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霍格离开汉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国民政府早前下达了禁止任何西方国家记者采访共产党延安根据地的禁令，对违反此规定的记者将撤回委任书。为美国几家大报社工作的记者可以无所顾忌，但大多数记者还是遵守了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约记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两天以后，火车把他带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墙见证了这座古代都城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动荡与兴衰。西安的城墙据说修建时宽可容纳三辆牛车，高可达十人的高度。当日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进行空袭时，这些城墙再一次成为这个城市第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些堡垒下面，阴暗、潮湿、老鼠乱蹿的地窖成为了人们躲避日军疯狂轰炸的唯一避难所。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这些地下防空洞避难，听着炸弹爆炸声，等着警报解除的信号。两年以后，世界另一端一个曾经有城墙的古老城市的人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寻求避难。

从西安出发北上，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霍格驶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货物和行李中间的乘客包括一对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两个年轻女难民和一队红十字会护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对中国青年巨大的号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眼睛里闪烁着信念的光辉，散发着一股救国救民的热情。霍格那时候汉语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够让他认识到这群年轻人奔赴延安，为的是拯救国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理想。

这次旅途为霍格在《曼彻斯特卫报》那个月月末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养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观察背景所应具有的独特视角，主要体现在他下面这段对乡村的描述中：

我们走过了一个满是坟包的旷野。后来我们的卡车到达了山区，每爬一个山坡都是一次冒险，卡车缓慢地前进着，后轮胎的轴承被压得嘎吱嘎吱响。轮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线、绿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庄稼地、整齐规则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对称的感觉。

到第三天下午，车轮胎磨破了，司机放弃了努力。车上的人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条拥挤的小路上开始了剩余50英里的步行。一队队的军用卡车来来往往，扬起了一片尘土。护送的骡车载着从当地搜集来的物品比如火柴开往西安。还有几百辆的手推车，在一担担面粉、蔬菜的重压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们都去往延安。

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不断有新的八路军志愿者加入这几千人的学生队伍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这群年轻的志愿兵身无分文，许多人随身所带的仅有一支牙刷、一个铁杯子和一条毛巾。他们的目标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为梦想破灭的中国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这13年成就了中国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因此家里可以供他读书。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来到省会长沙，当时共和主义风潮正刮遍中国。多年以后，始于这个城市的政治道路让他有机会见到陈独秀，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领袖。陈教授给了他的年轻仰慕者一个在长沙推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机会。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爱读书，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6个月的管理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20年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越来越感兴趣。凡尔赛和会中，控制和会的列强决定把战前由德国掌握的胶州湾及其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引发了北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这一曾经在19世纪鼓舞并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理想，在20世纪初来到了中国并得到了拥护。191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救出来作为他们的伟大使命。对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来说，中国进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当时中国正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绝大多数的权力之争不是光明正大的敌对，而是打政治太极拳。然而事实是中央集权的最后一点余迹随着满清政府1912年的垮台而烟消云散了。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没能实现它的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和日本紧紧抓住他们在中国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国的广大农民依旧生活在几千年来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来的许多思潮和观念的鼓舞启发下，就中国的出路问题上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由孙甲山领导的国民党最终所接受的实用主义渐进的模式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陈独秀领导的八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的目标是要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到中国，苏联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后许多年间也一直是它的影响力量和资金来源。1921年13名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其中一员。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坚持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国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发展。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没能完成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大业。他的遗志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落到了蒋介石，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闪电袭击，当他夺取了中国南部省市的控制权后，国共决裂了。随后北阀的成功意味着到192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古都北京改名为北平。

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逐渐稳固，他开始打击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1930年发起猛烈攻击，四年内将共产党围困在了江西瑞金的一个根据地。瑞金是共产党“红色政权”所在地。从这里党控制着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三万平方英里的范围。1933-1934年国民党的最后一击使“红色政权”和共产党处于溃败的边缘。1934年10月8万名红军战士开始了万里长征。最初的目标是在中俄边界寻求安全之地。

在长征的开始阶段，毛遭到了排挤。他曾被党内亲苏派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在长征的过程中毛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了。在长征中，他创造了一个政治神话，日后他成为了驾驭中国政治航船的伟大掌舵者。

疾病、饥饿、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军阀的围追堵截使得共产党红军在一路北上的路程中遭受了沉重打击。当他们到达中国西北部的陕西时，仅剩下了8000人。这8000人成为了日后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重建共产党的核心队伍。共产党执政后，长征中的很多老战士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力量。

红军长征是毛泽东取得中国内战最终胜利的重要环节之一。另外就是开始于1937年8月的抗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元气大伤的共产党的最后打击，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敌人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

作为合作的一部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对西北一片13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1935年，毛泽东来到延安，这个只有8千人口的小镇成为了红军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层高的宝塔高高耸立，在城中心还有一座西班牙圣芳济修会的教堂。

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当地的共产党领导接管了。这个地区曾经发现有石油，但当共产党搬来以后，石油开采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使他们避开了敌人主要的战场，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轰。再加上移居进来的大量人口给当地百姓居住了好几个世纪的黄土岩洞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座四面环山，中间横跨一条小河的古城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和长征中幸存下来的8千红军到达延安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党内最高领导权。长征途中，他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并与他的紧密拥护者周恩来一起取得了三人军事小组的控制权。对于军队的领导权是领导革命的关键。在延安，毛泽东重组了党组织并建立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

延安时期也是毛泽东重要的思考时期。他改变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马列主义革命模式，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这意味着党把“农民激进主义”作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论包括减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媒体的政治作用的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记者们受邀请来到党的新总部，采访毛泽东本人或其他党内高级领导人。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作风，个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领导人，也严于律己，过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样的艰苦生活。

延安时期也使毛泽东建立起他自己的军队力量。八路军四散在华北地区，许多游击队都在日军东部的后方作战。朱德和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与延安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频频突破日军的防线，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对于在20年代战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虑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行事上的天壤之别，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毛泽东的光明磊落，汉口的贫穷、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气象，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是被大地主、大军阀和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大多数外国记者都发现蒋介石的政府极其腐败。国民政府内从高级部门到地方政府，欺诈和办事不力随处可见。蒋介石部下的军官对待下属大都冷酷无情，对新兵尤其如此，仅仅把他们当成军队里的苦力。

难怪霍格1938年3月到达汉口的时候，外国媒体已经对统一战线的两个政党形成了一致看法：国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国旧的封建势力，腐败、落后、目光短浅。而共产党和延安，用美国作家海伦·斯诺的话来说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桥梁并努力成为跟得上世纪脚步的人。”她在《红区内幕》（1939）一书中说道：“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正在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拥有着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们不用加入共产党或分享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海伦·斯诺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当时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模式带给人们的感召力。毛泽东的国际影响力和外国媒体对他的好感随着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强。这本书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和霍格第一次见面时向他极力推荐的。它对美国人民，至少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形成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正确认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共产党领导非常重视这本书给他们带来的宣传成果。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本土力量队伍，有着严明的纪律，一心为广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夫妇的一系列接待都经过了细致、周到的安排，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毛泽东和他的顾问要求先看到书的草稿，并提出改进的意见。斯诺都一一答应了。共产党无疑对斯诺做出了种种限制，但为了近距离地接触这位被外部世界誉为谜一样的传奇人物，他服从了。《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也是第一本让世人了解这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使中国真正独立的领导人的伟人的出身、个人成长和思想历程的书。

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动乱的年代，到处是镇压和政治厮杀。不难想象，共产党要战胜国民党的围剿就不得不巩固党的力量。

斯诺是第一个打破政府禁令，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也为1937年直至后来西方记者采访毛泽东和他的司令官铺平了道路。斯诺是和毛泽东进行亲切交谈最多的西方记者，但所有的记者包括他在内，都把共产党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会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而不是附庸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是毛泽东本人又十分重视他与苏联盟友的友谊，曾公开表示反对认为他的马列主义与莫斯科的马列主义有区别的说法。

乔治·霍格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采访延安的记者，但他刚到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一组人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镇中心像伦敦公园：宽阔的阅兵广场上进行着篮球赛和足球赛，一大群人站在旁边观看，裁判的哨子时不时地吱吱响。路边，士兵骑着马上上下下。卖茶水和面条的小摊给这个小镇又添加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个星期。如果说汉口是他记者生涯中一段失败的经历的话，延安则是曲折的政治学习道路。外国记者的随行向导向他们长时间地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和政府体系，他们希望让外界真正了解共产党领导下的真实情况：共产党控制下的红色区虽然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国民政府有相似之处，但它是不同的：同样的法律，但执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体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货币，但能自给自足。这些教导就是为了告诉西方记者们：共产党正在给中国带来变革，使它摆脱封建落后的过去。

在山坡上挖出来的凉爽的窑洞里，霍格一边听着这样的解说，一边喝着茶，为他以后的家书和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的文章做笔记。在这里的所见所闻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采访过延安更有经验的记者一样，他也对这里严明的纪律、简朴的生活和政治启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关心政治的。他母亲的贵格会派观点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却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场是附条件的。他们不允许政治观点干扰霍格家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或是社会地位。

霍格游历美国、在南部佃农的合作社经历以及他和严厉的穆里尔阿姨的亲密来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达汉口后，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观点，包括新闻界的观点、史沫特莱公开支持的共产主义和大多数美国记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义观点。他年轻，而且像史沫特莱所说的“政治上还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则表明他还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每人每天有大约半便士购买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传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整个大机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开进，而日本的人民则是中国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夏威夷的华人区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是唯一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

吸引他们的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随之而来的简单生活。霍格很同情他们，尽管他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对战争的支持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的家乡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镇都是惹人厌的东西。

所有采访过延安的记者都注意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霍格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建设共产主义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在这里找不到共产主义的工业、农业，甚至也没有苏维埃共产主义政府。”

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尽量描述延安的情况，并借机又一次对他父母的反战论提出了质疑。

让人惊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从各个地方甚至其它国家比如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夏威夷等赶来聚集在这里。还有两个前电影女明星！这些学生中只有大约10%是党员。吸引他们来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西安事变前，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军队获得的巨大声威。还有一个原因是红军发明的游击战术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战术。

如果你们不是反战分子的话，很难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们是，那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你们以前那些辩论，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关于战争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这场战争如果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打的话，将会把他们带入民主。他们的理想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他们由分散的小集体组成，他们既是士兵，也是农民…他们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觉悟，也想通过游击战突破日本人的防线。我觉得你们不会对任何战争感兴趣的，不是吗？

当时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学日语。学日语的专门学校修建起来了，从政府官员到小学生，每个人都要参加学习。当时日本侵略者散播谣言说中国士兵都是野兽，抓到俘虏会先把他们虐待折磨一番再残忍地杀死。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后，大部分日本兵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学日语的目的就是要对抗这种歪曲事实的谣言。

为了对外宣传，也为了让国内人民了解这次战争是针对日本侵略势力，而不是日本人民，党内下了命令，游击队要尽量带着俘虏上路。在逼近日军的时候，他们会用扩音器或是扯着嗓门喊，劝日本兵投降并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受虐待。在给《曼彻斯特卫报》写的一篇报道里，霍格说毛泽东曾向他解释过对待战俘的政策，并强调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为他未提及在别处会见过毛泽东，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参加了这位党领导作的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报告。

霍格一共采访过六位日本战俘，并以他们的经历为题材写了篇短故事。这6个战俘在一次延安文艺演出的晚上为党领导表演了一出话剧。观众席上有毛主席（当时他被这样称呼），他和其他观众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里，这6个战俘在经过共产党几个月的教育改造后，被放了回去。他们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队，受到了战友的热烈欢迎，然后立刻被处决。

在延安，上至最高领导、普通官员，下至学生，所有人都住窑洞。延安地处两条山脉之间狭窄的河谷里，因为害怕遭到敌人的轰炸，这里的人们没敢将这块地方扩展到防护墙以外，而是在山坡松软的土里挖洞。在霍格到达之前，共产党已经扩大了窑洞的规模，把学校、医院、还有市里五所大学的一部分办公室、大礼堂都搬进了这里。窑洞夏天凉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这样描述道：

在窑洞里，你可以一眼望到山谷对面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层一层蜂窝似的窑洞。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庙。最显眼的是出版社，它每周都会出两份报纸，还有很多本书和小册子。这个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里，走进去很阴暗。当你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后，立刻就会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面前凝视着你。在他脚下，印刷工们来回小跑着，一捆捆的纸和印刷机叮当作响。

延安后来成为了美国罗斯福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站。美国海军上校埃文斯·卡尔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国政府允许在1937年访问这儿的美国军官。他在报告中着重肯定了游击队和当地农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共产党军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觉悟。他的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后来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赞同。但是直到1944年罗斯福才答应蒋介石派美军增援延安。

对毛泽东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新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共产主义体系打下了基础；并接见了许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记者和外交官。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分别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访问莫斯科。在接见外国记者期间，他详细询问了他们本国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这些访问的重点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即共产党和游击队形成了中国北部最有纪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这是一条很有分量的信息。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毛泽东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毛泽东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辩论，而同情中共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共产主义事业的鼓吹者。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同情。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共产党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但如果你认为中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你就和美国记者一样幼稚。

事实上，毛泽东使中国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实际行动上彻底脱离了旧封建。在抗日战争和蒋介石政府极端腐败的大环境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似乎是农民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成功地扩展了他的根据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范围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内的1亿多人民。实际上他已经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一个得到美国政府认同的国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汉口。这个城市已经陷入一片恐慌，因为流言说日本兵马上就要对汉口进行最后的袭击了。难民的撤离工作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南下长沙或向西逃往重庆。每天有三艘轮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车载着难民离开汉口，还有好几千人一起赶夜路离开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扫射。霍格花了一天时间和这些难民一起赶路，他在报道里说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每四英里有茶水摊，每十英里有食物摊。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是漫无目的地向中部撤离。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开始小小的工业合作社建设。这再一次证明政府为人口向中国的中部和西北部迁移提供了支持。

同时，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汉口这座城市。8月10号和11号的空袭最严重，遇难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机，在日军的飞机离开后记录了被轰炸后的场景。“真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他愤怒地说道。他每天为合众国际社写报道。社里对他们的明星记者杰克·贝尔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写出好故事，但华盛顿的编辑们则喜欢这个新特约记者的文章。他获得的奖励是在这座城市陷落后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个月。

到夏末，几乎所有中国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来和其它中共代表团成员也离开了汉口。留下来的几千名外国人自我安慰，相信他们的存在能使汉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样的厄运。他们希望他们所在的非军事化“安全区”能够安然躲过日军对这座城市进行最后袭击时的轰炸和攻击。中国人不许进入“安全区”。因此在炸弹轰鸣中常看到这样悲惨的景象，中国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往铁门里塞，孩子们又被粗鲁地推出来。日本空军大多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安全区”，但他们很清楚中国部队的所在地，并发动了猛烈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汉口地区的中国人赶到长江以南的乡下，进而占领汉口。而实际上武昌和汉阳在经受大规模轰炸时，大量人口已经逃往汉口，随着日军沿长江西进，汉口的人口急剧增加。

8月末，蒋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决定放弃他们的临时首府。他们一边继续巩固汉口，拒绝和日本人谈判，一边计划转移力量避免一次代价惨重的失败。上海和南京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

作为“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所有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和设备。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英国海军的挫败，他们在中国军队离开后拔掉了引爆线。其他地区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汉口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军烧毁了长沙——湖南的省会，日军进攻路线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长沙在汉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万，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贸易中心。在成千上万的因为政府这一愚蠢行为而流离失所的难民中，有一个叫任黎芝1的年轻姑娘。她有5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尽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她的家乡被政府一把火烧光的这年，她21岁。这里的人们逃到乡下，政府的救济有限，他们不得不做农活维持生活。

任黎芝在长沙曾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为了她的安全起见，家里人决定把她送到宝鸡，往北几百英里外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欧洲“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宝鸡，她婶婶把她安排进了一个妇女难民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了公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在这儿，她在1939年遇见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是在日军侵占华中地区以后北上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通讯》）一书中生动描述了外国记者在日军侵略汉口时共同逃生的磨难中所建立起来的同志般的友谊：“我们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们的船在暴风雨的海上快要沉没，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被唤醒，紧紧相互扶持……在紧张的局势下，我们依然创作着诗歌、歌曲和机智的笑话，我们的友谊闪耀着神奇的光辉。”

因为同情难民们悲惨的境地，史沫特莱承担了一份在红十字会的工作。她要在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医院长时间辛苦工作。混乱的局势、街道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那些有钱人白天进餐馆、晚上进俱乐部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霍格在他8月底写给《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道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到了夜晚，这一对比更加明显。人行道上挤满了乞丐和他们的孩子。而俱乐部和电影院每晚爆满，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最近，新

闻界发起了一项“节俭运动”，许多有钱的中国人在报纸上看到他们自己宴请一次开销之大和坐着公家的小车巡游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惊。对这些无耻行为描述一番后，报纸警告说下次会公布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军逼近的时候，大约有75万人逃离汉口。外国友人组织了紧急救灾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离开的中国人则指望着汉口大量的外国人能使他们躲过日军对平民的大屠杀。

这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区。因为她夜间的访客太多，鲁滋主教认为她的行为不道德。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认为年轻一些的传教士“思想进步、积极进取”，而对那些年长的、地位更高的传教士包括鲁滋主教没有好感。“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比这里的老传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顽固的人了。”

为了带给美国读者关于汉口大撤退真实的情况，霍格遵循了他从事新闻报导的首要法则：过他笔下的人们所过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难民出汉口的火车，并把在车上的经历写成了一篇名为《最后的火车》的生动报道：

汉口的人们纷纷议论着，政府已经开始疏散这里的人口；日本兵正从四面八方涌来，马上会对这里进行疯狂轰炸，还会用到毒气；防洪堤会被炸毁用来防御，而这里大多数房屋因为地势低会被冲垮。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灾难。总之，对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来说，是时候动身了。是捆扎好行李、卖掉所有家当、带着孩子和铺盖卷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火车在大平原上缓缓行驶着。难民们疲倦地望着车窗外，似乎想着“没什么能挡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挤上来，直到车上连挪一步的空隙都没有。车门口早就占满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时候，一张笑脸出现在我座位旁边的窗户外，接着他整个人、几个大行李箱、铺盖卷、一捆一箱地从窗户塞了进来。每塞一次东西，他都朝我们尴尬地笑笑说“不要紧，不要紧”，好像是我们给他添了麻烦似的。刚开始我不肯配合，因为一直以来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买了座位票就应该享受座位的待遇。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也许对战乱中的中国不合适。因此当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岳母和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从窗户弄进来的时候，我也热心地帮着他放行李。

第二个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过的。外面下起了雨，车顶上的人拼命钻窗户往里挤，车厢里更挤了。我在一个小站台买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鲜的空气，整个人觉得清爽了。

火车在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到达了洛阳。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摊，有火盆上现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饭和蛋汤，12便士一袋的大鲜桃、煮鸡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干净的面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当我们从窗口跳下车的时候，三架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防空高射炮正对准它们扫射。铁路沿线匆匆筑起了战壕，那些来得及跳下火车的人飞快地躲在了里面。我很幸运地被压在了底下一层。车站上炮火轰鸣，我们脸朝下，紧紧地贴着地面，闻着潮湿的泥土味。那时，我们听到嗡嗡声越来越近，一直到了我们头顶。难道他们要炸火车和铁路吗？难道他们知道火车上有很多中国士兵，于是要用机关枪扫射？似乎经过几个世纪（几秒钟）的焦虑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着他们飞走了。回到车站后我们发现铁路线完好无损。但不远处一团团浓烟意味着死亡、无家可归和对这些高高在上的、以强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火车快速地向西驶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四周的乡村有点像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脉地区。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黄色，贫瘠的梯田里稀稀拉拉地种着小麦、土豆和白萝卜。这里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驴子和骡子。河床上栽种着长势旺盛的浅绿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区特有的形状规则的紫色、绿色和棕色的山。

在看到西安宏伟的、高高耸立的城门后，我们四天的辛苦旅程终于结束了。“到了，到了！我们终于到了！”

霍格并没有记录他是如何返回汉口的，幸运的是他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从汉口写回家的信记述了这座省城是如何被完全封锁的。这封信写于10月13日，12天后日本人入侵了汉口。当他认识到正当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欧洲的情况也开始变得危险起来，他感到震惊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在10月5日的来信中告诉我欧洲的危险情况。我没料到他们会耗尽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资。虽然我不能真正体会当时的一切，但你们的信让我身临其境。这里也即将进行一场战争。所有人都背着铺盖卷匆匆离开，大都身无分文。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因为有些人被要求留下，有些例如孩子、熟练的工人和成年女工有特殊机构可以照顾也留了下来。现在我们被完全阻隔了。

日军切断了通往广州的铁路，广州在汉口陷落后不久也沦陷了。北上的铁路线也被切断了。中国人在长江上游地段铺设了横江铁索用来防御日本人的军舰袭击，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了水上运送难民，进一步加重了这座城市的孤立无援。

汉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去了他对这座城市最后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汉市长发表报告说大约50万人留了下来。这意味着100多万人已经撤离。一星期以前，这里的人们还漫不经心。孩子们仍在战壕和沙包上玩着熟悉的游戏；舞厅里挤满了穿着旗袍、享受着最后快乐时光的年轻姑娘们和赚了大钱的生意人。但在最后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

有钱有势的人们在夜晚坐着汽车一路颠簸地开往乡村。有了夜幕的掩护，他们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地面地毯似的轰炸。白天，穷人开始了步行大逃亡。弹簧床、桌子椅子、炊具、生病了的家人和婴儿坐在堆了干草的篮子里，都用一根扁担挑在肩上。在几百英里的逃亡路上，每一步都回荡着他们“嘿嚯嘿嚯”的喘息声……今天最后一班船已经开走了。没能挤过人山人海挤上船的人家失望地坐在岸边，看着他们逃生的希望飘远。与此同时，那些留守的人，包括1000多名外国人都紧张地忙碌着，或没事找事忙，让自己不去想日本人的炮火马上就要打来的恐惧。

夜深了，我们在这座伟大城市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原本是爱热闹的，此时却寂静得像亚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伤的士兵们躺在堤岸边，希望被撤离到船上。一队队农民赶着他们的家畜匆匆赶路。一小批难民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处逃散。很快他们会躺下休息，等待着宿命。汉口今夜难以入眠。它可能会被“焦土政策”的爆炸声惊醒。几小时后，河对岸就会传来清楚的枪声。明天？蒋委员长已经弃城而逃了！

蒋委员长确实撤退了。他的这一决定使汉口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沦陷，也使这里的人们免遭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外交官和大多数记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庆，那里成为了新的国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坚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产党的根据地。18名“最后的挖掘者”留了下来，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日本人无意重复他们在南京的罪行，他们也不会让外国记者有机会审察他们的丑行。这些记者很快被聚拢来，送上了一架开往上海的飞机。

7个月前，霍格花了两个星期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最后到达汉口。而这次回程只花了2小时57分钟。飞机载着他们飞过一带乡村的时候，地下满是战壕、炮弹坑和烧毁的村庄，这是他们报道了好几个月的战场。

回到上海后，霍格给《曼彻斯特卫报》发了一篇充满愤怒的报道，这篇报道成了那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的题目是“帝国操纵之我见”。它谴责了外国势力在日本人侵略汉口时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保护中国人民的势利行为。他描述了意大利领事如何盛装接见日本军官，英国海军如何阻挠中国军队执行事先计划好的炸毁具有战略地位的建筑物的行动，美国的炮舰不保护中国平民而是静静地停靠在码头。

汉口仍然有50多万平民，大多数聚集在外国人的“安全区”。尽管外国人鼓励他们留下并让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保护，日本人很快就把他们轰了出去。霍格在报道中说，他们在外国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过是不卫生的讨厌鬼。这些平民后来被送往了一个废弃的贫民区。

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得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当他们走在细雨中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抢一家人的被褥，另一个正准备带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

除了一笔奖金，霍格的高质量的报道还为他赢得了一份合众国际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选择地点，然后从那里写文章给他们。他在上海青年会宾馆租了一个房间，令他惊喜的是宾馆还配有一个健身房和壁球馆。在这里他计划着下一步行动。

他在延安的短暂逗留使他对中国的西北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延安就是最终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过完圣诞节后就去北京，然后越过日军的防线进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区域。他还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汉口曾与这个新西兰人见过面，后来听说他在西北某地的一个工业合作社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具体地点。

然而一场副伤寒，一种通常由于喝了不洁净的水而感染的传染病打乱了他的计划。霍格在医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乱。因为当时上海的医药供应很紧张，他能活下来已经算幸运了。他的老朋友——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士弗兰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们知道如何照顾伤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国期间，新教的传教士两次救了他的命，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后来，他才认识到中国民众对西方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活动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纪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小规模地频繁活动。西方列强侵略侮辱中国所上的每一个新台阶都有这些传教士的推波助澜。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失败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和开放的5个港口，并同意西方传教活动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厦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结束后，中国被迫接受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活动并保障中国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权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之后，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继续得到扩大。对传教士的敌视以及对传教活动对中国传统信仰带来挑战的厌恶是这些起义的主要因素。3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于义和团起义。紧接着20世纪初发生了著名的保守新教运动和社会福音运动。到1930年，中国有8000多名新教传教士和大约50万人的新教团体。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计达到了200万人。

米利肯一家开办了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能让听众随时了解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大事。他们同时也提供留局待取服务。当霍格康复后，他收到了几封家里寄来的信，得知了家里人的近况。他姐姐罗斯玛丽在信中告诉了他他的前女友玛芙·尼尔森在和他的好朋友罗杰·亨特谈恋爱。他还知道他哥哥斯蒂芬在那年8月结了婚，他最大的哥哥加里和他妻子分居了。这些不能说都是好消息。“加里和多萝西的事真是太让人遗憾了！”这是他看完信后的感叹。加里比霍格大14岁，不管在童年还是长大后，他们的关系都不是很密切。而关于史蒂芬，霍格则提到了他母亲拿他在婚礼那天穿的尺寸有点小的礼服开玩笑。芭芭拉——他最大的姐姐嫁给了唐纳德·托马斯，又一个来自圣乔治的哈彭登男孩。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战争期间为《曼彻斯特卫报》做审查工作，他审的稿子中说不定就有他小舅子从中国寄来的呢。

罗斯玛丽，霍格童年时期最亲密的姐姐和一个来自布里斯托的银行经理谈恋爱了。罗斯玛丽的这位追求者——西瑞尔·贝克虽然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但婚姻关系还没解除。对此，这个家严厉的女主人凯瑟琳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理解。显然她对她女儿的这段感情抱有很高的期望。霍格在1938年12月写给她的一封信中也说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有进一步发展。”

那一年年底，欧洲战场的一场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了。霍格在圣诞节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中也表达了对伦敦缺少反空袭防御的焦虑。他还告诉他母亲说他缺钱用。他对自己能支付这次住院的费用是感到自豪的，但治疗也花光了他所有的奖金。随着圣诞节的临近，他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如果谁要送我礼物的话，那就送现金吧。”圣诞节这天，在和米利肯一家吃早饭的时候，他收到了父母寄给他的一张10英镑的支票。

《曼彻斯特卫报》把他写的关于汉口陷落的文章登在头版，却拒绝付给他稿费，霍格对这种低劣的欺骗感到很愤怒。他催促他的父母向这家报纸追讨每千字3.3英镑的稿酬。想到许多自由撰稿记者都有过同样的遭遇，他把报社的这种行为称为“赤裸裸的抢劫”，并写道：“所有的大报纸都极度无耻、无所顾忌，《曼彻斯特卫报》更是英国稿费最低的一家。”

霍格这时期写回家的信让他的父母明显感受到了他逐渐变强硬的政治态度。除了催他们向《曼彻斯特卫报》追讨稿酬外，他还在信中发表了对慕尼黑条约的看法，“在我看来，最好有个人把张伯伦（当时英国首相）在意大利或德国的集中营里关几个星期，让他也尝尝滋味。也许他在慕尼黑做的事是对的，但他的错误动机太明显了，时间不对，方式也不对。”

1938年9月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中，英法两国为了和希特勒达成和平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使得中国人民认为外国的干涉会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日本人侵占汉口时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广州的获得却是不费吹灰之力。既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的港口城市和海港，日本军官们想象着中国人接下来会很快投降。国民党军队里几个高级长官确实急切想和日本人谈判了。

武汉陷落后，蒋介石表现得很镇静。他把总部搬到了500英里以外的重庆，命令他的部队撤退到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山区以避免敌人飞机的袭击。

各方都做好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国共两党都开始制定作战计划，准备同日本人来个10到20年的中国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