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我们来到了福勒上校在贝萨尼山的住处,按响了门铃。

福勒夫人给我们开了门。她看上去不像那天早晨时那么悲痛了。她引我们进了客厅,问我们要咖啡还是别的什么。我们谢绝了。她坐进沙发里,我们也坐到低背安乐椅里。

我和辛西娅已经商量好了一连串的问题,并且决定由辛西娅先来问。她同福勒夫人聊起生活、军队和哈德雷堡的事等等,等福勒夫人放松下来后,辛西娅才对她说:“请相信我们只是想看到公正的裁决。我们来这儿不是想毁坏别人的名誉,而是在寻找杀人犯。同时我们在这儿也是为了确保无罪的人们不会遭到错误的指控。”

福勒夫人点了点头。

辛西娅继续说:“你知道安-坎贝尔同这个基地里的许多男人有过性关系。首先我想向你保证在我们搜集到的所有证据中,你丈夫同安-坎贝尔没有任何牵连。”

福勒夫人点了点头,我觉得她比原来振作多了。辛西娅说:“我们了解福勒上校作为将军的副官和朋友的特殊地位。我们非常感谢你丈夫的坦诚和他愿意让我们同你谈话的合作态度。我想他一定告诉过你,要像他那样坦诚地对我们,我们也会坦诚地待你。”福勒夫人勉强点了点头。

辛西娅没有直接提问,而说了些众所周知的事并表示了同情和关切。对没接到传票的非军事人员你就得这么做。辛西娅目前干得比由我来干要出色得多。

时机到了,辛西娅开始问她:“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家吗?”

“在。”

“你丈夫大约晚上10点从军官俱乐部回了家。”

“对。”

“早晨2点45到3点之间,或者说3点左右,你们被门铃声吵醒了。”

福勒夫人没回答。

“你丈夫走到楼下去开门,然后回到卧室告诉你是将军按的门铃,并且说有急事得出去。你丈夫穿好了衣服,也让你穿好衣服。对吗?”

依然没回答。

辛西娅说:“你跟他一起去了。”接着又补了一句,“你一定是穿了一双7号的鞋。”

福勒夫人说:“对,我们穿好衣服一起出去了。”

霎时,大家都沉默了。然后,辛西娅说:“你们出去了,那么将军仍呆在你们家里吗?”

“对。”

“他夫人同他在一起吗?”

“不,她没来。”

“那么将军留了下来,你和你丈夫一起去了第6步枪射击场,对吗?”

“对。我丈夫说将军告诉他安-坎贝尔赤身裸体,就让我拿了一件衣服。他还说安被捆着,所以拿了一把刀子让我去割断她手、脚上拴的绳子。”

“好吧,你们开车行驶在前往步枪射击场的路上,在还剩最后一英里路时,你们关了车灯。”

“对,我丈夫不想让哨兵看见,他说这条路的前方有一个哨所。”

“没错。你们按照将军说的,把车停在安的吉普车旁。当时是几点?”

“是……大约3点半。”

“大约3点半,你们下了车……”

“我看见射击场上有什么东西。我丈夫让我走过去给安割断绳子,并给她穿上那件衣服。他说如果我要人帮忙就叫他。”福勒夫人停顿了一下,又说:“他说如果安不合作就打她几巴掌,说这话时他很生气。”

“我能理解,”辛西娅说,“所以你就朝射击场走去了。”

“对。我丈夫决定陪我走一段。我想他是担心安会做出什么反应,也许他怕她会变得非常暴躁。”

“你走近了安-坎贝尔,对她说什么了吗?”

“我叫了她的名字,但是她没……她没回答。我走到面前……跪在她身边,她的眼睛睁着,但是……我尖叫起来……我丈夫朝我跑了过来……”福勒夫人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辛西娅好像对此早有准备,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坐到福勒夫人身边,搂住了她,并递给她一条手绢。

几分钟后,辛西娅说:“谢谢你。你不用再说什么了。我们自己会离开的。”我们走出了福勒夫妇的住宅。

我们坐上车离开了贝萨尼山。我说:“有时盲目的一击也能中的。”

辛西娅说:“但这不是毫无目的的。我是说现在一切都合乎逻辑,与我们了解的事实和人的性格都很相符。”

“对。你干得不错。”

“谢谢,这是你设计安排的。”

一点没错,所以我说:“对,是我。”

“我不喜欢男人过于谦虚或谦让。”

“很好。你说得没错。”我说,“你认为是福勒上校让她讲实话的,还是她自己决定的?”

辛西娅想了一会儿,说:“我想福勒上校一定知道对此事我们有所了解。他告诉他妻子我们问什么她答什么,要毫不保留,坦诚直言。”

“对。同时福勒夫人也是他的证人。他们到那儿时,安已经死了,所以并不是他杀的。”

“没错。我相信她。我不相信是福勒杀了安。”

我们朝基地中心驶去。一路上我们都陷入了沉思,没有说话。

到达博蒙特庄园时,时间还早,但我们决定打破预定的时间,现在就去见坎贝尔夫人。于是我们朝大门走去。门口的宪兵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替我们按响了门铃。

很幸运,开门的人是年轻、英俊的埃尔比中尉。他对我们说:“你们提前了10分钟。”

埃尔比戴着步兵军官的勋章,勋章上是两杆交叉的步枪。虽然从军服上看不出他曾上过前线,但我很尊重他在步兵中的地位和他的军衔。

我对他说:“我们可以离开,一会儿再回来,但或许我们也可以先同你谈几分钟。”

埃尔比看上去很随和,领我们进了等候室。在坐下之前,我对辛西娅说:“你不想去方便一下吗?”

“什么?噢……对。”

埃尔比指着说:“洗手间在休息室左边。”

“谢谢。”她走开了。

我对埃尔比说:“中尉,我知道你曾同坎贝尔上尉约会过。”

埃尔比盯着我看了看,说:“对。”

“你知道她也同韦斯约会吗?”

他点点头。从他的表情上我可以看出,这对他来说仍然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我当然能理解这一点——一个英俊的年轻军官同一个算不上英俊的平民、一个讨厌的警察一起争他上司的女儿。我问道:“你爱她吗?”

“我不想回答。”

“你已经回答了。你的目的正当吗?”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你不是来同坎贝尔夫人谈话的吗?”

“我们来早了。这么说你认识韦斯。你还听到过其他的谣传——安还同基地里的已婚军官约会的事吗?”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看来他是没听到过那些话。我想他也不知道地下室的那间屋子。

我又问道:“将军赞同你跟他女儿的关系吗?”

“赞同。我必须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嗯,3天前你可以不回答,还可以让我们滚,几天后,你可以说出同样的话,但现在你必须回答。下一个问题是,坎贝尔夫人也赞同吗?”

“对。”

“你同安-坎贝尔讨论过婚事吗?”

“讨论过。”

“你说说吧,中尉。”

“好吧……我知道她同那个叫韦斯的家伙有关系,我……很苦恼……还不只是……我是说……她告诉我……她得征得父母的同意,等将军同意为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布订婚了。”

“我明白了。你同将军谈过此事吗?”

“对,谈过。就在几周前。将军看上去很高兴,不过他让我认真考虑一个月。他说他女儿是个非常任性的姑娘。”

“我知道。接着就是你最近接到命令要去亚洲某地。”

他看了看我,有点吃惊:“对……是关岛。”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是忍住了。虽然他职位比我高,可他的年龄可以做我儿子。我把手放在他肩上,说:“中尉,对安-坎贝尔来说,认识你可以说是最好的事了,但一切都晚了。你陷入了将军和安之间的权力之争,他们把你搞得团团转,你潜意识里了解这些。继续你的生活和工作吧,中尉,下次你再考虑婚事时,先吃两片阿斯匹林,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等待那种感觉的到来。”

不巧的是,这时辛西娅回来了,还冲我做了一个怪样。

埃尔比看上去很慌乱,好像被激怒了,但有些事在他脑子里吻合在一起了。他看了看表说:“坎贝尔夫人可以见你们了。”

我们跟着埃尔比走进门厅。他带我们走进一间朝南的维多利亚式宽敞客厅。

坎贝尔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们朝她走过去。她穿了一套式样简单的黑衣服。我走近时,能看出她女儿同她的相象之处。坎贝尔夫人60岁左右,虽然已经过了漂亮的年龄,但却变得很迷人。至少再过10年,人们才会用一种平静冷漠的口气说:“她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

辛西娅先向坎贝尔夫人伸出了手,并说了些安慰的话,我也这样做了。坎贝尔夫人说:“你们请坐吧。”她走向窗边的双人沙发。我们落座后,她将沙发转了一下对着我们。我们中间有张小圆桌,桌上摆着几瓶酒,还有杯子。坎贝尔夫人在喝茶,却问我们:“你们喝雪利还是波特酒?”

实际上,我想喝酒,但不是雪利和波特酒所能满足的,因此我没要。辛西娅说她要雪利酒。坎贝尔夫人给她倒了一杯。

我惊奇地发现,坎贝尔夫人说话带南方口音。我一下想起海湾战争时曾在电视上看见过她。他们是多么完美的一对政治伉俪: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坚如磐石的将军和一位来自南方的有教养的夫人。

辛西娅谈了些轻松的话题,坎贝尔夫人一直显得很悲伤,直到谈话结束。原来,坎贝尔夫人是南卡罗来纳州人,是一位军官的女儿,琼-坎贝尔,她的名字,象征着南方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想起了福勒上校对她的评价,文雅、迷人、高贵,我又加上忠实和坚强。

我意识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但辛西娅好像并不急于问那些讨厌的问题。我猜想她一定是觉得时机未到,要么是还未消除紧张情绪,因此我没有责备她。这时辛西娅说:“我想福勒上校和夫人一定在我们到这儿之前给您打了电话。”

说得好,辛西娅。

坎贝尔夫人放下茶杯回答,语调同她先前谈话时一样平静:“对,是福勒夫人打来的。我非常高兴她有机会同你们谈,她原先是那么心烦意乱,现在好多了。”

“对,”辛西娅说,“通常是这样的。您知道,坎贝尔夫人,我接的案子大部分是强xx方面的。我可以告诉您,当我开始向那些知情人提问时,他们总感到紧张,好像人人都上满了发条,但一旦有一个人先开口,气氛就会开始轻松下来。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辛西娅总是说一旦打破沉默,人人都会争着当证人,录口供,拼命摆脱嫌疑犯的干系。

辛西娅对坎贝尔夫人说:“我和布伦纳先生从福勒夫人那儿,还从其他的渠道得知将军曾在午夜后接到过安的一个电话,让他去步枪射击场见她,或许有什么事情要谈。对吗?”

辛西娅,真是个绝妙的猜想。

坎贝尔夫人说:“1点45分左右,我们床边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将军立刻拿起了话筒。我也醒了。他听电话时,我一直看着他。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挂断了,接着他下了床,开始穿衣服。对于半夜打来的电话我从来不问,但他总会告诉我他要去哪儿以及估计何时能回来。”她笑笑说,“自从我们来到哈德雷堡就很少接到这种午夜打来的电话了。在欧洲时,半夜电话一响,他就会飞快地下床,抓起公事包,到华盛顿、东德边境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但他总会告诉我……这次他只说一小时左右回来。他穿上便服走了。我看着他把车开走,注意到他用的是我的车。”

“是种什么牌子的车,夫人?”

“别克车。”

辛西娅点点头说:“大约4点或4点半将军回来后告诉了你发生的一切。”

坎贝尔夫人凝视着空中。我第一次有机会去仔细端详这张疲惫、忧伤的母亲的脸,可以想象这些年来她所遭受的痛苦。当然,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不可能赞同一个丈夫和父亲以大局利益、事业的进步和创造积极的公众形象为名对他们的女儿所做的一切。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一定是已经接受了这一切,听之任之了。

辛西娅提示道:“您丈夫是4点半左右回的家。”

“对……我在等他……在前面的那个房间。他走进门以后,我知道我女儿死了。”她站了起来,“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了。现在我丈夫的事业完了。我们只有一线希望,那就是你们能找到凶手,那样我们的生活才能继续下去,我们才能言归于好。”

我们也站了起来,辛西娅说:“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查找凶手,非常感谢您能忍住悲痛同我们谈话。”

我们出了大门,朝我的车走去,我说:“将军的事业10年前在西点的凯勒军医院就结束了。只是那结局费了点儿时间才赶上并抓住了他。”

“对。他不仅背叛了他女儿,也背叛了自己和他妻子。”

我们坐进车里,离开了博蒙特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