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正好持续五秒钟，在此瞬间，一些人的目光在另一些人中间游移，有几个人清了清嗓子，但是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好象没经过讨论就已作出了一项决定：不必再支吾搪塞了。靠《耶鲁法律评论》起家从田纳西州山区来的议员爱弗兰姆·沃尔特斯是不会听人随便啰嗦几句谍报控制的机密就被打发走的，废话还是少说。

戴维·艾博把烟斗咔嗒一声放在桌上，这是他的前奏曲：“象该隐这样的人少在公众前出现对人人都有好处。”

“这不是回答，”沃尔特斯说，“可我想是回答的开始。”

“是的。他是个职业刺客——也就是说在繁多的杀人方法方面是个经过训练的行家。这种专门技术是供人购买的，是政治的动机还是个人的动机对他都根本无所谓。他做交易的唯一目的是赚钱——而他赚的钱同他的名气成正比。”

议员点了点头：“所以把那名气的盖子尽可能捂得紧些，也就是阻止为他免费做广告。”

“正是。世界上有很多疯子头脑里真实的和假想的敌人太多，以致很容易喜欢该隐，如果他们听说过他。不幸的是，这些人比我们所料想的要多，截至目前已经有三十八起杀人事件可直接归咎于该隐，还有大约十二到十五起很可能也是他干的。”

“那就是他的‘成就’记录？”

“是的。而且我们正在打败仗。每出一起杀人案，他的名气大一分。”

“他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中央情报局的诺顿说，“最近几个月我们认为他很可能已经被杀。有几起案中可能连刺客自己也被消灭了，我们想他也许是其中的一个。”

“例如？”沃尔特斯问。

“马德里的一个银行家。这人专为欧洲公司行贿，争夺非洲政府的采购合同。他在帕西奥·卡斯特兰纳被一辆疾驶而过的汽车中射出的子弹打死了。司机兼保镖把对方车上的司机和刺客也都打死了。有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刺客就是该隐。”

“我记得那次事件，出钱雇他们的可能是谁？”

“好几家公司都有可能，”吉勒特回答，“它们想把上自镀金汽车下至室内陈设统统卖给昙花一现的独裁者。”

“还有什么？还有谁？”

“安曼的酋长穆斯塔法·卡里格，”曼宁上校说。

“据报告他死于一次未遂的政变。”

“并不是这样，”曼宁继续说，“当时并没有预谋的政变，G-2的密探证实了这一点。卡里格不得人心，但是其他酋长也不是傻瓜。政变的说法是谎话，用来掩盖一桩怕其他职业刺客效仿的暗杀事件。军官团里有三个讨厌的小人物给判处了死刑，使谎言可信些。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其中一个是该隐，因为时间正在他销声匿迹的同时。”

“谁会叫该隐去刺杀卡里格？”

“这个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问过自己，”曼宁说，“唯一可能的回答来自一个声称了解情况的来源，但无法证实。他说该隐干这件事是为了证明他什么都能办到——石油大亨出门旅行时的保护措施是世界上最严密的。”

“还有好几打其它事件，”诺顿补充，“模式正好同那些戒备森严的人物被刺事件相似，而情报来源也表示与该隐有关。”

“我明白了。”议员拿起苏黎世情况摘要，“但是，听上去你并不知道他是谁。”

“没有两个描述是相似的，”艾博插嘴说，“该隐显然是个化装能手。”

“可是有人看见过他，同他讲过话。你们的消息来源、密探和苏黎世的那个人都没有一个能公开出来指证，但是你们肯定审讯过他们。你们总有个大概的想法，总有点东西。”

“掌握的情况不少，”艾博回答，“可是没有前后一致的描述。对首次见面的人，该隐从来不让人在白天见他。他见人总在夜里，在昏暗的房间或者小巷里。据我们所知，他从来都是一次只同一个人接头——以该隐的身份。听说他从来不站着，总是坐着，在灯光暗淡的餐馆里，在角落里的椅子上，或者停着的汽车里。有时候他戴一副很大的眼镜，有时候不戴，在这个约会地点他的头发可能是黑的，在另一处是白的或红的，或者遮一顶帽子。”

“语言？”

“在这个问题上各种情报比较接近，”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急于公开他那个局的调查报告，“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还有几种东方方言。”

“方言？哪些方言？属于哪个语种？”

“当然。基本是越南语。”

“越——”沃尔特斯倾身向前，“为什么我有种感觉，好象我快要接触到一些你不大愿意告诉我的东西？”

“因为你也许在盘问方面十分机警，律师先生。”艾博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斗。

“警惕性还可以，”议员表示同意，“嗯，还有呢？”

“该隐，”吉勒特说，古怪地瞟了戴维·艾博一眼，“我们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哪里？”

“东南亚。”曼宁回答的语气好象是在忍受着刀伤的痛苦，“据我们了解，他掌握这些系列丛书生僻的方言是为了能在柬埔寨和老挝边界一带的山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农村走得通。我们接受这个资料，它符合实际情况。”

“符合什么情况？”

“美杜莎(棒槌学堂注：“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美女，谁见了她的头就要化成石头。”)行动。”上校伸手拿起他左边的一个又大又厚的文件信封，打开来从里面的几叠文件中拿出一叠放在面前，“这是该隐档案，”他说，向打开了的信封点头示意，“这份是美杜莎资料，有些方面可能同该隐有关。”

田纳西州人靠在椅背上，一股冷笑掠上嘴角：“知道吗？各位先生，你们那些含蓄的名称简直要我的命。顺便说一句，那是个美人，非常阴险，非常不吉祥。我想你们这些老兄是上过这类事情的课的。说下去，上校。这美杜莎怎么样？”

曼宁瞟了戴维·艾博一眼，然后说：“那是‘寻歼’概念的秘密派生物，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在敌人后方活动而设计的。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军队和当地的志愿人员联合组成小分队在北越占领的地区内活动，主要是切断敌人的交通和补给线，准确无误地确定俘虏营的位置，还有，暗杀已知与共产党合作的乡村领导人以及敌人指挥官。”

“它是战争里的战争，”诺顿插话说，“倒霉的是，由于不同种族的容貌和语言差别太大，参与这种行动比当年在德国和荷兰的地下组织或者法国抵抗力量不知要危险多少倍。因此，招募的西方人员并非都经过应有的严格挑选。”

“当时曾有几十个这样的小队，”上校继续说，“人员很杂，包括熟悉海岸线的老牌海军军官，把收复家园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胜利上面的法国庄园主，在印度支那多年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流浪者，以及目的明确的美国陆军情报机构和非军方情报机构的职业官员。当然，还有相当多犯罪老手，主要的是走私犯——在南中国海从事枪支、麻醉品、黄金和钻石走私活动的贩子。这类人对夜间登陆和热带森林里的道路是活的百科全书。我们雇佣的人中间有许多是美国的亡命徒，有些人受过高等教育，个个都足智多谋。我们需要他们的专门技能。”※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花色品种齐全的志愿军，”议员插话说，“老牌海军和陆军军官，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流浪汉、法国殖民主义者和一群盗贼。你到底用什么方法使他们能在一道工作？”

“各取所贪。”吉勒特说。

“许愿，”上校引申说，“职务、擢升、未免、直接现金奖励等方面的保证，在很多情况下还有从行动中掠取钱财的机会。你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需有点狂热劲，我们明白的一点。我们秘密地训练他们，都他们密码、交通方法、诱陷和暗杀——有的武器甚至西贡司令部都没见过。正象彼得所说，危险性很大，失手给抓住就会遭受酷刑和处决。代价是高昂的，他们付出了这种代价，大多数人会称他们为一批幻想狂集团，可是在制造混乱的暗杀方面他们是天才。尤其是暗杀。”

“什么代价？”

“美杜莎行动的伤亡达百分之九十。但是其中大有蹊跷——在没有追回的人员中间有些人自己就不打算回来。”

“盗贼和逃亡者之类？”

“是的，有的从美杜莎偷了一大笔钱，我们认为该隐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什么？”

“他处理事情的手法。他使用过我们专门为美杜莎设计的密码、圈套、暗杀和交通的方法。”

“那么，上帝保佑，”沃尔特斯插话，“已经有了查到他身份的直接线路了。我看记录准是有的，不管藏在哪里——而且我完全肯定你不愿把它公诸于众。”

“有记录，是我们从所有秘密档案中抽出来的，包括这里这份材料。”这位军官轻轻敲了一下他面前的卷宗夹，“我们已对一切做了研究，仔细检查了名册，把情况输入了电脑——一切我们能想得出来的办法。我们现在比最初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进展。”

“不可思议，”议员说，“或者说无能到不可思议。”

“不完全是，”曼宁表示异议，“看看这个人，看看我们要对付的一切。战后，该隐在整个东南亚名声大噪，北起东京，南至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连带香港、柬埔寨、加尔各答。大约两年半前，我们在亚洲的情报站和大使馆开始接到消息，有个刺客供雇佣，名叫该隐，非常内行、残忍。这类消息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每一起出名的暗杀事件好象同该隐总有牵连。情报来源会深更半夜打电话给大使馆，或在街道上拦住参赞。都是同一内容的情报。该隐干的，刺客是该隐。东京的一起谋杀，香港有辆汽车被炸毁，一辆运麻醉品大篷车在金三角受到伏击，一个银行家在加尔各答遭枪杀，一位大使在毛淡棉遇刺，一个苏联技术人员或美国商人在上海大街上被杀，到处是该隐。所有重要情报级里的几十名可靠怀瑾握瑜人员都密告这个名字。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整个东太平洋地区找不出一个人，能站出来帮我们辨认。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

“可是截至今日你能不能确定他曾在美杜莎服务过？”田纳西州人问。

“能。肯定无疑。”

“那就接着谈美杜莎的个人档案吧，真该死！”

上校打开从该隐档案中取出来的公文夹：“这是伤亡名册。在美杜莎行动中失踪的白种西方人——我说的失踪是指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以下这些。美国人七十三名，法国人四十六名，澳大利亚人三十九名，英国人二十四名。还有大约五十名从河内的中立派招募一就地训练的男性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们后来都一无所知，二百三十多个人谁还活着？谁已死了？即使我们知道每个真正活下来的人的姓名，可他现在的姓名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我们甚至连该隐的国籍也没有把握。我们认为他是美国人，可是无法证实。”

“该隐是我们不断向河内施加压力寻找战争失踪人员时提出的附带问题之一，”诺顿解释道；“我们一直在师团花名册上重复提出这名字。”

“这里面也有漏洞，”陆军军官补充道；“河内反谍报人员捕获并且处决了几十名美杜莎人员。他们是知道这个行动的，所以我们从不排除渗入的可能性。河内知道美杜莎不是战斗部队，他们不穿制服。也不必向任何人负责。”

沃尔特斯伸出手去：“我可不可以看看？”他说，朝装订成册的资料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军官把资料递给了议员，“你当然知道，这些名字仍然同美杜莎行动本身一样，是机密的。”

“谁的决定？”

“这是历任总统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下达的总统命令，从未中断过。它得到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支持。”

“火力相当强，是不是？”

“据认为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央情报局代表说。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争论了，”沃尔特斯说，“这种行动的幽灵不会给美国国旗增加什么光彩。我们不培训刺客，更不要说把他们投入战场。”他一页一页翻阅着资料。“而就在这里某一页上面恰巧有一个经我们训练并投入战场的刺客，现在偏偏我们又找不到。”

“我们认为是这样。是的，”上校说。

“你说他是在亚洲出了名，然后又移到欧洲。那是什么时候？”

“大约一年前。”

“为什么？有什么根据？”

“明显的事，我认为，”彼得·诺顿说，“他差使揽得太多。不知出了什么毛病，他感到有危险。他是在东方人中间的一个白种刺客，至少想想也是危险的，该转移了。上帝知道他已经出了名，欧洲不会没有人雇他。”

戴维·艾博清了清嗓子：“根据艾尔弗雷德几分钟前所讲的一点，我想提出另一种可能。”

“和尚”停下来对吉勒特点了点头：“他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条没牙的小鲨鱼身上，让那条凶猛的大鲨鱼横行无忌。我记得这是他的原话，虽然我可能把顺序搞错了。”

“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说，“我指的是卡洛斯，当然啦。应该追捕的不是该隐，应该是卡洛斯。”

“当然，卡洛斯。现代历史上最无从捉摸的凶手，一个我们多数人认为应对我们时代最悲惨的暗杀案负责——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负责——的人。你说得对，艾尔弗雷德，而我在某个方面说是错了。我们不能把卡洛斯忘了。”

“多谢，”吉勒特说，“我很高兴能把我的观点说清楚。”

“你说清楚了。反正我认为清楚了。但是你也使我思考。你能否想象得出对该隐这样一种人的诱惑？他总是活动在充满流浪汉、亡命徒的又热又潮湿的世界以及腐败堕落透顶的政权中间。他会多么羡慕卡洛斯，多么嫉妒那更加放荡、快活、奢侈的欧洲世界？他会经常对自己说，‘我比卡洛斯高明。’不论这些人是多么冷酷，他们的自私心也极重。我认为他到欧洲去是为了寻找一个更配胃口的天地……撵走卡洛斯。这觊觎者，先生，要想称霸。他要想坐第一把交椅。”

吉勒特注视着这“和尚”：“很有趣的看法。”

“如果我听懂了你的意思，”监察委员会的议员说，“那么通过追踪该隐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卡洛斯。”

“正是这样。”

“我想我还是不明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烦恼地说，“为什么？”

“两匹公马在同一个厩里，”沃尔特斯回答说，“准要打架。”

“称霸的不会自愿放弃交椅。”艾博伸手去拿烟斗，“他会为保住位置狠争。象议员先生讲的，我们继续追踪该隐，可是也必须注意森林中的其它足迹。而且，如果我们发现了该隐，或许也应当克制忍耐，等候卡洛斯从后面跟上来。”

“然后把两人一起捉住。”军官补充。

“非常有启发，”吉勒特说。

会议结束，成员们各自准备离去。艾博同五角大楼的上校站在一起，后者正在收拾美杜莎资料，拿起那几张伤亡名单准备插进文件夹。

“我可以看一下吗？”艾博问，“四十人委员会没有这资料。”

“那是我们的指示。”军官回答，把打字的几页资料递给了这个比他年长的人，“我想这资料是从你们那里来的。只有三份。这里一份，情报局一份，还有安全委员会一份。”

“是从我这儿来的。”沉默的“和尚”温和地笑着说，“在我那里文官太多了。”

上校转过身去回答田纳西州议员所提出的问题。艾博没有去听，只顾很快地一行行看那些名字。他感到惊恐。一些名字给划掉了，说明了原因。说明原因是他们不能允许的做法，历来如此。它在哪里？他是房间里唯一知道那个名字的人。翻到最后一页时，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名字就在这里。

伯恩·贾森·C——最后知晓的驻地：三关。天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勒内·贝热隆把听筒摔在桌上的电话机上，他的声调比他的举止略微克制一些：“我们已经查过了她常去的第一家咖啡馆，每一家餐馆和小夜总会！”

“巴黎没有一家旅馆有他登记的名字。”坐在一块画板旁的灰发电话接线员说，“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她可能死了。即使没有死，她也许宁愿死了更好。”

“她也只能对他讲那么多，”贝热隆深思地说，“比我们要少。她对老头子一无所知。”

“她知道的够多了，她跟蒙索公园通过电话。”

“她只管传递消息，而且不知道给什么人。”

“她知道为什么。”

“该隐也知道，我敢向你担保，因此他可能跟蒙索公园铸成大错。”设计师倾身向前，双手握在一起，有力的前臂肌肉绷得紧紧的，双目望着灰发人，“把你记得的一切再对我说一遍。为什么你如此确信他就是伯恩？”

“我这不知道。我说的是他就是该隐。如果你对他的手法描写准确，那么他就是那个人。”

“伯恩就是该隐，我们是从美杜莎记录中找到他的，这就是雇佣你的原因。”

“那么他就是伯恩，可他用的不是这名字。当然，在美杜莎里面有许多人不准用他们的真名实姓。对于他们，假身份保险，他们有犯罪记录。他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为什么是他，别人也有失踪的。你也失踪了。”

“我可以说，因为他到了圣奥诺雷大街。光凭这一点就够了。可是还有很多原因。我观察过他的行动。我曾给派去参加由他指挥的一次行动，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没法忘记的经历，对他也一样。那人可能是——一定是你的该隐。”

“告诉我。”

“我们夜间在一个叫三关的地区跳伞，目的是把被越共监禁的一个叫韦布的美国人救出来。我们事先不知道，死亡的可能性极大，甚至从西贡出发的飞行都是可怕的，一千英尺高空，八级大风，整架飞机颤动得象要散架，可他还是命令我们跳伞。”

“你跳了？”

“他拿手枪对准我们的头，对准我们每一个走到机舱门口的人。我们有可能在暴风雨中幸存，可是头上吃上一颗子弹，决不可能活命。”

“那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十人。”

“你们可以把他干掉嘛。”

“你不了解他。”

“说下去，”贝热隆说，精神集中，坐在写字桌前一动不动。

“我们中间八个人在地面集合，还有两个我们估计在跳伞中死了。使人大为惊异的是我竟然没死。我年纪最大，也算不上身体好，可是我熟悉那里的地形，这是派我去的原因。”那灰发人稍停了一下，在回忆中摇摇头，“不到一小时我们发觉那是个陷阱。我们象蜥蜴一样在热带丛林中逃奔。在夜间他总是单独一人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爆炸声中出去，去杀人。总是在黎明前回来，强迫我们一步步逼近基地营。我认为那简直是自杀。”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必须给你们个理由。你们也是美杜莎成员，又不是士兵。”

“他说那是唯一活着出去的途径。这个说法合乎逻辑。我们当时距离部队很远，需要从基地营找到给养——如果我们能够占领它的话。他说我们必须占领它。我们别无选择。谁要跑，他就让谁的脑袋吃子弹——这个我们知道。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占领了营地，找到了名叫韦布的人，差不多快死了，可还有口气。我们还找到了两名失踪队员，他们活得相当不错，看到我们目瞪口呆。一个白人和一个越南人，他们是被越共收买的，用来诱捕我们——诱捕他，我想。”

“该隐？”

“是的，那越南人先看到我们，逃走了。该隐的枪打中了那个白人的头部。我知道，他笔直向他走去，把他的头打开了花。”

“他把你们带回来？穿过边防线？”

“我们之中的四个人，是的，还有叫韦布的那个人，另外五人死了。就在恐怖的归途上，我想我总算明白了那谣传可能是真的——他是美杜莎中间待遇最高的成员。”

“从哪一方面说？”

“他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人，最危险和叫人完全难以捉摸的人。我想当时对他来说是一场奇特的战争，他象个宗教改革者、殉道者，可是没有宗教原则，只有以他为中心的古怪的道德观。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他对敌我双方都毫不关心。”中年人又停了一下，眼睛盯着画板，思想却显然到了几千里外，然而又及时回到了身边，“记住，美杜莎充满各种亡命之徒。许多是痛恨共产党的妄想狂。杀一个共产党，基督就会微笑——基督教义的古怪例子。其他人——象我这样的——家财被越盟抢走了，唯一归还的途径就是美国打赢战争，法国在奠边府把我们给抛弃了。可是也有几十个人看到了能从美杜莎发笔财，邮袋里通常装有五万到七万五千美元。一个信使来回跑上十次到十五次，中饱一半，就可以在新加坡或吉隆坡退休或在金三角地带开设自己的贩毒网点。除了酬金高，而且经常能赦免以往的罪行以外，还有无限的机会。我把那奇怪的人放在这一类当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当今世界的海盗。”

贝热隆松开了双手：“等一等。你刚才说，‘一个由他指挥的任务’。美杜莎里面有军人，你是否能肯定他不是美国军官？”

“肯定是美国人，可绝对不是军人。”

“为什么？”

“他痛恨军队的一切，在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都包含对西贡司令部的嘲讽。他认为陆军愚蠢无能。有一次，在三关，无线电发来了命令，他关掉无线电，叫一个团长见鬼去——他不接受这个命令，一个陆军军官是不会这么干的。”

“除非他打算放弃他的职业，”设计师说，“象巴黎抛弃了你一样，于是你就尽你所能从美杜莎偷钱，开始经营你自己的算不上是爱国的活动——在你所能到的任何地点。”

“我的国家在我背叛它之前就辜负了我，勒内。”

“再说该隐的事。你说他用的名字不是伯恩，那会是什么？”

“我记不起来了。象我刚才说的，对很多人说来姓名无关紧要，我只叫他‘德尔塔’(棒槌学堂注：“原文也可意释为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不。是希腊字母，我想。”

“阿尔伐，布拉沃，查理……德尔塔，”贝热隆若有所思地用英语说，“可是在很多次行动中‘查理’的代号由该隐代替了，因为‘查理’已成为越共的同义词。‘查理’改成了该隐。”

“很对。所以伯恩后退一个字母，改称该隐。他本来可以挑选‘回声’或‘狐步舞’或‘佐罗’。二十多种其它名字，有什么区别？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有意选了该隐这个字有象征意义，他从一开始就要人明白。”

“明白什么？”

“该隐将取代卡洛斯。你想，卡洛斯在西班牙语相当于查尔斯——查理，代号该隐取代查理——卡洛斯。这就是他从一开始的意图，该隐将取代卡洛斯，而且他要卡洛斯知道这一点。”

“卡洛斯知道吗？”

“当然。阿姆斯特丹、柏林、日内瓦、里斯本、伦敦和巴黎都传出了风声，说该隐开业待雇，可以订契约，开价比卡洛斯低。他在蚕食！他在蚕食卡洛斯的势力。”

“两名斗牛士在同一块场地里，只能有一个。”

“那将是卡洛斯，我们已经诱捕了那只得意自满的麻雀，他就在离圣奥诺雷两小时路程内的某地。”

“可是在什么地方？”

“那没关系，我们会找到他的。毕竟是他找到我们，他会回来的，他的自负要他这样做。然后老鹰将扑过来抓住这只麻雀，卡洛斯会杀掉他。”

老人调整了一下他左臂下的拐棍，撩开黑色帷帘走进忏悔室。他身体不大舒服，脸上现出死亡的苍白。他很高兴在透明帘幕后面穿着僧侣服装的身影不能看清他。刺客如果看到他太过虚弱以致不能执行任务，就可能不会再给他任何工作。只剩下几个星期了，他负有责任。他说话了。

“安吉勒斯·多米尼。”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低语传来，“你日子过得安逸吗？”

“日子不多了，可是过得很安逸。”

“是的。我想这是你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它非常重要，以至于给你的钱会等于你往常的五倍。我希望它对你有帮助。”

“多谢你，卡洛斯。你知道了，那么说吧。”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做的，而且这情报必须与你同时离开人世，不能有一丝差错。”

“我一向都是精确的。现在我要准确地走向死亡。”

“安详地死去，老朋友。那样容易些……你要到越南大使馆去找一个叫潘·洛克的参赞。当你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对他讲下面几句话。‘1968年3月下旬，美杜莎，三关地区。当时该隐在那里。另一个人也在。’记住了吗？”

“1968年3月下旬，美杜莎，三关地区。当时该隐在那里。另一个人也在。”

“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只是几个小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