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1945年4月2日——30日

E连的弟兄们对德国人的认识，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先入之见和经历。一些人找到了加深对其仇恨的理由，另一些人则喜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但是，最终几乎每个人都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对德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般说来，美国大兵对在二战期间所遇到的外国人的看法大抵是：阿拉伯人是卑鄙的小人、说谎者、贼，并且肮脏、丑陋，无一可取之处；意大利人爱撒谎，是小偷，并且邋遢，怪异，他们有许多长处，但永远不值得信任；法国的乡下人老是愁眉不展、反应迟钝且忘恩负义；而巴黎人则贪婪、狼狈，他们谁都欺骗，不管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勇敢，机敏，优雅，但却保守、沉闷。荷兰人，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不管哪一方面都是完美的（但除了空降兵外，普通美国大兵都没有到过荷兰）。

然而，他们最后得到的认识却完全出乎意料。普通美国大兵们发现自己最喜欢、最愿意与之相处的、与自己最相像的竟然是——德国人。整洁、勤奋、守纪律、有教养，中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许多美国兵发现，就他们所知，除了美国人外，德国人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将抽水马桶和柔软的白色卫生纸看成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的民族），提到德国人，许多美国兵都说“他们跟我们太像了”。

美国兵带着赞赏的眼光注意到：战斗头一天刚进行过，第二天早晨德国人就开始清理战场上的瓦砾；而相比之下，法国人却是不会花费精力去清理废墟的。很显然，他们也极其欣赏德国的少女，而且也没有什么德国小伙子和他们竞争。他们喜爱德国菜和啤酒，但他们最爱的还是德国的民宅。

从莱茵河到巴伐利亚再到奥地利，他们住过许多民宅，有时甚至每晚换一下。在这些民宅里，他们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冷热水、电灯、舒适的盥洗室和手纸以及烧炉子的煤。

韦伯斯特曾记录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在陆军部队里，下防后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是一件让人感觉无比兴奋的事。我们打开大门，将那充满敌意的黑暗抛到身后。屋子里罩着防空遮灯窗帘，灯光闪烁。我们把步枪挂在衣帽架上，抖干雨衣上的水。悠闲的聊天声从厨房传来，让人觉得温暖、安定。炉子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想喝的话可以自便。里斯正在说着他的伦敦时的情妇，詹诺威克、希克曼、科利特和肖提在玩二十一点。你可以在水池里洗手，这儿就是家，我们属于这儿。几个关系融洽的朋友，一间干净、明亮的房子，一杯咖啡——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更妙的是，在这儿兄弟们不会遭到攻击，也不用向别人开火。这就难怪他们中的这么多人如此喜爱德国。但正如韦伯斯特所说：“在解释美国大兵为何喜爱德国人时，恐怕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这个敌国土地上享受到的物质条件是在其军旅生涯中任何别的地方都不曾享受过的。”

E连的弟兄们在德国的经历表明，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状况要比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要好得多。当然，到1945年4月中旬的时候，德国的大城市已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模样，但在乡村和小城镇，虽然一些主要的连接主干道的道路受到了一定破坏，但房屋基本上完好无损，大多数人认为在1945年只有美国才有的丰衣足食的景象，在德国民宅里也同样存在。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士兵都被德国所诱惑，韦伯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进入德国的：他不喜欢德国人，他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但他也不完全相信宣传中说的集中营之类的暴行。他发现德国人“面部表情过于严厉”。他觉得法国人“死气沉沉甚至正在腐烂”，但德国人只是“一只失去战斗力的老虎，舔着伤口，但这只是暂时的休整，它的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时刻准备着卷土重来。而且它的确做得到”。

但即使是韦伯斯特也不由得被德国人所吸引。4月14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迄今为止我对德国人的印象是整洁，办事高效，遵纪守法，”他们是经常上教堂做礼拜的信徒。“在德国，每个人都出门劳动，把士兵在野地里挖的战壕填平，不像法国人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比起英国人和法国人，德国人更干净，更进步，更有进取心。”

上级下达了不准与敌国国民亲善的命令。除公务外，士兵们不得与任何德国人交谈，甚至包括儿童。这明显违反人的本性的荒唐命令是不可能受到拥护的。可军官们，尤其是那些憎恨德国人的军官们都想千方百计使这一命令得以执行。韦伯斯特就对福利中尉过激的情绪感到忍俊不禁。韦伯斯特写道：“福利成了反亲善政策极度狂热的支持者，他甚至下令要求将所有的烟蒂都‘拆卸检修’（就是撒碎后再四散丢弃），这样德国人就无法享受美国烟草了。”

韦伯斯特还回忆起他和福利挑选民宅过夜时发生的事。“我们走到后院想仔细看看时，一个‘可怕’的场景映入眼帘：两个美国步兵正友好地同两个德国姑娘交谈。这一下子激起了福利的反亲善狂热症，将他俩一顿臭骂，‘恶劣透顶、令人发指、严重违规、绝对禁止’，然后命令他们离开。这两位风流男子意识到得执行反亲善政策，不容辩解，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现在让我们暂打住话头，以E连为例看看作为征服者的美国人的作为吧。在德国，他们任意取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决不是说他们在德国奸淫妇女、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从他们强占民宅过夜而不给任何补偿这点来说，他们的确是无视了德国人的财产权，但至少在他们离开以后，德国人回来时会发现，他们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还算完整。当然也存在一些强xx、虐待个别德国人和抢劫的现象，但事实上，二战中的其他征服军，日本人、德国人、或许绝大多数的俄国人也会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韦伯斯特讲述了一个道破实质的故事：“里斯对寻找女人比交换鸡蛋有兴趣得多，为搜寻更多的鸡蛋，我们又向西走了1英里，来到一个没有美国兵的较大的村庄。像麦克里里那样，里斯对母鸡显得极不耐烦，却对女人发生了极大兴趣；甭管多大年纪、长得怎样，只要是女人，他都会对我说，‘她长得不错。嗨，伙计，她可真是个宝贝儿。韦伯，上去说说话，真他妈的！’不过，一来因为我生性腼腆，二来那些德国妇女看上去好像全都不谙世事，我也就不理会他那心急火燎的样子。另外，德国女人不会在邻居看得到的公众场合对敌人表示友善，她们的友好或许只会出现在室内或晚上。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农场，一个丰满的农家少女跟我们打了个招呼。里斯笑了。我拿了一些鸡蛋后，里斯还在不停地朝她使眼色，并且给了她一枝烟和一块巧克力，眼看爱情之花就要绽放在D号干粮（一种新发放的食物包）和切尔西面包构成的美妙花园里时，我关上门走了出去，在太阳地里等着他。里斯出来时，只说了句‘落空了！’回家的时候，我带着满满一头盔的鸡蛋，里斯却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但对那个农场，里斯仍不死心，‘还真是一个亲善的好地方呢。’当天晚上在6点的宵禁令实施之前，他又去了一次那个农场，依然无功而返。”

如果里斯是一个俄国、德国或是日本士兵，这件事也许就不会这样收场了。

E连乘坐卡车从莫米昂来到了鲁尔矿区。101师在莱茵河西岸驻扎下来，对面就是杜塞尔多夫。2营的防区北起斯吐尔塞伯格、南到沃林根，其右侧是82空降师，该师正面是科隆。

这里与其说是前线不如说是占领区。各排沿莱茵河设置了前哨，人员散居在各个小村庄的民宅里。这里，双方时不时地会有一些零散的炮击，但没有出现轻兵器的交火。

每晚都有弟兄放哨。二等兵奥基夫在这里站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岗。那晚他与同在莫米昂加入E连的二等兵哈里。拉格一起在堤坝边上挖好的散兵坑里放哨。突然，他们听见“砰、砰、砰”的声音。奥基夫在拉格耳边小声说，“你呆在坑里，留一个位置给我，紧急的时候我会跳进来。我到堤坝上去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奥基夫后来回忆道，当他上了堤坝，“我什么也没看见，但那声音却几乎就在我头顶上。突然，一个小型坦克的炮口破雾而出。我大喊一声，‘站住，谁？’接着就准备跳下堤坝，跳进拉格待的散兵坑里。”

坦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们是几个英国兵，我们迷路了。”奥基夫命令那人下来接受检查。那人照办了，是个英国中士，他说，“上帝呀，美国人，看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半夜从那个该死的堤坝出发，但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在响？”奥基夫问道。

“哦，那个呀，”这个英国人回答，“我们的一根链条出了毛病，每小时只能开行2英里。那是它着地时发出的声音。”奥基夫建议中士让他坦克上的同伴下来，走在坦克前面，否则他们在前面的关卡处还会被盘问。中士表示同意。奥基夫回到了散兵坑，高兴地看到拉格一直用M－1步枪做着防守准备。这个小插曲让拉格和奥基夫对自己有了信心，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摸着门路了。

又一个夜晚，在沿着河岸的另一个地方，奥基夫和一个新加入的二等兵詹姆士。韦灵一起值勤。30岁的韦灵来自西弗吉尼亚，总以E连中年纪最大者自居。而奥基夫恰巧是年纪最小的。尽管韦灵刚刚加入E连，但他已是老兵了，他曾在突出部战役中受伤，从英国的医院出院后自愿加入空降兵，一天中跳了5次伞，全部合格，成了101空降师中的一员。

他们正站在齐腰深的散兵坑里放哨时，一辆10吨卡车沿着公路飞驰而过。奥基夫大叫了3次“停车”，没人理会。一共9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一辆紧跟着一辆伴随着发动机的呼啸声从他身边疾驰而过。

“当你大喊‘停车’而你知道没人理会时，该怎么办呢？”奥基夫问韦灵。

“那你也没办法。”韦灵回答。

半小时后，卡车又全速开了回来，只是这一回只剩8辆了。

“吉姆（詹姆士的昵称），这条路往下走是什么地方？”奥基夫问道。

“不知道，没人告诉我。”

45分钟后，斯皮尔斯上尉出现了，“简直疯了，”他朝韦灵咆哮，“你为什么不阻止那些卡车？那儿的桥塌了，一辆卡车现在悬在那里了。”奥基夫在这之前就听说过有关斯皮尔斯脾气很爆的许多故事，这时只能等待着最可怕的后果。但韦灵却咆哮着回击斯皮尔斯：

“我们怎么阻止那些不要命的见鬼的卡车？再说，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桥塌了呢？见鬼，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儿有座桥。”

“还有个哨兵在哪里？”斯皮尔斯问。

奥基夫从阴影里往前走了一步，行了个持枪礼，尽可能壮着胆子理直气壮地答到：“在这里，长官。”斯皮尔斯哼了哼，离开了。

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一辆没有打信号灯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韦灵喊了一声“停车！”吉普车里坐着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一个上尉，后座上坐的是一位少校。韦灵喊了一声口令，斯皮尔斯用平时说话的声调答了回令。韦灵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口令。斯皮尔斯以同样的声调又答了一次，韦灵仍没有听清。紧张又有点迷惑的奥基夫用M－1步枪对准了后座上的少校，他再靠近一看，原来是温特斯。

韦灵第三次盘问口令。开车的上尉终于意识到韦灵没有听清楚回令，于是大声喊出回令。斯皮尔斯跳出吉普车对韦灵大骂起来。

韦灵打断了他：“我说‘停车’，你就得停车，我给出口令，就一定要听到回令。”斯皮尔斯气得要对韦灵进行惩罚，温特斯打断了他。“走吧，上尉。”他压低声音说。就在他们发动车子的时候，温特斯对韦灵喊了一声：“干得好！”

官兵们有时需要渡过莱茵河去巡逻，当时350米宽的莱茵河正发着大水，水急浪大，但除此之外，过河巡逻并没有什么危险。4月8日，温特斯接到派兵到河对岸去巡逻的命令，他决定在观察所里对巡逻队进行监控，以保证无人员伤亡。温特斯设定了巡逻目标，安排了掩护的炮火，巡逻队踏上东岸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监控之下完成的。韦尔什中尉作为营里的情报参谋，一直陪在他身边，对温特斯严格坚持按安全规定，决不往前多走一步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温特斯后来回忆说：“我们进行了作战巡逻行动，在对岸没有发现异常，所有的人都安全返回了。”

大多数的巡逻行动都像这样无功而返。马拉其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替补军官组织了一次巡逻，渡过河后向内陆进发了数百码，一个敌军步兵开了火。此军官通过无线电汇报说遭遇了激烈的抵抗，最后他终于回到了友军的防区。他的弟兄们为他的脱险松了一口气，同时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齿。

几天后，事情就不再这么理想了。这次带队巡逻的是威廉。李奇少校，他刚被辛克提升为团里的情报股长。他佩着少校军衔一回到莫米昂就受到了大家无情的嘲笑：“李奇，你什么时候带队巡逻啊？”他的同级军官问他。大家嘲笑他是因为他从未参加过战斗，什么勋章也没得过。温特斯曾说他是“依靠人格和交际技能得到提升的一个好的参谋”。李奇决心在军队里干出一番事业。他感到自己需要一枚勋章。

4月12日晚上，他带领团部情报股的4个弟兄渡河巡逻。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这次巡逻行动告诉任何人。正在执行警卫任务的E连弟兄们听到巡逻队用划艇渡河时的划水声，对他们而言，只要没有被告知该时刻有美军的巡逻任务，那么所有的船只搭载的都是敌军。于是，他们朝船开了火，很快机关枪也加入了进来。船断成两截，船上所有的人，包括李奇本人，都被击中落水。他们痛苦地喊叫起来，而机关枪手根本不予理会，一直猛烈地朝他们射击，直到他们的尸体被水流冲走。几天后，他们的尸体在下游被发现。在E连弟兄们看来，李奇和4个弟兄“死得既不必要也不可原谅，因为李奇犯了一个显而易见、不可宽恕的错误”。

那天，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到了E连。温特斯在日记中写道，“好消息——麦利中士（F连）被提升为上士；坏消息——罗斯福总统逝世了。”

“就像春天和复活节的百合花那样，”韦伯斯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一向不大在意罗斯福的存在，但现在他真的走了，我才有点怅然若失起来。”

艾森豪威尔命令所有部队都要在4月14日星期日这一天为罗斯福总统举行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E连以排为单位举行悼念仪式。“从来不曾仰慕罗斯福总统”的福利中尉将排里的弟兄们集合起来，他从自己的野战背包里拿出一本圣约瑟祷告书，从中找了一段祈祷文念给兄弟们听。后来，他宣称自己是“惟一把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天主教徒而为之举行葬礼的人”。

总的来说，E连在莱茵河边守卫鲁尔矿区期间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时间实在难捱，”心生厌恶的韦伯斯特写道，“我们无聊到每天都检修一遍步枪。我们除了晚上在交叉路口站站岗，白天听福利中尉做个简短的时事报告外，别的时间就没有事可干。”他们精力充沛却鲜有发泄的途径，只好靠体育活动来打发。他们找了一些网球拍和球，在后院的场地上打起了网球，或在附近的场子上玩垒球。

韦伯斯特没有什么运动才能，但他的好奇心却不小。一天，他和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爬上了一个高达250英尺的工厂烟囱，在那个高度上他领略到了一种好像“实现了毕生的雄心壮志的感觉”。到达最高点以后，他们俯瞰着河那边的壮观景色。韦伯斯特觉得，尽管“我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工厂、铸造厂、钢铁厂、制糖厂和金属板材制造厂，但鲁尔区看上去仍毫无生气，就像是被肢解了的芝加哥、匹兹堡或圣路易斯。”

4月18日，德国在鲁尔区的抵抗结束了，32万多名德军投降。

E连被派去守卫多尔马根的一个难民营。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有波兰人、捷克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一些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简陋的收容所，根据性别被隔离开来，个个饥肠辘辘，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刚一解放出来，他们最直接的冲动就是赶紧休息和娱乐，这是他们过去几年里最缺乏的。韦伯斯特描述说：“他们心满意足于什么事也不做，他们在德国人手下辛苦地劳动却只得到很少的食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难民们都很快乐，整日唱着歌，而且他们乐意听士兵们的吩咐，这使E连的弟兄们喜欢上了他们。帮厨已经成为过去了。在看守难民营之后，E连的弟兄们再也没有削过一个土豆、扫过一间屋子、洗过一个野战食具，打扫过一次空地。这些事都被难民们做了，美国人支付酬金时十分大方，这也让难民们乐于为他们做事。

还有不少的弟兄找到了既能当侍从又能做儿子的难民。鲁兹就收养了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穆其克，穆其克穿着一双过大的破烂鞋子，他的父母死在难民营。穆其克那黑黑的大眼睛和机灵的、充满活力的举止深深打动了鲁兹。他给穆其克找了一套军装，而且在德国服役期间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在行进的路上还教给他一些军队里常用的脏话。正如该师的史志所记录的，“尽管上级严令禁止带着难民走，但种种迹象表明带难民行进的事时有发生，难民中的一些人从不在集合的队伍里出现，他们说着蹩脚的英语，并且看来做了大量的厨房杂务。”

简而言之，E连就是这样开始了德国之行，这段日子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无可挑剔的。每天晚上都有舒适的房子住，绝妙的食物和酒，基本上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还能在专用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悠闲地坐在橡胶胎的大汽车上，欣赏着奇异的景象：一边是令人热血澎湃的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是德军——这支曾经是世界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军队——戏剧性的溃败。还有随身“侍应”对他们的惟命是从。

但有一点却不如他们的愿。他们原想带走一些难民营中的女孩，但他们在这些女孩身上却和在德国女孩身上一样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像其他地方的美国兵，他们也以为D号干粮和几个切尔西面包就可以打动女人的心，不料这招根本就不奏效。

此前的一段日子里，连里一些父辈具有捷克或波兰血统的人都特别兴奋。他们搭上了所有的空闲时间，不分日夜地用他们那点儿有限的语言能力去追求那些来自他们父辈土地上的结实而胸部丰满的农家少女。但这些带有天主教家教和中欧背景的姑娘们都很洁身自好，这让他们的期待又落了空。

对韦伯斯特来说，难民营激起了他对德国人的仇恨。“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他问自己。他们可是什么也没有做过啊。没有政见，没犯过罪，什么财产也没有。他们之所以在这儿只是因为纳粹需要劳动力。

“这就是德国，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韦伯斯特得出了结论，“德国人把这些人从他们的家乡抓来，强迫他们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工厂里劳动一辈子。这里还有婴儿和老年妇女，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强制住在带刺铁丝网围着的简陋的收容所里，每天像奴隶一般为铁石心肠的雇主干12个小时的活，吃的是甜菜汤、发霉的土豆和黑面包。这就是第三帝国。对这些人来说，所谓的新秩序就是：干到死为止。这些德国人根本不顾别人的死活，一心想着德国自身的利益，要把整个欧洲大众变成自己的奴隶。”在韦伯斯特眼里，“德国人都有罪，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守卫任务仅持续了几天。重新回到莱茵河后，温特斯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包括早上按号音起床，列队集合，检阅部队，军体操和密集队形训练，班战术演练，地图识别，一直搞到吹了降旗号才结束一天的训练。这就好像又回到了新兵基本训练阶段，弟兄们都颇有怨言。

由于部队又处于后方梯队的区域，上下级关系又得到强调，这就增大了军官与士兵之间的距离。拉尔夫·D·里奇中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补充来的军官，在营里担任人事行政参谋，就特别地招人讨厌。一天他把连里弟兄集合起来检阅，一个德国的老年妇女骑着自行车不经意间从队伍中间穿过。里奇暴跳如雷，给了那妇女一拳，把她从车上打翻在地，那女人哭了起来，里奇朝她大发雷霆，叫她立即离开。弟兄们对他这种举止都十分不满。

第二天，E连的弟兄们进行时速5英里的强行军，由里奇带队。途中，弟兄们卷着衣袖，以尽可能舒服的姿势背着武器。里奇被激怒了。他叫连队停下后，把弟兄们痛骂了一顿。“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松垮垮的连队，”他咆哮着，“连里120个人，我就看到了120种不同的背枪姿势。可你们这些家伙还觉得自己是军人呢！”

这件事激起了韦伯斯特的满腹牢骚。“这个人居然在快速行军中因为我们想舒服一点就责骂我们，他真让我们为身上的军装感到羞耻。”他写道。“这就是军队。军官们是绅士，只要我高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不准顶嘴。你是个兵，你懂什么？你要是有一点能耐的话，你早就成军官了。来，替我扛铺盖卷儿。把我的房间扫了。把我的卡宾枪擦干净。是，长官。你为什么不向我敬礼？没看见我？那好吧，退回去好好敬。少尉、中尉们，愿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的特权总是高于职责啊。”

也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里奇那样。比如斯皮尔斯上尉，尽管他常朝人咆哮，而且名声不好，但他很关照弟兄们。他觉察出了大家的厌倦情绪，就组织大家去科隆观光。他想让弟兄们看看这座城市，看看遭空袭后的结果（科隆是德国遭空袭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有两件事给弟兄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空袭的破坏程度之大。窗户全被震坏，教堂无一幸免，每条小街小巷都堆满了瓦砾。镇中心处宏伟的大教堂也有损伤，只不过还没有倒塌。俾斯麦骑马的雕像虽然还在，但手中那把指向法国的剑已被弹片炸飞了。

一群E连的弟兄们漫步到了莱茵河，他们笑着对汉格布鲁克悬索桥被炸后奇形怪状的废墟指指点点。一对年长的德国夫妇站在他们旁边。让美国兵们羞愧的是，这对夫妇看到他们的举动一边哭泣一边摇头。他们所有美丽的桥都被扭曲和破坏了，而这些美国小伙子却还在笑。

德国人也同样使他们难忘。福利中尉注意到“德国的居民自觉地下决心清理和扫除战争废墟。大多数街上整齐地堆着尚可再用来铺路的鹅卵石。房屋的残垣断壁已经得到清理，虽然房子外形依旧残破，但已显出即将重建的模样。真是不可思议。”

4月19日对E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师军需官给每个排下发了34双袜子，差不多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双，另外每人还领到了3罐可口可乐（要求空罐必须上交）和2瓶美国产啤酒。弟兄们领到了2月份和3月份的津贴，津贴是以同盟军马克的形式下发的，这是弟兄们第一次领到马克，上级要求他们把手上的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美国的货币都上缴以换成马克。

4月22日，全连坐上了德式的“40－8”货车。车厢里已用滴滴涕喷洒过，铺上了稻草。每个弟兄都领到了5份K号干粮。

他们即将开赴巴伐利亚和阿尔卑斯山区。布莱德利已经把101师配属给了美第7军。这次的目标是慕尼黑、因斯布鲁克和不伦纳山口，行动的目的是在德国人之前进入阿尔卑斯山，以防德国人建立起防守阵地继续顽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被假定为这次行动的总部。这次行动既是防御战的结束，又是对占领军游击战的开始。最令艾森豪威尔担心的是，一旦希特勒回到鹰巢，他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他就能通过无线电装置号令德国人继续抵抗或开展游击战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德国人既无周全的计划也无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建立高山防守阵地，但是别忘了，仅仅在4个月前，当每个人都认为德军完蛋了的时候，却突然在突出部地区遭到了抵抗，所以不安依旧存在。但实际上，E连的弟兄们在向贝希特斯加登开赴的时候距离前线已有100英里之遥，这里是后方，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因此，E连这次德国之行与其说是战斗机动，不如说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旅行。

这次旅行先是乘火车走200公里，共穿越4个国家。德国铁路系统遭到盟军严重的摧毁，以致于盟军从鲁尔区到德国南部必须要绕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弟兄们坐在露天的载货车厢里，睡觉、唱歌，把脚伸出车门外随着火车一起晃荡，在40－8车厢顶上晒太阳，颇为自在。“泡泡眼”温领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欧洲战区的主题曲——“让我飞黄腾达吧”。

火车仅离巴斯托涅不到25英里了。师部的大事记中记载道，“任何一点与3个月前艰苦卓绝的巴斯托涅战斗有关的蛛丝马迹，都会让参加过该战的老兵头皮发麻。但与此同时，回想起巴斯托涅的大雪、严寒、黑暗和可怕的森林的这些老兵，却惊异于在春日的嫩绿下，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是如此的美丽。”

火车再次进入德国，来到了莱茵河的路得维希港。在那里他们下了火车，换乘一种被称为DUKW的交通工具，D指1942年制造，U指水陆两用，K指各轮均有驱动力，W指双后车轴。这些DUKW是在法国南部受到侵略时进来的。这是E连的弟兄们第一次见识它。DUKW的性能在各方面都很优越，但由于它是水陆混合体，陆军部和海军部都没有对它倾注太多的热情，二战期间仅制造了21，000辆。

E连的弟兄们恨不得有21万辆甚至210万辆DUKW。一辆DUKW能让20个全副武装的步兵坐得相当舒适，它在风平浪静的海上每小时能航行5海里，它装有超大号的橡胶轮胎，能在陆地上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它行驶起来非常平稳，比运载大兵的普通卡车要平稳得多，也没有吉普车直上直下的剧烈颠簸。韦伯斯特说，“坐在DUKW里，上下悠悠然，就好像在平静的水面上行驶着的帆船。”

他们从欧尼派尔桥上驶过莱茵河前往慕尼黑，欧尼派尔桥是一座由工程师建造的浮桥。途中，韦伯斯特被海德堡的风光迷住了。“当我们看到所有没被破坏的桥和供游人散步的漂亮沙滩时，当我们看到那些安然自得的平民在阳光下漫步时，我真想永远留下来不走了。郁郁葱葱的青山、温暖的阳光、静静的迷人的河水、香醇愉悦的空气——海德堡以它的一切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天堂画卷。”

离开海德堡后，车队朝东南方开去，车队绕着群山在大路和小道上迂回行驶。韦伯斯特描述道，从头至尾“我们一直惊异于德国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正如一位作家在《纽约客》中说的那样，这样的国家给了德国人，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浪费。”

每到下午3点左右，斯皮尔斯总是派卡森和马拉其两位中士先生去某个村庄找房子作为连部。他们要找到最好的房子，并将最好的卧室留给斯皮尔斯上尉。

卡森中学时学过德文。他总是先挑选好房子，然后敲开门叫住在里面的德国人在5分钟内赶紧离开，而且不准带铺盖。斯皮尔斯曾对他们说，如果给德国人多于5分钟的时间，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搬空的。

一次，他俩找到了一幢三层高的公寓大楼，正适合作连部，而且住得下大半个连。卡森挨家挨户敲开门用德语叫他们在5分钟内离开。德国人哭着、哀嚎着惊慌失措地往外拥。“我又敲了一扇门，”卡森回忆着，“一个老年妇女开的门。我看着她，她也盯着我。天呐，她太像我的祖母了。对视了一会儿后，我用德语说，‘你就呆在里面吧。’”

马拉其把故事接了下去。“斯皮尔斯不知到哪去了，两三个小时后才现身，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差劲的抢劫犯。一想到周围有项链啊什么的，他就一晚上睡不着。”一有机会他就把抢到的东西寄给在英国的妻子。“他需要这些东西换来的钱；他的妻子刚生了一个孩子。”

像其他欧洲战区的弟兄们一样，几乎所有的E连弟兄都参与了抢劫。这是一种战争现象。许多人在这之前从未拿过任何不属于自己的贵重物品，但现在只要想要，就可以拿走，这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抢劫既有利可图又有趣，而且没有什么风险，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征服军都这么干，毫无例外。

鲁格尔枪、纳粹徽章、手表、珠宝、初版的《我的奋斗》和酒都劫掠的首要目标。从德国兵手上抢是正大光明的事，从平民那里抢就有些说不过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事也发生了。钱并不很受欢迎。爱德华·赫夫龙和卫生员拉尔夫·斯拜那中士在一所房子里抓获了6个德国兵，德国兵投降后，赫夫龙和斯拜那抢走了他们的手表和一副精巧的双筒望远镜等东西。他们从架子上找到了一个保险箱。斯拜那打开一看，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薪金，全是马克，他们就把它拿走了。用斯拜那的话来说：“来自费城南部的两个小伙用一枝卡宾枪和一把手枪制造了一起抢劫钞票案。”

回到住所，赫夫龙和斯拜那一口气喝干了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商量好如何处置这些钱。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天主教堂，把钱分给了那些做弥撒的人，“那些大面值的钞票当然是被我们分光喽，”斯拜那坦白道，“我们还没醉到什么也不给自己留的地步。”

官兵们还强占了各式各样的军用车和民用车。在阿格诺加入陆军的二等兵诺曼·耐特塞克记得有一次，他所在的班正准备把一辆德国救护车开走，突然发现车后座上一位德国医生正在给一个妇女接生，于是美国兵们赶紧跳了出来。

一天早晨，一位德国妇女正对着美军车队拍照，里奇中尉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照相机，他没有把它据为己有，而是把它扔到地上，对着它就是一枪。从此以后他便赢得了一个外号——“相机杀手”。

美军车队向东南方向开进的路上也碰到了德军，但双方没有交火。起初，弟兄们看到的是准备投降的小群德军，接着是大群的，最后，超乎想像的漫山遍野的灰色军装开始出现。

E连驶入了大群溃败的德军之中，他们的供给线已经瘫痪。所有的德国士兵只想安全地进入俘虏营。“我无法抑制控制德国人的激动，不久以前，这些德国人还那么难以驯服。”韦伯斯特这样写道。美军车队开上了盟军专用的高速公路，该路向东通往慕尼黑。德国人顺中间的路向西步行前往俘虏营。戈登·卡森回忆说，“中间的路上放眼望去满是全副武装的德国战俘。没有人会停下来受降，我们只是朝他们挥挥手而已。”

韦伯斯特称在中部区域看到的投降的德军是“一个令人震颤的场面”。德国战俘“成群结队地出现，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两个美国兵监视着大约2，500名敌军”。看到这一切，E连的弟兄们意识到德军已经全线崩溃，这个春天，他们再也不能像去年秋天那样卷土重来了。

分散的、零星的顽抗依旧存在。德国工程师破坏了每一座盟军要经过的桥。党卫队的一些狂热分子偶尔也会从河的对岸向盟军射击。这些举动对盟军来说，构不成什么威胁或危险，只是感到有些恼火而已。美军会用一些轻炮武器将党卫军赶走，然后等工程师把旧桥修好或造一座新桥。

温特斯对德国人的狂热感到震惊，德国工程师们在这种狂热的引导下，把自己的桥破坏掉，尽管连傻子都知道这种破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既定的败局也毫无帮助。经常是一队准备投降的德军正沿着高速公路向北走，另一队德军正在破坏通往投降路上的桥，以放慢投降的步伐”。

4月29日，E连在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兰茨贝格附近的布赫洛厄过夜。在那儿他们第一次看到了集中营。这是一个劳动集中营，而并非用于种族灭绝的那种集中营。像这样的集中营有6个以上，都归达豪大集中营管辖。尽管它规模不大而且是用来生产战时物资的，但那种可怕的场景仍显示出德军曾在这里犯下的滔天罪行。上千个犯人们穿着肥大的条形睡衣裤，四分之三的人都濒临饿死，集中营里还堆着几百具几乎只剩骨架的尸体。

温特斯在作为营指挥所的房子的地窖里发现了大量的成堆的干酪卷，他下令将这些干酪卷分给集中营里的人。温特斯还通过无线电向团部汇报了集中营的情况并请求援助。

E连在布赫洛厄停留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兰茨贝格的居民们出动了，他们带着耙子、扫帚和铁锨来到了集中营。弟兄们后来才得知，泰勒上将被集中营里的情形激怒了，于是下达了戒严令，命令所有14岁到80岁的居民都要集中起来到集中营里清理、掩埋尸体。当晚在回家的路上，仍有人呕吐不止。

“我至今仍记得那些饥饿和神智不清的人，”温特斯写道，“当我们从锁着铁链的围墙里看他们时，他们垂下了眼帘、低下了头，就像被殴打和虐待的狗那样战战兢兢，那种难以描绘的感觉让我永生难忘。这一幕给我的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不禁暗暗对自己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这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