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早期作品的一个特点是把自己的各个方面投射到作品中的人物上，但他不能完全做到融为一体。《游上来吸口气》是这些作品中最有独创性的，也许影响力最大的。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约翰·弗洛里、多萝西·黑尔以及戈登·康姆斯道克分别来自与奥威尔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不同的社会阶层。然而，《游上来吸口气》中的主人公乔治·鲍林却不同，他所处的社会阶层更要低几层。鲍林长得胖乎乎的，已近中年，妻子希尔达社会地位高一些，整日沉闷无趣，孩子也毫无个性。他们住在伦敦西部的边缘。有一天，他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要故地重游，回到度过童年的牛津郡，回到父亲曾作为小商贩挣扎养家的小镇。对这趟旅途希尔达充满了怀疑，其间曲曲折折，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鲍林一直为脑海中出现的景象所困扰，呼啸的炸弹，路上黑压压的难民。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这次旅行是失败的——洛厄·宾菲尔德的小村庄面目全非，小时曾见到里面有硕大鲤鱼穿梭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池塘也干涸了。更糟糕的是，他潜心积虑编的谎话跟希尔达的阴谋诡计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小说结尾的调子奇特怪诞，忧心忡忡。该做的事情没有完成，人生的真正目标还在天边飘忽不定，能够看得见唯一的过去的实物，已非旧貌。谁能想到他小时候曾在这里纵情嬉戏呢？

也许令人丝毫不足为奇，《游上来吸口气》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肮脏市镇的被人欺的小商贩，小说在这点上明显地得益于H.G.韦尔斯的小说《波利先生的故事》。避债的波利先生回到自己的旧家，现在已被改为茶铺，由妻子接待顾客，这是重要的相遇的一幕；在《游上来吸口气》中，鲍林进了香烟铺，在里面呆了半分钟，看见了他的初恋情人埃尔希站在柜台后，目光呆滞，俨然一个丑陋的老妇人。小说也预示了凶兆。鲍林的一位朋友叫波蒂厄斯，是一位退休的校长，乔治·鲍林追随着他。可以理解，波蒂厄斯为他注入了成长中缺少的一些“文化”因素。波蒂厄斯并不是一个特别雄辩的人物——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很难想像他与那位胖乎乎的保险经纪人相遇的情景——但也许小说中预言式的时刻间接与他有关系。鲍林曾问过波蒂厄斯对希特勒的看法。波蒂厄斯回答说希特勒完全是朝生暮死，之后他为他的这位朋友读了一首诗。第一次这位校长甚为热情的话语并没带来慰藉，相反，鲍林心里掠过一丝奇怪的感觉。“他死了，他是幽灵。所有像他一样的人们都死了。”在戈登·康姆斯道克慷慨激昂的演讲中给人留下了一样的印象；在《一九八四》温斯顿与朱莉娅的为人所知的交流中，也留有如此的印象。

《游上来吸口气》占据了奥威尔在摩洛哥的大部分时间，但他还有其他文学任务。他继续对关于西班牙的书籍作评论，而且闹得沸沸扬扬（对E.阿林森·皮尔《西班牙的教堂1737》及埃诺·奥黛菲的《西班牙圣战》那篇评论招来了两位作者的抗议），他还为《阿黛菲》杂志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关于危机的政治回顾”。他的结论是英国人民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反对任何好战的党派，但如果号召他们加入战争，他们会义无反顾的。在这种氛围中，左派读书会为捍卫民主煽动战争，使得工党失去了预期大选的机会。他让穆尔放心，说气候对他有好处，但他的健康状况还是引起了关注。12月初，艾琳曾给杰克·康芒的妻子写过信，讲到他病了一周了（艾琳自己也病倒了），还神秘地提到“他的病是病愈过程中必要的阶段；现在看来是我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艾琳这句话是何意？“现在看来是最严重的”指的是精神萎靡不振（信的内容紧接着是抱怨摩洛哥单调乏味的生活），还是身体真正精疲力竭呢？艾琳在信中谈到了别墅井然的日常常规——仆人每天很早就到了，带来了早餐吃的新鲜的面包与牛奶，午餐与晚餐吃的蛋，黄油和水果——没有详述当时生活肯定面临的孤立隔绝的一面。奥威尔的日记，虽然记得非常详细，但也没什么有趣的：农耕法，土地使用期，“我所见到的最为悲惨的”阿拉伯葬礼等。谈到葬礼，他写到，一口粗糙的木棺，不足两英尺深的坑，被扔下去的尸体无物可遮，上面只有一个土石堆，一端摆放着或是一块砖，或是一只破旧的罐子。

住在卡萨布兰卡大道时的那个圣诞节过得真是马马虎虎。寒流使果树冻结了，艾琳病倒了，圣诞布丁从英国还没有运到，奥威尔自己承认直到傍晚他才记得那天是圣诞节。年末的信件把他的思绪牵回在巴塞罗那度过的最后的时光。那天他得知考普在关押了18个月之后释放出狱后，就拿起笔给弗兰克·杰利尼克写信。弗兰克·杰利尼克是《曼彻斯特卫报》驻西班牙左翼记者。生性直率的奥威尔谈到他认为自己在出逃前曾在路边的咖啡馆见过杰利尼克，要不是他有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间谍这样的想法，他当时就穿过马路同他讲话了。（奥威尔写道，我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不赞成“凡能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是正确的”这套论调。）尽管这些，奥威尔对于考普的出狱相当现实。共和国政府在百般折磨后却放他出来，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在圣诞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节礼日，他给杰克·康芒写了一封信，袒露了他的心迹。信的内容大部分在谈沃林顿的母鸡不下蛋了（看来似乎鸡没得什么病，否则的话，不光不下蛋，也该早死掉了），他也谈到了当地的阿拉伯人，他喜欢与他们接触，但苦于无路，还有他的作品计划。《游上来吸口气》四月完稿。奥威尔自认为原稿不像样，但同时承认他喜欢里面的部分内容，而且认为开创了一个大的主题，而此前一直无暇精心雕琢。令人迷惑，他还提到一本巨著，有两三卷，计划实施完成要花上几年的工夫。信的这些内容笼罩在淡淡的哀怨中，想想他一直陷入财力、糟糕身体的困境吧。他密切关注着风云变幻的欧洲，唯一所求的就是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写作。“告诉你，我多么希望在今后的几年里，能够快乐自在，摆脱牢狱之苦，摆脱缺钱的忧虑啊。”

但他意识到对于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左派来说，时间不多了。9月回来后，他签署了一项独立工党宣言，印发在《新领导》上，题目为“战争到来，必须抵制”。1939年1月他写给赫伯特·里德一封信，大略讲述了这次抵制的规模。赫伯特·里德曾送来一份《向自由革命者迈进》的宣言，作为自己号召民众拿起武器的呼吁。奥威尔认为该是为非法活动进行组织的时候了——掌握大批的纸张、印刷机以便印发反战的宣传册。里德感兴趣吗？几个月之后，奥威尔又写了第二封信，强调自己的革命立场。在当时情况之下，他几乎算是现代无政府主义者。比如，他提到杂志《叛乱》。这份杂志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发表了6期。他还断言，不做准备，万一有意外，必孤立无援。——而里德则提议如果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秘密备战，岂不荒谬。同时，奥威尔预测，大部分左翼分子只是将自己同“法西斯进程”联系起来。

《游上来吸口气》的头稿几乎完成了，奥威尔一家打算于4月返回英国。奥威尔告诉杰弗里戈尔，他好多了，不大咳嗽了，体重还长了7磅。西蒙别墅一带的景色沉闷乏味，乱石遍野，光秃秃的一片。但距离马拉克60英里的阿特拉斯山脉的塔德特，令奥威尔暂时摆脱了枯燥。他以赞赏的眼光看着北非回教土人勃勃人，认为那里的女人“高雅美丽”。随着春天的到来，尽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对我而言是一场噩梦”他告诉里斯太太，即理查德·里斯的母亲），回家的迫切愿望在信中表露无遗。最后，他们定下离开的日期为3月23日。消息传到莉迪亚·杰克逊是通过奥威尔写给她的一封还算俏皮的信。信中写信人“非常盼望能见到你”，一直经常想她，并提醒她“你很聪明，看完后会烧掉，对吧？”奥威尔一家原打算在头一年修葺多塞特郡别墅，但可能由于费用的缘由计划落空。那么他们将回到沃林顿。另一套方案是安置考普，然后在格林威治的奥桑尼斯处住下来，等着杰克·康芒离去，再搬进去。但这个计划也没能成功。奥威尔承认，他渴望回到英国。3月的第三个星期末，他们动身前往马拉克，从那里到卡萨布兰卡。在卡萨布兰卡，他们原打算搭载的船只延误了，运送一批茶叶的日本轮船使他们的航行顺利。同时，远方的种种迹象表明凶多吉少。就在他们离开前，多达5000的法国军队从他们住的别墅经过。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影院，他们观看了一部反映一个士兵生活的影片，从电影胶片上看到了一个恶魔般的德国。在法兰西帝国的偏僻的角落，进行如此的宣传，奥威尔认为只能意味着：战争必定要爆发了。

1939年3月30日，他们返回了英国。几小时内，奥威尔就把《游上来吸口气》的成稿放在了摩尔的办公桌上。马不停蹄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出版的过程，也许可能是着急用钱。紧接着奥威尔的目的地是索思伍德小镇，老布莱尔先生当时病得很严重。但奥威尔还能抽空到莉迪亚·杰克逊在伦敦的公寓，留了一张明信片，暗示第二天一早在前往萨福克镇之前还能过来一小时。杰克逊小姐精明地从房间撤出，促使他那天的晚些时候写信给她（“我打了3次电话，你是不是对我生气了？”）。在奥威尔从索思伍德小镇回来两三天后，两人进行了约会。结果，奥威尔得了感冒，在萨福克镇被迫卧床休息长达近一个星期。艾琳原打算待在格林威治，但老布莱尔太太由于静脉炎也病倒了，所以她赶到萨福克镇来帮忙。她对玛丽·康芒说，奥威尔的胸部状况很好，现在已在渐渐恢复。4月11日，奥威尔和艾琳终于双双回到了沃林顿。

撇开当时不断升温的国际危机不谈，奥威尔在个人生活和职业上都经受着重压。他继续秘密地写信给莉迪亚·杰克逊，但婚姻的紧张追其根源却没有在此地，而在另一个地方。艾琳一直把莉迪亚当作知心女友，所以向她倾诉自己的婚姻关系出了问题，起因好像在于“一个女教师”。同艾琳结婚前奥威尔就认识这位女教师，而且目前，在沃林顿的村民的众目睽睽之下，继续与之交往。唯一的可能她就是布伦达·塞尔凯德。据推测，奥威尔跑到倍德福德郡女教师父母的家中，去看望她。她当时由于学校假期而在休假。同时，艾琳担心戈兰茨会为《游上来吸口气》的出版设立重重障碍，因为奥威尔自评该书具有和平主义倾向，而且还以讥讽的语调叙述了左派读书会的会议。在将书送给摩尔后的几天里，艾琳一直担心重新换一家出版商可能不太好。没想到，与奥威尔的想法相反，戈兰茨拒绝听从来自英国共产党总部国王街的长鸣警钟，他只是向奥威尔提出稍微的改动。《游上来吸口气》在6月初立即出版了，并得到了好评——《工人日报》上甚至登载了充满了友好之情的印刷通告。所印的2000本已告罄（奥威尔从这儿得到的收入为125英镑，可真是一场及时雨），但他清楚，那个时候对出版小说是不利的。安东尼·鲍威尔记得，由于几个月前希特勒决定派遣军队驻扎国际自由港梅米尔，整个出版业蒙上了阴影，尤其他自己的小说《警惕变成了什么样子》（1939）受到了牵连。奥威尔三部分的传奇——他在一封信中再次向摩尔提出——不得不等待。《游上来吸口气》出版后，他提议要出版一本随笔集，最有分量的一篇是重新阅读狄更斯作品后的感想。在西蒙别墅，他潜心研读，度过漫长的一个个夜晚。这一类的作品在市场上是滞销的。但是，他深谙出版业的底细，硬是说服了戈兰茨。7月初《查尔斯·狄更斯》的草稿出来了。关于评论狄更斯的这篇文章决定性地扭转了奥威尔作为作家的轨迹。这是他写出的最佳文学批评作品之一。他立马就能洞悉到狄更斯的幽默所在及道德观，将狄更斯从视他为知己的芸芸之众中解脱出来。此外，这篇文章将狄更斯直接引入来谈论奥威尔认为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渗透着奥威尔对“英格兰”与“英国风格”的感情。那时在《阿黛菲》杂志刊登的对克拉伦斯L.斯特雷特的《论现时的团结》的一篇评论，更加证实了这种集中专注的情感。战争确有黑云压城之势，奥威尔认为，“这是由于到了关键时刻，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领袖都与君主唱对台戏。无人知晓如何激发英国人民彬彬有礼的举止。这种举止交谈处处时时能够碰到，而非通过阅报。”

6月末，从索思伍德小镇传来消息，布莱尔先生快不行了，奥威尔不得不把文章停了一个星期。布莱尔先生已经82岁高龄了，患有肠癌。对于自己任性的儿子，他早已原谅了。奥威尔很高兴，他曾告诉摩尔，“最近与先前相比，对我他不那么失望了”。其实，理查德·布莱尔处在弥留之际，在听着《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对《游上来吸口气》的一篇好评。他去世后，从奥威尔的叙述中，可以感到他做的一些事情很另类，让人匪夷所思。其中一件事是按照习俗放在死者眼睑上的铜币取下后，奥威尔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沿着繁华的主街来到公共散步场所，将这些铜币抛入了北海中。

在沃林顿，随着盛夏的到来，他开始记日记。日记里有数也数不清的剪报，来源丰富，有的取自《每日电讯报》，有的取自《小农》。这是奥威尔的精华参考文献，源源不断地显露出他关注的事物。比如，满洲国与蒙古边界发生了战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产蛋量达到了整数32亿5千万个；英格兰的东南正进行大规模的反辐射弹操练，当地老鼠猖獗，已达4百万只到5百万只之间；一些报纸正在呼吁让丘吉尔入阁；参加伊顿公学—哈罗德公学比赛的人数达到1万人，据说这是几年中人数最多，竞争最激烈的比赛。一周后，他写信给摩尔，信内附当时尚未出版的作品《在鲸的体内》内容的综述（“查尔斯·狄更斯”“儿童周刊”，还有与亨利·米勒进行书名题签的讨论）。奥威尔担心将来——他站在反战的立场上，对他而言，显然不适合任何重大的战争工作——担心钱，他甚至想《真实的贫困》的计划是否要泡汤。同时60000德军已浩浩荡荡开进波兰北部港口格但斯克，战争的前景烦扰着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每一个行业。早在8月初，在他为《时代与潮流》评论一些书籍时，他注意到这些书都围绕着“同一主题，只是距离不同而已……，我认为没必要说出这一主题。8月12日，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了，两个侦探来到别墅，说是有令来没收所有“通过信函方式寄来的书”。这些有问题的书被斥为“淫秽的”，是由杰克·凯黑恩创立的总部设在巴黎的奥博利斯克出版社出版的。亨利·米勒的出版商也是这家出版社。奥威尔后来发现，原来一封寄往出版社的信件，在希钦信件分拣室被拦截，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在奥威尔的研究中，这件小插曲不经意的出现，被赋予了象征意义——集权主义的爪子第一次掐住了他的脖子——但是奥威尔有着后知之明，他把淡化此事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警察仅仅执行命令。甚至那位公共检举人也写到，他知道，作为一个作家，奥威尔有必要拥有各种书籍，尽管有些是违禁的。抄家后的两天，奥威尔注意到，一位不知其身份的朋友在他的日记上写到：“看来，撕开与左翼分子有牵连的人的信件，现在是见怪不怪了，不必大惊小怪。”

希特勒准备入侵波兰。英国上下全力以赴在备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艾琳在白厅英国政府的审查部谋到一个职位——这意味着一周从周一到周四要住在伦敦。沃林顿的警察在增多，这次是为了安排士兵住宿。8月24日，奥威尔起程到汉普郡的林胡德，暂住到L.H.迈尔斯那儿。关于这次拜访，我们知之甚少，但这一点是明了的：奥威尔注意到，主人对于国际形势相当了解，从关系密切的熟人那里收集了不少消息（迈尔斯认识丘吉尔，据他说，丘吉尔很悲观）。英国驻德国大使带着最后通牒及对方的回应飞行穿梭于英德两国之间。纳粹军队已越过了波兰边境。9月3日，张伯伦通过广播宣战，奥威尔返回了格林威治奥桑尼斯的家，途经滑铁卢火车站。已经正式宣布宣战，全国开始行动起来。文人们在日记中纷纷表达了他们既担忧又感到难以相信的思想。“我感到好像我不会再拿起笔了……”斯蒂芬·斯彭德那天清早写到。“我必须伸出手，掌握一些事实。事情真是非同寻常。”在斯彭德看来，那些铝制的防空气球就像钉牢在天空中的道道闪电。