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托涅

1945年1月1日——13日

被困期间，E连一直处于守势，坚持不懈。在树林里防守，最大的劣势是炮弹打在松树上，把树击成碎片也会伤人。但在其他方面，防守是有明显优势的。到新年那天，有的地方雪有1英尺深，表层结冰后很滑，步兵即使进行短距离的行进也十分困难。要前进就得弯下腰，在雪地里艰难地挪动，还要避免碰掉树枝上的雪，暴露目标。地面上只能看到几米之外。进攻者和左右侧的同伴都很难联系，而且不到眼前就发现不了机关枪和散兵坑。树林里没有路，没有房屋，也没有路标，所以行进的分队只能通过无线电报告自己的大致位置。进攻的小分队只能靠指南针前进，直到撞到别人——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弹药补给平时总是靠人提到散兵坑里的，而在这种情况下，送弹药的人又很难有明确的方向感。

在空旷的牧场上进攻也同样艰难。道路只有一条，即诺维尔——福伊——巴斯托涅公路，路面上积着雪，雪下面又结着黑冰。德军的88炮对准路面，地下还埋着地雷。但不走公路就得穿越没有任何掩护的乡村野地。

E连呆了12天的树林名叫布瓦雅克，是个人工林。林子在E连的右边（东面）延伸出2公里，一直伸过铁路那边。林子的前方（北面）是一片空旷的坡地，一直到福伊村。德军在布瓦雅克林的东北部。他们所在的位置锲入了101师阵地;这是德军离巴斯托涅最近的地方，只有3公里。101师若要发起大规模进攻，必须先把德军赶出布瓦雅克，夺取福伊，然后才能攻取下一个目标——诺维尔周围的高地。

元旦那天，白天很安静，但傍晚时，101师给506团2营下达任务，要求它攻打并扫除在布瓦雅克林中的德军。夜里，几架德国飞机向E连投下几枚炸弹。托伊中士的手腕被弹片击中。这是他第3次受伤，首次是在诺曼底，然后又在荷兰。卫生员要把他送回救护站包扎伤口。托伊离开前到马拉其中士处告别，马拉其说：“你这小子真运气。”

为了实施这次进攻，1月2日天一亮，2营转移到右边靠铁轨处;1营作为团的预备队转到2营原来的地方。2营沿福伊—比索里公路散开，注视着东北方茂密的树林，等待着前进的命令（这正是12月22日1排开始巡逻的地方）。501团的一个营在2营的右侧，担任助攻。

温特斯发令：“出发！”部队开始前进。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在茂密的树林里行进也都很艰难，何况现在还带着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军刀、火药和干粮，更是苦不堪言。在树林里行军，士兵们浑身汗透，一停下来就出现了大问题：几分钟后，湿透的内衣会冰凉刺骨。

一进入树林，排和排之间，甚至班和班之间，有时甚至是人与人之间都会失去联系。因为雪和树吸收声音，所以听不到武器的碰撞声和身边战友的动静。孤立感加上紧张感总让人起疑心，担心撞上敌军。

突然，正前方德军的机关枪开始射击，正冲着E连的方向。与此同时，美军的支援炮火从士兵们头顶上飞过。德军炮兵很快回击，但并非是对付美军炮兵;德军炮弹就落在E连弟兄的身边。德军开火快，停火也快。克里斯坦森中士的分析是：“茂密的树林混淆了德军视线，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清楚。如果他们得知两营人正以庞大的散兵线朝他们的阵地压过去，德军大炮和机关枪的火力会猛得多。”

部队继续前进。先头分队抵达德军哨所时，机关枪又开始扫射。美军炮兵又开了炮，一排排炮弹压向德军阵地。德军也猛烈还击。“我受伤了！”的叫声和呼喊卫生员的声音在前线随处都可听见。部队仍在前进。弟兄们用手榴弹和步枪朝林子里开始后撤的德国兵开火。

前进了八九百米之后（E连的弟兄称此为“1，000码进攻”），美军到达一条穿越树林的森林公路。大部分人停下来，但有些人从另一边探进树林几米，以确保没有德国兵躲藏在那里。克里斯坦森和1排的几名弟兄正站在路上，突然，他们在右边看到了最不可能的事——一个德国兵骑着马向这边跑来。

美国人看到他时他也看到了美国人。他急速勒马转而后退。胡布勒下士迅速开了3枪，笑着跳起来大叫：“我打中了！我打中了！”克里斯坦森发现自己有个奇怪的想法，倒很希望那个骑兵能逃掉。

左面远处，路对面的树林里，二等兵拉尔夫·特拉帕扎诺喊起来：“嗨，克里斯，我捉了个德国人。”克里斯坦森朝他走去，走过他身边5米，进入树林，举起关着保险的M—1步枪，摆出准备开枪的样子。他从右边朝那个德军逼上去。“那儿站着一个纳粹党卫军骑兵，看起来身体很壮，穿着迷彩服，左手拎着冲锋枪，两手直直地垂下，但枪口却朝着特拉普。特拉普正俯卧在地上，M—1对准了德国人的胸膛。德国兵的脸上毫无惧色。”

克里斯坦森把M—1对着德国人的胸膛，用高中时学到的德语命令他放下武器。德国兵盯着克里斯坦森的眼睛，看到克里斯坦森真要开枪，又看了一眼他的M—1步枪，发现克里斯坦森正在扣动扳机。他放下冲锋枪，举起了双手。

克里斯坦森对特拉帕扎诺说：“下次你再看到这种神气的畜牲，一枪毙了算了。”

E连到这时为止一直很幸运。E连进攻时，在右边的501团遭到了攻击。第12党卫师（希特勒青年师）的第26精锐装甲掷弹团用坦克、大炮和步兵攻击，造成该团重大伤亡。E连的左侧，党卫军第9师攻击了502团的其他连队。但E连所在的扇面相对平静。

天越来越黑。前线接到命令挖洞防卫。由于星星点点的机关枪火力和炮弹，士兵们无法行动，只能就近砍下树枝盖在洞口。这既危险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人员会暴露。机关枪和子弹一来，大家就拼命向洞里飞奔，肾上腺素在体内急速奔腾。挖好一个洞，人就累得筋疲力尽，衣服、身体全部汗透。坐下来后，会感到冷，越来越冷，接着就不停地打冷颤。

“当你觉得身体再也挺不住时，”克里斯坦森说，“却发现你还是挺下来了。”

胡布勒打中了一个骑兵后非常兴奋。他转来转去，手插在口袋里，谁想说话他就和谁侃侃而谈。他右面的口袋里放着一把战场上捡到的鲁格尔手枪。一声枪响。他不小心扳动了手枪。子弹射穿了他的右大腿，切断了主动脉。胡布勒痛得在地上打滚，喊救命。1排的卫生员二等兵霍兰帮他扎住伤口。两个人把他抬到急救站，但刚到不久，他就死了。

这一夜奇冷无比，总不见天亮，好容易等来了黎明。一直没有交火。中士马丁来到1排的阵地。虽然大家说他很少提高嗓门，从不厉声严词，但这次他咬着嘴唇粗着嗓门喊道：“1排所有士官，10分钟内排部集合。”

中士雷德、兰德尔曼、穆克、克里斯坦森和下士罗伯特·马什、托马斯·麦克里里来到排部。马丁让他们坐下。中尉斯特林·霍纳、皮科克与福利也在。霍纳首先说话：“你们的排长皮科克中尉已被批准回美国休假30天，今天启程。”他解释说：师部的新闻发布员出了个不错的主意，认为让参加巴斯托涅英勇保卫战的每个团出一名军官回美国休假，可以鼓励士气，有助于舆论宣传。辛克上校决定抓阄选人。尼克松上尉赢了，皮科克在506团排在第二。尼克松说他已经回过美国了，不想回去，所以皮科克拿到了假期。

每个人都看着皮科克，皮科克结结巴巴地说：“我被给予这次假期感到很踏实，这都是因为你们在荷兰和这里的出色表现，我惟一能说的就是谢谢。”

了麦克里里中士跳起来，冲向皮科克，不断拍着他的手说：“哥们，听到你要回家我真高兴，中尉！这是我离开莫米昂后听到的最棒的消息。”

皮科克完全误解了，脸都红了。他说感到太激动了，来自弟兄们的赞赏是最高的赞赏。士官们笑着相互对视着。他们看到皮科克要回家就像自己要回家一样高兴。士官们觉得是他们把他的担子从荷兰和阿登一路挑过来的。“没有人比皮科克更努力了，”克里斯坦森宣称，“不过，这副担子本不是该他挑的。”

皮科克宣布由福利中尉临时负责这个排。然后他兴高采烈地对大家说了声：“祝大家好运！”就走了。

皮科克走时，约翰·马洛尼牧师正用吉普车把乔·托伊从巴斯托涅的救护站接回来。他在路边把托伊放下。托伊开始穿过田地向前线走去。温特斯看到他时，他正往前线走，胳膊吊在胸前的吊带里。

“你去哪儿？”温特斯问，“你不必回前线的。”

“我想回来和弟兄们在一起。”托伊边答边继续走。

1月3日下午，温特斯带领2、3排和从第10装甲师配属来的一支火箭炮分队离开了有利的位置。他把1排留下暂时归D连，因为D连和101师的大多数连队一样，人员已不足编制的一半，守住主防线感到人手不够，需要支援。2排和3排开始往回撤，准备撤回到俯瞰福伊村的那片树林里。

3点30分，先头分队决定抄近路横穿空地，在天黑前赶回散兵坑。其他分队紧跟其后。德军看到了他们。

他们刚钻进树林就注意到，德军大炮已轰炸过这里。散兵坑四周到处是弹坑和炸落的树枝。弹坑很大，分明是重炮炸的，可能是170口径的。不等有人下令，所有人都立即动手，加固散兵坑的防护。

利普顿抓过一把斧子，跑向离洞口50米外的小树。这是离他最近的树。听到德军的大炮打过来，他因为来不及逃回自己的洞里，于是就跳进一个敞开的小洞，那是个别人挖了一点就丢弃了的洞。洞太浅，即使平躺着，利普顿头部鼻子以上的部位仍露出地面。所以他看到第一批炮弹在树林里爆炸。

声音震耳欲聋，十分恐怖。地面像地震一样摇晃。火箭炮分队的人由于没有散兵坑，两人当即被炸死，数人受伤。

乔·托伊中士在外面叫士兵们躲好。他回忆说：“人们常说你若能听到炮弹打来，你就没事。我没有听到炮弹。”一颗炮弹就在他上空爆炸。落下的弹片打断了他的右腿，打中了他的肚子、胸部和双臂。（胸部的弹片单独做了两次手术才从背后取出。）

轰炸突然开始又突然停止。这是E连在本次战役中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轰炸。树林里到处都有人呼救。利普顿估计会有步兵来袭，就跑回洞里拿枪。他听到隔壁洞中有人呻吟。原来是一棵直径16英寸的大树倒在洞口。利普顿想挪动那棵树，但挪不动。有士兵过来帮忙，从树边挖了个口，二等兵谢普总算从里边爬了出来。

托伊大声喊救命，想要别人把他拖回自己的洞里。瓜奈若中士第一个赶过来，动手拖他。

轰炸又继续了。德国人计划得很好。正如他们所料，停火时大家都走出散兵坑，救护伤员。一颗炸弹在瓜奈若头上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右腿，把腿炸烂了。几分钟后，炮火停息。

利普顿走出散兵坑。戴克中尉叫他。“我听到他那低沉的嗓音，”利普顿回忆说，“他离我25码左右，没戴钢盔，没带武器。‘利普顿中士，’他冲我喊，‘你收拾一下这里，我去找人帮忙。’说完他就走了。”

利普顿把未受伤的战士召了过来。“有些伙计已经快疯了，有些则异常平静。”他派一部分人照顾伤员，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准备回击步兵，因为他肯定会有步兵来袭击。然后利普顿就回去照看瓜奈若和托伊。

利普顿俯视着瓜奈若。瓜奈若仰视着他说：“利普顿，这次瓜奈若败在他们手下了。”马拉其也来了。据他回忆，瓜奈若和托伊清醒而平静，既没喊也没叫。“乔说：‘给我一枝烟，马拉其。’我就点了枝烟给他。”

我们的谈话停了下来。我催他讲下去。“我不想谈那件事。”马拉其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接着说：“乔吸着烟，看着我，问：‘天哪，马拉其，在这里，人想死该怎样做？’”

抬担架的兄弟先到瓜奈若身边。他被抬走时冲着托伊喊：“我说过会比你先回美国的！”

“莽汉”康普顿中尉指挥着2排。他和士兵们很亲近，军官们认为是过于亲密了。“康普顿是我的密友，”马拉其说，“他不喜欢军队里的等级差别。对士兵比对军官更亲。”他跟瓜奈若和托伊特别亲近。

康普顿走出洞时看到周围都是血。离他最近的伤员是他的朋友瓜奈若和托伊，他俩的腿耷拉着，血把四周的雪染得鲜红。

康普顿向后方跑去，喊叫卫生员或其他人来帮忙。他最后终于在救护站平静下来;因为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战壕足病，撤离了前线。

康普顿1944年6月6日在布雷库特庄园获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诺曼底受伤，在荷兰再一次负伤。从12月17日到1月3日的这段时间里，无论德军怎么轰炸，他都挺住了。但当看到排里的许多人阵亡，两个好友被炸得遍体鳞伤时，他却几近疯狂。

皮科克离开了，戴克出走了，康普顿也走了，一名替补来的中尉因患战壕足病自己去了救护站（到这个时候连里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这种病），还有一人自伤了手——朝自己手上开了一枪。在这种情况下，营长不得不注意精神崩溃的问题。温特斯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巴斯托涅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步，我知道只有我来了。早晚要我接管的，只是希望情况不要太糟。但我从来不担心自己会精神崩溃。我觉得自己迟早会受伤。但崩溃，不会。”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继续说：“但你没有看到身边每天、每天、每天都有人受伤，没完没了——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会永远这样下去吗？我还能再回到家吗？”

他说，对军官们来说，没有觉睡，食品又不够，还得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不断做出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决定，精神崩溃也就难怪了。

当时美国陆军规定，步枪连应该在前线长期作战，步兵师里的步枪连更应该连续长期作战，伤亡人员由单个士兵替补。这就意味着替补来的新兵并不是和当初带他们一起训练、并且和他们一起来到国外的人并肩作战，而是和陌生人一起作战。这也意味着老兵们只有被打死或受重伤才有望逃离危险。于是，正如温特斯指出的那样，就造成了一种“遥遥无期”和“毫无指望”的情绪。

战场是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毫不相干的陌生的人却拼命要杀你;若你成功了，非但不用抵命，还会受到奖励，给你荣誉，为你庆功。战场上，白天躲在地下，晚上活动。人们讨厌健康;战壕足、肺炎、拉个不停的痢疾、断腿倒是珍贵的礼物。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保持战斗力是有时间限度的。有些人很快就精神失常;陆军的心理医生发现，诺曼底战役中，第一周步枪连就有人患上不同形式的精神病，不是逃跑就是不得不被撤离前线（当然，也有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原部队）。有些人虽看不出精神崩溃的症状，但却失去了战斗力。平民想像不出战争能使人产生多么强烈的情绪：

恐怖、害怕、气愤、悲哀、疑惑、无助、无用，每一种情绪都消耗人的精力，逼人发疯。

“根本没有‘习惯于打仗’这回事，”陆军心理学医生在一份关于“战场上的精神性疲乏”的正式报告中写道，“战场上的每一刻都给人以精神压力，这种压力会直接导致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程度因压力的强度和时间长度不同而不同……战场上精神崩溃造成的伤亡和枪炮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可避免……大多数人在重压140到180天后便失去战斗力。普遍认为，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头90天里战斗力最强，此后就开始下降，渐渐地失去战斗力，直到完全没有战斗力。”

到1945年1月3日为止，E连已在诺曼底前线度过23天，在荷兰78天，比利时15天，总共116天。根据统计学，全连的人随时都面临着精神崩溃的危险。

当夜，德国步兵并未再次发动攻击，次日上午也没有。军医对伤员进行了处理。尸体在外面搁了好几天，都冻住了。戴克中尉回来了。一切恢复了正常。

1月5日，E连被撤回福伊南面，担任团的预备队。有两个人——代理营长和E连的二级军士长——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连里的领导。

温特斯是这么说的：“我看着低级军官和连队的领导人，咬了咬牙。基本上说，我们的中尉们软弱无能。我对他们没有信心。但对此我还能有什么法子？”他知道如果有幸有新的军官补充进来，那么他们也只是匆匆完成集训就从美国调来的。至于连长，温特斯说得直截了当：“戴克是师部的人照顾过来的，一来就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温特斯感到没有很快解决的办法。他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听你们的士官的。”

他的二级军士长有话要说。利普顿希望能私下交谈。温特斯叫他当晚在营部后面的树林里见面。

他们见面后，利普顿表达了对连长的疑虑。他十分细致地描绘了戴克的行为：简直是优柔寡断。最后他说：“戴克会使E连的许多弟兄送命的。”

温特斯仔细地听着，问了几个问题，没有谈他自己的想法。

替补人员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约翰·马丁坦言，“我不敢相信上面会派来替补人员，又叫我们去打仗。天哪，我还以为他们会带我们出去，给我们发些衣服什么的。但不，他们给我们派来替补兵，说：‘快点，伙计们，咱们出发。’然后我们又立即开始战斗。”

他说的一点也不错。树林绕着福伊村呈U字形，村子被围在中间。1月3日的战斗中，美军已经控制了U字的右半部。现在要打左半部了。

1月9日，E连参加了对福伊以西树林的清理行动。仅遇到轻微抵抗。连队完成任务后便开始构筑工事。

突然间一发炮弹在树丛中爆炸，然后一发连着一发，炮弹不断。乔治·鲁兹下士正在外面。他奔向自己的散兵坑。穆克中士和二等兵亚历克斯·潘卡拉叫他跳进他俩的洞里来，但乔治决心到自己的洞里。虽然到处子弹嗖嗖，满天树枝飞落，甚至整棵树木倒下，他还是跳回了自己的洞里。

利普顿那时与连部的报务员鲍勃·曼中士在同一个洞中。德军射来几颗炮弹。有一颗正好落在他们洞外，还好是颗哑弹。利普顿看了看那颗炮弹。曼点了枝烟。利普顿从未吸过烟，但他要了一枝，那晚抽了他的第一枝烟。

鲁兹跑过去看叫他共用散兵坑的穆克和潘卡拉。那个洞被打个正着。鲁兹疯狂地在洞里挖，却只找到几片碎尸和一块睡袋片。

现在101师已经占领了福伊外围东、西、南面的树林。但小山谷底下的福伊不是目标;诺维尔和高地才是目标。泰勒将军曾希望在1月9日的进攻中直接夺下诺维尔，但那就需要坦克的支援，而坦克只能在公路上行驶，所以他必须先夺下福伊。这个村庄已4次易手了。

506团2营受命攻取福伊。2营从福伊西面的树林转入南面的树林，准备从南面进攻。温特斯选择E连打冲锋。这是一次简单却又残酷的行动，即冲过200米大雪覆盖的开阔地进入村庄。但村里的每扇窗户都可能架着机关枪，每个德国兵都可能有砖砂墙掩护，情况就这么简单。没有深奥的东西，不需进行机动，只是冲上去，接近敌军后用手榴弹把他们解决在房子里即可。关键是通过开阔地速度要快。如果部队动作快，掩护的火力猛，那这一仗就很简单。如果慢慢腾腾，就可能损失惨重。

师部命令9点发起进攻。温特斯认为时间不好，他建议天一亮就开始，以减少暴露，但没被采纳。

温特斯看着E连进入位置准备出战。站在他身后的是D连的一位中尉排长罗纳德·C·斯皮尔斯。

斯皮尔斯这个军官有点小名气。他高高瘦瘦的，黑头发，很严肃，有种粗犷的美，一看就是个领导模样，打起仗来是个很棒的基层指挥官。同在D连的汤姆·吉布森中尉描绘他“是一个强悍、激进、英勇而足智多谋的步枪排排长”。他在军官中外号“火花”，在士兵中外号“冷血”。诺曼底战役中，他因领导一场刺刀战赢得银星奖章。

斯皮尔斯身上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传说围绕着斯皮尔斯中尉。没人亲眼见过这些事，但人们总认为肯定有人见到过。可能这些只是故事，但E连的人却相信是真的，至少还是有点事实根据的。

有个故事是说在诺曼底战役期间，斯皮尔斯排里酗酒成风，他下令全体人员一律禁酒。第二天斯皮尔斯撞见了一个喝醉的中士，他再次重复命令，那名中士还嘴，他就掏出手枪，对准中士的脑门就是一枪。

结局是：“以后斯皮尔斯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酗酒。”

还有个故事说在诺曼底战役中，有一天，斯皮尔斯独自在路上走时碰到一群德国俘虏，有10个人。有人监管他们在路边挖沟。斯皮尔斯停下来，拆开一包烟，给俘虏们每人发一根。他们感激不尽，斯皮尔斯索性跳下去，把一包烟全给了他们，并拿出打火机给他们每个人都点上，然后跳回路上，看着他们吸烟、聊天。

突然间，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取下随身携带的汤普森点四五毫米口径的冲锋枪，就向那群人开了火。他前前后后不断扫射，直到所有人都被打死。监管的卫兵们惊呆了。斯皮尔斯转身就走。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汤姆·吉布森（其他许多人也告诉过我）评价说：“我坚信只有战士才有权对战士做出评价。只有步兵连的战士才知道保持冷静、履行职责同时保持一定的尊严有多难。对已经发生的事，你必须要学会原谅别人，原谅自己。”

吉布森说他几年来说了好多遍这个故事，从未指名道姓，只是作为战争中的一件奇闻逸事。他继续说：“我们都知道战场上的故事很有生命力，会被夸张和渲染。但是，无论细节是否精确，要点还是保持不变的。”

温特斯并不是在想着斯皮尔斯和他的名声，而是在看着E连进攻。斯皮尔斯和其他几个没有参战的连队的军官站在他身后。温特斯命令营直的两架机关枪在他们前面不远处为攻击部队提供火力掩护，掩护他们通过前面那块坡地。坡地从树林边到村边约有200米，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树，还有几个草垛。

在这次攻击中率领1排的福利中尉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们知道前一天没有攻击福伊，昨晚也没有去侦察。几天前我们就知道那边有卡车和坦克来来往往，我们见过那边多次的拉锯战。我们看到F连企图攻下这一据点但被打得稀巴烂。现在他们只是由一名少尉在领导。所以我们是前途未卜。”

E连呈一字散开，齐头并进。掩护枪炮齐射，村里只是零星地射出几发子弹。但温特斯说：“在那样的雪地里呈散兵线前进仍很困难，但是队形还是保持着，而且速度也挺快。”

在左翼的1排碰到几个牛圈和小谷仓。福利下令搜查这些小棚。1排的战士（只有其中的22人）去检查时，有人看到3个德国人爬进一个棚。福利下令包围那个棚，他踢开门，用最好的德语命令：“举着手出来！”没人回答。

福利拉掉手雷上的导火销，扔进去。爆炸之后，德国兵摇摇晃晃，流着血出来了。其中一名是少尉，其他两个是中士。福利开始询问他们德军的位置。其中一个中士把手伸进敞开的外套里。另一人也做了个同样的动作。第三个人大叫：“笨蛋！”

福利的一名战士用冲锋枪猛扫一阵，把德国人打倒在地。“我们没捉到俘虏，”福利说，“但我们发现了藏起来的手枪。”1排加快步伐跟上其他部队。

戴克往左边看，没有看到1排，其他两个排仍旧在向前推进。有人向他们开火，但没有伤亡。然而戴克总觉得左边没人，就做了个灾难性的决定，会让许多人送死的决定。他打手势示意2排和3排与连部队伍一起躲到两个干草堆后面去。

在温特斯看来，“队伍突然在离村庄75码处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在草堆后的雪地里蹲着等待，太没道理了。我用报话机呼戴克中尉，但他没反应。整连人在雪地里就像一群活靶子。”他担心自己的掩护火力还能保证多久。

1排追上连队，也在草堆后等。福利来到戴克面前请示。戴克不知该怎么办。福利执意要采取行动;利普顿和其他中士坚决赞成。

戴克想了个办法，即派1排从左侧向敌运动，包围村庄，从远处进攻。同时他在草堆后指挥机关枪和迫击炮。为此，戴克说他要留下1排的机关枪和迫击炮以便加强掩护火力。1排的18名步兵又进入雪地，试图从左侧迂回，进入福伊。

福利中尉和马丁中士只有几分钟计划前往袭击点的行军路线。他们选的路线每隔10米左右就有一棵树可以躲藏。那排树一直伸向远方。

士兵们一个个出发了。没有几分钟，德军的狙击手就开始射击。“卫生员！”的呼叫声此起彼伏。1排进行回击，但未取得显著效果。福利走到最近的伤员身边。“这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史密斯。我打开急救包时，他呻吟着，呜咽着，我还没找到他的伤口，他就开始‘忏悔’了。想想看！他‘忏悔’的竟然是他和另外两名弟兄无意间发现了军用合作社的一份配给食品，就收了起来，里面有好时巧克力和香烟。我一边告诉他不会死的，一边撕开他的裤腿，往伤口上撒了磺胺粉，把腿包扎起来。”

马丁叫二等兵弗兰克·珀康特躲到另一棵树后，从那边向房子里射击。“于是弗兰克走过去躲在一棵比他头稍粗一点的树后，但它挡不全他的屁股。结果，他的屁股中了弹。”

（那天晚些时候，利普顿看到珀康特时，他正躺在雪地里的一摊血泊中，但还醒着，很坚强。利普顿问：“珀康特，你伤得重不重？”他笑了一笑说：“利普，是个漂亮的伤口，漂亮的伤口。”）

马丁指给二等兵哈罗德·韦布一棵树，告诉他在那儿开枪。福利打开报话机呼叫：“我们被狙击兵的火力挡住。找不到他们的位置。5人阵亡。你能确定他们的位置吗？请回答。”

连指挥所有人回答说可能就在福利右边的第一个草堆后面。福利大声命令：“耙了那个他妈的草堆。”其实已经有人在向那边开枪了。

利普顿判断，戴克中尉已经“崩溃了”。他僵在草堆后，没有计划，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旁观的温特斯来说，事情很明显。“他让所有人都蹲在雪地里等着毫无道理。”温特斯通过报话机联系不上戴克十分恼火。“前进！”他大叫，“冲啊！”没人回答。E连在遭受无谓的伤亡。惟一需要的只是有人领导，穿过最后一段空地，进入镇子。但没人领导。

温特斯抓起一支M—1就往前跑，冲向停滞不前的E连和被火力压制着的1排。他想接过领导权，带领大家前进。但跑着跑着他想到，啊哟，不行。我得指挥这个营，不能就这么往前冲。他掉头向回跑去。

“我回来时，斯皮尔斯正好站在我前面。‘斯皮尔斯，你去指挥E连，换掉戴克，带着大家上！’”

斯皮尔斯跑了出去。温特斯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的任务。福利是这样描绘后来的情况的：“温特斯指挥机关枪构成火力网，这样，我们（1排）就可以爬起来继续前进，迫击炮兵也能集中攻打那两个草堆。榴弹手打了好几发榴弹，那个草堆燃烧起来，那两个狙击兵也就呜呼哀哉了。”

团里把I连（有25人）放在右边打，但成败的关键在E连。这是对E连最后的考验。E连已经处于低谷。总的来说，它的官兵们都没有达到在诺曼底伞降时的标准;带领E连投入D日作战的军官在1945年已经一个不剩;士兵有一大半是新的。老连队剩下的核心是军士们。他们都是从托科阿营地出来的，自从戴克在荷兰接管该连后，就是这些人把该连团结在一起。

他们活得很累，一直处于十分紧张、高度戒备的状态。他们坚持着，战斗着，压抑着自己的情感，那些情感一直都有，正如约翰·基根所指出的，那些情感“来自人的最深的担忧：害怕受伤，害怕死亡，害怕使那些弟兄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应该对这些弟兄负责。那些情感还涉及到人类最最暴烈的感情：仇恨、愤怒和杀人的渴望”。

在这些感情的冲击下，一些无法控制的想法在他们脑中驰骋。他们看到军官们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吓破了胆，有的成了哑巴（就像戴克中尉在这次危急时刻一样）。就算他们不能选择开小差，但也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带头冲锋。没人能强迫他们这么做，就像谁也不能强迫戴克行动一样。

这些军士都来自托科阿。由1942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和索贝尔上尉训练出来的E连至今就只剩他们了。在连队长期缺乏有效领导、士兵蒙受重大伤亡的时期里，是他们把全连团结在一起。

所以这是一场考验。1942年连队初建时的问题是：能否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队伍训练出来，进而使之为在西北欧战场上与德军长期作战做好准备？说不行的不单单只有希特勒。但究竟行不行，答案还要看1945年1月冰雪覆盖的比利时战场;对E连而言，现在就是考验。

士官们已准备好接受考验。连队的托科阿核心已准备好服从命令并实施领导。这个时候，斯皮尔斯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对着戴克脱口而出：“我来接替指挥。”

利普顿中士和其他人都拥戴他。他大声发布命令，2排这边，3排那边，迫击炮全力开火，机关枪全力射击，冲啊。他冲了出去，没有向后看，心里想弟兄们会跟上来的。果然，他们跟着冲了上去。

“我还记得福伊前面那片开阔地，”斯皮尔斯1991年在一封信中写到，“当时，稍有动静就会引来火力。我独自穿越那儿时有一门德军88炮向我开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1年，和温特斯以及马拉其站在那儿时，利普顿回忆起斯皮尔斯的冲刺。他还记得他们到达福伊外围的房子时，斯皮尔斯想知道I连在哪里。“于是他一直跑进德军防线，从另一边跑出来，和I连指挥官交换意见后，又跑了回来。天哪，那印象真是太深了。”

2、3排随着斯皮尔斯冲出去时，1排开始向他们靠拢。马丁中士做最后检查时发现二等兵韦布在一棵树后，保持开枪的姿势一动不动。“快点，韦布。咱们一起上！出来，快点！”没有回答。“嘿，妈的，他们还在开着火呢。我冲到树边，那棵树只比你的胳臂粗一点。我正好跳到他身上，因为没有办法跳到他边上。我把他翻过来，发现他两眼之间中了一枪。”

连队冲进福伊。官兵们开足了连里所有的枪炮：M—1、冲锋枪、火箭筒、轻机关枪、迫击炮、手雷，还有大炮掩护。一时间，子弹从房子里嗖嗖地飞出，美军手雷在房屋里开了花，迫击炮一发接着一发，砖瓦乱飞，尘土四起。

即使这样，德军抵抗仍很顽固。避过美军第一次冲锋的德军狙击手开始回击美军，造成多人伤亡。没有哪个弟兄负了两处伤就在哪个角落里停下来。小时候常常爬到树上抓松鼠的来自弗吉尼亚山林的希夫提·鲍尔斯大叫“我看见了”，随即开枪。利普顿回忆说，“我们不再被阻在那里了，便跳起来继续进攻。”

所有弟兄都边打边进。尽管德军（党卫军第9装甲师第10精锐装甲团6连）只是在打后卫战，为向诺维尔撤退作掩护，但他们为了保障逃跑路线的畅通仍然顽强抵抗，打法灵活，毫不慌乱。然而，当斯皮尔斯率军前进，就要从德军阵地后面切断这条退路时，德军3辆“虎”式坦克才轰轰隆隆地缓缓开走——这是装甲连所剩的全部家当。约有一个排的步兵跟着坦克逃跑了。100名左右的德国兵——大部分是伤号——投降了。E连经受住了这场毅力的考验，夺下了福伊。

利普顿和“泡泡眼”温看看狙击手袭击他们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鲍尔斯瞄准的那一个兵。他们发现一颗子弹正中那人脑门心。

“要知道，”温评论说，“希夫提带枪时，朝他开枪可划不来。”

时间刚过正午。一个摄影组开过来，准备拍摄胜利的镜头。温特斯发现在树林边的高地上，两名摄影师正在拍摄担架员帮助撤离1排伤员的情景。“到离树林25码、很安全的地方时，一名摄影师放下摄影机，冲过去抓住那名战士，帮忙扛他。摄影师背伤员时尽量往自己的衣袖上和崭新、干净的羊毛厚外套的前胸上蹭鲜血。然后这个人转向在拍摄的同伴，摆出最后奋力奔向树林时疲惫不堪的样子。看到这里，温特斯当即就转身离开。”

那晚，辛克上校在团部召集所有主要参战部队的指挥官开会。辛克一上来就问温特斯：“对E连你有什么打算？”

温特斯回答：“解除戴克中尉职务，任命斯皮尔斯中尉担任连长。”

辛克同意这个决定，会议结束。福利中尉也表示赞同。他写道：“看到戴克要走，我们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他不能指挥1排，就是早先2排在树林里遭到树木碎片袭击时，也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散兵坑里的诺曼人’不配当我们的领导。”

不久，情况就十分清楚了，斯皮尔斯当之无愧;其实，他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就在他冲向福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