了一分钟,我正在刮胡子,辛西娅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是卡尔的电话。”

“他要干什么?”

“他想知道电话是否打错了房间。”

“哦……”

“他在亚特兰大,大约10点到这儿。”

“给他回电话,就说我们这儿正在刮龙卷风。”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过胡子,我开始刷牙。辛西娅又回我房间去了。我刚打开淋浴,就听到她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想她恐怕没听到,就朝我房间看了一眼,发现她正要打电话。我想也许那电话有什么重要事情,就走进了她的房间,拿起了话筒:“你好。”

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你是谁?”

我反问:“你是谁?”

“我是肖特尔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间里干什么?”

问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诉他电话打错了房间,也可以随便说几句,但我说:“总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鲁塞尔做过的事。”

“你什么?你究竟是……?布伦纳?你是布伦纳吗?”

“愿为你效劳,少校。”

“你这杂种。你这个混蛋,你知道吗,布伦纳?你是个混蛋!”

“在布鲁塞尔,你运气不错,但你只有一次运气。”

“你这狗娘养的——”

“森希尔女士不在,要我转告吗?”

“她在哪里?”

“在淋浴。”

“你这狗杂种。”

既然他们正在离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这家伙干吗这么恼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离婚手续都快办完了,他们还以为该独占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对,好像不太对劲。我有一种直觉,我犯了大错。

肖尔特少校在电话里说:“我要你好看,布伦纳,我决不会饶了你。”

他说得真有趣。我问他:“你和辛西娅不是快离婚了吗?”

“离婚?哪个混蛋告诉你的?你让那婊子听电话。”

“准备分居?”

“让她这该死的来接电话。马上!”

“等一下。”我把电话放在床上,头脑里一片混乱。有时候生活真是无聊透顶,过一阵又稍好转,人就变得乐观开朗起来。等你心情轻松了、脚步也随之轻快起来的时候,又有人突然绊你一下,让你跌个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变得毫无希望。我拿起听筒:“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去你妈的,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蛋,见你妈的鬼去——”

我挂断电话,回到洗漱间。我脱下浴衣,开始淋浴。

辛西娅站在走道里,我听到她的声音越过“哗哗”的水声传来:“我刚给心理训练学校打了电话,证实穆尔上校是在那儿过的夜。我留了话,让他一小时后去办公室见我们。可以吗?”

“可以。”

“你的礼服我给准备好了。去参加丧礼,我们得穿礼服。”

“谢谢。”

“我去换衣服。”

“好吧。”

透过玻璃,我看到她穿过洗漱间,走进她自己的房间。待她房门一关,我就关掉淋浴,走了出来。

8点钟,我们身穿A级军礼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车里,朝着宪兵大楼驶去。辛西娅问道:“你有什么心事?”

“没有。”

到了办公室,我喝了杯咖啡,还浏览了一遍电话留言记录和备忘录。穆尔上校进来时显得有点衣冠不整,但他为参加丧礼,也穿着A级礼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了这套服装和这双鞋。辛西娅请他坐下。我没有任何开场白,单刀直入地问他:“上校,我们有理由怀疑是肯特杀了安-坎贝尔。”

他显得万分惊讶,几乎惊呆了。他没有回答。

我问他:“这符合逻辑吗?”

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答道:“他是成问题,可是……”

“安跟你说起他什么?”

“嗯……说他不分昼夜随时都给她打电话,说他给她写信,说他经常突然闯到她家里或她的办公室。”

我问他:“她被杀的那天夜里,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电话时,她有没有说他在跟踪她,或是他给她打了电话?”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事实上,她确实告诉我她晚上不准备按原来的计划用自己的巴伐利亚车,她让我为她另找一辆吉普。她说比尔-肯特又在骚扰她,说她用吉普车就不会太引人注目,还说她要让他看见她的车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车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她的车上有部电话,我有一只移动电话,我们原来准备在她驾车去射击场途中保持联系的。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所以她还是开着吉普出去了。我们按时见了面。”

辛西娅问他:“你们见面时她提起了肯特没有?”

“没有……”

“她提到有人跟踪她吗?”

“没有……不过,她说她看到后面有辆车,那车朝乔丹机场方向去了。”他又说:“她觉得一切正常。于是,我用移动电话给她父亲挂了电话。”

辛西娅说:“随后你们就去了步枪射击场?”

“是的。”

“做完这些,你就在公共厕所旁边等着,看事情是否在按计划进行。”

“是的。”

“你有没有想到,”辛西娅问,“肯特上校有可能到过现场?”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承认这种想法曾一闪而过。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骚扰她。”

“你从没想到他真的在跟踪她,并且可能杀了她吗?”

“这……现在细起起来——”

“你可是个头脑很敏锐的侦探,上校。”我打断了他的话。

听了这话,他显得很不安。他说:“我原以为是将军……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一听说她被杀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父亲杀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亲只是把她扔在那儿不管了,还应有另一个人……一个疯子……正好路过……我恰恰从没把这想法跟肯特联系起来……”

“为什么?”我问。

“他……他是宪兵……是有妇之夫……他爱她……不过,是的,经你们一提,这确实合乎逻辑。我的意思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个怪物。”

“是的。”

“她知道这一点吗?”

“有点知道。她不习惯于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亲,也许还有韦斯-亚德利。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没有对比尔-肯特给予足够的注意,她判断错了。”

“她对101型变态心理没研究好。”

他没说话。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办公室,把这些写下来。”

“写什么?”

“你所了解的一切。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详细情况。葬礼之后在教堂交给我,给你两个小时,抓紧时间打出来。这件事,对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尔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几天前碰到的那个穆尔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娅说:“这案子很棘手。我们干得那么辛苦,可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正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才难以看到它。”

辛西娅一个人闲扯了几分钟,我一直一言没发。她不断地打量着我。

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话筒,给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挂了电话。他立即接了电话。我对他说:“上校,我建议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枪射击场去时穿的鞋子拿去毁掉;第二,跟坎贝尔将军统一口径,咬定你没有去射击场;第三,葬礼过后立即让福勒太太乘汽车或飞机离开这儿。”

他回答:“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我觉得,我必须把我跟这事的牵连说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这么做。将军的希望就是命令。”

“这命令是不合法的。”

“请你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为你自己、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家庭、为军队、为我,也为坎贝尔一家——忘了你与这事的牵连。请你慎重考虑。”

“我会考虑的。”

“有个问题——你有没有拿她的那枚西点军校的戒指?”

“没有。”

“你到那儿时,地上是不是插着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xx道里。”

“是这样。”

“我把它拿出来,扔掉了。”

“扔哪儿去了?”

“从奇克索河大桥上扔进了河里。”他又说:“我猜你原本会很高兴去检查上面的指纹的。”

“是的,我本来是会的。”但事实上,肯特是不会留下指纹的。

我挂上了电话。

一个大个子走进了这间小办公室。我和辛西娅都站了起来。他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跟我们握手。此时,辛西娅的职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让给了大个子卡尔也。他坐了下来,辛西娅则另找了张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们一样,卡尔也穿着绿色礼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尔和我一样,当过步兵。我们俩一同在越南服役。我俩的军服上缀着基本相同的勋章和奖章,包括那枚铜星勇敢奖章和令人羡慕的步兵战斗勋章。由于经历过同样的考验,又都已到中年,我俩之间通常是不拘礼节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卡尔那样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坚持对他以礼相待。我问他:“要咖啡吗,长官?”

“不要,谢谢。”

我们寒暄了三秒钟,然后,卡尔说:“现在,让我听听,你这儿有什么最新进展?”然后他又转向辛西娅:“也许你可以跟我谈谈。”

“是,长官。”辛西娅先跟他谈了法医证据、格雷斯-狄克森的电脑发现、那两个姓亚德利的家伙,以及鲍尔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参谋不幸与此案有牵连的情况等等。

卡尔专心地听着。

辛西娅接着向他有选择地汇报了我们与坎贝尔将军、坎贝尔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尔上校的谈话,我没有留意去听,可我的确注意到了,她没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没有提起安-坎贝尔的地下室,也只字没提比尔-肯特这个人。这正是我的处理方法。她在短短的两天之内竟然学会了这么多东西,这不能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娅对卡尔说:“所以,你知道,这一切都跟复仇和报应分不开,是心理战中一个反常的实例,与10年前发生在西点军校的事情有关。”

卡尔点了点头。

现在回想起来,辛西娅谈到安-坎贝尔的人生哲学时,确实讲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好像对此很感兴趣,我知道辛西娅是有意说给上校听的。

卡尔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就像一个伟大的哲人准备解答人生之谜。辛西娅最后说:“保罗干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浅。”

瞎扯。

卡尔像尊石雕,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有一分钟。我突然想起,跟前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辛西娅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终于,赫尔曼上校说话了:“尼采,是的。在复仇和爱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残酷。”

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了下来。看来,今天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